晋书 列传·第四十五章 晋书 王湛传 王承传 王述传 王坦之传 王绥传 王峤传 等原文及白话文翻译

jdzhouhong

晋书 列传·第四十五章 晋书 王湛传 王承传 王述传 王坦之传 王绥传 王峤传 等原文及白话文翻译

王湛，字处冲，司徒浑之弟也。少有识度。身长七尺八寸，龙颡大鼻，少言语。初有隐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为痴，其父昶独异焉。遭父丧，居于墓次。服阕，阖门守静，不交当世，冲素简淡，器量隤然，有公辅之望。

兄子济轻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淇。湛命取菜蔬，对而食之。济尝诣湛，见床头有《周易》，问曰：“叔父何用此为？”湛曰：“体中不佳时，脱复看耳。”济请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济所未闻也。济才气抗迈，于湛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栗然，心形俱肃。遂留连弥日累夜，自视缺然，乃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之罪也。”既而辞去，湛送至门。济有从马绝难乘，济问湛曰：“叔颇好骑不？”湛曰：“亦好之。”因骑此马，姿容既妙，回策如萦，善骑者无以过之。又济所乘马，甚爱之，湛曰：“此马虽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见督邮马当胜，但刍秣不至耳。”济试养之，而与己马等。湛又曰：“此马任重方知之，平路无以别也。”于是当蚁封内试之，济马果踬，而督邮马如常。济益叹，还白其父，曰：“济始得一叔，乃济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为痴，每见济，辄调之曰：“卿家痴叔死未？”济常无以答。及是，帝又问如初，济曰：“臣叔殊不痴。”因称其美。帝曰：“谁比？”济曰：“山涛以下，魏舒以上。”时人谓湛上方山涛不足，下比魏舒有余。湛闻曰：“欲处我于季孟之间乎？”

湛少仕历秦王文学、太子洗马、尚书郎、太子中庶子，出为汝南内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

承字安期。清虚寡欲，无所修尚。言理辩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饰文辞，有识者服其约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贵异之，比南阳乐广焉。永宁初，为骠骑参军。值天下将乱，乃避难南下。迁司空从事中郎。豫迎大驾，赐爵蓝田县侯。迁尚书郎，不就。东海王越镇许，以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其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若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在府数年，见朝政渐替，辞以母老，求出。越不许。久之，迁东海太守，政尚清净，不为细察。小吏有盗池不鱼者，纲纪推之，承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耶！”有犯夜者，为吏所拘，承问其故，答曰：“从师受书，不觉日暮。”承曰：“鞭挞宁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归家。其从容宽恕若此。

寻去官，东渡江。是时道路梗涩，人怀危惧，承每遇艰险，处之夷然，虽家人近习，不见其忧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叹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为元帝镇东府从事中郎，甚见优礼。承少有重誉，而推诚接物，尽弘恕之理，故众咸亲爱焉。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论者以为祖不及孙，孙不及父。子述嗣。

述字怀祖。少孤，事母以孝闻。安贫守约，不求闻达。性沈静，每坐客驰辨，异端竞起，而述处之恬如也。少袭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既见，无他言，惟问以江东米价。述但张目不答。导曰：“王掾不痴，人何言痴也？”尝见导每发言，一坐莫不赞美，述正色曰：“人非尧舜，何得每事尽善！”导改容谢之，庾亮曰：“怀祖清贞简贵，不减祖、父，但旷淡微不及耳。”

康帝为骠骑将军，召补功曹，出为宛陵令。太尉、司空频辟，又除尚书吏部郎，并不行。历庾冰征虏长史。时庾翼镇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兽入府，欲移镇避之。述与冰笺曰：

窃闻安西欲移镇乐乡，不审此为算邪，将为情邪？若谓为算，则彼去武昌千有余里，数万之众造创移徒，方当兴立城壁，公私劳扰。若信要害之地，所宜进据，犹当计移徙之烦，权二者轻重，况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强胡陆梁，当畜力养锐，而无故迁动，自取非算。又江州当溯流数千，供继军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实是江东镇戍之中，非但捍御上流而已。急缓赴告，骏奔不难。若移乐乡，远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岳取重将，故当居要害之地，为内外形势。使窥窬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则天道玄远，鬼神难言，妖祥吉凶，谁知其故！是以达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谶，卒为刘项之资；周恶檿弧之谣，而成褒姒之乱。此既然矣。历观古今，鉴其遗事，妖异速祸败者，盖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审，且当择人事之胜理，思社稷之长计，斯则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

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于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则其次也。乐乡之举，咸谓不可。愿将军体国为家，固审此举。

时朝议亦不允，翼遂不移镇。

述出补临海太守，迁建威将军、会稽内史。莅政清肃，终日无事。母忧去职。服阕，代殷浩为扬州刺史，加征虏将军。初至，主簿请讳。报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内，远近所知；内讳不出门，余无所讳。”寻加中书监，固让，经年不拜。复加征虏将军，进都督扬州徐州之琅邪诸军事、卫将军、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寻迁散骑常侍、尚书令，将军如故。述每受职，不为虚让，其有所辞，必于不受。至是，子坦之谏，以为故事应让。述曰：“汝谓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让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为复让！人言汝胜我，定不及也。”坦之为桓温长史。温欲为子求婚于坦之。及还家省父，而述爱坦之。虽长大，犹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痴邪！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辞以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简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长，直以真率便敌人耳。谢安亦叹美之。

初，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为州司所检，有一千三百条。王导使谓之曰：“名父之子不患无禄，屈临小县，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当止。时人未之达也。”比后屡居州郡，清洁绝伦，禄赐皆散之亲故，宅宇旧物不革于昔，始为当时所叹。但性急为累。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掷地。鸡子圆转不止，便下床以屐齿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内口中，啮破而吐之。既跻重位，每以柔克为用。谢奕性粗，尝忿述，极言骂之。述无所应，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复坐。人以此称之。

太和二年，以年迫悬车，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笺于文皇帝曰：‘昔与南阳宗世林共为东宫官属。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励，恐见废弃，时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寿，致仕之年，不为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虽是笺书，乃实训诫。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礼敬废替。犹谓可有差理，日复一日，而年衰疾痼，永无复瞻华幄之期。乞奉先诫，归老丘园。”不许。述竟不起。三年卒，时年六十六。

初，桓温平洛阳，议欲迁都，朝廷忧惧，将遣侍中止之。述曰：“温欲以虚声威朝廷，非事实也。但从之，自无所至。”事果不行。又议欲移洛阳钟虡，述曰：“永嘉不竞，暂都江左。方当荡平区宇，旋轸旧京。若其不耳，宜改迁园陵。不应先事钟虡。”温竟无以夺之。追赠侍中、骠骑将军、开府，谥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简。子坦之嗣。

坦之字文度。弱冠与郗超俱有重名，时人为之语曰：“盛德绝伦郗嘉宾，江东独步王文度。”嘉宾，超小字也。仆射江[A170]领选，将拟为尚书郎。坦之闻曰：“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见拟！”[A170]遂止。简文帝为抚军将军，辟为掾。累迁参军、从事中郎，仍为司马，加散骑常侍。出为大司马桓温长史。寻以父忧去职，服阕。征拜侍中，袭父爵。时卒士韩怅逃之归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怅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为怅束身自归，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诬，宜附罪疑从轻之例，遂以见原。海西公废，领左卫将军。

坦之有风格，尤非时俗放荡，不敦儒教，颇尚刑名学，著《废庄论》曰：

荀卿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扬雄亦曰“庄周放荡而不法”，何晏云“鬻庄躯，放玄虚，而不周乎时变”。三贤之言，远有当乎！夫独构之唱，唱虚而莫和；无感之作，义偏而用寡。动人由于兼忘，应物在乎无心。孔父非不体远，以体远故用近；颜子岂不具德，以德备故膺教。胡为其然哉？不获已而然也。

夫自足者寡，故理悬于羲农；徇教者众，故义申于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万不同，孰知正是！虽首阳之情，三黜之智，摩顶之甘，落毛之爱，枯槁之生，负石之死，格诸中庸，未入乎道，而况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难肆，惧违行以致讼，悼司彻之贻悔，审褫带之所缘，故陶铸群生，谋之未兆，每摄其契，而为节焉。使夫敦礼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诚存而邪忘，利损而竞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盖善暗者无怪，故所遇而无滞，执道以离俗，孰逾于不达！语道而失其为者，非其道也；辩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况扬之以为风乎！且即濠以寻鱼，想彼之我同；推显以求隐，理得而情昧。若夫庄生者，望大庭而抚契，仰弥高于不足，寄积想于三篇，恨我怀之未尽，其言诡谲，其义恢诞。君子内应。从我游方之外，众人因藉之，以为弊薄之资。然则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庄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鲁酒薄而邯郸围，庄生作而风俗颓。礼与浮云俱征，伪与利荡并肆，人以克己为耻，士以无措为通，时无履德之誉，俗有蹈义之愆。骤语赏罚不可以造次，屡称无为不可与适变。虽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

昔汉阴丈人修浑沌之术，孔子以为识其一不识其二。庄生之道，无乃类乎！与夫如愚之契，何殊间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为而不争，圣之德也。群方所资而莫知谁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弥贯九流，玄同彼我，万物用之而不既，亹癖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又领本州大中正。简文帝临崩，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帝曰：“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帝乃使坦之改诏焉。

温薨，坦之与谢安共辅幼主，迁中书令，领丹阳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徐兗二州刺史，镇广陵。将之镇，上表曰：

臣闻人君之道以孝敬为本，临御四海以委任为贵。恭顺无为，则盛德日新；亲杖贤能，则政道邕睦。昔周成、汉昭，并以幼年纂承大统。当时天下未为无难，终能显扬祖考，保安社稷，盖尊尊亲亲，信纳大臣之所致也。

伏维陛下诞奇秀之姿，禀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广，方须训导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体，过于三母，先帝奉事积年，每称圣明。臣愿奉事之心，便当自同孝宗；太后慈爱之隆，亦不必异所生。琅邪王、余姚主及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诲，导习仪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属非至亲，自为疏疑。昔肃祖崩殂，成康幼冲，事无大小，必谘丞相导，所以克就圣德，实此之由，今仆射臣安、中军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绸缪缱绻，并志竭忠贞，尽心尽力，归诚陛下，以报先帝。愚谓周旋举动。皆应谘此二臣。二臣之于陛下，则周之旦奭，汉之霍光，显宗之于王导。冲虽在外，路不云远，事容信宿，必宜参详，然后情听获尽，庶事可毕。

又天听虽聪，不启不广；群情虽忠，不引不尽。宜数引侍臣，询求谠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犹尚诫惧，日昃不倦；况今艰难理尽，虑经安危，祖宗之基系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务道，以申先帝尧舜之风。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

表奏，帝纳之。

初，谢安爱好声律，期功之惨，示废妓乐颇，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谏之。安遗坦之书曰：“知君思相爱惜之至。仆所求者声，谓称情义，无所不可为，卿复以自娱耳。若絜轨迹，崇世教，非所拟议，亦非所屑。常谓君粗得鄙趣者，犹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为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诚心而行，独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谓。意者以为人之体韵犹器之方圆，方圆不可错用，体韵岂可易处！各顺其方，以弘其业，则岁寒之功必有成矣。实吾子少立德行，体议淹允，加以令地，优游自居，佥曰之谈，咸以请远相许，至于此事，实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见其可。以此为濠上，悟之者得无鲜乎！且天下之宝，故为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为不可以天下为心乎？想君幸复三思。”书往反数四，安竟不从。

坦之又尝与殷康子书论公谦之义曰：

夫天道以无私成名，二仪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无亲而非理；成名在乎无私，故在当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圣人所以济化，由斯论之，公道体于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谦义生于不足，故时弊而义著。故大禹、咎繇称功言惠而成名于彼，孟反、范燮殿军后入而全身于此。从此观之，则谦公之义固以殊矣。

夫物之所美，己不可收；人之所贵，我不可取。诚患人恶其上，众不可盖，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损焉。隆名在于矫伐，而不在于期当，匿迹在于违显，而不在于求是。于是谦光之义与矜竞而俱生，卑挹之义与夸伐而并进。由亲誉生于不足，未若不知之有余；良药效于瘳疾，未若无病之为贵也。

夫乾道确然，示人易矣；坤道贵然，示人简矣。二象显于万物，两德彰于群生，岂矫枉过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观之，则大通之道公坦于天地，谦伐之议险崨于人事。今存公而废谦，则自伐者托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党以致惑。此王生所谓同貌而实异，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根，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则玄指自显；若寻其末，弊无不至。岂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贪而忘于谅哉！

康子及袁宏并有疑难，坦之标章擿句，一一申而释之，莫不厌服。又孔严著《通葛论》，坦之与书赞美之。其忠公慷慨，标明贤胜，皆此类也。

初，坦之与沙门竺法师甚厚，每共论幽明报应。便要先死者当报其事。后经年，师忽来云：“贫道已死，罪福皆不虚。惟当勤修道德，以升济神明耳。”言讫不见。坦之寻亦卒，时年四十六。临终，与谢安、桓冲书，言不及私，惟忧国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赠安北将军，谥曰献。

祎之字文邵。少知名，尚寻阳公主，历中书侍郎。年未三十而卒，赠散骑常侍。

坦之四子：恺、愉、国宝、忱。

恺字茂仁，愉字茂和，并少践清阶。恺袭父爵，愉稍迁骠骑司马，加辅国将军。恺太元末为侍中，领右卫将军，多所献替。兄弟贵盛，当时莫比。

及王恭等讨国宝，恺、愉并请解职。以与国宝异生，又素不协，故得免祸。国宝既死，出恺为吴郡内史，愉为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辅国将军、假节。未几，征恺为丹阳尹。及桓玄等至江宁，恺令兵守石头。俄而玄等走，复为吴郡。病卒，追赠太常。

愉至镇，未几，殷仲堪、桓玄、杨佺期举兵应王恭，乘流奄至。愉既无备，惶遽奔临川，为玄所得。玄盟于寻阳，以愉置坛所，愉甚耻之。及事解，除会稽内史。玄篡位，以为尚书仆射。”刘裕义旗建，加前将军。愉既桓氏婿，父子宠贵，又尝轻侮刘裕，心不自安，潜结司州刺史温详，谋作乱，事泄，被诛，子孙十余人皆伏法。

国宝少无士操，不修廉隅。妇父谢安恶其倾侧，每抑而不用。除尚书郎。国宝以中兴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为余曹郎，甚怨望，固辞不拜。从妹为会稽王道子妃，由是与道子游处，遂间毁安焉。

及道子辅政，以为秘书丞。俄迁琅邪内史，领堂邑太守，加辅国将军。人补侍中，迁中书令、中领军，与道子持威权，扇动内外。中书郎范宁，国宝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谀，劝孝武帝黜之。国宝乃使陈郡袁悦之因尼支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说国宝忠谨，宜见亲信。帝知之，托以他罪杀悦之。国宝大惧，遂因道子谮毁宁，宁由是出为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国宝自表求解职迎母。并奔忱丧。诏特赐假，而盘桓不时进发，为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国宝惧罪，衣女子衣，托为王家婢，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于帝，故得原。后骠骑参军王徽请国宝同宴，国宝素骄贵使酒，怒尚书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盘盏乐器掷台之，台之不敢言，复为粲所弹。诏以国宝纵肆情性，甚不可长，台之懦弱，非监司体，并坐免官。顷之，复职，愈骄蹇不遵法度。起斋侔清暑殿，帝恶其僭侈。国宝惧，遂谄媚于帝，而颇疏道子。道子大怒，尝于内省面责国宝，以剑掷之，旧好尽矣。

是时王雅亦有宠，荐王珣于帝。帝夜与国宝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将至，国宝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倾其宠，因曰：“王珣当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见。”帝遂止，而以国宝为忠。将纳国宝女为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

安帝即位，国宝复事道子，进从祖弟绪为琅邪内史，亦以佞邪见知。道子复惑之，倚为心腹，并为时之所疾。国宝遂参管朝权，威震内外。迁尚书左仆射。领选，加后将军、丹阳尹，道子悉以东宫兵配之。

时王恭与殷仲堪并以才器，各居名籓。恭恶道子、国宝乱政，屡有忧国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惮之，将谋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讨国宝为名，国宝惶遽不知所为。绪说国宝，令矫道子命，召王珣、车胤杀之，以除群望，因挟主相以讨诸侯。国宝许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问计于珣。珣劝国宝放兵权以迎恭，国宝信之。语在《珣传》。又问计于胤，胤曰：“南北同举，而荆州未至，若朝廷遣军，恭必城守。昔桓公围寿阳，弥时乃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将何以待之？”国宝尤惧，遂上疏解职，诣阙待罪。既而悔之，祚称诏复其本官，欲收其兵距王恭。

道子既不能距诸侯，欲委罪国宝，乃遣谯王尚之收国宝，付廷尉，赐死，并斩绪于市。以谢王恭。国宝贪纵聚敛，不知纪极，后房伎妾以百数，天下珍玩充满其室。及王恭伏法，诏追复国宝本官。元兴初，桓玄得志，表徙其家属于交州。

忱字元达。弱冠知名，与王恭、王珣俱流誉一时。历位骠骑长史。尝造其舅范宁，与张玄相遇，宁使与玄语。玄正坐敛衽，待其有发，忱竟不与言，玄失望便去。宁让忱曰：“张玄，吴中之秀，何不与语？”忱笑曰：“张祖希欲相识，自可见诣。”宁谓曰：“卿风流隽望，真后来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宁使报玄，玄束带造之，始为宾主。

太元中，出为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建武将军、假节。忱自恃才气，放酒诞节，慕王澄之为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谈者忧之。及镇荆州，威风肃然，殊得物和。桓玄时在江陵，既其本国。且奕叶故义，常以才雄驾物。忱每裁抑之。玄尝诣忱，通人未出，乘轝直进。忱对玄鞭门干，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尝朔日见客，仗卫甚盛，玄言欲猎，借数百人，忱悉给之。玄惮而服焉。

性任达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饮连月不醒，或裸体而游，每欢三日不叹，便觉形神不相亲。妇父尝有惨，忱乘醉吊之，妇父恸哭，忱与宾客十许人，连臂被发裸身而入，绕之三币百而出。其所行多此类。数年卒官，追赠右将军，谥曰穆。

绥字彦猷。少有美称，厚自矜迈，实鄙而无行。愉为殷、桓所捕，绥未测存亡，在都有忧色，居处饮食，每事贬降，时人每谓为“试守孝子”。桓玄之为太尉，绥以桓氏甥甚见宠待，为太尉右长史。及玄篡，迁中书令。刘裕建义，以为冠军将军。其家夜中梁上无故有人头堕于床，而流血滂沲。俄拜荆州刺史、假节。坐父愉之谋，与弟纳并被诛。

初，绥与王谧、桓胤齐名，为后进之秀。谧位官既极，保身而终。胤以从坐诛，声称犹全。绥身死，名论殆尽，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昶父汉雁门太守泽已有名称，忱又秀出，绥亦著称，八叶继轨，轩冕莫与为比焉。

峤字开山。祖默，魏尚书。父佑，以才智称，为杨骏腹心。骏之排汝南王亮，退卫瓘，皆佑之谋也。位至北军中候。峤少有风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携其二弟避乱渡江。时元帝镇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并有操行，宜蒙饰叙。且可给钱三十万，帛三百匹，米五十斛，亲兵二十人。”寻以峤参世子东中郎军事。不就。愍帝征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阳王保辟，皆以道险不行。元帝作相，以为水曹属，除长山令，迁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请为参军，爵九原县公。

敦在石头，欲禁私伐蔡洲荻，以问群下。时王师新败，士庶震惧，莫敢异议。峤独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悦。敦将杀周顗、戴若思，峤于坐谏曰：“济济多士，交王以宁。安可戮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斩峤，赖谢鲲以免。敦犹衔之，出为领军长史。敦平后，除中书侍郎，兼大著作，固辞。转越骑校尉，频迁吏部郎、御史中丞、秘书监，领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议欲以峤为丹阳尹。峤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补庐陵郡，乃拜峤庐陵太守。以峤家贫，无以上道，赐布百匹。钱十万。寻卒官，谥曰穆。子淡嗣，历位右卫将军、侍中、中护军、尚书、广州刺史。淡子度世，骁骑将军。

袁悦之，字元礼，陈郡阳夏人也。父朗，给事中。悦之能长短说，甚有精理。始为谢玄参军，为玄所遇，丁忧去职。服阕还都，止赍《战国策》，言天下要惟此书。后甚为会稽王道子所亲爱，每劝道子专览朝权，道子颇纳其说。俄而见诛。

祖台之，字元辰，范阳人也。官至侍中、光禄大夫。撰志怪，书行于世。

荀崧，字景猷，颍川临颍人，魏太尉彧之玄孙也。父頵，羽林右监、安陵乡侯，与王济、何劭为拜亲之友。崧志操清纯，雅好文学。龆龀时，族曾祖顗见而奇之，以为必兴頵门。弱冠，太原王济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陈郡袁侃，谓侃弟奥曰：“近见荀监子，清虚名理，当不及父，德性纯粹，是贤兄辈人也。”其为名流所赏如此。泰始中，诏以崧代兄袭父爵，补濮阳王允文学。与王敦、顾荣、陆机等友善，赵王伦引为相国参军。伦篡，转护军司马、给事中，稍迁尚书吏部郎、太弟中庶子，累迁侍中、中护军。

王弥入洛，崧与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亡。贼追将及，同旅散走，崧被发从车，守丧号泣。贼至，弃其母尸于地，夺车而去。崧被四创，气绝，至夜方苏。葬母于密山。服阕，族父籓承制，以崧监江北军事、南中郎将、后将军、假节、襄城太守。时山陵发掘，崧遣主簿石览将兵入洛，修复山陵。以勋进爵舞阳县公，迁都督荆州江北诸军事、平南将军，镇宛，改封曲陵公。为贼杜曾所围。石览时为襄城太守，崧力弱食尽，使其小女灌求救于览及南中郎将周访。访即遣子抚率兵三千人会石览，俱救崧。贼闻兵至，散走。崧既得免，乃遣南阳中部尉王国、刘愿等潜军袭穰县，获曾从兄伪新野太守保，斩之。

元帝践阼，征拜尚书仆射，使崧与协共定中兴礼仪。从弟馗早亡，二息序、廞，年各数岁，崧迎与共居，恩同其子。太尉、临淮公荀顗国胤废绝，朝庭以崧属近，欲以崧子袭封。崧哀序孤微，乃让封与序，论者称焉。转太常。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崧以为不可，乃上疏曰：

自丧乱以来，儒学尤寡，今处学则阙明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俊。昔咸宁、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一则应对殿堂，奉酬顾问；二则参训国子，以弘儒训；三则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以得质疑。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河图秘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

传称“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二子终而大义乖”。自顷中夏殄瘁，讲诵遏密，斯文之道，将堕于地。陛下圣哲龙飞，恢崇道教，乐正雅颂，于是乎在。江、扬二州，先渐声教，学士遗文，于今为盛。然方畴昔，犹千之一。臣学不章句，才不弘通，方之华实，儒风殊邈。思竭驽骀，庶增万分。愿斯道隆于百世之上，搢绅咏于千载之下。

伏闻节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旧置十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能半，宜及节省之制，以时施行。今九人以外，犹宜增四。愿陛下万机余暇，时垂省览。宜为郑《易》置博士一人，郑《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谷梁》博士一人。

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孔子惧而作《春秋》。诸侯讳妒，惧犯时禁，是以微辞妙旨，义不显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其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信多奇伟，学者好之。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隽，断决明审，董仲舒之所善也。谷梁赤师徒相传，暂立于汉世。向、歆，汉之硕儒，犹父子各执一家，莫肯相从。其书文清义约，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载，亦足有所订正。是以三传并行于先代，通才未能孤废。今去圣久远，其文将堕，与其过废，宁与过立。臣以为三传虽同曰《春秋》，而发端异趣，案如三家异同之说，此乃义则战争之场，辞亦剑戟之锋，于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学。

元帝诏曰：“崧表如此，皆经国之务。为政所由。息马投戈，犹可讲艺，今虽日不暇给，岂忘本而遗存邪！可共博议者详之。”议者多请从崧所奏。诏曰：“《谷梁》肤浅，不足置博士，余如奏。”会王敦之难，不行。

敦表以崧为尚书左仆射。及帝崩，群臣议庙号，王敦遣使谓曰：“豺狼当路，梓宫未反，祖宗之号，宜别思详。”崧议以为：“礼，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纵圣哲，光启中兴，德泽侔于太戊，功惠迈于汉宣，臣敢依前典，上号曰中宗。”既而与敦书曰：“承以长蛇未翦，别详祖宗。先帝应天受命，以隆中兴；中兴之主，宁可随世数而迁毁！敢率丹直。询之朝野，上号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请，专辄之愆，所不敢辞。”初，敦待崧甚厚，欲以为司空，于此衔之而止。

太宁初，加散骑常侍，后领太子太傅。以平王敦功，更封平乐伯。坐使威仪为猛兽所食，免职。后拜金紫光禄大夫、录尚书事，散骑常侍如故。迁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如故。又领秘书监，给亲兵百二十人。年虽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

苏峻之役，崧与王导、陆晔共登御床拥卫帝，及帝被逼幸石头，崧亦侍从不离帝侧。贼平，帝幸温峤舟，崧时年老病笃，犹力步而从。咸和三年薨，时年六十七。赠侍中，谥曰敬。

其后著作郎虞预与丞相王导笺曰：“伏见前秘书、光禄大夫荀公，生于积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称，历位内外，在贵能降。苏峻肆虐，乘舆失幸，公处嫌忌之地，有累卵之危，朝士为之寒心，论者谓之不免。而公将之以智，险而不慑，扶侍至尊，缱绻不离。虽无扶迎之勋，宜蒙守节之报。且其宣慈之美，早彰远近，朝野之望，许以台司，虽未正位，已加仪同。至守终纯固，名定阖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之望，没无鼎足之名，宠不增于前秩，荣不副于本望，此一时愚智所慷慨也。今承大弊之后，淳风颓散，苟有一介之善，宜在旌表之例，而况国之元老，志节若斯者乎！”不从。升平四年，崧改葬，诏赐钱百万，布五千匹。有二子：蕤、羡。蕤嗣。

蕤字令远。起家秘书郎，稍迁尚书左丞。蕤有仪操风望，雅为简文帝所重。时桓温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温。蕤言于帝曰：“若温复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复园陵，将何以加此！”于是乃止。转散骑常侍、少府，不拜，出补东阳太守。除建威将军、吴国内史。卒官。籍嗣位，至散骑常侍、大长秋。

羡字令则。清和有准。才年七岁，遇苏峻难，随父在石头，峻甚爱之，恆置膝上。羡阴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杀贼。”母掩其口，曰：“无妄言！”年十五，将尚寻阳公主，羡不欲连婚帝室，仍远遁去。监司追，不获已，乃出尚公主，拜驸马都尉。弱冠，与琅邪王洽齐名，沛国刘惔、太原王濛、陈郡殷浩并与交好。

骠骑将军何充出镇京口，请为参军。穆帝又以为抚军参军，征补太常博士，皆不就。后拜秘书丞、义兴太守。征北将军褚裒以为长史。既到，裒谓佐吏曰：“荀生资逸群之气，将有冲天之举，诸君宜善事之。”寻迁建威将军、吴国内史。除北中郎将、徐州刺史、监徐兗二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假节。殷浩以羡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时年二十八，中兴方伯，未有如羡之少者。羡至镇，发二州兵，使参军郑袭戍准阴。羡寻北镇准阴，屯田于东阳之石鳖。寻加监青州诸军事，又领兗州刺史，镇下邳。羡自镇来朝，时蔡谟固让司徒，不起，中军将军殷浩欲加大辟，以问于羡。羡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举。”浩乃止。

及慕容俊攻段兰于青州，诏使羡救之。俊将王腾、赵盘寇琅邪、鄄城，北境骚动。羡讨之，擒腾，盘迸走。军次琅邪，而兰已没，羡退还下邳，留将军诸葛攸、高平太守刘庄等三千人守琅邪，参军戴逯、萧鎋二千人守泰山。是时，慕容兰以数万众屯汴城，甚为边害。羡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东阿以征之。临阵，斩兰。帝将封之，羡固辞不受。

先是，石季龙死，胡中大乱，羡抚纳降附，甚得众心。以疾笃解职。后除右军将军，加散骑常侍，让不拜。升平二年卒，时年三十八。帝闻之，叹曰：“荀令则、王敬和相继凋落，股肱腹心将复谁寄乎！”追赠骠骑将军。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晷之孙也。父稚，蚤卒。汪少孤贫，六岁过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见而奇之，曰：“兴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丧母，居丧尽礼，亲邻哀之。及长，好学。外氏家贫，无以资给，汪乃庐于园中，布衣蔬食，然薪写书，写毕，诵读亦遍，遂博学多通，善谈名理。弱冠，至京师，属苏峻作难。王师败绩，汪乃遁逃西归。庾亮、温峤屯兵寻阳，时行李断绝，莫知峻之虚实，咸恐贼强，未敢轻进。及汪至，峤等访之，汪曰：“贼政令不一，贪暴纵横，灭亡已兆，虽强易弱。朝廷有倒悬之急，宜时进讨。”峤深纳之。是日，护军、平南二府礼命交至，始解褐，参护军事。贼平，赐爵都乡侯。复为庾亮平西参军、从讨郭默，进爵亭侯。辟司空郗鉴掾，除宛陵令。复参亮征西军事，转州别驾。汪为亮佐使十有余年，甚相钦待。转鹰扬将军、安远护军、武陵内史，征拜中书侍郎。

时庾翼将悉郢汉之众以事中原，军次安陆，寻转屯襄阳。汪上疏曰：

臣伏思安西将军翼今至襄阳，仓卒攻讨，凡百草创，安陆之调，不复为襄阳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汉乾涸，皆当鱼贯百行，排推而进。设一处有急，势不相救。臣所至虑一也。又既至之后，桓宣当出。宣往实翦豺狼之林，招携贰之众，待之以至宽，御之以无法。田畴垦辟，生产始立，而当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难测。臣所至虑二也。襄阳顿益数万口，奉师之费，皆当出于江南。运漕之难，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计。臣之所至虑三也。且申伯之尊，而与边将并驱。又东军不进，殊为孤悬。兵书云：“知彼知此，百战不殆。知彼不知此，一胜一负。”贼诚衰弊，然得臣犹在；我虽方隆，今实未暇。而连兵不解，患难将起，臣所至虑四也。

翼岂不知兵家所患常在于此，顾以门户事任，忧责莫大，晏然终年，忧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辄行，毕命原野。以翼宏规经略，文武用命，忽遇衅会，大事便济。然国家之虑，常以万全，非至安至审，王者不举。臣谓宜严诏谕翼，还镇养锐，以为后图。若少合圣听，乞密出臣表，与车骑臣冰等详共集议。

寻而骠骑将军何充辅政，请为长史。桓温代翼为荆州，复以汪为安西长史。温西征蜀，委以留府。蜀平，进爵武兴县侯。而温频请为长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请还京，求为东阳太守。温甚恨焉。在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顷之，召入，频迁中领军、本州大中正。时简文帝作相，甚相亲昵，除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安北将军、徐兗二州刺史、假节。

既而桓温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国，以失期，免为庶人。朝廷惮温不敢执，谈者为之叹恨。汪屏居吴郡，从容讲肆，不言枉直。后至姑孰，见温。温时方起屈滞以倾朝廷，谓汪远来诣己，倾身引望，谓袁宏曰：“范公来，可作太常邪？”汪既至，才坐，温谢其远来意。汪实来造温，恐以趋时致损，乃曰：“亡兒瘗此，故来视之。”温殊失望而止。时年六十五，卒于家。赠散骑常侍，谥曰穆。长子康嗣，早卒。康弟宁，最知名。

宁字武子。少笃学，多所通览。简文帝为相，将辟之，为桓温所讽，遂寝不行。故终温之世，兄弟无在列位者。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乃著论曰：

或曰：“黄唐缅邈，至道沦翳，濠濮辍咏，风流靡托，争夺兆于仁义，是非成于儒墨。平叔神怀超绝，辅嗣妙思通微，振千载之颓纲，落周孔之尘网。斯盖轩冕之龙门，濠梁之宗匠。尝闻夫子之论，以为罪过桀纣，何哉？”

答曰：“子信有圣人之言乎？夫圣人者，德侔二仪，道冠三才，虽帝皇殊号，质文异制，而统天成务，旷代齐趣。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搢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堕。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欤！昔夫子斩少正于鲁，太公戮华士于齐，岂非旷世而同诛乎！桀纣暴虐，正足以灭身覆国，为后世鉴诫耳，岂能回百姓之视听载！王何叨海内之浮誉，资膏粱之傲诞，画螭魅以为巧，扇无检以为俗。郑声之乱乐，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自丧之衅小，迷众之愆大也。”

宁崇儒抑俗，率皆如此。

温薨之后，始解褐为余杭令，在县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后，风化大行。自中兴已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在职六年，迁临淮太守，封阳遂乡侯。顷之，征拜中书侍郎。在职多所献替，有益政道。时更营新庙，博求辟雍、明堂之制，宁据经传奏上，皆有典证。孝武帝雅好文学，甚被亲爱，朝廷疑议，辄谘访之。宁指斥朝士，直言无讳。

王国宝，宁之甥也，以谄媚事会稽王道子，惧为宁所不容，乃相驱扇，因被疏隔。求补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试死邪？”宁不信卜占，固请行，临发，上疏曰：“臣闻道尚虚简，政贵平静，坦公亮于幽显，流子爱于百姓，然后可以经夷险而不忧，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举，而仓庾虚秏，帑藏空匮。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刑翦发，要求复除，生兒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岂不怨结人鬼，感伤和气。臣恐社稷之忧，积薪不足以为喻。臣久欲粗启所怀，日复一日。今当永离左右，不欲令心有余恨。请出臣启事，付外详择。”帝诏公卿牧守普议得失，宁又陈时政曰：

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圣王作制，籍无黄白之别。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斯诚并兼者之所执，而非通理者之笃论也。古者失地之君，犹臣所寓之主，列国之臣，亦有违適之礼。随会仕秦，致称《春秋》；乐毅宦燕，见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随世迁移，何至于今而独不可？

凡荒郡之人，星居东西，远者千余，近者数百，而举召役调，皆相资须，期会差违，辄致严坐，人不堪命，叛为盗贼。是以山湖日积，刑狱愈滋。今荒小郡县，皆宜并合，不满五千户，不得为郡，不满千户，不得为县。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顷者选举，惟以恤贫为先，虽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找吏，牵置无常，或兼台职，或带府官。夫府以统州，州以监郡，郡以莅县，如令互相领帖，则是下官反为上司，赋调役使无复节限。且牵曳百姓，营起廨舍，东西流迁，人人易处，文书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为私家，后来新官，复应修立。其为弊也，胡可胜言！

又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杖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称计。监司相容，初无弹纠。其中或有清白，亦复不见甄异。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人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若是功勋之臣，则已享裂土之祚，岂应封外复置吏兵乎！谓送故之格宜为节制，以三年为断，夫人性无涯，奢俭由势。今并兼之士亦多不瞻，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禄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无节。蒱酒永日，驰骛卒年，一宴之馔，费过十金，丽服之美，不可赀算，盛狗马之饰，营郑卫之音，南亩废而不垦，讲诵阙而无闻，凡庸竞驰，傲诞成俗。谓宜验其乡党，考其业尚，试其能否，然后升进。如此，匪惟家给人足，贤人岂不继踵而至哉！

官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从补役，一愆之违，辱及累世，亲戚傍支，罹其祸毒，户口减秏，亦由于此。皆宜料遣，以全国信，礼，十九为长殇，以其未成人也。十五为中殇，以为尚童幼也。今以十六为全丁，则备成人之役矣。以十三为半丁，所任非复童幼之事矣。岂可伤天理，远经典，困苦万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礼文，以二十为全丁，十六至十九为半丁，则人无夭折，生长滋繁矣。

帝善之。

初，宁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启多合旨。宁在郡又大设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磬石，以供学用，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余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续五经。又起学台，功用弥广，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宁入参机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浊，所为狼籍。郡城先有六门，宁悉改作重楼，复更开二门，合前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寻宗庙之设，各有品秩，而宁自置家庙。又下十五县，皆使左宗庙，右社稷，准之太庙，皆资人力，又夺人居宅，工夫万计。宁若以古制宜崇，自当列上，而敢专辄，惟在任心。州既闻知，既符从事，制不复听。而宁严威属县，惟令速立。愿出臣表下太常，议之礼典。”诏曰：“汉宣云：可与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宁果如凝之所表者，岂可复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时为天门太守，弃官称诉。帝以宁所务惟学，事久不判。会赦，免。

初，宁尝患目痛就中书侍郎张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阳里子少得其术，以授鲁东门伯，鲁东门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也上传。及汉杜子夏郑康成、魏高堂隆、晋左太冲，凡此诸贤，并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损读书一，减思虑二，专内视三，简外观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气簁，蕴于胸中七日，然后纳诸方寸。修之一时，近能数其目睫，远视尺捶之余。长服不已，洞见墙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既免官，家于丹阳，犹勤经学，终年不辍。年六十三，卒于家。

初，宁以《春秋谷梁氏》未有善释，遂沈思积年，为之集解。其义精审，为世所重。既而徐邈复为之注，世亦称之。

子泰，元熙中，为护军将军。

坚字子常。博学善属文。永嘉中，避乱江东，拜佐著作郎、抚军参军。讨苏峻，赐爵都亭侯。累迁尚书右丞。时廷尉奏殿中帐吏邵广盗官幔三张，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弃市。广二子，宗年十三，云年十一，黄幡挝登闻鼓乞恩，辞求自没为奚官奴，以赎父命。尚书郎硃暎议以为天下之人父，无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惧死罪之刑，于此而弛。坚亦同暎议。时议者以广为钳徒，二兒没入，既足以惩，又使百姓知父子道，圣朝有垂恩之仁。可特听减广死罪为五岁刑，宗等付奚官为奴，而不为永制。坚驳之曰：“自淳朴浇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杀之所以止杀。虽时有赦过宥罪，议狱缓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轻易典刑也。且既许宗等，宥广以死，若复有宗比而不求赎父者，岂得不摈绝人伦，同之禽兽邪！案主者今奏云，惟特听宗等而不为永制。臣以为王者之作，动关盛衰，嚬笑之间，尚慎所加，况于国典，可以徒亏！今之所以宥广，正以宗等耳。人之爱父，谁不如宗？今既居然许宗之请，将来诉者，何独匪民！特听之意，未见其益；不以为例，交兴怨讟。此为施一恩于今，而开万怨于后也。”成帝从之，正广死刑。后迁护军长史，卒官。

子启，字荣期，虽经学不及坚，而以才义显于当世。于时清谈之士庾龢、韩伯、袁宏等，并相知友。为秘书郎，累居显职，终于黄门侍郎。父子并有文笔传于世。

刘惔，字真长，沛国相人也。祖宏，字终嘏，光禄勋。宏兄粹，字纯嘏，侍中。宏弟潢，字冲嘏，吏部尚书。并有名中朝。时人语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耽，晋陵太守，亦知名。惔少清远，有标奇，与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贫，织芒屩以为养，虽荜门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识，惟王导深器之。后稍知名，论者比之袁羊。惔喜，还告其母。其母，聪明妇人也，谓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复喜，母又不听。及惔年德转升，论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庐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简文帝初作相，与王濛并为谈客，俱蒙上宾礼。时孙盛作《易象妙于见形论》，帝使殷浩难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与抗答，辞甚简至，盛理遂屈。一坐抚掌大笑，咸称美之。

累迁丹阳尹。为政清整，门无杂宾。时百姓颇有讼官长者，诸郡往往有相举正，惔叹曰：“夫居下讪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岂不以其敦本正源，镇静流末乎！君虽不君，下安可以失礼。若此风不革，百姓将往而不反。”遂寝而不问。

性简贵，与王羲之雅相友善。郗愔有伧奴善知文章，羲之爱之，每称奴于忄炎。惔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温尝问惔：“会稽王谈更进邪？”惔曰：“极进，然故第二流耳。”温曰：“第一复谁？”惔曰：“故在我辈。”其高自标置如此。

惔每奇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温为荆州，惔言于帝曰：“温不可使居形胜地，其位号常宜抑之。”劝帝自镇上流，而己为军司，帝不纳。又请自行，复不听。及温伐蜀，时咸谓未易可制，惟惔以为必克。或问其故，云：“以蒱博验之，其不必得，则不为也。恐温终专制朝廷。”及后竟如其言。尝荐吴郡张凭，凭卒为美士，众以此服其知人。

尤好《老庄》，任自然趣。疾笃，百姓欲为之祈祷，家人又请祭神，惔曰：“丘之祷久矣。”年三十六，卒官。孙绰为之诔云：“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时人以为名言。后绰尝诣褚裒，言及惔，流涕曰：“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裒大怒曰：“真长生平何尝相比数，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为名流所敬重如此。

张凭，字长宗。祖镇，苍梧太守。凭年数岁。镇谓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凭曰：“阿翁岂宜以子戏父邪！”及长，有志气，为乡闾所称。举孝廉，负其才，自谓必参时彦。初，欲诣惔，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既至，惔处之下坐，神意不接，凭欲自发而无端。会王就濛惔清言，有所不通，凭于末坐判之，言旨深远，足暢彼我之怀，一坐皆惊。惔延之上坐，清言弥日，留宿至旦遣之。凭既还船，须臾，惔遣传教觅张孝廉船，便召与同载，遂言之于简文帝。帝召与语，叹曰：“张凭勃窣为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韩伯，字康伯，颍川长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贫窭，伯年数岁，至大寒，母方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谓之曰：“且著襦，寻当作复衤军。”伯曰：“不复须。”母问其故，对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热，今既著襦，下亦当暖。”母甚异之。及长，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艺。舅殷浩称之曰：“康伯能自标置，居然是出群之器。”颍川庾龢名重一时，少所推服，常称伯及王坦之曰：“思理伦和，我敬韩康伯；志力强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还，吾皆百之矣。”

举秀才，征佐著作郎，并不就。简文帝居籓，引为谈客，自司徒左西属转抚军掾、中书郎、散骑常侍、豫章太守，入为侍中。陈郡周勰为谢安主簿，居丧废礼，崇尚庄老，脱落名教。伯领中正，不通勰，议曰：“拜下之敬，犹违众从礼。情理之极，不宜以多比为通。”时人惮焉。”识者谓伯可谓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与夫容己顺众者，岂得同时而共称哉！

王坦之又尝著《公谦论》，袁宏作论以难之。伯览而美其辞旨，以为是非既辩，谁与正之，遂作《辩谦》以折中曰：

夫寻理辩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则彼我之趣可得而详也。夫谦之为义，存乎降己者也。以高从卑，以贤同鄙，故谦名生焉。孤寡不谷，人之所恶，而侯王以自称，降其贵者也。执御执射，众之所贱，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贤才也。与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岂殊哉！舍此二者，而更求其义，虽南辕求冥，终莫近也。

夫有所贵，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谦焉。譬影响之与形声，相与而立。道足者，忘贵贱而一贤愚；体公者，乘理当而均彼我。降挹之义，于何而生！则谦之为美，固不可以语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己，必尚于至当，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乎无私，而动之于降己者何？诚由未能一观于能鄙，则贵贱之情立；非忘怀于彼我，则私己之累存。当其所贵在我则矜，值其所贤能之则伐。处贵非矜，而矜己者常有其贵；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骤称其能。是以知矜贵之伤德者，故宅心于卑素；悟骤称之亏理者，故情存于不言。情存于不言，则善斯匿矣；宅心于卑素，则贵斯降矣。夫所况君子之流，苟理有未尽，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于内，岂不同心于降挹洗之所滞哉！体有而拟无者，圣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虽所滞不同，其于遣情之累缘有弊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惩忿窒欲，著于《损》象；卑以自牧，实系《谦》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余者也。

王生之谈，以至理无谦，近得之矣。云人有争心，善不可收，假后物之迹，以逃动者之患，以语圣贤则可，施之于下斯者，岂惟逃患于外。亦所以洗心于内也。

转丹阳尹、吏部尚书、领军将军。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时年四十九，即赠太常。子璯，官至衡阳太守。

史臣曰：王湛门资台铉，地处膏腴，识表邻机，才惟王佐。叶宣尼之远契，玩道韦编；遵伯阳之幽旨，含虚牝谷。所谓天质不雕，合于大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时，朝野挹其风流，人伦推其表烛。虽崇勋懋绩有阙于旂常，素德清规足传于汗简矣。怀祖鉴局夷远，冲衿玉粹。坦之墙宇疑旷，逸操金贞。腾讽庾之良笺，情嗤语怪；演《废庄》之宏论，道焕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于衮职；或任华纶阁，密勿于王言。咸能克著徽音，保其荣秩，美矣！国宝检行无闻，坐升彼相，混暗识于心镜，开险路于情田。于时疆埸多虞，宪章罕备，天子居缀旒之连，人臣微覆餗之忧。于是窃势拥权，黩明王之彝典；穷奢纵侈，假凶竖之余威。绣桷雕楹，陵跨于宸极；丽珍冶质，充牣于帷房。亦犹犬彘腴肥，不知祸之将及。告尽私室，固其宜哉！荀景猷履孝居忠，无惭往烈。范玄平陈谋献策，有会时机。崧则思业该通，缉遗经于已紊。汪则风飚直亮，抗高节于将颠，扬榷而言，俱为雅士。刘韩俊爽，标置轶群，胜气笼霄，飞谈卷雾，并兰芬菊耀，无绝于终古矣。

赞曰：处冲纯懿，是称奇器。养素虚庭，同尘下位。雅道虽屈，高风不坠。猗欤后胤，世传清德。帝室驰芬，士林扬则。国宝庸暗，托意骄奢。既丰其屋，终蔀其家。荀范令望，金声远暢。刘韩秀士，珠谈间起。异术同华，葳蕤青史。

dxadmin

王湛传 现代文翻译
王湛，字处冲，是司徒王浑的弟弟。他年轻时就有见识和气度，身高七尺八寸，额头宽阔、鼻梁高大，平时很少说话。起初他身怀美德却不显露，没人能了解他，兄弟和宗族都认为他愚笨，只有父亲王昶觉得他与众不同。父亲去世后，王湛在墓旁守丧；守丧期满，他闭门隐居，不与当世之人交往，性情淡泊简约，气度深沉，有三公辅臣的声望。
他的侄子王济轻视他，每次吃饭时，面前摆满珍馐美味，却不给王湛分享。王湛就自己让人取来蔬菜，当着他的面吃。王济曾去拜访王湛，看到他床头放着《周易》，问道：“叔父拿这本书做什么？” 王湛说：“身体不舒服时，偶尔会翻看罢了。” 王济请他讲解，王湛便剖析其中的玄奥道理，见解精妙且富有意趣，都是王济从未听过的。王济才气高傲，原本对王湛没有侄子对叔父的敬重，听完这番话，不禁心生敬畏，神情态度都变得严肃起来。于是他日夜留在王湛家中，越相处越觉得自己不足，感叹道：“家里有这样的名士，我三十年都不知道，这是我的过错啊！” 临走时，王湛送他到门口。王济有一匹烈马，很难驾驭，他问王湛：“叔父喜欢骑马吗？” 王湛说：“也喜欢。” 于是他骑上这匹烈马，姿态优美，挥鞭转弯时灵活如丝带缠绕，即便是擅长骑马的人也比不上他。
此外，王济有一匹心爱的马，王湛说：“这匹马虽然跑得快，但力气薄弱，经不起长途跋涉。最近我看到督邮的马，比这匹更强，只是喂养得不够好罢了。” 王济试着调养那匹督邮的马，发现它果然和自己的马一样快。王湛又说：“这匹马的耐力，要在负重时才能体现出来，在平坦路上没法分辨优劣。” 于是他们在有小土堆的路上测试，王济的马果然绊倒了，而督邮的马却安然无恙。王济更加叹服，回去后告诉父亲王浑：“我今天才真正认识了一位叔父，他的才能在我之上啊！”
晋武帝原本也认为王湛愚笨，每次见到王济，总调侃他：“你家那个痴叔父还没死吗？” 王济以前总是无言以对。这次之后，武帝又像往常一样问起，王济说：“臣的叔父一点都不痴。” 接着就夸赞王湛的美德。武帝问：“他可以和谁相比？” 王济答：“在山涛之下，魏舒之上。” 当时人认为，王湛的才能比山涛稍逊，比魏舒略强。王湛听说后，说：“这是想把我放在山涛和魏舒之间吗？”
王湛年轻时历任秦王文学、太子洗马、尚书郎、太子中庶子，后出京任汝南内史。元康五年（295 年）去世，享年四十七岁。他的儿子王承继承了他的爵位。

王承传 现代文翻译
王承，字安期。他性情清静寡欲，没有刻意追求的志向；谈论道理、辨析事物时，只点明核心要义，不修饰文辞，有见识的人都佩服他言辞简练却能把道理讲透彻。王承二十岁时就有了名声，太尉王衍非常看重他，把他比作南阳人乐广（西晋名士，以善谈玄理著称）。
永宁初年（301 年），王承任骠骑参军。当时天下即将大乱，他便南下避难，后升任司空从事中郎。他参与迎接晋元帝（当时尚未即位），被赐予蓝田县侯爵位，又升任尚书郎，没有就职。东海王司马越镇守许昌时，任命他为记室参军，非常赏识器重他，还告诫自己的儿子司马毗：“从书本上学到的益处是浅薄的，从亲身实践中领悟的道理才更深刻。熟悉礼仪制度，不如亲眼观察君子的言行举止；诵读古人的遗训，不如亲自聆听贤人的教诲。王参军是做人的典范，你要以他为师。”
王承在司马越府中任职数年，看到朝政日渐衰败，便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离职，司马越没有同意。过了很久，他升任东海太守，治理政务崇尚清静，不苛求细枝末节。有个小吏偷了池塘里的鱼，主管官员要追究，王承说：“周文王的猎场都能和百姓共享，池塘里的鱼又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呢！” 有个人因夜晚出行违反禁令，被官吏扣押，王承问他原因，那人回答：“我跟着老师读书，没察觉天已经黑了。” 王承说：“靠鞭打宁越（战国时勤学之士）来树立威名，不是教化百姓的根本方法。” 于是让官吏送那人回家。他待人处世就是这样从容宽厚。
不久，王承离职，向东渡过长江。当时路途艰险阻塞，人人心怀恐惧，王承每次遇到危难，都能镇定应对，即便家人和亲近的侍从，也看不到他有忧愁或喜悦的神色。抵达下邳后，他登上山顶向北眺望，感叹道：“人们说的‘愁’，我今天才真正体会到啊！” 到了建邺（今江苏南京）后，他任元帝镇东府从事中郎，深受优待礼遇。
王承早年就有很高的声望，却能真诚待人，尽到宽容的本分，因此众人都亲近喜爱他。渡江后的名臣如王导、卫玠、周顗、庾亮等人，才能都在他之下，他被认为是东晋 “中兴” 时期的第一流人才。王承四十六岁时去世，朝廷内外都为他悲痛惋惜。从王昶（王承祖父）到王承，王家世代有美名，议论的人认为：祖父王昶不如孙子王承，孙子王承不如父亲王湛。王承的儿子王述继承了他的爵位。

王述传 现代文翻译
王述，字怀祖。他幼年丧父，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安于贫困、坚守节操，不追求名声和地位。王述性情沉稳安静，每当宾客们高谈阔论、各执一词时，他都能安然处之，不为所动。他年轻时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到了三十岁，还没什么名气，有人说他愚笨。司徒王导根据他家的门第，征召他为中兵属（司徒府属官）。见面后，王述没说别的，只问起江东的米价。王述只是睁着眼睛不回答，王导说：“王掾（对属官的称呼）并不愚笨，别人为什么说他愚笨呢？”
王述曾见王导每次发言，满座宾客没有不称赞的，他严肃地说：“人不是尧舜，怎么能每件事都做得完美呢！” 王导脸色一变，向他道歉。庾亮说：“怀祖清正坚贞、简约高贵，不亚于他的祖父（王昶）和父亲（王承），只是在旷达淡泊方面稍逊一筹罢了。”
晋康帝任骠骑将军时，征召王述补任功曹，后出京任宛陵县令。太尉、司空多次征召他，又任命他为尚书吏部郎，他都没有就职。王述历任庾冰征虏长史，当时庾翼镇守武昌，因当地屡次出现怪异现象，又有猛兽闯入府中，便想迁移镇所躲避。王述给庾冰写信说：
“我听说安西将军（庾翼）想把镇所迁到乐乡，不知道这是出于战略考虑，还是因个人情绪（畏惧妖异）？如果是战略考虑，乐乡距离武昌有一千多里，几万士兵迁移驻地，还要新建城防，无论官府还是百姓都会劳顿困扰。即便乐乡是要害之地，应当进驻，也该权衡迁移的麻烦与两地的轻重，何况乐乡并非如今的战略要地！现在强悍的胡人横行，我们正该养精蓄锐，却无故迁移，这是自取失策。
另外，江州要逆江而上几千多里，为军府供应物资，劳役会增加一倍，百姓会在路上疲惫不堪。况且武昌本就是江东镇守的中心，不只是抵御上游的敌军而已；无论紧急情况还是日常调度，都能快速响应。如果迁到乐乡，地处西部边境，一旦长江沿岸有紧急情况，两地无法互相救援。地方重臣担任将领，本就该驻守要害之地，形成内外呼应的局势，让敌人的觊觎之心无处安放。
如果是因个人情绪（畏惧妖异），天道深远，鬼神之事难以言说，吉凶征兆的原因，谁能知道呢！因此通达事理的君子会坚守正道，不被情绪左右。过去秦朝忌讳‘亡胡’的预言，最终却成了刘邦、项羽推翻秦朝的契机；周朝厌恶‘檿弧箕服’的歌谣，最终却引发了褒姒之乱。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纵观古今，借鉴历史，因妖异现象加速灾祸败亡的情况，并不少见。如果没有把握确定‘禳灾避祸’的方法，就该选择符合事理的做法，考虑国家的长远之计，这样才是天下的幸事，也能保住自己的好名声。
如果安西将军（庾翼）确实心意已决，不能留在武昌，那退而求其次，迁到近处的夏口也可以。迁到乐乡的想法，众人都认为不可行。希望将军以国事为重，慎重考虑这件事。”
当时朝廷的议论也不赞同迁移，庾翼最终没有迁镇。
王述后出京补任临海太守，升任建威将军、会稽内史。他治理政务清正严肃，终日没有繁杂的事务。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守丧期满后，接替殷浩任扬州刺史，加授征虏将军。王述刚到任时，主簿请示要避讳他家人的名字（古代官员任职时，下属要避其长辈名讳），他回复：“我去世的祖父和父亲，名声传遍天下，远近皆知；母亲的名讳只在家族内部避讳，不用对外避讳，其他没有要避的。” 不久，朝廷加授他为中书监，他坚决推辞，过了一年也没有接受。朝廷又加授他为征虏将军，升任都督扬州、徐州之琅邪诸军事、卫将军、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仍兼任扬州刺史。不久，他又升任散骑常侍、尚书令，仍保留将军头衔。
王述每次接受官职，不做虚假的推辞；如果他推辞某一职位，就一定不会接受。到这时，他的儿子王坦之劝他，说按照旧例应该推辞一下。王述说：“你认为我不能胜任吗？” 王坦之说：“不是，只是谦让本身是件好事啊。” 王述说：“既然能胜任，为什么还要推辞！别人说你比我强，看来你终究不如我。”
王坦之任桓温的长史，桓温想为儿子向王坦之的女儿求婚。王坦之回家探望父亲时，王述很疼爱他，即便他已经长大成人，仍把他抱在膝盖上。王坦之趁机说起桓温的想法，王述大怒，立刻把他推下床，说：“你竟然这么愚笨！怎么能因为怕桓温的面子，就把女儿嫁给武将的儿子！” 王坦之于是用其他理由推辞了桓温。桓温说：“这是你父亲不愿意罢了。” 婚事最终没有成。
简文帝常说，王述的才能并不算出众，只是靠真诚直率，才让对手折服。谢安也赞叹推崇他。
起初，王述家境贫寒，请求试任宛陵县县令。任上他接受了不少馈赠，用来修整家中器物，这事被州府官员核查发现，查出有一千三百条接受馈赠的记录。王导派人对他说：“你是名人家的子弟，不愁没有俸禄，委屈自己去当小县县令，还做这样的事，很不合适啊。” 王述回答：“我收够够用的就会停止，现在的人还不理解我。” 后来他多次担任州郡长官，操守清廉得无人能比，朝廷给的俸禄和赏赐都分给了亲友故旧，住宅和家中旧物也和过去一样没有更换，这才被当时的人赞叹。
不过王述的性情急躁，成了他的拖累。他曾吃鸡蛋，用筷子去扎，没扎到，就大怒着把鸡蛋扔到地上。鸡蛋在地上滚个不停，他又下床用木屐的齿去踩，还是没踩到，气得更厉害，索性把鸡蛋捡起来塞进嘴里，咬碎后又吐了出来。等到他身居高位后，常常克制自己的急躁，用温和的方式处理事务。谢奕性情粗暴，曾对王述心怀不满，用激烈的言辞辱骂他。王述没有回应，只是面对墙壁站着，过了半天，谢奕离开后，他才重新坐下。人们因此称赞他的涵养。
太和二年（367 年），王述因年近七十（古代 “悬车” 指官员七十岁退休），上疏请求退休，奏疏中说：“臣的曾祖父、曹魏司空王昶，曾给魏文帝写奏笺说：‘过去我和南阳人宗世林一起担任东宫属官。宗世林年轻时就有好名声，州里人都敬重他。等到年老，他却急切地自我勉励，生怕被朝廷废弃，当时人都嘲笑他。如果上天能让我长寿，到了退休的年纪，绝不会做这种贪恋官位的事。’曾祖父的言辞慷慨，对贪恋官位的行为深表鄙视。这虽然是一封奏笺，却实为对后代的训诫。臣愧居尚书令之位，却因患病，连基本的礼仪都难以奉行。起初还认为病情能好转，可日复一日，年纪越来越大，病也越来越重，再也没有机会上朝参见陛下了。恳请允许我遵从先人的训诫，辞官回到家乡养老。” 朝廷没有批准，王述最终还是没有上朝任职。太和三年（368 年），王述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当初，桓温平定洛阳后，提议想迁都到洛阳，朝廷上下都担忧恐惧，打算派侍中去阻止。王述说：“桓温只是想用虚名震慑朝廷，并非真要迁都。只要顺着他，他自然不会真的去做。” 这事果然没有实行。后来朝廷又商议想迁移洛阳的钟虡（悬挂钟的架子，象征国家重器），王述说：“永嘉年间朝廷衰败，才暂时在江东建都。将来本该平定天下，迁回原来的都城洛阳；如果做不到，也该先迁移先帝的陵墓，不该先动钟虡这种器物。” 桓温最终无法反驳他的意见。朝廷追赠王述为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 “穆”，后因避晋穆帝的名讳，改谥号为 “简”。他的儿子王坦之继承爵位。

王坦之传 现代文翻译
王坦之，字文度。二十岁时就和郗超一起有了很高的名声，当时人编了句话称赞他们：“盛德绝伦郗嘉宾（郗超小字嘉宾），江东独步王文度。” 仆射江 [A170] 负责选拔官员，打算任命王坦之为尚书郎。王坦之听说后说：“自从渡过长江以来，尚书郎这个职位只用‘第二等人才’（指非顶尖人才），怎么能把我安排到这个职位上！” 江 [A170] 于是放弃了这个打算。
简文帝任抚军将军时，征召王坦之为属官，他多次升迁，历任参军、从事中郎，后又任司马，加授散骑常侍。出京任大司马桓温的长史，不久因父亲去世离职守丧，守丧期满后，被征召为侍中，继承了父亲的爵位。
当时士兵韩怅逃跑后又回来自首，说 “因为丢了牛才逃跑”。有关部门弹劾韩怅偷牛，经过拷打，韩怅被迫认罪。王坦之认为韩怅主动自首，却在法律之外额外加罪；他因疏忽丢牛，事情或许可以宽恕，再用刑具逼迫，按理可能会导致屈打成招，应当依照 “罪疑从轻” 的原则处理，韩怅最终得以赦免。
海西公（司马奕）被废黜后，王坦之兼任左卫将军。他有高尚的品格，尤其反对当时世俗的放荡风气，不推崇儒家礼教，却很崇尚刑名之学（强调循名责实、严明法度），撰写了《废庄论》，文中说：
荀子说庄子 “被自然之道蒙蔽，却不懂得人间事务”，扬雄也说 “庄周行为放荡，不遵守礼法”，何晏说 “庄子卖弄身躯，宣扬玄虚，却不能顺应时势变化”。三位贤人的评价，实在很有道理！独自提出的主张，如果空洞无物就没人响应；没有真情实感的创作，道义偏颇就难以实用。能打动人心的，在于忘却彼此的差异；能应对事物的，在于不存主观成见。孔子并非不体察深远的道理，正因为体察深远，才注重现实应用；颜回并非没有完备的德行，正因为德行完备，才接受儒家教化。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不得不如此啊。
能自我满足的人很少，所以上古羲皇、神农时代的治世之道，至今仍被推崇；遵循礼教的人很多，所以三代的礼义道义，才能得到弘扬。“道心” 精微难察，“人心” 危险难测，万物的发展各不相同，谁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正道！即便像伯夷、叔齐隐居首阳的气节，柳下惠多次被罢官仍坚守的智慧，墨子 “摩顶放踵” 为天下的付出，禽滑厘 “落毛保身” 的权衡，颜回居陋巷的安贫，申徒狄负石投河的坚守，用 “中庸” 之道来衡量，都算不上真正的 “道”，更何况不如他们的人呢！
古代帝王知道人的欲望难以放纵，担心违背礼法会引发纷争，忧虑因管理不当留下悔恨，清楚礼义崩坏的根源，所以教化百姓时，会在问题萌芽前就谋划，每次把握关键，设立规范。让人们通过尊崇礼义来弘扬教化，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习俗，内心存着真诚就会忘却邪恶，减少私利就会停止竞争，事情成功后，百姓都会说 “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善于暗合道的人，不会感到怪异，所以遇到任何事都没有阻碍；如果执着于 “道” 却脱离世俗，又比不通事理好在哪里呢！谈论 “道” 却偏离了 “道” 的本质，那就不是真正的 “道”；谈论 “德” 却占据不该有的位置，那就不是真正的 “德”。言语和沉默都无法说清的道理，更何况宣扬它来当作风气呢！
况且到濠水去寻找鱼的快乐，是想象鱼和自己的感受相同；从表面现象去探求隐藏的道理，即便得到道理，也会违背实情。至于庄子，他仰慕远古大庭氏时代的治世，却执着于契合虚无之道，仰望高深的境界却总觉不足，把心思寄托在《庄子》三篇中，遗憾自己的思想没能充分表达。他的言论诡异多变，他的道义荒诞不经。君子内心认同他，是因为能和他一起遨游于世俗之外；普通人却借此作为轻薄放荡的借口。然而天下的善人少，不善的人多，庄子对天下的益处少，危害却多。所以说 “鲁国的酒味淡，却导致邯郸被围”（比喻小事引发大患），“庄子的学说兴起，却导致风俗衰败”。礼义与浮云一起消逝，虚伪与私利一起泛滥，人们以克制自己为耻辱，士人以无所作为为通达，时代没有践行道德的美誉，世俗却有违背道义的过错。频繁谈论 “赏罚”，不能应对仓促的变化；屡次主张 “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求。这样的学说即便能用来治理天下，却不能用来教化天下人。
从前汉阴的老人修习 “浑沌” 之术（主张顺其自然，不刻意作为），孔子认为他只懂得一方面，却不懂得另一方面。庄子的学说，恐怕也和这类似吧！这与孔子 “大智若愚” 的主张，又有什么差别呢！至于 “有利而不有害”，是自然的法则；“有所作为却不争夺”，是圣人的德行。万物都依靠它却不知道它的来源，属于儒家却不完全是儒家，不属于道家却有道家的思想。它贯通九流学派，使彼此的差异归于统一，万物依靠它却不会穷尽，日日更新却不会消亡，过去孔子、老子早就说过这样的道理了。
王坦之又兼任本州（太原郡）大中正。简文帝临终前，下诏让大司马桓温依照周公摄政的旧例辅佐朝政。王坦之亲自拿着诏书进宫，在简文帝面前把诏书撕毁了。简文帝说：“天下是偶然得到的运势，你有什么可顾虑的！” 王坦之说：“天下是宣帝（司马懿）、元帝（司马睿）创下的天下，陛下怎么能独自决定把它交给别人！” 简文帝于是让王坦之修改诏书。
桓温去世后，王坦之与谢安共同辅佐年幼的孝武帝，升任中书令，兼任丹阳尹。不久，他被任命为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即将赴任时，他上奏疏说：
臣听说君主治理天下，以 “孝敬” 为根本；统治四海，以 “委任贤能” 为关键。恭敬顺从、不妄为，盛德就会日益更新；亲近依靠贤才，政治就会和睦融洽。从前周成王、汉昭帝，都是年幼时继承皇位。当时天下并非没有危难，最终却能彰显祖先的功德，保全国家社稷，都是因为尊崇长辈、亲近亲属，信任接纳大臣的结果啊。
陛下天生聪慧出众，有生而知之的气度，年纪还轻，经历的世事还不多，正需要接受教导来成就完美的德行。皇太后性情仁慈贤淑，超过古代的 “三母”（指太姜、太任、太姒，古代贤母的代表），先帝侍奉太后多年，常常称赞她圣明。臣希望陛下侍奉太后的心意，能像汉孝宗（刘启）侍奉薄太后那样；太后对陛下的慈爱，也不必异于对亲生子女。琅邪王、余姚公主以及各位皇女，应当早晚向太后请安，接受教诲，学习礼仪规范，养成敬仰恭敬的美德，不能因为她们不是陛下的至亲，就刻意疏远猜疑。
从前肃祖（晋明帝）去世时，成皇帝（司马衍）、康皇帝（司马岳）都年幼，凡事无论大小，必定咨询丞相王导，之所以能成就圣德，实在是因为这个原因。如今仆射谢安、中军将军桓冲，都是众望所归的社稷之臣，而且他们受到先帝的知遇，情谊深厚，都能竭尽忠贞，尽心尽力地归顺陛下，以报答先帝的恩情。臣认为陛下日常的言行举止，都应该咨询这两位大臣。这两位大臣对陛下而言，就像周朝的周公、召公，汉朝的霍光，以及显宗（晋成帝）时期的王导。桓冲虽然在外镇守，路途并不遥远，事情如果需要一两天的时间商议，也应当和他商量，这样才能充分听取意见，把各种事务处理好。
此外，陛下的听闻虽然聪慧，但不主动征询，视野就不会宽广；群臣虽然忠诚，但不加以引导，意见就不会充分表达。陛下应当经常召见侍臣，征求正直的言论。太平时代，贤明的君主尚且心怀戒惧，忙到日落仍不懈怠；更何况如今国家正处于艰难时期，需要忧虑安危，祖宗的基业全靠陛下维系，怎能不专心致力于治国之道，以继承先帝如尧舜般的教化呢？怎能不恭敬地修养最高的德行，以保全宣帝、元帝创下的天下呢？
奏疏呈上后，孝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起初，谢安喜好音乐韵律，即便在服丧（“期功” 指近亲服丧，为期一年或九个月）的悲痛期间，也没完全废除歌舞娱乐，渐渐形成了风气。王坦之反对这种做法，极力劝谏谢安。谢安给王坦之写信说：“我知道你是出于对我的关爱才这样劝我。我所追求的音乐，不过是为了契合情感道义，没什么不能做的，况且只是用来自我娱乐罢了。如果说要严守行为规范、推崇世俗礼教，这不是我考虑的事，也不是我在意的。我常说你大致能理解我的志趣，难道你还没领悟‘濠上之辩’（庄子与惠施关于‘子非鱼’的辩论，喻超脱世俗的心境）的深意吗！由此可知，真正心意相通的朋友，实在难得啊。”
王坦之回信说：“我明白你的雅意，你这是凭着诚心行事，追求独树一帜的境界，可这恐怕不符合‘大雅中庸’的准则。我认为人的品性气度，就像器物的方圆形状，方圆不能混用，品性气度又怎能随意改变！每个人都顺应自己的本分，来弘扬自己的事业，这样才能在长期的坚持中有所成就。你年轻时就树立了德行，见解深刻公允，又出身名门，能从容自处，众人都称赞你志向高远，可在这件事上，我实在有疑问。无论从公还是从私考虑，都没看出这样做的合理性。把这当作‘濠上之辩’的领悟，能理解的人恐怕很少吧！况且天下的珍贵之物，本就该被天下人珍惜；天下人反对的事，为什么不能以天下人的心意为重呢！希望你能再仔细考虑。” 两人书信往来多次，谢安最终还是没有听从。
王坦之还曾给殷康子写信，论述 “公正” 与 “谦让” 的道义，信中说：“天道以‘无私’成就美名，天地（二仪）以‘至公’树立德行。树立德行的关键在于‘至公’，所以不会因亲近而违背事理；成就美名的关键在于‘无私’，所以会在恰当的时刻忘却自我。这是天地能成就万物、圣人能教化百姓的原因。由此看来，‘公道’本就蕴含在自然之中，所以世道太平之时，它反而更能彰显；‘谦让’的道义源于自身的不足，所以世道衰败之时，它才更突出。因此，大禹、咎繇（皋陶）谈论功劳恩惠，在‘至公’中成就美名；孟反、范燮（春秋时晋国大夫，战败后主动殿后，却推辞功劳）率军殿后，在‘谦让’中保全自身。从这些例子来看，‘谦让’与‘公正’的道义，本就有明显区别。
万物中美好的东西，自己不能独自占有；别人珍视的东西，自己不能随意获取。实在是担心人们厌恶自高自大的人，众人的眼光无法掩盖，所以君子即便身处高位，也常常自我谦抑。显赫的名声源于克制自夸，而非追求虚名；隐匿行迹源于避开显耀，而非刻意求全。于是，‘谦光’的道义与‘矜夸竞争’一同产生，‘谦卑’的道义与‘自夸炫耀’一起出现。其实，因亲近赞誉而显露出的不足，不如因不被了解而保留的有余；良药能治好疾病，不如无病一身轻更可贵。
天道刚健确定，向人展示的是简明易懂的道理；地道柔顺包容，向人展示的是质朴无华的准则。天地两种现象在万物中显现，两种德行在众生中彰显，哪里会因为矫枉过正而偏离本质呢！由此可见，最通达的道理如天地般公正坦荡，而关于‘谦让’与‘自夸’的议论，在人事中却显得凶险复杂。如今若只推崇‘公正’而废弃‘谦让’，那么自夸的人会借‘至公’之名产生猜忌，自我美化的人会借‘结党’之名制造迷惑。这就是王生（可能指汉代王吉）所说的‘外表相似而本质不同’，不能不仔细分辨啊。不过，道理必然有根源，教化也必然有主旨，若能探寻根源，深奥的意旨自然显现；若只追逐细枝末节，弊端就会层出不穷。怎能因表面相似就怀疑真正的‘公正’，因弊端滋生就忘记真诚的‘体谅’呢！”
殷康子和袁宏都对此有疑问，王坦之逐条逐句地标注解释，一一申明道理，两人都心悦诚服。此外，孔严撰写《通葛论》，王坦之写信称赞他。他忠诚公正、慷慨激昂，推崇贤能之士，都像这样。
起初，王坦之与僧人竺法师交情深厚，常常一起讨论阴阳生死、因果报应，还约定让先去世的人回来告知死后的事。过了一年，竺法师忽然来见王坦之说：“贫僧已经去世了，因果报应都不是虚假的。你只需勤勉修养道德，来提升精神境界就好。” 说完就消失了。不久，王坦之也去世了，时年四十六岁。临终前，他给谢安、桓冲写信，只字不提私事，只担忧国家大事，朝廷内外都为他悲痛惋惜。朝廷追赠他为安北将军，谥号 “献”。
王坦之的儿子王祎之，字文邵，年轻时就有名气，娶寻阳公主为妻，历任中书侍郎，不到三十岁就去世了，追赠散骑常侍。

王坦之有四个儿子：王恺、王愉、王国宝、王忱。


王恺，字茂仁；王愉，字茂和，两人年轻时就担任清高的官职。王恺继承了父亲的爵位，王愉逐渐升任骠骑司马，加授辅国将军。太元末年（396 年左右），王恺任侍中，兼任右卫将军，多次对朝政提出建议和改进意见。兄弟二人地位尊贵，当时无人能比。

等到王恭等人讨伐王国宝时，王恺、王愉都请求辞职。因他们与王国宝是异母兄弟，且一向不和，所以得以避免灾祸。王国宝死后，王恺出京任吴郡内史，王愉任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诸军事、辅国将军，授予符节。不久，朝廷征召王恺为丹阳尹。等到桓玄等人率军抵达江宁，王恺派兵守卫石头城。不久桓玄等人撤退，王恺又回到吴郡任职，后因病去世，追赠太常。
王愉到江州任上后不久，殷仲堪、桓玄、杨佺期起兵响应王恭，率军沿长江顺流而下，突然抵达。王愉毫无防备，惊慌失措地逃到临川，被桓玄抓获。桓玄在寻阳结盟，让王愉在盟坛旁侍奉，王愉对此感到非常耻辱。等到战乱平息，王愉被任命为会稽内史。桓玄篡位后，任命他为尚书仆射。刘裕举起反晋义旗后，加授王愉为前将军。王愉既是桓氏的女婿，父子又受宠显贵，还曾轻视侮辱刘裕，内心不安，暗中勾结司州刺史温详，谋划叛乱，事情泄露后被诛杀，子孙十多人都被处死。

王国宝年轻时就没有士人的操守，不注重品行修养。岳父谢安厌恶他品行不正，常常压制他，不给予重用。朝廷任命他为尚书郎，王国宝认为自己出身东晋名门望族，只该在吏部任职，不该做其他部门的郎官，心中十分不满，坚决推辞不就职。他的堂妹是会稽王司马道子的王妃，因此他得以与司马道子交往亲近，进而暗中诋毁谢安。
等到司马道子辅佐朝政，任命王国宝为秘书丞，不久升任琅邪内史，兼任堂邑太守，加授辅国将军。后入朝补任侍中，升任中书令、中领军，与司马道子一起专掌大权，在朝廷内外煽动造势。中书郎范宁是王国宝的舅舅，学识渊博、品行正直，痛恨王国宝的阿谀奉承，劝孝武帝罢免他。王国宝于是让陈郡人袁悦之通过尼姑支妙音给太子的母亲陈淑媛写信，说王国宝忠诚谨慎，应当被亲信重用。孝武帝知道后，借其他罪名杀了袁悦之。王国宝非常害怕，就通过司马道子诬陷范宁，范宁因此出京任豫章太守。
等到弟弟王忱去世，王国宝上奏请求辞职，以便迎接母亲，并去奔王忱的丧。朝廷特意下诏批准他的假期，可他却拖延着不出发，被御史中丞褚粲上奏弹劾。王国宝害怕获罪，穿上女人的衣服，伪装成王家的婢女，去拜见司马道子诉说情况。司马道子向孝武帝求情，王国宝才得以赦免。后来骠骑参军王徽邀请王国宝一同赴宴，王国宝一向骄横自负、嗜酒任性，对尚书左丞祖台之发怒，捋起袖子大喊大叫，用盘子、酒杯和乐器扔向祖台之，祖台之不敢作声，王国宝又被褚粲弹劾。孝武帝下诏说：“王国宝放纵性情，这种风气绝不能助长；祖台之懦弱无能，不符合监察官员的职责。” 两人都被牵连免官。不久，王国宝官复原职，却更加骄横傲慢，不遵守法度。他修建的宅邸堪比清暑殿（皇宫殿宇），孝武帝厌恶他僭越奢侈。王国宝害怕，就转而谄媚孝武帝，对司马道子却渐渐疏远。司马道子大怒，曾在宫内官署中当面斥责王国宝，还用剑扔他，两人过去的交情彻底破裂。
当时王雅也受孝武帝宠信，向孝武帝推荐王珣。孝武帝夜晚与王国宝、王雅宴饮，略带醉意，下令召见王珣。王珣即将到来时，王国宝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王珣，担心王珣来了会夺走孝武帝对自己的宠爱，就说：“王珣是当今名士，不能让他在酒色朦胧的场合拜见陛下。” 孝武帝于是停止召见王珣，还认为王国宝忠诚。孝武帝还打算纳王国宝的女儿为琅邪王的王妃，婚事还没成，孝武帝就去世了。
安帝即位后，王国宝再次依附司马道子，并提拔堂叔伯弟王绪为琅邪内史，王绪也因谄媚奸邪得到信任。司马道子又被他们迷惑，将二人当作心腹，两人都被当时的人痛恨。王国宝从此参与掌控朝政大权，威势震动朝廷内外，后升任尚书左仆射，兼任吏部选官之职，加授后将军、丹阳尹，司马道子还把东宫的兵力全部交给了他。
当时王恭与殷仲堪都凭借才能，分别驻守在有名的藩镇。王恭厌恶司马道子、王国宝扰乱朝政，多次发表担忧国家的言论；司马道子等人也非常忌惮王恭，谋划剥夺他的兵权。还没来得及实施，王恭的讨伐檄文就到了，以讨伐王国宝为名。王国宝惊慌失措，不知该怎么办。王绪劝王国宝，让他假传司马道子的命令，召王珣、车胤前来杀掉，借此除掉众望所归的大臣，再挟持皇帝和丞相来讨伐各地诸侯。王国宝答应了。王珣、车胤到后，王国宝却不敢下手，反而向王珣询问对策。王珣劝王国宝交出兵权，迎接王恭，王国宝相信了他的话（此事详细记载在《王珣传》中）。王国宝又向车胤问计，车胤说：“王恭在北方起兵，殷仲堪在南方响应，只是荆州的军队还没到。如果朝廷派兵抵抗，王恭一定会据城坚守。从前桓温围攻寿阳，花了很久才攻克。要是京城没能拿下，上游的荆州军队又突然赶到，您该怎么应对？” 王国宝更加害怕，于是上疏请求辞职，到皇宫前等待治罪。不久他又后悔了，谎称皇帝下诏恢复他的官职，想收回兵权抵抗王恭。
司马道子既然无法抵抗各地诸侯，就想把罪责推给王国宝，于是派谯王司马尚之逮捕王国宝，交给廷尉，赐他自杀，同时在闹市斩杀王绪，以此向王恭谢罪。王国宝贪婪放纵，聚敛财物没有限度，后房的姬妾有上百人，天下的珍奇古玩堆满了他的家。等到王恭被处死，朝廷下诏追复王国宝的原任官职。元兴初年（402 年左右），桓玄得势后，上奏朝廷将王国宝的家属流放到交州。

王忱传
王忱，字元达。二十岁时就有名气，与王恭、王珣一同在当时享有声誉，历任骠骑长史。他曾去拜访舅舅范宁，遇到张玄也在，范宁让他和张玄交谈。张玄端正地坐着，整理好衣襟，等待王忱开口，王忱却始终不跟他说话，张玄失望地离开了。范宁责备王忱说：“张玄是吴地的杰出人才，你为什么不跟他说话？” 王忱笑着说：“张祖希（张玄字祖希）想认识我，自然可以主动来见我。” 范宁说：“你风度高雅、声望出众，真是后辈中的杰出人才。” 王忱说：“没有这样的舅舅，哪来这样的外甥！” 后来范宁派人告诉张玄，张玄穿戴整齐去拜访王忱，两人才正式以宾主之礼相见。
太元年间（376-396 年），王忱出京任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建武将军，授予符节。王忱自恃有才，嗜酒放纵，不拘礼节，仰慕王澄（西晋名士，以放达著称）的为人；又因年纪轻轻就担任一方诸侯的职位，议论的人都为他担忧。等到他镇守荆州后，却威严整肃，很得人心。桓玄当时在江陵，那里既是他的故乡，又有家族世代的旧交，桓玄常凭借才能凌驾于人，王忱却常常压制他。桓玄曾去拜见王忱，通报的人还没出来，就径直乘车进去。王忱当着桓玄的面鞭打守门人，桓玄大怒离去，王忱也不挽留。有一次初一接见宾客，王忱的仪仗侍卫非常盛大，桓玄说想打猎，借几百人用，王忱全都借给了他。桓玄因此既畏惧又佩服他。
王忱性情放达，不拘小节，晚年尤其嗜酒，一次饮酒能连续几个月不醉，有时还赤身裸体出游；每次要是三天没有畅快饮酒，就觉得身体和精神不再相融。他岳父曾遭遇丧事，王忱喝醉了去吊唁，岳父正痛哭流涕，王忱和十几个宾客却挽着胳膊、披着头发、赤身裸体走进来，绕着岳父转了三圈后出去。他的行为多是这类放诞之举。几年后，王忱在任上去世，追赠右将军，谥号 “穆”。

王绥传 现代文翻译
王绥，字彦猷。年轻时有好名声，却自视甚高、傲慢自大，实际品行鄙陋无德。父亲王愉被殷仲堪、桓玄逮捕时，王绥不知道父亲的生死，在京城面带忧色，日常生活、饮食起居都故意节俭降格，当时人都称他是 “试守孝子”（讽刺他假装守孝）。
桓玄任太尉时，王绥因是桓氏的外甥，很受宠信，任太尉右长史。等到桓玄篡位，王绥升任中书令。刘裕举起反晋义旗后，任命他为冠军将军。他家夜里房梁上无故有个人头掉到床上，鲜血淋漓。不久，王绥被任命为荆州刺史、授予符节。后因父亲王愉的谋反之事牵连，与弟弟王纳一起被诛杀。
起初，王绥与王谧、桓胤齐名，是后辈中的杰出人才。王谧官至高位，得以保全自身善终；桓胤因受牵连被杀，名声还得以保全；王绥死后，名声彻底败坏，这也是因为他品行浅薄、傲慢自大又好凌驾于人的缘故。
从王绥的祖父王昶的父亲 —— 汉代雁门太守王泽开始，王家就已有名声；王忱又才华出众，王绥也著称一时，王家八代相继为官，官爵之高，无人能比。

王峤传 现代文翻译
王峤，字开山。祖父王默，曾任曹魏尚书；父亲王佑，以才智著称，是杨骏的心腹。杨骏排挤汝南王司马亮、罢免卫瓘，都是王佑的计谋，王佑官至北军中候。
王峤年轻时就有风度品行，并州、司州都征召他任职，他都没有接受。永嘉末年（313 年左右），王峤带着两个弟弟躲避战乱渡过长江。当时晋元帝镇守建邺，下令说：“王佑的三个儿子刚到，他们是名门有德之家的后代，都有品行操守，应当给予任用。可赐给他们三十万钱、三百匹布、五十斛米，以及二十名亲兵。” 不久，元帝任命王峤为世子东中郎军事，王峤没有就职。晋愍帝征召他为著作郎，右丞相南阳王司马保也征召他，他都因路途艰险没有赴任。
元帝任丞相时，任命王峤为水曹属，后任长山县令，又升任太子中舍人，他因生病没有就职。王敦邀请他任参军，封他为九原县公。王敦在石头城时，想禁止百姓私自砍伐蔡洲的芦苇，询问手下人的意见。当时朝廷军队刚战败，官员百姓都震惊恐惧，没人敢提出异议，只有王峤说：“中原地区有豆子，百姓会去采摘。百姓不富足，君主又怎么会富足！如果禁止百姓砍柴，恐怕不合适。” 王敦很不高兴。
王敦准备杀周顗、戴若思时，王峤在座位上劝谏说：“众多贤才辅佐君主，国家才能安宁。怎么能杀害名士来保全自己呢！” 王敦大怒，想杀王峤，多亏谢鲲相救才免于一死。但王敦仍记恨他，把他调出京城任领军长史。王敦叛乱平定后，王峤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兼任大著作，他坚决推辞，后转任越骑校尉，又多次升迁，历任吏部郎、御史中丞、秘书监，兼任本州大中正。
咸和初年（326 年左右），朝廷商议任命王峤为丹阳尹。王峤认为丹阳尹职位重要，自己有病，不适合担任，请求补任庐陵郡太守，朝廷于是任命他为庐陵太守。因王峤家境贫寒，无法上路赴任，朝廷又赐给他一百匹布、十万钱。不久，王峤在任上去世，谥号 “穆”。他的儿子王淡继承爵位，历任右卫将军、侍中、中护军、尚书、广州刺史；王淡的儿子王度世，任骁骑将军。

袁悦之传 现代文翻译
袁悦之，字元礼，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父亲袁朗，曾任给事中。袁悦之擅长游说，言论很有精辟的道理。起初他任谢玄的参军，受到谢玄的礼遇，后因父亲去世离职守丧。守丧期满回到京城时，只带了一部《战国策》，说天下的关键谋略都在这本书里。后来，袁悦之深受会稽王司马道子的亲近信任，常常劝司马道子独掌朝政大权，司马道子大多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久，袁悦之就被处死了。


祖台之传 现代文翻译
祖台之，字元辰，是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官至侍中、光禄大夫。他撰写了《志怪》一书，在世间流传。

荀崧传 现代文翻译
荀崧，字景猷，是颍川郡临颍县（今河南临颍）人，曹魏太尉荀彧的玄孙。父亲荀頵，曾任羽林右监，封安陵乡侯，与王济、何劭是关系亲密的好友。荀崧志向操守清正纯粹，向来喜好文学。童年时，族曾祖荀顗见到他，认为他天资不凡，断言他必定能振兴荀頵这一支家族。
二十岁时，太原人王济非常器重他，将他比作他的外祖父陈郡人袁侃，还对袁侃的弟弟袁奥说：“最近见到荀监（荀頵）的儿子，他对玄虚名理的领悟，或许比不上他父亲，但品德纯粹高尚，是和贤兄（袁侃）同辈的人才啊。” 他被名流赏识到如此程度。
泰始年间（西晋武帝时期），朝廷下诏让荀崧代替兄长继承父亲的爵位，补任濮阳王司马允的王府文学（掌管文书典籍的属官）。他与王敦、顾荣、陆机等人交好，赵王司马伦征召他为相国参军。司马伦篡位后，荀崧转任护军司马、给事中，逐渐升迁至尚书吏部郎、太弟中庶子，最终升任侍中、中护军。
王弥攻陷洛阳时，荀崧与百官逃往密县（今河南新密），还未抵达，母亲就去世了。贼兵即将追上，同行的人纷纷逃散，荀崧披散头发，跟在载有母亲灵柩的车后，守丧痛哭。贼兵赶到，将他母亲的灵柩扔在地上，抢走车子离去。荀崧身中四处创伤，昏死过去，直到夜里才苏醒。后来他将母亲安葬在密山。
守丧期满后，族父荀籓秉承朝廷旨意（当时西晋政权动荡，皇帝失联，荀籓在北方代行职权），任命荀崧为监江北军事、南中郎将、后将军，授予符节，兼任襄城太守。当时西晋先帝的陵墓遭到盗掘，荀崧派主簿石览率军进入洛阳，修复陵墓。凭借这一功劳，他被晋升为舞阳县公，又升任都督荆州江北诸军事、平南将军，镇守宛城（今河南南阳），改封曲陵公。
后来荀崧被叛贼杜曾围困。当时石览任襄城太守，荀崧兵力薄弱、粮草断绝，便派年幼的女儿荀灌去向石览和南中郎将周访求救。周访立即派儿子周抚率领三千士兵与石览会师，一同援救荀崧。贼兵听说援军到来，四散逃走。荀崧脱险后，派南阳中部尉王国、刘愿等人秘密出兵袭击穰县（今河南邓州），抓获杜曾的堂兄 —— 伪新野太守杜保，将其斩杀。
晋元帝登基后，征召荀崧为尚书仆射，让他与刁协共同制定东晋中兴后的礼仪制度。荀崧的堂弟荀馗早逝，留下两个儿子荀序、荀廞，当时都只有几岁，荀崧将他们接来家中同住，对待他们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
太尉、临淮公荀顗的封国继承人断绝，朝廷因荀崧与荀顗血缘关系较近，想让荀崧的儿子继承封爵。荀崧怜悯荀序孤苦弱小，便将封爵让给荀序，议论此事的人都称赞他的仁厚。
后来荀崧转任太常（掌管礼仪祭祀与太学教育）。当时朝廷正在整顿学校，精简太学博士（太学教官）人数，仅设置《周易》王氏（王弼注）、《尚书》郑氏（郑玄注）、《古文尚书》孔氏（孔安国注）、《毛诗》郑氏（郑玄注）、《周官礼记》郑氏（郑玄注）、《春秋左传》杜氏（杜预注）与服氏（服虔注）、《论语》《孝经》郑氏（郑玄注）博士各一人，共九人；而《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以及郑玄注释的《周易》，都被裁减不设。荀崧认为这样不妥，于是上奏疏说：
自永嘉之乱以来，儒家学术尤为凋零。如今太学缺优秀人才，朝堂少儒学贤士。从前咸宁、太康、永嘉年间，侍中、常侍、黄门等近臣中，凡是通晓古今、品行堪称世人表率的，都会兼任国子博士。他们的职责，一是在朝堂上应答皇帝的咨询，二是教导国子生（太学生）以弘扬儒家教化，三是协助祠部、仪曹及太常处理事务，解答礼仪典制的疑问。
如今皇朝中兴，功业堪比前代，应当遵循法令制度，效法前代典章。世祖武皇帝（晋武帝司马炎）顺应天命登基，推崇儒学、兴办教育，主持修建明堂（祭祀典礼场所）与辟雍（太学别称），颁布历法政令，推行乡饮酒礼与大射礼。宫廷西阁、东序收藏着《河图》等珍贵典籍与秘府文书，中央官署保存着宗庙、太府、金墉城的旧例档案，太学存有石经（刻于石碑的儒家经典）、古文经籍及前代儒者的注释。当时，贾逵、马融、郑玄、杜预、服虔、孔安国、王弼、何晏、颜安乐、尹更始等经学家的注释与学说并存，朝廷设置十九名博士。天下各州，师徒相传儒学，学者多如林木，即便如此，仍选拔张华、刘寔担任太常，以彰显对儒教的重视。
儒家典籍记载：“孔子去世后，精深微妙的言辞随之断绝；七十二弟子离世后，儒家大义出现分歧。” 近来中原衰败，讲学诵读的活动中断，儒家学说几乎濒临失传。陛下圣明登基，大力推崇儒家教化，雅正的礼乐制度得以恢复。江南的江州、扬州，先受到教化熏陶，学者的著作与遗存文献，如今最为丰富，但与过去相比，仍不足千分之一。
臣不专精于章句之学，才能也不广博通达，与张华、刘寔相比，儒家修养相差甚远。但臣愿竭尽微薄之力，为儒学复兴略尽绵薄。希望儒家学说能在百代之后兴盛，士大夫能在千年之后传颂其义。
臣听说朝廷推行精简官员的制度，大多保留三分之二的职位。过去太学设置十九名博士，如今五经相关仅设九人，比照古代、计算当今，还不到过去的一半。应当趁精简制度推行之机，及时调整博士设置。除现有九人外，还应增设四人：希望陛下能在处理政务的闲暇之余，关注此事，为郑玄注释的《周易》、《仪礼》，以及《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各设一名博士。
从前周朝衰落，下级欺凌上级，纲纪败坏，上无贤明天子，下无诸侯之长，善人无人奖赏，恶人无人惩罚，孔子为此忧虑，撰写《春秋》。当时诸侯忌讳批评，担心触犯时禁，所以《春秋》多隐晦言辞与精妙意旨，义理不直白显露，故而孔子说：“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指责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
当时左丘明、子夏亲近孔子，当面接受教诲，对《春秋》无不精通。孔子去世后，精深的义理即将断绝，左丘明退隐撰写所见所闻，为《春秋》作传（即《左传》）。《左传》擅长记载礼仪，言辞丰富优美，阐明本末脉络，阐发经典意旨，内容确实卓越，学者都喜爱它。
相传《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亲自受教于子夏，在汉朝被立为学官，其言辞义理清新隽永，判断明确审慎，是董仲舒所推崇的学说。《谷梁传》由师徒代代相传，在汉代曾短暂立为学官。刘向、刘歆是汉代大儒，尚且父子各持一家学说，不肯认同对方。《谷梁传》文辞清新、义理简约，它所阐发的内容，有的是《左传》《公羊传》未记载的，也足以对经典起到修正补充作用。因此，三传在前代并行，有学识的人从未单独废弃某一家。
如今距离圣人已年代久远，经典文义即将失传，与其过度废弃，不如过度设立。臣认为，三传虽同解《春秋》，但开篇意旨不同；考察三家学说的异同，义理上相互辩驳如战场交锋，言辞上尖锐对立似剑戟交锋，无法强求统一。因此，应为三传各设一名博士，以丰富学术。
晋元帝下诏回复：“荀崧的奏疏所言，都是治国要务、施政根本。即便是停止战争、放下武器的时期，仍可讲学论艺；如今虽事务繁忙、无暇他顾，但怎能忘记根本而只关注次要之事！可让参与商议的大臣详细讨论。” 参与讨论的大臣大多请求依从荀崧的奏请。元帝又下诏：“《谷梁传》内容肤浅，不足以设置博士，其余请求都按奏疏执行。” 恰逢王敦发动叛乱，此事最终未能实行。
王敦上奏推荐荀崧为尚书左仆射。等到元帝去世，群臣商议庙号（皇帝在太庙的称号），王敦派使者对荀崧说：“如今叛乱未平（喻指 “豺狼当路”），先帝灵柩尚未归葬祖陵，祖宗的庙号，应另外仔细考虑。”
荀崧提议：“依照礼制，有开创之功者称‘祖’，有德行者称‘宗’。元皇帝（晋元帝）天生圣明，开创中兴大业，德行可与商王太戊媲美，功绩超过汉宣帝，臣斗胆依照前代典制，建议上庙号为‘中宗’。” 随后又写信给王敦：“承蒙您提及叛乱未平，需重新商议庙号。先帝顺应天命登基，振兴中兴大业；中兴之主的庙号，怎能因时局变化而更改！臣冒昧以忠诚正直之心，咨询朝廷与民间意见，最终建议上庙号为中宗。现已选定祭祀日期，来不及再次请示，擅自决定的罪过，臣不敢推辞。” 起初，王敦对荀崧待遇优厚，曾想任命他为司空（三公之一），但因这件事对荀崧心怀不满，最终放弃了任命。
太宁初年（晋明帝时期），荀崧加授散骑常侍，后来兼任太子太傅。凭借平定王敦叛乱的功劳，他改封平乐伯。后因所率仪仗卫士被猛兽咬伤，荀崧获罪免职。不久，他被任命为金紫光禄大夫、录尚书事（总领尚书省事务），仍保留散骑常侍职位；又升任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可开设府署，仪仗同三公），依旧兼任录尚书事，还兼任秘书监（掌管国家藏书），朝廷为他配备一百二十名亲兵。荀崧虽已年老，但仍勤奋研究典籍，世人因此称赞他。
苏峻叛乱时，荀崧与王导、陆晔一同登上皇帝的坐榻守护晋成帝；等到皇帝被迫前往石头城（今江苏南京西），荀崧也始终侍从在侧，不离皇帝左右。叛乱平定后，皇帝前往温峤的船上，荀崧当时年老病重，仍尽力步行跟随。咸和三年（328 年），荀崧去世，享年六十七岁。朝廷追赠他为侍中，谥号 “敬”。
后来，著作郎虞预给丞相王导写信说：“臣看到前秘书监、光禄大夫荀公（荀崧），出身于累世积德的家族，年轻时就有儒雅的声望，历任朝廷内外官职，身居高位却能谦逊待人。苏峻肆虐时，皇帝遭遇危难，荀公处于易遭猜忌的位置，处境如累卵般危险，朝中官员都为他担忧，议论的人都认为他难以幸免。但荀公凭借智慧应对，身处险境却不畏惧，扶持护卫皇帝，始终不离不弃。他虽没有‘迎回圣驾’的显著功绩，却应有‘坚守气节’的回报。况且他仁慈宽厚的美德，早已远近闻名，朝野上下都期望他能担任三公之职，即便未正式就任，也已获得‘仪同三司’的待遇。他一生坚守节操，去世后名声已定，可去世时仅追赠侍中 —— 生前有三公的声望，死后却没有匹配高位的谥号，所受的恩宠没有超过生前的官职，荣誉与他的声望不符，这是当时无论智者还是普通人都为之感慨的事。如今国家刚经历大难，淳朴的风气衰败，即便有微小的善行，也应加以表彰，更何况是荀公这样的国家元老、志节高尚的人呢！” 但朝廷最终没有采纳虞预的建议。升平四年（360 年），荀崧改葬，朝廷下诏赐钱一百万、布五千匹。

荀崧有两个儿子：荀蕤、荀羡，由荀蕤继承爵位。
荀蕤，字令远。最初任秘书郎，逐渐升迁至尚书左丞。荀蕤有仪表风度与声望，深受简文帝器重。当时桓温平定蜀地，朝廷想把豫章郡封给桓温。荀蕤对简文帝说：“如果桓温再凭借朝廷威势，北伐平定黄河、洛水流域，修复先帝陵墓，到那时再用什么赏赐他呢！” 朝廷于是放弃了封郡的想法。荀蕤后转任散骑常侍、少府，没有就职，出京补任东阳太守，又被任命为建威将军、吴国内史，最终在任上去世。荀蕤的儿子荀籍继承爵位，官至散骑常侍、大长秋。
荀羡，字令则。性情清静平和，有准则。七岁时，恰逢苏峻叛乱，他随父亲荀崧在石头城，苏峻很喜欢他，常把他抱在膝盖上。荀羡暗中对母亲说：“能得到一把锋利的刀子，就足以杀死这个贼寇。” 母亲捂住他的嘴说：“别乱说！” 十五岁时，朝廷打算让他娶寻阳公主，荀羡不愿与皇室联姻，便远远逃走。监察官员追捕，他不得已才回来迎娶公主，被任命为驸马都尉。
二十岁时，荀羡与琅邪王王洽齐名，沛国人刘惔、太原人王濛、陈郡人殷浩都与他交好。骠骑将军何充出镇京口（今江苏镇江），请他担任参军；晋穆帝又任命他为抚军参军，征召他补任太常博士，他都没有就职。后来，荀羡被任命为秘书丞、义兴太守，征北将军褚裒请他担任长史。到任后，褚裒对下属说：“荀生（荀羡）有超群的气度，将来必有非凡的作为，各位应当好好辅佐他。” 不久，荀羡升任建威将军、吴国内史，又被任命为北中郎将、徐州刺史、监徐兖二州及扬州晋陵诸军事，授予符节。殷浩因荀羡任职期间有才能出众的名声，所以委以重任。当时荀羡年仅二十八岁，东晋中兴以来，担任地方最高长官（方伯）的人，没有像他这样年轻的。
荀羡到任后，征调徐、兖二州的士兵，派参军郑袭驻守淮阴（今江苏淮安）；不久他亲自北镇淮阴，在东阳郡的石鳖（今江苏金湖附近）推行屯田。随后，朝廷加授他监青州诸军事，又兼任兖州刺史，镇守下邳（今江苏邳州）。荀羡从镇守之地入朝时，恰逢蔡谟坚决辞让司徒之职，不愿就职，中军将军殷浩想判处蔡谟死刑，就此事询问荀羡。荀羡说：“蔡公今日处境危险，明日必定会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举兵之举（指反抗）。” 殷浩于是放弃了处死蔡谟的想法。
后来，慕容俊（前燕君主）在青州攻打段兰，朝廷下诏让荀羡出兵救援。慕容俊的部将王腾、赵盘侵犯琅邪（今山东临沂）、鄄城（今山东鄄城），北方边境骚动不安。荀羡率军讨伐，擒获王腾，赵盘逃走。军队进驻琅邪时，段兰已战败阵亡，荀羡撤军返回下邳，留下将军诸葛攸、高平太守刘庄等三千人驻守琅邪，参军戴逯、萧鎋等二千人驻守泰山。当时，慕容兰率领数万人驻守汴城（今河南开封），对边境造成严重威胁。荀羡从光水（今山东泗水支流）引导汶水开凿渠道，直达东阿（今山东东阿），率军征讨慕容兰，临阵斩杀慕容兰。皇帝打算封赏荀羡，他坚决推辞，没有接受。
此前，石季龙（石虎）去世，胡人政权内部大乱，荀羡安抚接纳前来投降归附的人，很得人心。后因病重解除职务，不久被任命为右军将军，加授散骑常侍，他推辞不就职。升平二年（358 年），荀羡去世，享年三十八岁。晋穆帝听说后，叹息道：“荀令则（荀羡）、王敬和（王洽）相继去世，辅佐国家的亲信大臣，又能托付给谁呢！” 朝廷追赠荀羡为骠骑将军。

范汪传 现代文翻译
范汪，字玄平，是雍州刺史范晷的孙子。父亲范稚，早年去世。范汪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六岁时渡过长江，依靠外祖父家新野庾氏生活。荆州刺史王澄见到他，认为他天资不凡，说：“能振兴范氏家族的，一定是这个孩子。”
十三岁时，范汪母亲去世，他守丧期间完全遵守礼仪，亲友邻居都为他哀伤。长大后，范汪喜爱学习，外祖父家贫穷，无法供给他学习费用，他就在园中搭建茅屋居住，穿粗布衣服、吃简单饭菜，点燃柴草照明来抄写书籍，抄完后，又把书籍通读一遍，最终博学多才，精通典籍，擅长谈论玄学名理。
二十岁时，范汪来到京城，恰逢苏峻发动叛乱，朝廷军队战败，他便逃走西归。当时庾亮、温峤在寻阳（今江西九江）驻军，因交通断绝，没人知道苏峻的虚实，众人都担心贼寇势力强大，不敢轻易进军。等到范汪到来，庾亮、温峤向他询问局势，范汪说：“贼寇政令不统一，贪婪残暴、横行无忌，灭亡的征兆已经显现，即便现在强大，也容易转为弱小。朝廷正处于‘倒悬’般的危急境地，应当及时进军讨伐。” 温峤深表赞同，采纳了他的建议。当天，护军府、平南将军府的任命文书一同送达，范汪从此正式做官，担任护军参军。
苏峻叛乱平定后，范汪被赐予都乡侯爵位，又担任庾亮的平西参军，跟随庾亮讨伐郭默，爵位晋升为亭侯。他被征召为司空郗鉴的属官，任命为宛陵县令，又担任庾亮的征西参军，转任荆州别驾。范汪担任庾亮的辅佐官员十多年，深受庾亮的敬重优待。后来，范汪转任鹰扬将军、安远护军、武陵内史，朝廷征召他为中书侍郎。
当时，庾翼打算率领郢州、汉中的全部兵力北伐中原，军队进驻安陆（今湖北安陆），不久又转移到襄阳（今湖北襄阳）驻守。范汪上疏劝谏说：
“臣思考安西将军庾翼如今抵达襄阳，仓促发动进攻讨伐，各项事务都处于初创阶段，此前从安陆征调的物资，无法再为襄阳所用。而且寒冬时节，沔水、汉水干涸，军队都要像鱼群一样排成队列，依次推进，若有一处遭遇紧急情况，其他部队势必无法救援 —— 这是臣的第一个顾虑。
其次，军队抵达襄阳后，桓宣（当时驻守襄阳的将领）需要率军出征。桓宣此前在当地平定贼寇，招抚怀有二心的部众，用极宽厚的政策对待百姓，不依赖严苛的法令治理。如今当地农田已开垦，生产刚刚恢复，却要调走桓宣及其军队，百姓定会哀怨不满，后续的隐患难以预料 —— 这是臣的第二个顾虑。
再者，襄阳突然增加数万人，军队的供给都要从江南运输，漕运的困难、船夫的劳力，不能不仔细计算 —— 这是臣的第三个顾虑。
此外，庾翼如周代贤臣‘申伯’般尊贵，却与边境将领一同出征；加之东部的军队不进军配合，襄阳的孤军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兵书说：‘了解敌人、了解自己，百战不败；了解敌人、不了解自己，胜负各半。’贼寇确实衰败，但仍有实力；我方虽正兴盛，如今却无暇北伐。若持续交战不停止，患难必将兴起 —— 这是臣的第四个顾虑。
庾翼难道不知道军事家常担忧这些问题吗？只是他肩负家族重任，忧虑与责任重大，若安然度过一年，内心会不安，因此上奏后就立即行动，决心在战场上效命。以庾翼的宏大规划与谋略，文武官员的服从，若突然遇到有利时机，北伐大业或许能成功。但国家的谋划，应追求万无一失，若非极其稳妥，君主不会轻易起兵。臣认为应当下严诏告知庾翼，让他返回原镇休养精锐兵力，为日后北伐做准备。若陛下略微同意臣的意见，恳请秘密拿出臣的奏疏，与车骑将军庾冰等人详细商议。”
不久，骠骑将军何充辅佐朝政，邀请范汪担任长史。桓温接替庾翼担任荆州刺史，又任命范汪为安西长史。桓温西征蜀地（成汉政权），将留守荆州的事务托付给范汪。蜀地平定后，范汪的爵位晋升为武兴县侯。此后，桓温多次请求朝廷任命范汪为长史、江州刺史，范汪都没有接受，主动请求返回京城，要求担任东阳太守，桓温对此十分不满。范汪在东阳郡大力兴办学校，推行了许多惠民政策。
不久，范汪被召回京城，多次升迁后担任中领军、本州（顺阳郡）大中正。当时简文帝担任丞相，与范汪关系十分亲近，任命他为都督徐兖青冀四州及扬州晋陵诸军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授予符节。
后来桓温北伐，命令范汪率领文武官员从梁国（今河南商丘）出兵，范汪因延误军期，被免为平民。朝廷畏惧桓温，不敢为范汪辩解，议论此事的人都为他叹息遗憾。范汪隐居吴郡（今江苏苏州），从容地讲学授课，从不谈论自己的冤屈。后来他前往姑孰（今安徽当涂）拜见桓温，当时桓温正打算起用被埋没的人才来排挤朝廷大臣，以为范汪远道而来是投奔自己，便俯身翘首期盼，对袁宏说：“范公来见我，可任命他为太常吗？” 范汪到后，刚坐下，桓温就对他远道而来表示感谢。实际上范汪虽来见桓温，却担心被人指责 “趋附时势”，损害名声，便说：“我死去的儿子葬在这里，所以来看看他。” 桓温深感失望，不再提任命之事。范汪六十五岁时，在家中去世，朝廷追赠他为散骑常侍，谥号 “穆”。
范汪的长子范康继承爵位，早年去世；范康的弟弟范宁，最为知名。

范宁传 现代文翻译
范宁，字武子。年轻时专心治学，博览群书。简文帝担任丞相时，本想征召他任职，却因桓温的暗中阻止，此事最终搁置。因此，在桓温掌权的整个时期，范宁兄弟都没有担任过朝廷官职。
当时社会上盛行玄学清谈，崇尚浮华空虚，儒学日渐衰落。范宁认为这种风气的根源始于王弼、何晏，他认为这两人的罪过比夏桀、商纣还严重，于是撰写论著批判，文中写道：
有人问：“黄帝、唐尧的时代太过久远，最根本的‘道’已隐晦不明；庄子在濠水、濮水边的哲理歌咏早已断绝，清雅的风尚无所寄托。仁义的兴起引发了争夺，儒墨的争辩产生了是非。何晏（字平叔）胸怀超绝，王弼（字辅嗣）思绪精妙、洞察幽微，他们重振了千年以来崩坏的纲纪，打破了周公、孔子所设的礼教束缚。他们堪称士大夫中的‘龙门’（喻指杰出人物）、清谈界的宗师。我曾听说您认为他们的罪过超过桀纣，这是为什么呢？”
范宁回答：“您真的相信圣人的言论吗？所谓圣人，德行与天地相当，思想超越天、地、人三才。即便帝王的称号不同，制度的文饰与质朴有别，但他们统领天下、成就大业的目标，历代都是一致的。王弼、何晏蔑视抛弃儒家经典，不遵守礼仪法度，用浮夸的言辞、虚妄的学说误导后辈，用华丽的辞藻掩盖实质，用繁杂的文饰迷惑世人。士大夫们纷纷改变志向，孔子在洙水、泗水之间奠定的儒学风气，几乎断绝。最终导致仁义隐没，儒学蒙尘，礼崩乐坏，中原沦陷。古代所说的‘言辞虚伪却善于狡辩、行为乖僻却固执己见’的人，不正是王弼、何晏这类人吗！
从前孔子在鲁国诛杀少正卯，姜太公在齐国诛杀华士，难道不是跨越时代却同样为了惩治邪僻吗？桀纣的暴虐，不过是导致自身灭亡、国家倾覆，为后世留下借鉴罢了，怎能改变百姓的认知与判断呢！王弼、何晏窃取天下的虚名，凭借出身豪门的傲慢放诞，把荒诞的玄学当作精巧的学说，把无拘无束的行为酿成社会风气。就像靡靡之音扰乱正统音乐，能言善辩之人颠覆国家，这话真是太对了！我之所以认为他们的罪过更重，是因为桀纣的祸乱只在一时，而王、何的危害却影响历代；桀纣只毁灭了自己，而王、何却迷惑了众人。”
范宁推崇儒学、抵制浮薄风气，其态度大致如此。
桓温去世后，范宁才开始做官，任余杭县令。他在县里兴办学校，培养学生，自身廉洁、践行礼仪，有志向操守的士人都尊崇他。一年之后，当地的风俗教化大为盛行。自东晋中兴以来，推崇儒学、重视教化的官员，没有比得上范宁的。
范宁在余杭任职六年，升任临淮太守，被封为阳遂乡侯。不久，朝廷征召他为中书侍郎。他在任期间多次提出建议与改进意见，对治国之道颇有裨益。当时朝廷正筹划修建新的宗庙，广泛征求 “辟雍”（太学）、“明堂”（天子祭祀与布政的场所）的形制方案，范宁依据儒家经传上奏，建议都有经典依据。孝武帝向来喜好文学，对范宁十分亲近信任，朝廷遇到疑难争议，总会咨询他的意见。范宁敢于指责朝中官员的过失，言辞直率，毫无避讳。
王国宝是范宁的外甥，靠谄媚侍奉会稽王司马道子，他担心范宁不包容自己，便在司马道子面前诋毁范宁，导致范宁逐渐被皇帝疏远。范宁请求补任豫章太守，孝武帝说：“豫章郡不适合派太守（当时豫章局势复杂），你何必急于去冒险呢？” 范宁不信占卜的说法，坚决请求前往。临行前，他上疏说：“臣听说治国之道崇尚虚静简约，政务关键在于平稳安定，无论公开还是隐秘之处都要公正坦荡，对百姓广施仁爱，这样才能度过危难而无忧，经历顺逆而常安。古代帝王之所以能实现太平，不过是做到了这些。如今四方边境安宁，没有战事，可粮仓空虚，国库匮乏。古代征用民力，每年不超过三天，如今百姓的劳役烦扰，几乎没有三天的休息时间，甚至有人因受刑致残、剪发为僧，只为逃避劳役；有的百姓生下孩子却不抚养，鳏夫寡妇不敢婚嫁。这难道不会让百姓与神灵都心生怨恨，破坏天地间的和谐之气吗？臣担心国家的忧患，用‘积薪之下’（喻指隐患深重）来比喻都不够。臣早就想粗略陈述心中所想，却日复一日拖延。如今即将远离陛下，不想留下遗憾，恳请陛下将臣的奏疏交给外廷官员详细审议。”
孝武帝下诏让公卿大臣与地方长官共同商议朝政得失，范宁又陈述时政问题说：
古代划分土地疆域，是为了增强百姓的归属感；圣明君主制定制度，户籍不分士农工商（黄、白籍，东晋时黄籍为本地户籍，白籍为北方流民户籍）。从前中原战乱，百姓流亡到江东，当时大家都有返回故土的期望，所以朝廷允许流民在户籍上注明原籍。如今时间渐久，百姓已安居乐业，祖坟墓地的松柏都已成行，虽然没有 “原籍居民” 的名分，却有了 “定居此地” 的实际。如今应当划定明确的疆域，用 “土断”（将流民户籍编入居住地）的方式整理户口，明确考核官吏的标准，修订基层户籍制度。
反对的人一定会说：“每个人都有故乡，风俗也有南北之别。一旦编入当地户籍，就会永远成为别人的下属，君子会有怀念故土的感慨，百姓会有承担劳役的担忧。” 这实在是兼并土地的豪强的借口，而非通晓事理者的正论。古代失去国土的君主，尚且要臣服于所寄居的君主；各国的臣子，也有离开本国、前往他国任职的礼仪。随会在秦国做官，《春秋》对他多加称赞；乐毅在燕国任职，优秀的史官也对他褒扬。况且如今普天下的人，追溯他们的姓氏出身，都是随时代迁移的，为何到了现在偏偏不能接受 “土断” 呢？
凡是偏远郡县的百姓，分散居住在各地，远的相距千余里，近的也有数百里，可朝廷征召劳役、调发赋税时，都要求他们相互配合，若不能按时赶到，就会被严厉治罪。百姓无法承受，便叛逃成为盗贼，导致山林湖泽中的盗贼日渐增多，案件也越来越多。如今偏远狭小的郡县，都应合并，不足五千户的，不能设郡；不足千户的，不能设县。郡守、县令的职位，应当任用清廉公正的人。
近来选拔官员，只把救济贫困放在首位，即便制度规定任期六年，可官员一旦富足就会辞职。此外，郡守征召属吏，任命毫无常规，有的属吏还兼任中央官职或军府官职。军府统领州，州监管郡，郡管理县，如今让它们互相兼任，就会导致下级反而成为上级的管理者，赋税劳役的征调便没有了限制。而且官员随意役使百姓修建官署，百姓被迫迁徙流动，居无定所，文书档案也很少有保存下来的。前任官员的官署，都被私人占据，后任官员到任后，又要重新修建。这种弊端，真是说也说不完！
另外，地方军政长官离职时，都会搜刮精良的兵器作为 “送故”（离任时下属赠送的财物），粮食布帛之类的更是不计其数。监察官员对此纵容，从不弹劾纠正。其中即便有清廉的官员，也得不到表彰。有的长官离职时，“送故” 的士兵多达上千家，少的也有几十户。这些士兵既为私人效力，又耗费官府的粮食布帛。正规兵役已使百姓疲惫，又强行征调良民补充，毫无缘由地牵连他人。如果是有功勋的大臣，已经享有封地的俸禄，难道还应在封地之外再私设官吏士兵吗！臣认为 “送故” 的制度应当加以限制，以三年为期限。
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奢侈或节俭取决于所处的地位。如今兼并土地的豪强也有不少不富足的，并非财力不足以让自己富足，也并非俸禄不足以让家族富裕，而是他们获取财富有途径，却挥霍无度。他们整日赌博饮酒，整年游手好闲，一场宴会的花费超过十金，华丽服饰的价值无法计算，还大肆装饰车马狗马，沉迷靡靡之音，导致农田荒废不耕种，讲学诵读的活动断绝。平庸之辈争相追求浮华，傲慢放诞成为风气。臣认为应当考察官员的乡里评价，审核他们的品行学业，测试他们的能力，然后再提拔任用。这样一来，不仅能让百姓家给人足，贤能之人也会接踵而至！
现行制度中，因犯罪被罚充兵役的人，其后代不会承袭兵役。近来即便犯了小事，也会被补入兵役；一次过失，却连累后代，亲戚旁支也会遭受灾祸，户口减少，也与此有关。这些人都应甄别遣返，以维护国家的信用。
依照礼制，十九岁去世称为 “长殇”，因为还未成年；十五岁去世称为 “中殇”，因为仍属童幼。如今规定十六岁为 “全丁”（成年男子，需承担完整兵役），就要承担成人的劳役；十三岁为 “半丁”（未成年男子，承担部分劳役），所做的却已不是童幼之人能胜任的事。怎能违背天理、背离经典，让百姓困苦到这种地步呢！如今应当修订礼制，以二十岁为 “全丁”，十六至十九岁为 “半丁”，这样百姓就不会过早夭折，人口也能滋生繁衍。
孝武帝认为范宁的建议很好。
起初，范宁出京任豫章太守，并非孝武帝的本意，所以他的奏疏大多符合皇帝的心意。范宁在豫章郡又大力兴办学校，派人前往交州采集磬石（用于礼乐演奏的石制乐器），供学校使用，还改革旧制度，不拘泥于常规。远近前来求学的人有一千多，供养学生的费用，全都出自他的私人俸禄。他还挑选郡中四大望族的子弟，让他们都成为学生，教授儒家五经。此外，他还修建讲学的高台，耗费的人力物力更多。
江州刺史王凝之上奏弹劾范宁说：“豫章郡的人口占江州的一半。太守范宁曾入朝参与机密政务，如今出京治理名郡，却肆意奢侈腐败，行为混乱。豫章郡城原本有六座城门，范宁将它们全部改建为重楼，又另外新开两座城门，合计八座。他还私自修建七处宅邸。臣考察宗庙的设置，各有等级规定，可范宁却私自修建家庙。此外，他下令豫章郡所属十五个县，都要在左边建宗庙、右边设社稷坛，规格仿照皇家太庙，这都耗费了大量人力，还强占百姓住宅，耗费的工时数以万计。范宁如果认为古代礼制应当尊崇，自当上奏朝廷，却竟敢擅自决定，随心所欲。江州官府得知后，已下文阻止，可范宁却对所属各县施加威压，只要求尽快建成。恳请陛下将臣的奏疏交给太常寺，依据礼仪典制审议。”
孝武帝下诏说：“汉宣帝曾说：‘能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是优秀的郡太守（二千石官）啊！’如果范宁真像王凝之奏疏中所说的那样，怎能再担任郡太守呢！” 范宁因此获罪。他的儿子范泰当时任天门太守，便弃官为父亲申诉。孝武帝因范宁所做的事主要是兴办学校，所以长时间没有判决。恰逢朝廷大赦，范宁才被赦免。
起初，范宁曾因眼痛向中书侍郎张湛求药方，张湛趁机调侃他说：“古代有个药方，宋阳里子年轻时得到它，传给鲁国的东门伯，东门伯又传给左丘明，就这样世代相传。到汉代的杜子夏、郑康成，曹魏的高堂隆，西晋的左太冲，这些贤士都有眼疾，用了这个药方后都有效果。药方是：减少读书，这是第一条；减少思虑，这是第二条；专注内心审视，这是第三条；简化外在关注，这是第四条；早晨晚起，这是第五条；夜晚早睡，这是第六条。把这六样用‘神火’煎熬，用‘元气’过滤，在胸中蕴藏七天，然后纳入心中。修炼一个季度，近能数清自己的眼睫毛，远能看清一尺长的木杖末端。长期坚持，能看穿墙壁之外的东西。不仅能明目，还能延年益寿。”
范宁被免官后，在丹阳定居，仍勤奋钻研经学，终年不辍。六十三岁时，在家中去世。
起初，范宁因《春秋谷梁传》没有好的注释，便潜心研究多年，撰写了《春秋谷梁传集解》。这部著作义理精密详实，被世人看重。后来徐邈又为《春秋谷梁传》作注，也受到世人的称赞。
范宁的儿子范泰，在元熙年间（419-420 年）担任护军将军。

范坚传 现代文翻译
范坚，字子常。学识渊博，擅长写文章。永嘉年间（307-313 年），他躲避战乱来到江东，被任命为佐著作郎、抚军参军。因参与讨伐苏峻有功，被赐予都亭侯爵位，多次升迁后任尚书右丞。
当时廷尉上奏，称殿中帐吏邵广盗窃宫中幔帐三张，合计布三十匹，有关部门判处邵广死刑，暴尸街头。邵广有两个儿子，邵宗十三岁，邵云十一岁，他们举着黄色旗帜敲击 “登闻鼓”（古代允许百姓击鼓申诉的制度）请求宽恕，甘愿自身没入官府做 “奚官奴”（负责宫中杂役的奴隶），以赎回父亲的性命。
尚书郎朱暎提议认为：天下的父亲，没有儿子的很少，如果这件事获准，就会成为永久制度，恐怕死刑制度会因此松弛。范坚也赞同朱暎的意见。当时参与议论的人认为，将邵广处以钳刑（颈部戴铁钳的刑罚），两个儿子没入官府为奴，既足以惩戒犯罪，又能让百姓知晓父子伦理，还能彰显朝廷的仁爱之恩。可以特别批准将邵广的死刑减为五年徒刑，邵宗等人交给奚官署为奴，但不将此定为永久制度。
范坚反驳说：“自从社会淳朴的风气消散，刑罚就随之产生。刑罚是为了制止犯罪，死刑是为了杜绝杀戮。虽然有时会赦免过失、宽恕罪行，审议案件时延缓死刑执行，但从没有因小事不忍而轻易改变典章刑罚的情况。况且既然允许邵宗等人的请求，赦免邵广的死罪，那如果再有类似邵宗的人却不请求赎父，难道能将他们视为断绝人伦、等同于禽兽吗！
负责此事的官员如今上奏说，只特别批准邵宗等人的请求，不定为永久制度。臣认为帝王的举措，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即便一皱眉、一笑之间的小事，尚且要谨慎对待，何况是国家典制，怎能随意损害！如今之所以赦免邵广，正是因为邵宗等人的请求。人们敬爱父亲，谁不如邵宗？如今既然同意了邵宗的请求，将来申诉的人，难道不都是百姓吗！‘特别批准’的做法，看不出有什么益处；不将其定为制度，反而会引发百姓的怨恨。这是在当下施予一点恩惠，却在日后埋下无数怨恨啊。”
晋成帝听从了范坚的意见，维持了对邵广的死刑判决。范坚后来升任护军长史，在任上去世。
范坚的儿子范启，字荣期。他的经学造诣虽不如范坚，却以才华与义理在当时闻名。当时擅长清谈的士人庾龢、韩伯、袁宏等人，都与他相交为友。范启曾任秘书郎，多次担任显要官职，最终任黄门侍郎。范坚、范启父子都有诗文传世。

刘惔传 现代文翻译
刘惔，字真长，是沛国相县（今安徽濉溪西北）人。他的祖父刘宏，字终嘏，曾任光禄勋；刘宏的哥哥刘粹，字纯嘏，曾任侍中；刘宏的弟弟刘潢，字冲嘏，曾任吏部尚书。三人在西晋都城洛阳都有名望，当时人有句俗语：“洛阳城里有风度的名士，就数‘三嘏’。” 刘惔的父亲刘耽，曾任晋陵太守，在当时也有名气。
刘惔年轻时气质清高、见识深远，有出众的风度。他和母亲任氏寄居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家境贫寒，靠编织草鞋维持生计。虽然住在简陋的小巷里，他却安然自在。起初没人赏识他，只有王导非常器重他。后来刘惔渐渐有了名气，议论的人把他比作名士袁羊（袁乔）。刘惔很高兴，回去告诉母亲。他的母亲是个聪慧的人，对他说：“袁羊不是你能比的，别接受这种评价。” 后来又有人把他比作范汪，刘惔又很高兴，母亲还是不认可。
等到刘惔品德、声望逐渐提升，议论的人最终把他比作曹魏名士荀粲。刘惔娶了晋明帝的女儿庐陵公主。由于他擅长清谈、精通玄理，简文帝刚担任丞相时，就把他和王濛一起当作清谈的宾客，两人都受到上宾的礼遇。当时孙盛写了《易象妙于见形论》，简文帝让殷浩反驳他，殷浩没能说服孙盛。简文帝说：“要是真长（刘惔字）来，肯定有办法驳倒他。” 于是派人去请刘惔。孙盛一向敬重佩服刘惔，刘惔到后，就和孙盛交锋答辩，言辞简洁切要，孙盛最终理屈词穷。满座的人都拍手大笑，纷纷称赞刘惔。
刘惔多次升迁，最终任丹阳尹（京城最高行政长官）。他治理政务清廉严整，家中没有杂乱的宾客。当时有百姓频繁控告地方官员，各郡也常有互相举报纠正的情况，刘惔感叹道：“下属非议上级，这是败坏风气的做法。古代好的治理，不过是依据法规办事罢了，难道不是因为这种做法能巩固根本、端正源头，让社会风气稳定下来吗！君主即便不像君主，下属也不能失了礼数。要是这种风气不改，百姓就会偏离正道，再也回不来了。” 于是他把这些控告案件压下，不再追究。
刘惔性情简约高贵，和王羲之向来关系很好。郗愔有个仆人擅长写文章，王羲之很欣赏他，常常在刘惔面前称赞这个仆人。刘惔问：“他和郗方回（郗愔字）比怎么样？” 王羲之说：“就是个小人物罢了，怎么能和郗公比！” 刘惔说：“要是不如郗方回，那终究只是个仆人罢了。”
桓温曾问刘惔：“会稽王（司马昱）的清谈水平进步了吗？” 刘惔说：“进步很大，但终究还是第二流的。” 桓温问：“那第一流是谁？” 刘惔说：“自然是我们这些人。” 他就是这样自视甚高。
刘惔常常惊叹桓温的才能，却也看出他有反叛朝廷的迹象。等到桓温担任荆州刺史，刘惔对简文帝说：“不能让桓温占据战略要地，他的职位和封号应该经常压制。” 他还劝简文帝亲自镇守长江上游，让自己担任军司（军中参谋长官），简文帝没有采纳。刘惔又请求自己去镇守，简文帝还是没同意。
后来桓温讨伐蜀地（成汉政权），当时众人都认为桓温难以取胜，只有刘惔认为他一定能攻克。有人问他原因，刘惔说：“从桓温赌博的习惯就能看出，他没把握的事，是不会做的。不过我担心他最终会独掌朝廷大权。” 后来事情果然像他预言的那样。刘惔曾推荐吴郡人张凭，张凭最终成为名士，众人因此佩服刘惔善于识人。
刘惔尤其喜好《老子》《庄子》，崇尚自然随性的生活。他病重时，百姓想为他祈祷，家人又请求祭祀神灵，刘惔说：“我像孔子那样，早就祈祷过了（意为顺应自然，无需迷信）。” 他三十六岁时，在任上去世。孙绰为他写的悼文中有 “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 的句子，当时人把这句话当作名言。后来孙绰曾去拜见褚裒，谈到刘惔时流着泪说：“这真是‘贤人逝去，国家衰败’啊！” 褚裒大怒说：“真长（刘惔）生前何尝把你放在眼里，你今天怎么摆出这副样子给人看！” 刘惔被名士敬重到了这种程度。

张凭传 现代文翻译
张凭，字长宗。他的祖父张镇，曾任苍梧太守。张凭几岁时，张镇对他的父亲说：“我不如你有这么好的儿子。” 张凭说：“爷爷怎么能拿儿子调侃父亲呢！”
等到张凭长大，有志向和气节，被乡里人称赞。他被推举为孝廉，自恃有才，认为自己一定能和当时的名士交往。起初，他想去拜见刘惔，乡里人和同被推举为孝廉的人都嘲笑他。
张凭到了刘惔家后，刘惔让他坐在下座，态度冷淡，没有和他交谈。张凭想主动开口，却找不到机会。恰逢王濛来刘惔家清谈，两人有个话题没能说透，张凭在下座插嘴分析，言辞深刻、意旨深远，正好把双方的想法都表达清楚了，满座的人都很惊讶。刘惔立即请他坐到上座，两人清谈了一整天，还留他住了一夜，第二天才送他离开。
张凭回到船上后，没过多久，刘惔就派下属去寻找 “张孝廉的船”，找到后就邀请张凭和自己同乘一车，还把他推荐给了简文帝。简文帝召见张凭谈话，感叹道：“张凭才华横溢，堪称思想深邃的人啊！” 张凭最终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韩伯传 现代文翻译
韩伯，字康伯，是颍川郡长社县（今河南长葛东）人。他的母亲殷氏，品德高尚、行为端正。韩伯家很贫穷，他几岁时，正值寒冬，母亲正要给他做短袄，让他拿着熨斗，对他说：“先穿上短袄，一会儿再给你做夹裤。” 韩伯说：“不用做夹裤了。” 母亲问他原因，他回答：“火在熨斗里，熨斗柄还是热的，现在穿上短袄，下身也该暖和了。” 母亲对他的早慧感到很惊讶。
等到韩伯长大，性情清静平和，善于思考辨析，专注于文学艺术。他的舅舅殷浩称赞他说：“康伯能自我定位，显然是出众的人才。” 颍川人庾龢在当时名声很大，很少推崇别人，却常常称赞韩伯和王坦之：“论思路清晰、条理通达，我敬重韩康伯；论意志坚定、品行端正，我不如王文度（王坦之字）。除此之外的人，我都比他们强百倍。”
韩伯被推举为秀才，朝廷征召他任佐著作郎，他都没有就职。简文帝在封国时，把他当作清谈宾客，韩伯从司徒左西属先后调任抚军掾、中书郎、散骑常侍、豫章太守，后来入朝任侍中。
陈郡人周勰担任谢安的主簿时，在守丧期间不守礼制，崇尚《老子》《庄子》，轻视儒家礼教。韩伯当时兼任中正（掌管人才品评的官员），拒绝认可周勰的品行，评论说：“拜见上级时的礼仪，尚且要违背众人意见、遵守礼法；守丧这种关乎情理极致的事，更不该因为多数人这么做就认可（不合礼法的行为）。” 当时人都敬畏他的公正。有见识的人说，韩伯能澄清世人无法澄清的乱象，裁决世人无法裁决的问题，这和那些纵容自己、顺从众人的人，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王坦之曾写过《公谦论》，袁宏写文章反驳他。韩伯读了袁宏的文章后，赞赏文中的意旨，认为是非已经辩明，但还需要有人来折中，于是写了《辩谦》一文，提出折中观点：
要探究道理、辨析疑问，必须先明确概念的本质含义。本质含义明确了，彼此的观点就能清楚把握。“谦” 的含义，在于降低自己的姿态：以高位迁就低位，以贤才等同于普通人，所以才有了 “谦” 的名号。“孤”“寡”“不谷”（都是古代君主对自己的谦称），是人们厌恶的称呼，可诸侯、君王却用来称呼自己，这是降低自己尊贵地位的表现；“驾车”“射箭”（都是古代士人掌握的技能，被视为普通技艺），是众人轻视的事，可君子却用来称呼自己，这是降低自己贤才身份的表现。这和《周易》中 “山在地中”（象征 “谦” 的卦象）的寓意，难道不是一样的吗！抛开这两点，再去寻找 “谦” 的含义，就像往南走却要去北方，永远也找不到。
正因为有 “尊贵” 的存在，所以才有 “降低”；正因为有 “美好” 的存在，所以才有 “谦让”。这就像影子和形体、声音和回声，相互依存而存在。道行完备的人，会忘记贵贱之别，把贤人与愚人同等看待；心怀公正的人，会依照道理行事，平衡彼此的立场。“谦让” 的含义，又从何而来呢！由此可见，“谦” 之所以被视为美德，本来就不能用在 “道行完备” 的境界中，也不适用于胸怀宽广的君子。
但君子立身行事，必定追求最恰当的方式，也必定会做到隐藏自己的优点。最根本的道理在于无私，可为什么还要有 “降低自己” 的行为呢？实在是因为还没能做到同等看待贤人与愚人，所以才会有贵贱之分；还没能忘记彼此的差异，所以才会有自私的牵挂。当自己处于尊贵地位时，就会骄傲；当自己展现贤才能力时，就会自夸。处于尊贵地位而不骄傲，可骄傲的人却总想着自己的尊贵；宣扬自己的优点而不自夸，可自夸的人却总炫耀自己的能力。
因此，明白 “骄傲尊贵会损害品德” 的人，会把心思放在谦逊质朴上；领悟 “频繁自夸会违背道理” 的人，会做到不轻易言说自己的优点。不轻易言说优点，就能隐藏自己的长处；心思放在谦逊质朴上，就能降低自己的尊贵。像君子这类人，如果道理还没领悟透彻，情感还没平复，内心还没做到忘记自我，又怎么会不同样需要通过 “谦让” 来消除内心的障碍呢！
本身拥有却装作没有，这是圣人的品德；心中有牵挂却仍能坚守道理，这是君子的心境。虽然他们的牵挂不同，但 “消除情感的牵挂要借助对弊端的纠正，降低自己的方式要通过克服自私来实现”，这一点是相同的。因此，“克制愤怒、抑制欲望” 被写在《周易・损卦》的象辞中；“谦逊自守”，也确实和《周易・谦卦》的爻辞相关 —— 这些都是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去除自己多余的欲望啊。
王坦之的论述，认为 “最根本的道理中没有‘谦’”，这大致是对的。他说 “人有竞争之心，所以不能显露自己的优点，要借助‘谦让’的外在表现，来逃避争强好胜带来的祸患”，这种说法用在圣贤身上是可行的；但用在普通人身上，“谦让” 不仅能让人在外表上逃避祸患，更能让人在内心净化自己啊。
后来韩伯调任丹阳尹、吏部尚书、领军将军。他生病后，占卜的人说：“不适合担任这个官职。” 朝廷改任他为太常，还没就职，韩伯就去世了，时年四十九岁，朝廷追赠他为太常。他的儿子韩璯，官至衡阳太守。

史臣评论
王湛出身于三公世家，地位优越，见识敏锐、洞察先机，具备辅佐君王的才能。他契合孔子的深远思想，钻研经书；遵循老子的深奥旨趣，胸怀虚静。这就是所谓的 “天性未经雕琢，契合最纯粹的本质” 啊。
王承（字安期）英姿飒爽、才华出众，在当时名声显赫，朝廷内外都仰慕他的风度，士大夫们都推崇他的表率作用。虽然他在战场上没有显赫的功勋，也没有被记载在旗常（古代记录功勋的礼器）上，但他纯洁的品德、清明的操守，足以被载入史书。
王述（字怀祖）胸怀开阔、眼光长远，性情淡泊如美玉；王坦之器宇轩昂、志向高远，节操坚贞如金石。王述写了讽劝庾翼的优秀书信，嘲笑那些荒诞不经的言论；王坦之撰写了《废庄论》这篇宏文，弘扬了儒家思想。他们有的在尚书省担任要职，妥善处理朝廷政务；有的在宫中担任近臣，机密地草拟君王诏令。两人都能留下美好的名声，保住荣耀的官职，真是太好了！
王国宝没有值得称道的品行，却侥幸登上宰相之位。他的内心被愚昧蒙蔽，却在情感的田野上开辟出危险的道路。当时边境多灾多难，法令制度很不完善，天子处于 “大权旁落” 的境地，大臣们也很少有 “担心国家危亡” 的忧虑。于是王国宝窃取权势、把持朝政，破坏圣明君王的典章制度；极尽奢侈、放纵享乐，借助叛乱者的余威作威作福。他的府宅雕梁画栋，超过皇宫的规格；珍贵的宝物、艳丽的姬妾，装满了内室。这就像肥壮的猪狗，不知道灾祸即将来临。他最终在自己家中被治罪，实在是罪有应得！
荀崧（字景猷）孝顺父母、忠诚朝廷，无愧于前代的贤士；范汪（字玄平）出谋划策、贡献良计，顺应了时代的需求。荀崧学识渊博、贯通古今，在儒家经典散乱时整理遗篇；范汪风度刚直、品行端正，在国家将要倾覆时坚守高尚的节操。总的来说，他们都是有才德的人。
刘惔、韩伯才智出众、风度爽朗，自我定位超越众人，豪迈的气概直冲云霄，清谈的言辞驱散迷雾。两人就像兰花的芬芳、菊花的明艳，在历史上永放光彩。

赞语
王湛（字处冲）纯洁美好，堪称非凡的人才。在幽静的庭院中修养本性，在低微的职位上随俗而处。虽然他的理想未能实现，但高尚的风度从未丧失。啊，他的后代子孙，世代传承清正的品德。在皇室中流传美名，在士林中树立榜样。
王国宝平庸愚昧，一心追求骄奢。最终像《周易》中说的 “房屋过于华丽，终将招致灾祸”，毁掉了自己的家族。
荀崧、范汪有美好的声望，名声远扬。刘惔、韩伯是优秀的士人，清谈的言论层出不穷。他们的才学如同不同的花朵一样绚丽，在青史上光彩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