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 列传·第三十八章 晋书 顾荣 纪瞻 贺循 薛兼四位南方士族重臣事迹 原文及白话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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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 列传·第三十八章 晋书 顾荣 纪瞻 贺循 薛兼四位南方士族重臣事迹 原文及白话文翻译

顾荣，字彦先，吴国吴人也，为南土著姓。祖雍，吴丞相。父穆，宜都太守。荣机神朗悟，弱冠仕吴，为黄门侍郎、太子辅义都尉。吴平，与陆机兄弟同入洛，时人号为“三俊。”例拜为郎中，历尚书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恆纵酒酣暢，谓友人张翰曰：“惟酒可以忘忧，但无如作病何耳。”

会赵王伦诛淮南王允，收允僚属付廷尉，皆欲诛之，荣平心处当，多所全宥。及伦篡位，伦子虔为大将军，以荣为长史。初，荣与同僚宴饮，见执炙者貌状不凡，有欲炙之色，荣割炙啖之。坐者问其故，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及伦败，荣被执，将诛，而执炙者为督率，遂救之，得免。

齐王冏召为大司马主簿。冏擅权骄恣，荣惧及祸，终日昏酣，不综府事，以情告友人长乐冯熊。熊谓冏长史葛旟曰：“以顾荣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机，不复计南北亲疏，欲平海内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荣江南望士，且居职日浅，不宜轻代易之。”熊曰：“可转为中书侍郎，荣不失清显，而府更收实才。”旟然之，白冏，以为中书侍郎。在职不复饮酒。人或问之曰：“何前醉而后醒邪？”荣惧罪，乃复更饮。与州里杨彦明书曰：“吾为齐王主簿，恆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及旟诛，荣以讨葛旟功，封喜兴伯，转太子中庶子。

长沙王乂为骠骑，复以荣为长史。乂败，转成都王颖丞相从事中郎。惠帝幸临漳，以荣兼侍中，遣行园陵。会张方据洛，不得进，避之陈留。及帝西迁长安，征为散骑常侍，以世乱不应，遂还吴。东海王越聚兵于徐州，以荣为军谘祭酒。

属广陵相陈敏反，南渡江，逐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内史王旷，阻兵据州，分置子弟为列郡，收礼豪桀，有孙氏鼎峙之计。假荣右将军、丹阳内史。荣数践危亡之际，恆以恭逊自勉。会敏欲诛诸士人，荣说之曰：“中国丧乱，胡夷内侮，观太傅今日不能复振华夏，百姓无复遗种。江南虽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荣常忧无窦氏、孙、刘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将军怀神武之略，有孙吴之能，功勋效于已著，勇略冠于当世，带甲数万，舳舻山积，上方虽有数州，亦可传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尽怀，散蒂芥之恨，塞谗谄之口，则大事可图也。”敏纳其言，悉引诸豪族委任之。敏仍遣甘卓出横江，坚甲利器，尽以委之。荣私于卓曰：“若江东之事可济，当共成之。然卿观事势当有济理不？敏既常才，本无大略，政令反覆，计无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骄矜，其败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禄，事败之日，使江西诸军函首送洛，题曰逆贼顾荣、甘卓之首，岂惟一身颠覆，辱及万世，可不图之！”卓从之。明年，周与荣及甘卓、纪瞻潜谋起兵攻敏。荣废桥敛舟于南岸，敏率万余人出，不获济，荣麾以羽扇，其众溃散。事平，还吴。永嘉初，征拜侍中，行至彭城，见祸难方作，遂轻舟而还，语在《纪瞻传》。

元帝镇江东，以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凡所谋画，皆以谘焉。荣既南州望士，躬处右职，朝野甚推敬之。时帝所幸郑贵嫔有疾，以祈祷颇废万机，荣上笺谏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圣，可谓穷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发，何哉？诚以一日万机，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当今衰季之末，属乱离之运，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营野次，星言夙驾，伏轼怒蛙以募勇士，悬胆于庭以表辛苦。贵嫔未安，药石实急；祷祀之事，诚复可修；岂有便塞参佐白事，断宾客问讯？今强贼临境，流言满国，人心万端，去就纷纭。愿冲虚纳下，广延俊彦，思画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耻，则群生有赖，开泰有期矣。”

时南土之士未尽才用，荣又言：“陆士光贞正清贵，金玉其质；甘季思忠款尽诚，胆干殊快；殷庆元质略有明规，文武可施用；荣族兄公让明亮守节，困不易操；会稽杨彦明、谢行言皆服膺儒教，足为公望；贺生沈潜，青云之士；陶恭兄弟才干虽少，实事极佳。凡此诸人，皆南金也。”书奏，皆纳之。

六年，卒官。帝临丧尽哀，欲表赠荣，依齐王功臣格。吴郡内史殷祐笺曰：

昔贼臣陈敏凭宠藉权，滔天作乱，兄弟姻娅盘固州郡，威逼士庶以为臣仆，于时贤愚计无所出。故散骑常侍、安东军司、嘉兴伯顾荣经德体道，谋猷弘远，忠贞之节，在困弥厉。崎岖艰险之中，逼迫奸逆之下，每惟社稷，发愤慷忾。密结腹心，同谋致讨。信著群士，名冠东夏，德声所振，莫不响应，荷戈骏奔，其会如林。荣躬当矢石，为众率先，忠义奋发，忘家为国，历年逋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荡平六州，勋茂上代，义彰天下。

伏闻论功依故大司马齐王格，不在帷幕密谋参议之例，下附州征野战之比，不得进爵拓土，赐拜子弟，遐迩同叹，江表失望。齐王亲则近属，位为方岳，杖节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国之援，内有宗室之助，称兵弥时，役连天下，元功虽建，所丧亦多。荣众无一旅，任非籓翰，孤绝江外，王命不通，临危独断，以身徇国，官无一金之费，人无终朝之劳。元恶既殄，高尚成功，封闭仓廪，以俟大军，故国安物阜，以义成俗，今日匡霸事举，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于齐，强弱不同，优劣亦异。至于齐府参佐，扶义助强，非创谋之主，皆锡珪受瑞，或公或侯。荣首建密谋，为方面盟主，功高元帅，赏卑下佐，上亏经国纪功之班，下孤忠义授命之士。

夫考绩幽明，王教所崇，况若荣者，济难宁国，应天先事，历观古今，未有立功若彼，酬报如此者也。

由是赠荣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元。及帝为晋王，追封为公，开国，食邑。

荣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于灵座。吴郡张翰哭之恸，既而上床鼓琴数曲，抚琴而叹曰：“顾彦先复能赏此不？”因又恸哭，不吊丧主而去。子毗嗣，官至散骑侍郎。

纪瞻，字思远，丹阳秣陵人也。祖亮，吴尚书令。父陟，光禄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吴平，徙家历阳郡。察孝廉，不行。

后举秀才，尚书郎陆机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启建洪业，文质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矫而变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则又反之于忠。然则王道之反覆其无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业各异也？自无圣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损益，百姓之变迁，其故可得而闻邪？今将反古以救其弊，明风以荡其秽，三代之制将何所从？太古之化有何异道？”瞻对曰：“瞻闻有国有家者，皆欲迈化隆政，以康庶绩，垂歌亿载，永传于后。然而俗变事弊，得不随时，虽经圣哲，无以易也。故忠弊质野，敬失多仪。周鉴二王之弊，崇文以辩等差，而流遁者归薄而无款诚，款诚之薄，则又反之于忠。三代相循，如水济火，所谓随时之义，救弊之术也。羲皇简朴，无为而化；后圣因承，所务或异。非贤圣之不同，世变使之然耳。今大晋阐元，圣功日隮，承天顺时，九有一贯，荒服之君，莫不来同。然而大道既往，人变由久，谓当今之政宜去文存朴，以反其本，则兆庶渐化，太和可致也。”

又问：“在昔哲王象事备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庙所以宁祖考，辟雍所以班礼教，太学所以讲艺文，此盖有国之盛典，为帮之大司。亡秦废学，制度荒阙。诸儒之论，损益异物。汉氏遗作，居为异事，而蔡邕《月令》谓之一物。将何所从？”对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数有六。古者圣帝明王南面而听政，其六则以明堂为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庙，以顺天时，施行法令，宗祀养老，训学讲肄，朝诸侯而选造士，备礼辩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类，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璧，则白璧雍。异名同事，其实一也。是以蔡邕谓之一物。”

又问：“庶明亮采，故时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书》称明良之歌，《易》贵金兰之美。此长世所以废兴，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于求才，立名之士急于招世，理无世不对，而事千载恆背。古之兴王何道而如彼？后之衰世何阙而如此？”对曰：“兴隆之政务在得贤，清平之化急于拔才，故二八登庸，则百揆序；有乱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岩之徒，周文携渭滨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国政，故能龙奋天衢，垂勋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扬仄陋，使山无扶苏之才，野无《伐檀》之咏。是以化厚物感，神祇来应，翔凤飘飖，甘露丰坠，醴泉吐液，硃草自生，万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气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义，敦父子之亲，明夫妇之道，别长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译入贡，颂声穆穆，南面垂拱也。今贡贤之途已闿，而教学之务未广，是以进竞之志恆锐，而务学之心不修。若辟四门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绩殿最，审其优劣，厝之百僚，置之群司，使调物度宜，节宣国典，必协济康哉，符契往代，明良来应，金兰复存也。”

又问：“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叹清问而时歌缉熙。奸宄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诛之律，淫刑沦胥，虐滥已甚。汉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险泰不同，而救世异术，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宽克之中，将何立而可？族诛之法足为永制与不？”对曰：“二仪分则兆庶生，兆庶生则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时，化道德之教，贱勇力而贵仁义。仁义贵则强不陵弱，众不暴寡。三皇结绳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缉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远狱。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狱用弥繁，而人弥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书》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既兴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族诛，淫刑沦胥，感伤和气，化染后代，不能变改。故汉祖指麾而六合响应，魏承汉末，因而未革，将以俗变由久，权时之宜也。今四海一统，人思反本，渐尚简朴，则贪夫不竞；尊贤黜否，则不仁者远。尔则斟参夷之刑，除族诛之律，品物各顺其生，缉熙异世而偕也。”

又问曰：“夫五行迭代，阴阳相须，二仪所以隗育，四时所以化生。《易》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须之道也。若阴阳不调，则大数不得不否；一气偏废，则万物不得独成。此应同之至验，不偏之明证也。今有温泉而无寒火，其故何也？思闻辩之，以释不同之理。”对曰：“盖闻阴阳升降，山泽通气，初九纯卦，潜龙勿用，泉源所托，其温宜也。若夫水润下，火炎上，刚柔燥湿，自然之性，故阳动而外，阴静而内。内性柔弱，以含容为质；外动刚直，以外接为用。是以金水之明内鉴，火日之光外辉，刚施柔受，阳胜阴伏。水之受温，含容之性也。”

又问曰：“夫穷神知化，才之尽称；备物致用，功之极目。以之为政，则黄羲之规可踵；以之革乱，则玄古之风可绍。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阔纲，夏殷繁帝者之约法，机心起而日进，淳德往而莫返。岂太朴一离，理不可振，将圣人之道稍有降杀邪？”对曰：“政因时以兴，机随物而动，故圣王究穷通之源，审始终之理，适时之宜，期于济世。皇代质朴，祸难不作，结绳为信，人知所守。大道既离，智惠扰物，夷险不同，否泰异数，故唐虞密皇人之纲，夏殷繁帝者之法，皆废兴有由，轻重以节，此穷神之道，知化之术，随时之宜，非有降杀也。”

永康初，州又举寒素，大司马辟东阁祭酒。其年，除鄢陵公国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弃官归家，与顾荣等共诛陈敏，语在荣传。

召拜尚书郎，与荣同赴洛，在途共论《易》太极。荣曰：“太极者，盖谓混沌之时曚昧未分，日月含其辉，八卦隐其神，天地混其体，圣人藏其身。然后廓然既变，清浊乃陈，二仪著象，阴阳交泰，万物始萌，六合闿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诚《易》之太极也。而王氏云‘太极天地’，愚谓末当。夫两仪之谓，以体为称，则是天地；以气为名，则名阴阳。今若谓太极为天地，则是天地自生，无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资始冲气以为和。原元气之本，求天地之根，恐宜以此为准也。”瞻曰：“昔疱牺画八卦，阴阳之理尽矣。文王、仲尼系其遗业，三圣相承，共同一致，称《易》准天，无复其余也。夫天清地平，两仪交泰，四时推移，日月辉其间，自然之数，虽经诸圣，孰知其始。吾子云‘曚昧未分’分，岂其然乎！圣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于未分之内！老氏先天之言，此盖虚诞之说，非《易》者之意也。亦谓吾子神通体解，所不应疑。意者直谓太极极尽之称，言其理极，无复外形；外形既极，而生两仪。王氏指向可谓近之。古人举至极以为验，谓二仪生于此，非复谓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荣遂止。至徐州，闻乱日甚，将不行。会刺史裴盾得东海王越书，若荣等顾望，以军礼发遣，乃与荣及陆玩等各解船弃车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还扬州。

元帝为安东将军，引为军谘祭酒，转镇东长史。帝亲幸瞻宅，与之同乘而归。以讨周馥、华轶功，封都乡侯。石勒入寇，加扬威将军、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诸军事，以距勒。勒退，除会稽内史。时有诈作大将军府符收诸暨令，令已受拘，瞻觉其诈，便破槛出之，讯问使者，果伏诈妄。寻迁丞相军谘祭酒。论讨陈敏功，封临湘县侯。西台除侍中，不就。

及长安不守，与王导俱入劝进。帝不许。瞻曰：“陛下性与天道，犹复役机神于史籍，观古人之成败，今世事举目可知，不为难见。二帝失御，宗庙虚废，神器去晋，于今二载，梓宫未殡，人神失御。陛下膺录受图，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荒来庭，宗庙既建，神主复安，亿兆向风，殊俗毕至，若列宿之绾北极，百川之归巨海，而犹欲守匹夫之谦，非所以阐七庙，隆中兴也。但国贼宜诛，当以此屈己谢天下耳。而欲逆天时，违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虽复倾匡于将来，岂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适时之宜万端，其可纲维大业者，惟理与当。晋祚屯否，理尽于今。促之则得，可以隆中兴之祚；纵之则失，所以资奸寇之权：此所谓理也。陛下身当厄运，纂承帝绪，顾望宗室，谁复与让！当承大位，此所谓当也。四祖廓开宇宙，大业如此。今五都燔爇，宗庙无主，刘载窃弄神器于西北，陛下方欲高让于东南，此所谓揖让而救火也。臣等区区，尚所不许，况大人与天地合德，日月并明，而可以失机后时哉！”帝犹不许，使殿中将军韩绩撤去御坐。瞻叱绩曰：“帝坐上应星宿，敢有动者斩！”帝为之改容。

及帝践位，拜侍中，转尚书，上疏谏诤，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会久疾，不堪朝请，上疏曰：

臣疾疢不痊，旷废转久，比陈诚款，未见哀察。重以尸素，抱罪枕席，忧责之重，不知垂没之余当所投厝。臣闻易失者时，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义人负鼎趣走，商歌于市，诚欲及时效其忠规，名传不朽也。然失之者亿万，得之者一两耳。常人之情，贪求荣利。臣以凡庸，邂逅遭遇，劳无负鼎，口不商歌，横逢大运，频烦饕窃。虽思慕古人自效之志，竟无毫厘报塞之效，而犬马齿衰，众疾废顿，僵卧救命，百有余日，叩棺曳衾，日顿一日。如复天假之年，蒙陛下行苇之惠，适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亦无由复厕八坐，升降台阁也。臣目冥齿堕，胸腹冰冷，创既不差，足复偏跛，为病受困，既以荼毒。七十之年，礼典所遗，衰老之征，皎然露见。臣虽欲勤自藏护，隐伏何地！

臣之职掌，户口租税，国之所重。方今六合波荡，人未安居，始被大化，百度草创，发卒转运，皆须人力。以臣平强，兼以晨夜，尚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当久停机职，使王事有废。若朝廷以之广恩，则忧责日重；以之序官，则官废事弊；须臣差，则臣日月衰退。今以天慈，使官旷事滞，臣受偏私之宥，于大望亦有亏损。今万国革面，贤俊比迹，而当虚停好爵，不以縻贤，以臣秽病之余，妨官固职，诚非古今黜进之急。惟陛下割不已之仁，赐以敝帷，陨仆之日，得以藉尸；时铨俊乂，使官修事举，臣免罪戮，死生厚幸！

因以疾免。寻除尚书右仆射，屡辞不听，遂称病笃，还第，不许。

时郗鉴据邹山，屡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鉴有将相之材，恐朝廷弃而不恤，上疏请征之，曰：“臣闻皇代之兴，必有爪牙之佐，捍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虞舜举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见前辅国将军郗鉴，少立高操，体清望峻，文武之略，时之良干。昔与戴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众无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绥集残余，据险历载，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众单寡，无以立功，既统名州，又为常伯。若使鉴从容台闼，出内王命，必能尽抗直之规，补衮职之阙。自先朝以来，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书为六州都督、征西将军，复加常侍，刘隗镇北，陈镇东。以鉴年时，则与若思同；以资，则俱八坐。况鉴雅望清重，一代名器。圣朝以至公临天下，惟平是与，是以臣寝顿陋巷，思尽闻见，惟开圣怀，垂问臣导，冀有毫厘万分之一。”

明帝尝独引瞻于广室，慨然忧天下，曰：“社稷之臣，欲无复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辞让。帝曰：“方欲与君善语，复云何崇谦让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称其忠亮雅正。俄转领军将军，当时服其严毅。虽恆疾病，六军敬惮之。瞻以久病，请去官，不听，复加散骑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谓瞻曰：“卿虽病，但为朕卧护六军，所益多矣。”乃赐布千匹。瞻不以归家，分赏将士。贼平，复自表还家，帝不许，固辞不起。诏曰：“瞻忠亮雅正，识局经济，屡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诚。朕深明此操，重违高志，今听所执，其以为骠骑将军，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旧典。”遣使就拜，止家为府。寻卒，时年七十二。册赠本官、开府仪同三司，谥曰穆，遣御史持节监护丧事。论讨王含功，追封华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

瞻性静默，少交游，好读书，或手自抄写，凡所著述，诗赋笺表数十篇。兼解音乐，殆尽其妙。厚自奉养，立宅于乌衣巷，馆宇崇丽，园池竹木，有足赏玩焉。慎行爱士，老而弥笃。尚书闵鸿、太常薛兼、广川太守河南褚沈、给事中宣城章辽、历阳太守沛国武嘏，并与瞻素疏，咸藉其高义，临终托后于瞻。瞻悉营护其家，为起居宅，同于骨肉焉。少与陆机兄弟亲善，及机被诛，赡恤其家周至，及嫁机女，资送同于所生。长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鉴，太子庶子、大将军从事中郎，先瞻卒。

贺循，字彦先，会稽山阴人也。其先庆普，汉世传《礼》，世所谓庆氏学。族高祖纯，博学有重名，汉安帝时为侍中，避安帝父讳，改为贺氏。曾祖齐，仕吴为名将。祖景，灭贼校尉。父邵，中书令，为孙皓所杀，徙家属边郡。循少婴家难，流放海隅，吴平，乃还本郡。操尚高厉，童龀不群，言行进止，必以礼让，国相丁乂请为五官掾。刺史嵇喜举秀才，除阳羡令，以宽惠为本，不求课最。后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回避岁月，停丧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邻城宗之。然无援于朝，久不进序。著作郎陆机上疏荐循曰：“伏见武康令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服膺道素，风操凝峻，历试二城，刑政肃穆。前蒸阳令郭讷风度简旷，器识朗拔，通济敏悟，才足干事。循守下县，编名凡悴；讷归家巷，栖迟有年。皆出自新邦，朝无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营，年时倏忽，而邈无阶绪，实州党愚智所为恨恨。臣等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讷可太子洗马、舍人。此乃众望所积，非但企及清途，苟充方选也。谨条资品，乞蒙简察。”久之，召补太子舍人。

赵王伦篡位，转侍御史，辞疾去职。后除南中郎长史，不就，会逆贼李辰起兵江夏，征镇不能讨，皆望尘奔走。辰别帅石冰略有扬州，逐会稽相张景，以前宁远护军程超代之，以其长史宰与领山阴令。前南平内史王矩、吴兴内史顾秘、前秀才周等唱义，传檄州郡以讨之，循亦合众应之。冰大将抗宠有众数千，屯郡讲堂。循移檄于宠，为陈逆顺，宠遂遁走，超、与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还郡，即谢遣兵士，杜门不出，论功报赏，一无豫焉。

及陈敏之乱，诈称诏书，以循为丹阳内史。循辞以脚疾，手不制笔，又服寒食散，露发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是时州内豪杰皆见维絷，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与吴郡硃诞不豫其事。及敏破，征东将军周馥上循领会稽相，寻除吴国内史，公车征贤良，皆不就。

元帝为安东将军，复上循为吴国内史，与循言及吴时事，因问曰：“孙皓尝烧锯截一贺头，是谁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贺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无道，循创巨痛深，无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东海王越命为参军，征拜博士，并不起。

及帝迁镇东大将军，以军司顾荣卒，引循代之。循称疾笃，笺疏十余上。帝遗之书曰：

夫百行不同，故出处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当宇宙清泰，彝伦攸序，随运所遇，动默在己。或有遐栖高蹈，轻举绝俗，逍遥养和，恬神自足，斯盖道隆人逸，势使其然。若乃时运屯弊，主危国急，义士救时，驱驰拯世，烛之武乘缒以入秦，园绮弹冠而匡汉，岂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虚薄寡德，忝备近亲，谬荷宠位，受任方镇，餐服玄风，景羡高矩，常愿弃结驷之轩轨，策柴筚而造门，徒有其怀，而无从贤之实者何？良以寇逆殷扰，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忧怀，慷慨发愤，志在竭节耳。前者顾公临朝，深赖高算。元凯既登，巢许获逸。至于今日，所谓道之云亡，邦国殄悴，群望颙颙，实在君侯。苟义之所在，岂得让劳居逸！想达者亦一以贯之也。庶禀徽猷，以弘远规。今上尚书，屈德为军司，谨遣参军沈祯衔命奉授，望必屈临，以副倾迟。

循犹不起。

及帝承制，复以为军谘祭酒。循称疾，敦逼不得已，乃轝疾至。帝亲幸其舟，因谘以政道。循羸疾不拜谒，乃就加朝服，赐第一区，车马床帐衣褥等物。循辞让，一无所受。

廷尉张闿住在小市，将夺左右近宅以广其居，乃私作都门，早闭晏开，人多患之，论于州府，皆不见省。会循出，至破冈，连名诣循质之。循曰：“见张廷尉，当为言及之。”闿闻而遽毁其门，诣循致谢。其为世所敬服如此。

时江东草创，盗贼多有，帝思所以防之，以问于循。循答曰：“江道万里，通涉五州，朝贡商旅之所来往也。今议者欲出宣城以镇江渚，或使诸县领兵。愚谓令长威弱，而兼才难备，发惮役之人，而御之不肃，恐未必为用。以循所闻，江中剧地惟有阖庐一处，地势险奥，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备戍，随势讨除，绝其根带。沿江诸县各有分界，分界之内，官长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行，恆使徼行，峻其纲目，严其刑赏，使越常科，勤则有殊荣之报，堕则有一身之罪，谓于大理不得不肃。所给人以时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案汉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当今纵不能尔，要宜筹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强多，不能独制者，可指其纵迹，言所在都督寻当致讨。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与军家杂其徼备，两情俱堕，莫适任负，故所以徒有备名而不能为益者也。”帝从之。

及愍帝即位，征为宗正，元帝在镇，又表为侍中，道险不行。以讨华轶功，将封乡侯，循自以卧疾私门，固让不受。建武初，为中书令，加散骑常侍，又以老疾固辞。帝下令曰：“孤以寡德，忝当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凭。循言行以礼，乃时之望，俗之表也。实赖其谋猷，以康万机。疾患有素，犹望卧相规辅，而固守捴谦，自陈恳至，此贤履信思顺，苟以让为高者也。今从其所执。”于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旧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处此职，惟拜太常而已。

时宗庙始建，旧仪多阙，或以惠怀二帝应各为世，则颍川世数过七，宜在迭毁。事下太常。循议以为：

礼，兄弟不相为后，不得以承代为世。殷之盘庚不序阳甲，汉之光武不继成帝，别立庙寝，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继之著义也。惠帝无后，怀帝承统，弟不后兄，则怀帝自上继世祖，不继惠帝，当同殷之阳甲，汉之成帝。议者以圣德冲远，未便改旧。诸如此礼，通所未论。是以惠帝尚在太庙，而怀帝复人，数则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迁也。下世既升，上世乃迁，迁毁对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毁二世者也。惠怀二帝俱继世祖，兄弟旁亲，同为一世，而上毁二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毁豫章，怀帝之入复毁颍川，如此则一世再迁，祖位横析。求之古义，未见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轻论，况可轻毁一祖而无义例乎？颍川既无可毁之理，则见神之数居然自八，此尽有由而然，非谓数之常也。既有八神，则不得不于七室之外权安一位也。至尊于惠怀俱是兄弟，自上后世祖，不继二帝，则二帝之神行应别出，不为庙中恆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庙时，正神止七，而杨元后之神亦权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谥于太庙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于七之旧例也。

又议者以景帝俱已在庙，则惠怀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义著祖宗，百世不毁，故所以特在本庙，且亦世代尚近，数得相容，安神而已，无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满，终应别庙也。以今方之，既轻重义异，又七庙七世之亲；昭穆，父子位也。若当兄弟旁满，辄毁上祖，则祖位空悬，世数不足，何取于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然后成七哉！今七庙之义，出于王氏。从祢以上至于高祖，亲庙四世，高祖以上复有五世六世无服之祖，故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庙礼，京兆、颍川会、高之亲，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应此义。今至尊继统，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颍川五世，俱不应毁。今既云豫章先毁，又当重毁颍川，此为庙中之亲惟从高祖已下，无复高祖以上二世之祖，于王氏之义，三昭三穆废阙其二，其非宗庙之本所据承，又违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于一王定礼所阙不少。

时尚书仆射刁协与循异议，循答义深备，辞多不载，竟从循议焉。朝廷疑滞皆谘之于循，循辄依经礼而对，为当世儒宗。

其后帝以循清贫，下令曰：“循冰清玉洁，行为俗表，位处上卿，而居身服物盖周形而已，屋室财庇风雨。孤近造其庐，以为慨然。其赐六尺床荐席褥并钱二十万，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让，不许，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践位，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称皇考，循又议曰：“案礼子不敢以己爵加父。”帝纳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

循自以枕疾废顿，臣节不修，上隆降尊之义，不替交叙之敬，惧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让。帝以循体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厉备至，期于不许，命皇太子亲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于接对；诏断宾客，其崇遇如此。疾渐笃，表乞骸骨，上还印绶，改授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帝临轩，遣使持节，加印绶。循虽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车驾亲幸，执手流涕。太子亲临者三焉，往还皆拜，儒者以为荣。太兴二年卒，时年六十。帝素服举哀，哭之甚恸。赠司空，谥曰穆。将葬，帝又出临其柩，哭之尽哀，遣兼侍御史持节监护。皇太子追送近途，望船流涕。

循少玩篇籍，善属文，博览众书，尤精礼传。雅有知人之鉴，拔同郡杨方于卑陋，卒成名于世。子隰，康帝时官至临海太守。

杨方，字公回。少好学，有异才。初为郡铃下威仪，公事之暇，辄读《五经》，乡邑未之知。内史诸葛恢见而奇之，待以门人之礼，由是始得周旋贵人间。时虞喜兄弟以儒学立名，雅爱方，为之延誉。恢尝遣方为文，荐郡功曹主簿。虞预称美之，送以示循。循报书曰：“此子开拔有志，意只言异于凡猥耳，不图伟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国所推，岂但牧竖中逸群邪！闻处旧党之中，好有谦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丧，人物凋弊，每闻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愿之。如方者乃荒莱之特苗，卤田之善秀，姿质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丰壤，必成嘉竖。足下才为世英，位为朝右，道隆化立，然后为贵。昔许子将拔樊仲昭于贾坚，郭林宗成魏德公于畎亩。足下志隆此业，二贤之功不为难及也。”循遂称方于京师。司徒王导辟为掾，转东安太守，迁司徒参军事。方在都邑，搢绅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愿久留京华，求补远郡，欲闲居著述。导从之，上补高梁太守。在郡积年，著《五经钩沈》，更撰《吴越春秋》，并杂文笔，皆行于世。以年老，弃郡归。导将进之台阁，固辞还乡里，终于家。

薛兼，字令长，丹阳人也。祖综，仕吴为尚书仆射。父莹，有名吴朝。吴平，为散骑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吴郡顾荣、会稽贺循齐名，号为“五俊”。初入洛，司空张华见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孝谦，辟公府，除比阳相，莅任有能名。历太子洗马、散骑常侍、怀令。司空、东海王越引为参军，转祭酒，赐爵安阳亭侯。元帝为安东将军，以为军谘祭酒，稍迁丞相长史。甚勤王事，以上佐禄优，每自约损，取周而已。进爵安阳乡侯，拜丹阳太守。中兴建，转尹，加秩中二千石，迁尚书，领太子少傅。自综至兼，三世傅东宫，谈者美之。

永昌初，王敦表兼为太常。明帝即位，加散骑常侍。帝以东宫时师傅，犹宜尽敬，乃下诏曰：“朕以不德，夙遭闵凶。猥以眇身，托于王公之上。哀茕在疚，靡所谘仰，忧怀惴惴，如临于谷。孔子有云：‘故虽天子，必有尊也。’朕将祗奉先师之礼，以谘有德。太宰西阳王秩尊望重，在贵思降。丞相武昌公、司空即丘子体道高邈，勋德兼备，先帝执友，朕之师傅。太常安阳乡侯训保朕躬，忠肃笃诚。夫崇亲尊贤，先帝所重，朕见四君及书疏仪体，一如东宫故事。”是岁，卒。诏曰：“太常、安阳乡侯兼履德冲素，尽忠恪己。方赖德训，弘济政道，不幸殂殒，痛于厥心。今遣持节侍御史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魂而有灵，嘉兹荣宠。”及葬，属王敦作逆，朝廷多故，不得议谥，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颙，先兼卒，无后。

史臣曰：元帝树基淮海，百度权舆，梦想群材，共康庶绩。顾、纪、贺、薛等并南金东箭，世胄高门，委质霸朝，豫闻邦政；典宪资其刊辑，帷幄伫其谋猷；望重搢绅，任惟元凯，官成名立，光国荣家。非惟感会所钟，抑亦材能斯至。而循位登保傅，朝望特隆，遂使銮跸降临，承明下拜。虽西汉之恩崇张禹，东都之礼重桓荣，弗是过也。

赞曰：彦先通识，思远方直。薛既清贞，贺惟学植。逢时遇主，抟风矫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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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列传・第三十八章》主要内容概括
本章集中记载了东晋初年顾荣、纪瞻、贺循、薛兼四位南方士族重臣的生平事迹，兼及杨方（贺循所荐人才）的经历，展现了南渡旧臣在西晋末年战乱中避祸自保、辅佐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稳定江南局势的核心作用，凸显了他们作为 “南金东箭” 在政治、礼制、军事上的贡献，最后以史臣评价与赞语总结其历史地位。

一、顾荣（字彦先）：江南士族领袖，佐元帝中兴
出身与早年经历：吴郡吴人，吴国丞相顾雍之孙，与陆机兄弟并称 “三俊”，入洛后历任尚书郎、廷尉正等职，因乱世常以纵酒避祸，曾因怜悯 “执炙者” 分烤肉，后蒙此人相救免死（赵王伦之乱时）。
避乱与平叛：历经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乱局，始终以醉酒避权祸，后南归吴地。陈敏叛乱时，顾荣表面受任，暗中联合甘卓、周等密谋起兵，以羽扇麾军溃散敏军，平定江南，避免割据。
辅佐元帝：元帝镇江东时，顾荣任军司、散骑常侍，为核心谋臣，劝谏元帝勿因郑贵嫔病荒废政事，主张 “露营野次、广延俊彦”；又推荐陆士光、甘季思等南方人才，助元帝整合南方士族。
结局与影响：永嘉六年卒于官，元帝临丧尽哀，最初拟按齐王功臣标准追赠，经吴郡内史殷祐力争，最终赠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 “元”。吴郡张翰哭之恸，鼓琴悼亡，传为佳话。

二、纪瞻（字思远）：文武兼备，力劝元帝进位
出身与才学：丹阳秣陵人，吴尚书令纪亮之孙，举秀才时与陆机辩论《易》《三代礼制》等，见解深刻，主张 “随时救弊、崇文抑暴”。
平乱与军事贡献：参与讨陈敏、周馥、华轶，封都乡侯；石勒入侵时，加扬威将军拒敌，后任会稽内史时识破诈符拘县令案，保地方安定。
关键政治行动：长安失守后，与王导力劝元帝进位，驳斥元帝 “匹夫之谦”，直言 “揖让而救火” 不可取，甚至叱责撤御坐的殿中将军，促元帝登基；王敦之乱时，虽久病仍分赏布帛给将士，护持六军。
品性与结局：性静默好读书，兼通音乐，厚待士人，为亡友护家；72 岁卒，赠开府仪同三司，谥 “穆”，论讨王含功追封华容子。

三、贺循（字彦先）：礼学宗师，清廉辅政
出身与家学：会稽山阴人，西汉《礼》学大家庆普后裔（避汉安帝父讳改 “贺”），父贺邵为孙皓所杀，吴平后南归，以 “宽惠” 治阳羡、武康，禁厚葬与停丧陋习。
避乱与守节：陈敏叛乱时，以脚疾、服寒食散拒任，李辰、石冰乱扬州时，合众应周讨贼，乱平后杜门谢赏；元帝时多次辞官，逼不得已才轝疾赴任。
礼制与政务贡献：东晋草创时，议宗庙礼制（反对轻毁颍川王庙，主张惠怀二帝 “兄弟不继”），为当世儒宗；提防盗贼之策，建议 “重兵守阖庐险地、多置亭徼、严刑赏”，被元帝采纳。
清廉与结局：身居上卿却居陋室、服简素，元帝赐钱物皆辞或留而不用；太兴二年卒，年 60，帝素服举哀，赠司空，谥 “穆”，皇太子追送流涕。其荐举的杨方（出身微末），后著《五经钩沈》《吴越春秋》，成知名学者。

四、薛兼（字令长）：“五俊” 之一，三世傅东宫
出身与声望：丹阳人，吴尚书仆射薛综之孙，与纪瞻、顾荣、贺循、闵鸿并称 “江南五俊”，入洛被张华赞为 “南金”。
辅佐元帝：历任元帝军谘祭酒、丞相长史，勤廉自约，进爵安阳乡侯；东晋建立后任丹阳尹、尚书，领太子少傅，自祖父薛综至薛兼，三世任东宫师傅，时人称美。
结局：永昌初任太常，明帝时加散骑常侍，卒于任，因王敦之乱未及议谥，仅以太牢祭祀，子薛颙早卒无后。

五、史臣评价与赞语
史臣曰：顾、纪、贺、薛均为 “南金东箭”，出身吴地高门，在元帝 “树基淮海” 时，或定典宪、或献谋猷、或稳地方，官成名立，助东晋中兴；尤其贺循位至保傅，获元帝 “銮跸降临” 之礼，堪比西汉张禹、东汉桓荣的恩宠。
赞语：概括四人品性与功绩 —— 顾荣 “通识”、纪瞻 “方直”、薛兼 “清贞”、贺循 “学植”，称他们 “逢时遇主，抟风矫翼”，为东晋基业立下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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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 列传·第三十八章 晋书 顾荣传 纪瞻传 贺循传 薛兼传 白话文翻译

顾荣，字彦先，是吴国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出身江南世家大族。他的祖父顾雍，曾任吴国丞相；父亲顾穆，曾任宜都太守。顾荣机敏聪慧、悟性过人，二十岁时在吴国做官，历任黄门侍郎、太子辅义都尉。吴国灭亡后，他与陆机、陆云兄弟一同前往洛阳，当时人称他们为 “三俊”（三位杰出人才）。

顾荣按惯例被任命为郎中，后历任尚书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他常常放纵饮酒、开怀畅饮，曾对友人张翰说：“只有酒能让人忘却忧愁，可就是避免不了喝出病来啊。”

恰逢赵王司马伦诛杀淮南王司马允，逮捕了司马允的下属并交给廷尉处置，廷尉官员都想将这些人处死。顾荣秉持公正处理此事，保全了不少人的性命。等到司马伦篡夺皇位，他的儿子司马虔任大将军，任命顾荣为长史。此前，顾荣曾与同僚宴饮，看到端烤肉的人相貌不凡，脸上露出想吃烤肉的神情，便割下一块烤肉给他吃。同座的人问他原因，顾荣说：“哪有整天拿着烤肉却尝不到味道的道理！” 后来司马伦败亡，顾荣被逮捕，即将被处死，而当年那个端烤肉的人此时已担任督率（武官名），于是出手救了顾荣，他才得以幸免。

齐王司马冏征召顾荣为大司马主簿。司马冏专权跋扈、骄横放纵，顾荣担心惹祸上身，便整天醉酒，不处理府中事务，还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友人长乐人冯熊。冯熊对司马冏的长史葛旟说：“您任命顾荣为主簿，是为了选拔有才华、有声望的人，把重要事务托付给他，不再计较他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意在平定天下。可如今府中事务繁多，不是靠‘酒客’就能治理的。” 葛旟说：“顾荣是江南有声望的士人，而且任职时间不长，不宜轻易替换他。” 冯熊说：“可以把他调任中书侍郎，这样顾荣既能保住清贵的职位，府里也能招揽到真正实干的人才。” 葛旟同意了这个建议，禀报司马冏后，任命顾荣为中书侍郎。顾荣任中书侍郎后就不再饮酒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之前醉酒，现在却清醒了？” 顾荣怕因此获罪，便又开始喝酒。他给同乡杨彦明写信说：“我担任齐王主簿时，总担心灾祸降临，看到刀和绳子，常常想自杀，只是没人知道罢了。” 后来葛旟被诛杀，顾荣因参与讨伐葛旟有功，被封为嘉兴伯，转任太子中庶子。

长沙王司马乂任骠骑将军时，又任命顾荣为长史。司马乂败亡后，顾荣转任成都王司马颖的丞相从事中郎。晋惠帝前往临漳（今河北临漳）时，任命顾荣兼任侍中，派他前往先帝陵园祭祀。恰逢张方占据洛阳，顾荣无法前进，便到陈留（今河南开封附近）躲避。等到惠帝西迁长安，征召顾荣为散骑常侍，他因天下大乱没有赴任，最终返回吴地。东海王司马越在徐州集结兵力，任命顾荣为军谘祭酒。

当时广陵相陈敏发动叛乱，向南渡过长江，赶走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内史王旷，凭借兵力占据扬州，安排自己的子弟担任各州郡长官，还收罗礼遇豪杰，有像当年孙权那样割据江南、三足鼎立的打算。陈敏暂任顾荣为右将军、丹阳内史。顾荣多次身处危难之中，始终以恭敬谦逊自勉。恰逢陈敏想诛杀各位士人，顾荣劝说他：“中原地区战乱不断，胡族入侵内地，如今太傅（指司马越）无法重振华夏，百姓几乎要灭绝。江南虽然有石冰这样的贼寇，但人才还比较完整。我一直担心没有像窦融（东汉初年归汉的割据势力首领）、孙权、刘备那样的策略来保全江南。现在将军您胸怀雄才大略，有孙武、吴起那样的才能，功勋已经显现，勇略冠绝当世，拥有数万士兵，战船堆积如山，即使上游还有几个州，也能靠传布檄文平定。如果您能信任君子，让每个人都能尽展心意，消除彼此的隔阂怨恨，堵住谗言谄媚之人的嘴，那么成就大业就有希望了。”

陈敏采纳了顾荣的建议，把江南各豪族子弟都招揽来并委以重任。陈敏还派甘卓出兵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把精锐的士兵和锋利的武器都交给了他。顾荣私下对甘卓说：“如果江东的事能成功，我们就一起成就大业。可你看当前形势，真的有成功的可能吗？陈敏只是个平庸的人，本无远大谋略，政令反复无常，决策犹豫不决，而且他的子弟们个个骄横自负，他必定会失败。我们却安然接受他授予的官职俸禄，等他失败时，江西的各路军队会把我们的首级装在盒子里送到洛阳，上面写着‘逆贼顾荣、甘卓之首’，这岂止是自身丧命，还会让后代蒙羞，能不早做打算吗？” 甘卓听从了顾荣的建议。

第二年，周与顾荣、甘卓、纪瞻暗中谋划起兵攻打陈敏。顾荣拆毁桥梁、在长江南岸收拢船只，陈敏率领一万多人出城，无法渡江。顾荣用羽扇轻轻一挥，陈敏的军队就溃散了。叛乱平定后，顾荣返回吴地。永嘉初年，朝廷征召顾荣为侍中，他走到彭城（今江苏徐州）时，看到祸乱即将爆发，便乘轻舟返回江南，此事的详细记载在《纪瞻传》中。

晋元帝镇守江东时，任命顾荣为军司，加授散骑常侍，凡是重要的谋划决策，都要向他咨询。顾荣本就是江南有声望的士人，又担任要职，朝廷内外都十分推崇敬重他。当时元帝宠爱的郑贵嫔生病，元帝因祈祷祭祀常常荒废政务，顾荣上奏劝谏说：“从前周文王父子兄弟有三位圣人，可说是深通治国道理的人了。但周文王忙到太阳偏西还没时间吃饭，周公洗头时多次握着湿发接待宾客，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一天要处理无数政务，不能有丝毫懈怠；一句话出错，灾祸就会随之而来。如今正处于王朝衰落的末世，又遭遇战乱流离的时局，天子流亡在外，奸邪之人当道，您应当在野外搭营居住，星夜赶路，像越王勾践那样伏在车轼上向怒蛙致敬来招募勇士，像吴王夫差那样在庭院中悬挂苦胆来表明辛劳。郑贵嫔的病情确实需要关注，药物治疗才是紧急之事；祈祷祭祀固然可以进行，可哪能因此阻断下属汇报事务、断绝宾客来访呢？现在强敌逼近边境，流言遍布全国，人心各异，去留不定。希望您虚心接纳下属意见，广泛招揽贤才，思考当前最重要的事务，禁止不合礼制的祭祀，努力完成天下统一的大业，洗刷国家的耻辱，这样百姓才有依靠，国家太平才有希望。”

当时江南的士人还没有全部得到任用，顾荣又向元帝推荐说：“陆士光（陆晔）忠贞正直、品行高洁，如同金玉般纯粹；甘季思（甘卓）忠诚恳切、尽心尽责，胆识才干出众；殷庆元（殷祐）有谋略、懂法度，文武才能都可任用；我的族兄顾公让（顾众）光明磊落、坚守节操，身处困境也不改变本心；会稽人杨彦明、谢行言都笃信儒家教义，足以成为公众敬仰的榜样；贺生（贺循）深沉内敛，是志存高远的人才；陶恭兄弟虽然才干稍弱，但做事十分可靠。这些人，都是江南的优秀人才啊。” 他的奏书呈上后，元帝全部采纳了。

永嘉六年，顾荣在任上去世。元帝亲临葬礼，极尽哀伤，想按照齐王司马冏功臣的标准追赠顾荣。吴郡内史殷祐上奏说：
从前叛臣陈敏凭借恩宠、依仗权势，发动滔天叛乱，他的兄弟和姻亲在各州郡盘根错节，威逼士人和百姓做他的下属，当时无论贤愚都无计可施。已故散骑常侍、安东军司、嘉兴伯顾荣，品德高尚、深明道义，谋略深远，忠贞的节操在困境中更加坚定。他在艰难险阻之中、被奸逆逼迫之下，始终心系国家，满怀愤慨。他秘密联络心腹，共同谋划讨伐陈敏。他在士人中威望极高，名声在江东第一，品德声望所到之处，无人不响应，手持武器赶来的人多得像树林一样。顾荣亲自冒着箭石，冲锋在前，忠义之心奋发，舍家为国，多年的叛贼，一朝土崩瓦解，兵不血刃就平定了六州，功勋超过前代，道义彰显天下。

我听说朝廷商议追赠顾荣时，要按照已故大司马齐王司马冏功臣的标准，不把他归入 “帷密谋参议” 的类别，反而归到 “州征野战” 的范围，不能晋升爵位、扩大封地，也不能赏赐他的子弟，远近之人都为此感叹，江南百姓深感失望。齐王司马冏是皇室近亲，职位是一方诸侯，手持符节、掌握兵权，都督京城附近地区，外有五个封国的援助，内有宗室的支持，他起兵时间长，战事波及全国，虽然建立了大功，但损失也很大。顾荣没有一支部队，职位也不是镇守一方的重臣，孤立在江南，无法接到朝廷的命令，却在危难中独自决断，以身殉国，官府没有花费一文钱，百姓没有辛劳一天。首恶陈敏被消灭后，顾荣不居功自傲，封闭粮仓等待朝廷大军到来，因此江南才安定富足，忠义成为风气，如今您匡扶霸业、成就大业，未必不是依靠他的功劳。

把顾荣与齐王司马冏的功臣相比，两者强弱不同，优劣也有区别。况且齐王府的下属，只是辅助正义、支持强者，并非谋划叛乱的主力，却都得到了爵位赏赐，有的封公，有的封侯。顾荣是首先谋划讨伐陈敏的人，是江南地区的盟主，功劳比主帅还高，赏赐却比下属还低，这既违背了国家按功行赏的制度，也让忠贞效命的士人感到寒心。

考察官员的功过、表彰贤能，是圣王教化的重要内容，何况顾荣这样拯救危难、安定国家、顺应天意、率先行动的人。纵观古今，没有立下那样的功劳，却得到这样微薄赏赐的情况。

因此，朝廷追赠顾荣为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 “元”。等到元帝成为晋王，又追封顾荣为公，建立封国，赐予食邑。

顾荣一向喜欢弹琴，他去世后，家人常常把琴放在他的灵座上。吴郡人张翰哭得十分悲痛，随后坐在灵床上弹了几曲琴，抚摸着琴感叹道：“顾彦先还能欣赏这些曲子吗？” 接着又放声痛哭，没有向顾荣的家人告辞就离开了。顾荣的儿子顾毗继承爵位，官至散骑侍郎。

纪瞻，字思远，是丹阳郡秣陵县（今江苏南京）人。他的祖父纪亮，曾任吴国尚书令；父亲纪陟，曾任光禄大夫。纪瞻年轻时就以正直方正闻名。吴国灭亡后，他把家迁到历阳郡（今安徽和县）。朝廷考察推举他为孝廉，他没有赴任。

后来纪瞻被推举为秀才，尚书郎陆机对他进行策问，说：“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圣明君主，开创宏大基业，礼仪与质朴的制度各不相同，却都留下了美好的名声。然而夏朝人崇尚忠诚，忠诚的弊端是显得粗朴，补救粗朴没有比崇尚恭敬更好的办法；商朝人改革夏朝制度，推崇恭敬，恭敬的弊端是迷信鬼神，补救迷信没有比讲究礼仪更好的办法；周朝人矫正商朝制度，注重礼仪，礼仪的弊端是显得虚伪，补救虚伪就又要回归忠诚。如此看来，圣王治国的之道难道没有固定模式吗？还是因为效法的对象不同，功业才有所差异？自从没有圣王之后，人心离散已经很久了。三代制度的增减变化、百姓风气的变迁，其中的原因能说给我听听吗？如今想通过复古来补救当下的弊端，阐明教化来清除污浊，应当遵循三代中的哪种制度？远古时代的教化又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呢？”

纪瞻回答说：“我听说拥有国家的君主，都希望推行教化、完善政治，让各种事业安康发展，美名流传万年，永远传于后世。但社会风气会变化，事务会出现弊端，必须顺应时代调整，即使是圣明之人，也无法违背这一规律。所以，崇尚忠诚会导致粗朴，推崇恭敬会失于繁琐礼仪。周朝借鉴夏、商两代的弊端，注重礼仪来区分等级，可追求过度又会变得虚伪而缺乏诚意；一旦诚意不足，就又要回归忠诚。三代制度循环往复，如同用水救火、互补不足，这就是顺应时代的道理、补救弊端的方法。伏羲时代民风简朴，君主无为而治；后世圣君继承基业，治理重点有所不同，并非圣君的理念不同，而是时代变化导致的。如今大晋王朝开创盛世，圣明的功业日益兴盛，顺应天意与时代，天下统一，偏远地区的君主没有不前来归附的。但远古的大道已经消逝，人心变化已久，我认为当下的政治应当去除繁琐礼仪、保留质朴本质，回归根本，这样百姓会逐渐被教化，天下太平就有希望实现。”

陆机又问：“从前圣明君主依照天象设置礼仪、备办器物，明堂是用来尊崇上天的，清庙是用来祭祀祖先的，辟雍是用来推行礼教的，太学是用来讲授经义的。这些都是国家的盛典、治国的关键。秦朝废弃教化，相关制度残缺。儒生们的论述，对制度的增减各不相同；汉朝留下的典籍，对这些建筑的记载也有差异，而蔡邕在《月令》中却认为它们是同一事物。应当遵循哪种说法呢？”

纪瞻回答：“周朝设置的明堂，是用来祭祀祖先并配祭上天的，通过恭敬明确的祭祀，让孝道永远彰显。它的核心功能有六项。古代圣明君主面南执政，这六项功能都以明堂为核心载体。明堂的正中央，也被称为太庙，君主在这里顺应天时发布法令、祭祀祖先、赡养老人、讲授学业、接见诸侯并选拔人才，完备礼仪、辨别事物，是统一教化的关键。所以，从祭祀祖先的功能来说，它叫‘清庙’；从正室的形制来说，它叫‘太庙’；从室内空间来说，它叫‘太室’；从殿堂整体来说，它叫‘明堂’；从四门办学的功能来说，它叫‘太学’；从周围环水如璧的形制来说，它叫‘璧雍’。名称不同，实质却是同一建筑，因此蔡邕说它们是‘一物’。”

陆机再问：“贤臣尽职，所以尧帝时代天下和睦；贤才汇聚，所以周朝兴盛。因此《尚书》赞颂‘明君贤臣’的歌谣，《周易》推崇‘朋友同心如金兰’的情谊。这是国家长治久安或衰败的原因。成功的君主勤于招揽人才，有名望的士人急于为世效力，按理说每个时代都该有贤臣明君，可千年以来却常常事与愿违。古代兴盛的君主靠什么实现明君贤臣的局面？后世衰败的时代又缺失了什么，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纪瞻回答：“国家兴盛的关键在于得到贤才，社会清明的关键在于选拔贤才。所以，舜帝任用‘八元八恺’两位贤臣，各种政务就井然有序；商汤任用十位贤臣，天下就太平。商王武丁提拔隐居傅岩的傅说，周文王招揽在渭水边垂钓的姜太公，让他们担任要职、托付国政，因此才能大展宏图，功勋流传百世。古代君主亲自到平民家中寻访贤才，发掘出身低微的能人，让山野中没有被埋没的贤才，民间没有讽刺‘贤才不被任用’的《伐檀》之歌。因此教化深厚、万物感应，神灵前来庇佑，凤凰翱翔、甘露降落、甘泉涌出、朱草自生，万物繁茂、日月增辉，祥和之气遍布天下，大道得以推行。君臣之义明确、父子亲情深厚、夫妇之道端正、长幼秩序分明，从九州到八方边远之地，海外之人真心归附，远方使者辗转前来朝贡，赞颂之声不断，君主只需面南而坐、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天下。如今举荐贤才的途径已经开通，但教化的推广还不够广泛，因此人们追求功名的欲望强烈，钻研学问的心思却不浓厚。如果打开四门广纳贤才，宣扬‘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彰显美德，考核官员政绩优劣，根据能力安排官职，让他们调节事务、完善典章，必定能实现天下安康，如同古代明君贤臣的盛世，重现‘金兰同心’的局面。”

陆机还问：“从前唐尧、虞舜推行‘五刑’教化，周公明确‘四罪’制度，所以世人赞叹清明的治理，歌颂光明的盛世。后来奸邪之人增多，刑法也随之繁杂。末世君主推崇‘三辟’（墨、劓、剕三种刑罚）的条文，残暴的秦朝又增加‘族诛’的律法，过度用刑导致弊端丛生，暴虐泛滥到了极点。汉、魏两代沿袭这些制度，没有改革，这也是因为时代安危不同，救世方法有别，是不得已才采用的。在宽和与严苛之间，应当如何确立刑法？‘族诛’之法能作为永久的制度吗？”

纪瞻回答：“天地分离后，百姓才得以生存；百姓生存后，就会产生利益冲突，这种冲突的产生是有原因的。远古时代，君主用道德教化百姓，轻视勇力而推崇仁义。仁义被重视，强者就不会欺凌弱者，人多就不会压迫人少。三皇时代用结绳记事，天下太平，不只是靠象征性的刑罚就能实现清明治理。而且远古时代的人懂得法度，因此很少有案件。到了末世，即使不遗漏罪犯，案件却越来越多，百姓越发残暴，法令越繁杂，盗贼反而越多。《尚书》说：‘谨慎使用五刑，来成就三种美德（正直、刚克、柔克）。’末世道德衰败，既推行‘三辟’，到晋文公时又出现弊端，增加了族诛之刑，过度用刑败坏风气，影响后代，无法改变。所以汉高祖起兵反秦时，天下响应；魏朝继承汉末制度，没有改革，是因为风气变化已久，只能暂时适应时代。如今四海统一，百姓希望回归根本，逐渐崇尚简朴，贪婪之人就不会争名夺利；尊崇贤才、罢免奸邪，不仁之人就会远离。这样一来，就该斟酌废除‘参夷’（诛三族）之刑，取消族诛律法，让万物各自顺应天性生长，不同时代的清明治理也能重现。”

陆机又问：“五行循环更替，阴阳相互依存，天地因此孕育万物，四季因此生长变化。《周易》说‘在天上形成天象，在地上形成形体’，天象与形体的形成，是阴阳相互依存的结果。如果阴阳失调，天下大势就会衰败；一种气偏废，万物就无法独自生长。这是事物相互感应的明确验证，也是不能偏废阴阳的明证。如今有温泉却没有‘寒火’，原因是什么？希望听到你的辨析，来解释这种不同的现象。”

纪瞻回答：“我听说阴阳升降，山川与沼泽气息相通。《周易》中‘初九’是纯阴之卦，象征‘潜龙勿用’，温泉的源头依托地下阴气，所以水温适宜。况且水的本性是滋润向下，火的本性是燃烧向上，刚与柔、燥与湿，都是自然本性。所以阳气活动于外，阴气沉静于内；阴气的本性柔弱，以包容为特质；阳气的本性刚直，以向外作用为功能。因此，金、水的光泽向内映照，火、日的光芒向外照耀，刚者施力、柔者承受，阳气胜出、阴气潜伏。温泉的形成，正是水包容阴气的本性导致的。”

陆机最后问：“探究事物神妙、通晓变化规律，是对才能的最高评价；备办器物、发挥效用，是对功绩的极致体现。用这样的才能治理国家，就能延续伏羲、黄帝的治世；用这样的能力平定叛乱，就能继承远古的风气。但唐尧、虞舜却细化了远古君主简略的法令，夏、商又繁杂了前代君主简约的制度，心机日益增多，淳朴道德却一去不返。难道是远古的淳朴一旦丧失，就无法恢复？还是圣人的治国之道有所衰退？”

纪瞻回答：“政治顺应时代兴起，时机随着事物变化，所以圣明君主探究兴衰的根源，明辨始终的道理，顺应时代需求，以求救世。远古时代民风质朴，没有灾祸战乱，用结绳记事确立信用，百姓知道坚守本分。远古大道消逝后，智慧心机扰乱人心，时代有安危之别，命运有盛衰差异，因此唐尧、虞舜细化远古法令，夏、商繁杂前代制度，这些增减都有原因，轻重都有节制。这是探究神妙、通晓变化的方法，是顺应时代的选择，并非圣人之道衰退。”
永康初年（公元 300 年），州郡又推举纪瞻为 “寒素”（寒门中有德行的人），大司马征召他为东阁祭酒。同年，朝廷任命他为鄢陵公国相，他没有赴任。第二年，他被降职为松滋侯相。太安年间（公元 302-303 年），纪瞻弃官回家，与顾荣等人共同诛杀陈敏，此事的详细记载在《顾荣传》中。

后来朝廷征召纪瞻为尚书郎，他与顾荣一同前往洛阳，途中两人讨论《周易》中的 “太极” 概念。顾荣说：“太极，是指天地混沌、明暗未分的状态，日月蕴含光辉，八卦隐藏神妙，天地浑然一体，圣人隐身其中。后来混沌状态豁然变化，清浊分明，天地显现，阴阳和谐，万物开始萌芽，天下开阔。《老子》说‘有一物浑然天成，先于天地而生’，这确实就是《周易》所说的太极。但王氏（指王弼）说‘太极就是天地’，我认为不妥。‘两仪’（天地）若从形体来说，就是天地；若从气息来说，就是阴阳。如果说太极是天地，那就是天地自生，没有孕育天地的本源。《老子》又说‘天地能长久存在，是因为它不为自己生存’‘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依靠原始的‘冲气’实现和谐。探究元气的本源、寻找天地的根源，恐怕应当以《老子》的说法为准。”

纪瞻说：“从前伏羲画八卦，阴阳的道理已经完备。周文王、孔子继承他的事业，三位圣人一脉相承，观点一致，认为《周易》的准则源于上天，没有其他附加含义。天清地平、天地和谐、四季更替、日月照耀，这是自然规律，即使经过多位圣人，谁又知道它的起源呢？你说‘混沌未分’，难道真是这样吗？圣人也是人，怎么能在混沌未分的时代隐身其中！老子‘道先于天地’的说法，大概是虚妄的言论，不是《周易》的本意。我认为你通达事理，本不该有这样的疑问。我认为‘太极’是‘极致’的称谓，指道理达到极致，没有外在形体；形体的极致出现后，才产生天地两仪。王氏的观点可以说比较接近这一含义。古人用‘极致’来验证，说两仪源于太极，并非说太极是天地的‘父母’。如果一定要有‘父母’，除了天地还有谁能担当？” 顾荣于是不再争论。两人走到徐州时，听说战乱日益严重，打算不再前往洛阳。恰逢徐州刺史裴盾收到东海王司马越的书信，信中说如果顾荣、纪瞻等人迟疑不前，就用军法强制遣送，两人便与陆玩等人拆毁船只、丢弃车马，一天一夜赶路三百里，最终回到扬州。

晋元帝任安东将军时，征召纪瞻为军谘祭酒，后转任镇东长史。元帝亲自前往纪瞻家中，与他同乘一车返回府中。纪瞻因讨伐周馥、华轶有功，被封为都乡侯。石勒入侵时，朝廷加授他为扬威将军，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的军事，抵御石勒。石勒撤退后，纪瞻被任命为会稽内史。当时有人伪造大将军府的文书，逮捕诸暨县令，县令已被关押，纪瞻察觉其中有诈，立即砸开囚车放出县令，审问伪造文书的使者，使者果然认罪。不久，纪瞻升任丞相军谘祭酒，因讨伐陈敏有功，被封为临湘县侯。长安的西台朝廷任命他为侍中，他没有赴任。

等到长安失守（公元 316 年，西晋灭亡），纪瞻与王导一同入宫劝说元帝登基。元帝不同意，纪瞻说：“陛下天性与天道相合，还在史籍中探究古人的成败，如今世事一目了然，并不难看清。怀帝、愍帝失去天下，宗庙废弃，皇权脱离晋朝已经两年，先帝的灵柩还未安葬，人与神都失去依靠。陛下顺应天命、承接国运，是上天授予的使命。如今天下百姓归附，偏远地区前来朝贡，宗庙已经建立，祖先神灵得以安宁，万民归心，异族前来归附，就像众星环绕北极、百川汇入大海。可陛下还想坚守普通人的谦逊，这不是光大宗庙、振兴晋朝的做法。况且国贼应当诛杀，陛下应当放下谦逊来向天下谢罪。如果违背天时、背离人心、失去地利，这三者一旦缺失，即使将来再想匡扶社稷，又怎能挽救祖宗的危难！顺应时代的办法有很多，能维系大业的关键，在于‘合理’与‘应当’。晋朝国运艰难，如今已到关键时刻：抓紧时机就能成功，振兴中兴大业；放纵时机就会失败，让奸贼夺取权力 —— 这就是‘合理’。陛下身处危难，继承帝位，看看宗室中，还有谁能让你让位！你应当登基，这就是‘应当’。四位先祖（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开创天下，大业如此辉煌。如今五都（洛阳、长安等）被烧毁，宗庙无主，刘聪（原文 “刘载”，应为刘聪，十六国时期汉赵君主）在西北盗用皇权，陛下却在东南坚持谦让，这就像‘拱手谦让却要救火’，根本无济于事。我们这些臣子尚且不允许陛下谦让，何况陛下德行与天地相合、光芒与日月并存，怎能错失时机！” 元帝仍不同意，让殿中将军韩绩撤去皇帝的座位。纪瞻呵斥韩绩说：“皇帝的座位对应天上的星宿，敢动的人斩首！” 元帝因此改变态度。

等到元帝登基，纪瞻被任命为侍中，后转任尚书。他上疏直言劝谏，对朝政多有匡正补益，元帝十分赞赏他的忠诚刚正。恰逢纪瞻长期患病，无法参加朝会，便上疏请辞：
“臣的疾病无法痊愈，荒废职务的时间越来越长。此前多次向陛下表达诚挚心意，却未得到体恤。臣空占职位、不办实事，抱病卧床仍心怀罪责，肩负重任却不知在临终前该如何安置自身。臣听说，时机容易失去，岁月不会重来，因此古代的志士仁人，有的背着鼎奔走求仕，有的在街市中高歌自荐，实在是想及时为国家尽忠，让名声永垂不朽。然而，能实现这一愿望的人千万中无一，大多数人都错失机会。

普通人的本性是贪图名利，臣却资质平庸，偶然得到朝廷重用。既没有‘负鼎求仕’的辛劳，也没有‘街市高歌’的自荐，却意外遇上大好时机，多次无功受禄、占据职位。虽然臣向往古人尽忠报国的志向，最终却没有丝毫能回报朝廷的功绩；如今臣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卧床求生已有百多天，身体日渐衰弱，如同靠近棺材、牵拉被褥，一天比一天病重。即便上天再赐臣几年寿命，蒙受陛下如《诗经・行苇》所颂的仁爱之德，臣也只能勉强维持性命，在陋巷中休养，再也无法跻身‘八座’（古代高级官员的统称）之列，在朝堂之上处理政务了。

臣如今视力模糊、牙齿脱落，胸腹冰冷，旧伤未愈，腿脚又偏跛，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臣已七十岁，按礼仪典制已到退休之年，衰老的迹象十分明显。即便臣想尽力保养身体，又能隐居到哪里去呢！

臣的职责是掌管户口与租税，这是国家的重要事务。如今天下动荡，百姓尚未安居，朝廷刚推行教化，各项制度还在初创阶段，征调士兵、转运物资，都需要人力。臣在身体强健时，即便日夜操劳，仍难以胜任；如今臣随时可能离世，若长期荒废职务，会导致国家事务停滞。

若朝廷因仁爱之心保留臣的职位，臣的忧虑与罪责会日益加重；若朝廷按惯例安排官职，会导致职位空缺、事务败坏；若等待臣病愈任职，臣的身体却日渐衰退。如今陛下因仁慈让职位空缺、事务停滞，臣虽蒙受特殊宽恕，却也损害了朝廷的声望。

如今各国归附、贤才辈出，却让宝贵的爵位空悬，不能用来招揽贤才，反而让臣这患病之人占据职位、阻碍贤路，这实在不符合古今任免官员的紧急要务。恳请陛下割舍不舍的仁爱，赐臣薄棺（敝帷，代指简陋的丧葬用品），让臣去世时能有棺木收殓；同时及时选拔贤才，让官职有人担任、事务顺利推进，臣也能免于罪责，无论生死都感激陛下的厚恩！”

纪瞻因此以病免职。不久后朝廷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他多次推辞却未被允许，便声称病情加重，请求回家休养，仍未获批。

当时郗鉴占据邹山（今山东邹城东南），多次遭到石勒等人的侵犯逼迫。纪瞻认为郗鉴有将相之才，担心朝廷忽视他、不加以体恤，便上疏请求征召郗鉴，说：
“臣听说，圣明王朝兴起时，必定有像‘爪牙’一样的辅佐之臣、像‘城墙’一样的防御之将，这是帝王治国的重要依靠。因此虞舜任用十六位贤臣，得以面南而坐、垂衣拱手治理天下。

臣观察前辅国将军郗鉴，年轻时就有高尚的节操，品性清正、声望崇高，文武谋略出众，是当世的贤才。从前他与戴若思一同被征召，在偏远荒地任职，孤立无援，手下连一支部队都没有，也得不到救援，却能收拢残余部众，凭借险要地势坚守多年，让凶贼不敢向南侵犯。

只是他兵力单薄，无法建立大功。如今他既统领名州，又担任侍中（常伯）这样的要职。若能让郗鉴在朝廷任职，制定并推行君王诏令，他必定能坚持正直的原则，弥补宰辅大臣的过失。
自前朝以来，官员的任用已有既定惯例：戴若思以尚书身份担任六州都督、征西将军，还加授常侍；刘隗任镇北将军，陈眕任镇东将军。以郗鉴的年龄，与戴若思相当；以资历，两人都曾担任‘八座’级别的官职。何况郗鉴声望清正厚重，是当代的杰出人才。

圣朝以公平之心治理天下，只凭才能任用官员。因此臣即便卧病陋巷，仍想尽己所知进言，希望陛下敞开圣明的心怀，听从臣的建议，或许能对朝廷有万分之一的帮助。”
明帝曾单独在广室召见纪瞻，感慨地忧虑天下局势，说：“能担当国家重任的大臣，恐怕已不足十人，该怎么办？” 随即屈指计数，说：“您就是其中之一。” 纪瞻推辞谦让，明帝说：“我正想和您说些推心置腹的话，您怎么还这么谦让呢！”

纪瞻文武双全，朝廷上下都称赞他忠诚正直、高雅端方。不久后他转任领军将军，当时的人都佩服他的严厉刚毅。即便他常年患病，禁军将士仍对他敬畏有加。纪瞻因长期患病请求辞官，明帝不许，又加授他散骑常侍。
等到王敦叛乱，明帝派人对纪瞻说：“您虽患病，只需为朕卧床镇守禁军，就能带来很大帮助。” 于是赐给他一千匹布，纪瞻没有带回家，而是全部分赏给将士。叛乱平定后，纪瞻再次上表请求回家休养，明帝仍不允许，他便坚决推辞，不再任职。

明帝下诏说：“纪瞻忠诚正直、高雅端方，有识见、善谋划，能治理国家。他多次因年老久病，犹豫着请求辞官。朕深知他的操守，却难以违背他的高远志向，如今同意他的请求，任命他为骠骑将军，仍兼任散骑常侍，服饰、器物的规格，全部依照旧制。” 明帝还派人上门授官，允许纪瞻在家中设立将军府。不久后纪瞻去世，时年七十二岁。

朝廷下策书追赠他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 “穆”，派御史持符节监督丧葬事宜。又因讨伐王含（王敦之兄）的功劳，追封他为华容子，将他此前的爵位降两级，另封他的次子为亭侯。
纪瞻性格沉静寡言，很少与人交往，喜好读书，有时会亲手抄写典籍。他的著作包括诗赋、奏笺、表章等数十篇，还通晓音乐，几乎能穷尽音乐的精妙之处。他注重生活品质，在乌衣巷（今江苏南京秦淮区）修建住宅，房屋高大华丽，园林池塘、竹木植被都值得观赏。

纪瞻行为谨慎，爱惜士人，年老后越发笃厚。尚书闵鸿、太常薛兼、广川太守河南人褚沈、给事中宣城人章辽、历阳太守沛国人武嘏，都与纪瞻向来不熟，却都因仰慕他的高尚品德，临终前将家人托付给他。纪瞻全力照料这些家庭，为他们安排住处、打理生活，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

纪瞻年轻时与陆机兄弟关系亲密，陆机被诛杀后，他周全地抚恤陆家，甚至在陆机的女儿出嫁时，提供的嫁妆与对待亲生女儿无异。纪瞻的长子纪景早逝，纪景的儿子纪友继承爵位，官至廷尉；纪景的弟弟纪鉴，曾任太子庶子、大将军从事中郎，比纪瞻先去世。

贺循，字彦先，是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他的先祖庆普，在汉代传授《礼》学，就是世人所说的 “庆氏学”。他的族高祖贺纯，学识渊博、名声卓著，在汉安帝时担任侍中，因避安帝父亲刘庆的名讳，改姓 “贺”。
贺循的曾祖贺齐，在吴国担任名将；祖父贺景，曾任灭贼校尉；父亲贺邵，曾任中书令，被吴主孙皓杀害，家人被流放到边疆郡县。贺循幼年遭遇家难，被流放到海边，吴国灭亡后，才回到故乡会稽。
贺循品行高尚、志向远大，童年时就与众不同，言行举止必定遵循礼仪谦让。会稽国相丁乂征召他为五官掾，刺史嵇喜推举他为秀才，朝廷任命他为阳羡县令（今江苏宜兴）。贺循治理阳羡时，以宽厚仁惠为根本，不追求考核最优。

后来贺循转任武康县令（今浙江德清），当地有厚葬的习俗，还有因迷信忌讳而拖延丧葬、停棺不葬的现象，贺循全部禁止。他的政令教化推行顺利，邻县都将他当作榜样。但贺循在朝中没有靠山，长期得不到晋升。
著作郎陆机上疏举荐贺循说：“臣观察武康县令贺循，品德深厚、度量宽广，才识清明、眼光高远，笃信正道、品性高洁，操守坚定、严于律己。他在阳羡、武康两县任职，刑罚与政务都严肃公正。前蒸阳县令郭讷，风度简约旷达，见识高明出众，通达事理、聪慧机敏，有足够的才能处理事务。

如今贺循在偏远小县任职，被归入普通官吏之列；郭讷闲居乡里，滞留多年没有官职。他们都来自刚归附的吴国旧地，在朝中没有知己，身处偏远地区，不懂得为自己谋求仕途，岁月流逝，却始终没有晋升的机会，这实在让州中无论贤愚之人都感到惋惜。

臣等认为，朝廷在各州设置郎官职位，各州也有贤才，并非只是为了让仕途名额平均分配、惠及外州，更因为各地士人风气不同、习俗有别，地域阻隔的危害，对偏远地区尤为严重。以荆州、扬州为例，两州各有数十万户口，如今扬州没有郎官任职，荆州江南地区更是没有一人在京城担任官职，这实在不符合圣朝对待天下各地的本心。

就才德声望与资历而言，贺循可担任尚书郎，郭讷可担任太子洗马或太子舍人。这是众人共同的期望，并非他们只想谋求清贵仕途、勉强填补地方举荐名额。臣谨详细列出他们的资历与品行，恳请陛下考察任用。”
过了很久，朝廷才征召贺循补任太子舍人。

赵王司马伦篡位时，贺循转任侍御史，他以生病为由辞官。后来朝廷任命他为南中郎长史，他仍未赴任。恰逢叛贼李辰在江夏（今湖北武汉）起兵，当地的征镇官员无法讨伐，都望风而逃。李辰的部将石冰攻占扬州，赶走会稽相张景，任命前宁远护军程超接替会稽相，又让程超的长史宰与兼任山阴县令。

前南平内史王矩、吴兴内史顾秘、前秀才周等人倡议讨伐石冰，向各州郡发布檄文，贺循也召集部众响应。石冰的大将抗宠率领数千人，驻守在会稽郡的讲堂（官办讲学场所）。贺循向抗宠发送檄文，陈述叛逆与归顺的利害，抗宠随即逃走，程超、宰与都投降，会稽郡全境平定。

贺循迎接张景返回会稽郡后，立即遣散士兵，闭门不出，对论功行赏的事，一概不参与。

等到陈敏叛乱，他伪造诏书，任命贺循为丹阳内史。贺循以脚疾为由推辞，声称手不能握笔，又故意服用寒食散（古代养生药，服用后会发热、行为放诞），披头散发、赤裸上身，表明自己无法任职，陈敏最终不敢强迫他。
当时州内的豪杰都被陈敏控制，有的因年老或患病，被陈敏授予虚职，只有贺循与吴郡人朱诞没有参与陈敏的叛乱。陈敏败亡后，征东将军周馥上奏举荐贺循兼任会稽相，不久后朝廷任命他为吴国内史，公车（朝廷专门征召官吏的机构）又征召他为贤良，贺循都没有就任。


元帝任安东将军时，又上奏举荐贺循为吴国内史。元帝与贺循谈论吴国旧事，趁机问：“孙皓曾用烧红的锯子锯下一位贺姓官员的头，那人是谁？” 贺循还没来得及回答，元帝就醒悟过来，说：“是贺邵吧？” 贺循流下眼泪，说：“先父遭遇无道君主（孙皓），臣心中的悲痛深重，无法用言语表达对陛下的感激（指元帝体谅他的伤痛）。” 元帝深感愧疚，三天没有上朝。

东海王司马越任命贺循为参军，朝廷又征召他为博士，贺循都没有接受。
等到元帝升任镇东大将军，因军司顾荣去世，便征召贺循接替顾荣的职位。贺循声称病情严重，先后呈上十多封奏疏推辞。元帝写信给他说：
（元帝在信中对贺循说）“人的品行各不相同，因此处世方式也有差异，应根据本性发挥作用，各自保持真实的自我。当天下太平、伦理秩序井然时，人可顺应时运，选择入世或隐居，全凭自己决定。有人远离尘世、隐居避世，超脱世俗束缚，逍遥自在、颐养身心，内心恬淡自足，这是因为世道昌明、人心安逸，形势使然。

但如果时运艰难、世道衰败，君主危难、国家危急，义士就该挺身而出拯救时局，奔走操劳匡扶天下。就像烛之武用绳子吊下城墙潜入秦国（说服秦穆公撤兵），商山四皓（园绮，指商山四皓中的东园公、绮里季）出山辅佐汉朝（帮助刘邦稳固太子地位），难道不是品德高尚的君子根据时势进退、符合道义的表现吗？

我资质浅薄、德行不足，却有幸身为皇室近亲，误受朝廷重任，镇守一方。我仰慕古代的清静之风，向往高尚的操守，常常希望放弃车马轩驾的奢华，驾着简陋的柴车去拜访贤才，却只有这份心意，没能实现亲近贤才的实际行动，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叛贼肆虐、天下大乱，中原分崩离析，皇室失去掌控，百姓遭受苦难，因此我日夜忧虑，慷慨激昂，立志为国家尽忠效力。

此前顾荣在朝时，我深深依赖他的高明谋略。如今贤臣已被任用（元凯，泛指贤臣），隐居的贤士（巢许，指巢父、许由，代指隐士）也得以安心。到了现在，正所谓‘道义消逝，国家衰败’，众人的期望，全在您身上。如果是符合道义的事，怎能躲避辛劳、贪图安逸！想必通达事理的您，也会始终坚守道义。

希望您能秉承高尚的谋略，辅佐我实现远大的规划。如今我已上奏朝廷，恳请您屈尊担任军司，特派遣参军沈祯携带任命文书前往，盼望您务必屈就任职，满足我殷切的期待。”
即便如此，贺循仍拒绝任职。

等到元帝以 “承制”（代行皇帝职权）身份执政，又任命贺循为军谘祭酒。贺循仍以生病为由推辞，在朝廷再三催促下，才不得已带病（轝疾，指乘车带病前往）赴任。元帝亲自前往他的船上，向他咨询治国之道。贺循因身体虚弱无法起身叩拜，元帝便让人给他披上朝服，又赏赐他第一等的住宅，以及车马、床帐、衣物被褥等物品。贺循一一推辞，丝毫没有接受。

当时廷尉张闿住在集市附近，想强占左右邻居的住宅来扩建自己的房屋，便私自修建了里门，每天早早关闭、很晚打开，百姓深受其扰，到州府投诉，却都没有得到处理。恰逢贺循外出，经过破冈（地名，今江苏句容东南），百姓们联名拦住他，向他申诉此事。贺循说：“等我见到张廷尉，会跟他说这件事。” 张闿听说后，立即拆毁了私自修建的里门，登门向贺循道歉。贺循被世人敬重信服到了这样的程度。

当时江东政权刚刚建立，盗贼众多，元帝思考防盗的办法，向贺循咨询。贺循回答说：“长江水道绵延万里，贯通五个州，是朝廷朝贡、商人往来的通道。如今有人提议从宣城出兵镇守江边险要之地，也有人建议让各县统领军队防御。

我认为，县令、县长权力薄弱，且难以找到兼具军事才能的人；征调害怕服役的百姓当兵，又无法严格管理，恐怕起不到作用。据我所知，长江中最险要的地方只有阖庐城（今江苏苏州附近，春秋时吴王阖闾所建）一处，那里地势险峻隐蔽，是逃亡盗贼聚集的地方，应当派重兵驻守，根据形势讨伐清除，彻底断绝盗贼的根源。

沿江各县都有各自的管辖范围，在辖区内，官员应根据土地范围分配人力，多设置亭驿（古代驿站兼治安据点），常年派人巡逻，严格制定规章，严明赏罚制度，甚至可超越常规条例：对勤勉尽责的人给予特殊荣誉奖励，对懈怠失职的人处以重罪，这样一来，治安必定能得到整顿。

给巡逻士兵按时轮换休息，避免他们因过度劳累而疲惫，轮换要有固定期限。参考汉代制度，每十里设置一个亭驿，就是为了严密防范。如今即使不能完全照搬汉制，也应合理规划，确保防御力量充足。
如果遇到盗贼众多、单个县无法抵御的情况，可记录盗贼的踪迹，上报当地都督，让都督立即派兵讨伐。现在若不明确分工，让百姓和军队混杂防御，双方都会懈怠，没人承担责任，最终只会徒有防御之名，却起不到实际作用。” 元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等到晋愍帝即位，征召贺循为宗正（掌管皇室宗族事务的官员）；元帝当时仍在镇守之地，又上表举荐贺循为侍中（皇帝近臣，掌侍从顾问），因道路艰险，贺循都没有赴任。后来贺循因讨伐华轶有功，朝廷准备封他为乡侯，他以在家养病为由，坚决推辞不接受。

建武初年（公元 317 年），朝廷任命贺循为中书令（掌草拟诏令），加授散骑常侍（侍从皇帝、规谏得失），他又以年老多病为由坚决推辞。元帝下令说：“我德行浅薄，有幸登上皇位，如同横渡大河，不知依靠什么。贺循言行符合礼仪，是时代的楷模、世人的表率，我实在依赖他的谋略，来处理各项政务。他长期患病，我仍希望他能卧床辅佐我，可他却坚持谦让，恳切陈情，这是贤士坚守诚信、顺应道义，以谦让为高尚品德的表现。如今我同意他的请求。”

于是朝廷改任贺循为太常（掌管礼仪祭祀的官员），仍兼任散骑常侍。贺循认为，九卿（太常为九卿之一）按旧例不额外加官，自己又患病，不宜兼任散骑常侍，便只接受了太常一职。
当时东晋刚刚建立宗庙，旧有的礼仪制度大多缺失，有人提出，晋惠帝、晋怀帝应各算一代，这样一来，颍川王（司马懿弟弟司马孚，追封王）的庙数就超过了七座，应当按照 “迭毁”（古代宗庙制度，亲尽之庙依次拆除）原则拆除。朝廷将此事交给太常贺循审议。

贺循发表意见说：“根据礼制，兄弟不能互相作为继承人，不能以继承关系算作‘一代’。殷代的盘庚不把阳甲（盘庚之兄）计入直系世系，汉代的光武帝不把成帝（光武帝的族兄）算作自己的先祖，而是为他们另立宗庙，让大臣祭祀，这是前代明确的典制，也是继承关系的重要准则。

晋惠帝没有后代，晋怀帝继承皇位，弟弟不能继承哥哥，因此怀帝应直接继承晋世祖（晋武帝），而非继承惠帝，就像殷代的阳甲、汉代的成帝一样，不应计入直系世系。提议者认为怀帝、惠帝德行深远，不便更改旧制，但这类礼制问题，此前从未有过明确定论，因此惠帝的神位仍在太庙，怀帝的神位又加入，导致太庙神位达到八座。

神位超过八座，是因为惠帝的神位没有移出，并非先祖的神位应当拆除。按照礼制，后代君主的神位进入太庙，前代亲尽的神位才移出，移出与进入是对应世代的，不能混淆，从没有后代神位进入一代，却要拆除两代先祖神位的情况。

惠帝、怀帝都继承世祖，是兄弟旁支，应算作同一代，可现在却要为他们拆除两位先祖的神位。如今因惠帝去世已拆除豫章王（司马炽，此处应为司马孚后代，具体需结合宗谱）的神位，怀帝神位进入又要拆除颍川王的神位，这样一来，同一代要拆除两座神位，先祖的世系就会混乱。查考古代礼制，没有这样的先例。

惠帝的神位是否应当移出，尚且不能轻易定论，更何况随意拆除一位先祖的神位，却没有礼制依据呢？颍川王的神位本就没有可拆除的理由，因此太庙神位达到八座，是有特殊原因的，并非正常的庙数规制。既然有八位神位，就只能在七座宗庙之外临时增设一个位置。

陛下（元帝）与惠帝、怀帝都是兄弟，陛下直接继承世祖，不继承惠帝、怀帝，因此惠帝、怀帝的神位应当另行安置，不应长期放在太庙中占据八座位置。此外，晋武帝最初建立太庙时，直系神位只有七座，而杨元后（武帝皇后杨艳）的神位也临时增设了一个位置；永熙元年（公元 290 年），在太庙八座神位前宣告世祖的谥号，这说明只要有实际需要，神位数量可以不拘泥于七座的旧例。”

当时尚书仆射刁协与贺循意见不同，贺循详细地据礼反驳，言辞繁多，此处不再全部记载，朝廷最终采纳了贺循的建议。朝廷遇到礼制或政务上的疑难问题，都会咨询贺循，他总能依据儒家经典和礼仪规范回答，成为当时的儒学宗师。

后来元帝因贺循生活清贫，下令说：“贺循品行高洁如冰玉，行为成为世人表率，身居上卿之位，却只穿能遮体的衣物，住仅能避风雨的房屋。我最近亲临他的居所，深感感慨。现赏赐他六尺长的床、床垫、席子、被褥，以及二十万钱，以表彰他的高尚品德，也了却我的心意。” 贺循又一次推辞，元帝不许，他不得已留下物品，却始终没有使用。

等到元帝正式登基，有关部门上奏提议，琅邪恭王（元帝之父司马觐）应追尊为 “皇考”（皇帝的父亲），贺循又上奏反对说：“根据礼制，儿子不能把自己的爵位加在父亲身上（元帝登基前为琅邪王，若追尊父亲为 “皇考”，是将 “皇帝” 爵位加于已故的琅邪王，违背礼制）。” 元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不久后，朝廷任命贺循代理太子太傅（辅导太子的官员），仍兼任太常。贺循认为自己长期患病、无法履职，担心不能尽到臣子的职责，又顾虑陛下降低身份礼遇自己，而自己却无法维持君臣间的礼仪，恐怕不符合典章教化，便多次上表坚决推辞。

元帝认为贺循品德高尚、能为世人表率，即使不说话也能产生积极影响，便极力劝勉，不同意他辞职，还命令皇太子亲自登门拜访。贺循虽然身体虚弱，接待时仍保持恭敬；元帝下诏禁止宾客打扰他，对他的尊崇礼遇达到了这样的程度。

贺循的病情逐渐加重，上表请求辞官，交还官印，朝廷改任他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享受三公级别的待遇）。元帝亲临殿前，派遣使者持符节，为他授予官职印绶。贺循当时已不能说话，却示意侍从推开印绶和官服，表示拒绝。

元帝亲自前往贺循家中探望，握着他的手流泪；皇太子先后三次亲临探望，往返时都向他行拜礼，儒生们都认为这是贺循的荣耀。太兴二年（公元 319 年），贺循去世，时年六十岁。

元帝身穿素服哀悼，哭得十分悲痛，追赠他为司空（三公之一），谥号 “穆”。即将下葬时，元帝又亲自前往灵柩前，极尽哀伤；派遣兼侍御史持符节监督丧葬事宜。皇太子在近郊送别灵车，望着船帆流泪。

贺循年轻时就喜爱读书，擅长写文章，博览群书，尤其精通《礼》学与史书。他还善于识别人才，从低微的处境中提拔了同郡人杨方，杨方最终在当世成名。贺循的儿子贺隰，在晋康帝时官至临海太守。

杨方，字公回。他年轻时喜好学习，有非凡的才华。起初担任郡里的 “铃下威仪”（郡府中负责侍从、传达的低级官员），处理公务的空闲时间，就研读《五经》，乡里没人了解他的才学。

会稽内史诸葛恢见到杨方后，认为他是奇才，用对待弟子的礼节对待他，杨方从此才得以在达官贵人之间交往。当时虞喜兄弟凭借儒学闻名，十分欣赏杨方，为他传播名声。诸葛恢曾让杨方写文章，推荐他担任郡里的功曹主簿（掌管人事、文书的属官）。

虞预（东晋史学家）称赞杨方的才华，把他的文章送给贺循看。贺循回信说：“我原本以为这人心胸开阔、有志向，只是谈吐比普通人出众罢了，没想到他竟有如此卓越的才华。他的文章很有独特的天分，若能充分发挥胸中才思，必定会被全国人推崇，哪里只是乡野间的优秀人才呢！听说他在旧友中，还常有谦逊的举动，这也是立身行事的重要品质。

如今世道衰败、道义丧失，人才凋零，每当听说有士人有追求道义的志向，我都会寄予希望。像杨方这样的人，就像荒芜田野里的特别禾苗、盐碱地中长势良好的庄稼，资质本就优良，只是还没得到足够的培养；若把他放到肥沃的土壤里（比喻得到良好的机遇和培养），必定能成长为优秀人才。

您（指虞预）是当世英才，身居朝廷要职，道德崇高、教化确立，这样才称得上尊贵。从前许劭（字子将）从普通商人中提拔樊仲昭，郭泰（字林宗）在田间农夫里成就魏德公（东汉名士）。您若立志完成这样的举荐事业，那两位贤人的功绩并非难以企及。”

贺循随后在京城称赞杨方。司徒王导征召杨方为属官（掾），后转任东安太守，又升任司徒参军事。杨方在京城时，士大夫们都厚待他，但他因自己出身低微，不愿长期留在京城，请求补任偏远郡县的官职，想在闲居中著书立说。王导同意了他的请求，上奏朝廷任命他为高梁太守（高梁，地名，今山西临汾附近）。

杨方在高梁太守任上多年，撰写了《五经钩沈》，又修订了《吴越春秋》，还创作了各类诗文，这些著作都在世间流传。后来因年老，杨方弃官回家。王导打算推荐他到中央机构（台阁）任职，他坚决推辞，回到家乡，最终在家中去世。

薛兼，字令长，是丹阳郡（今江苏南京附近）人。他的祖父薛综，在吴国担任尚书仆射；父亲薛莹，在吴国也有名望。吴国灭亡后，薛莹任西晋的散骑常侍。
薛兼品行清廉、气度不凡，年轻时与同郡的纪瞻、广陵的闵鸿、吴郡的顾荣、会稽的贺循齐名，号称 “五俊”（五位杰出人才）。他最初前往洛阳时，司空张华见到他后，认为他是奇才，说：“这些人都是南方的珍宝（南金，比喻杰出人才）啊！”

薛兼被推举为河南郡孝廉，受三公府征召任职，后被任命为比阳相（比阳，今河南泌阳，相为地方行政长官），在任上以才能出众闻名。他历任太子洗马（辅佐太子的属官）、散骑常侍、怀县县令。司空、东海王司马越征召他为参军，后转任祭酒（主管礼仪、教育的属官），赐予安阳亭侯的爵位。

晋元帝任安东将军时，任命薛兼为军谘祭酒，后逐渐升任丞相长史。薛兼为朝廷事务尽心尽力，因自己担任高级属官（上佐）、俸禄优厚，常常自我约束，只取够用的财物而已。他后来晋升为安阳乡侯，被任命为丹阳太守。
东晋建立后，薛兼转任丹阳尹（京城行政长官），俸禄提升为中二千石（高级官员俸禄等级），后升任尚书，兼任太子少傅（辅导太子的高级官员）。从祖父薛综到薛兼，薛家三代都担任太子的师傅，谈论此事的人都称赞不已。
永昌初年（公元 322 年），王敦上表举荐薛兼为太常（掌管礼仪祭祀的官员）。晋明帝即位后，加授薛兼散骑常侍。明帝因薛兼曾是自己在东宫时的师傅，认为仍应对他保持敬重，便下诏说：“我德行浅薄，早年遭遇亲丧（指父亲元帝去世），有幸以微小的身躯，位居王公之上。我孤独哀伤、心怀忧痛，没有可咨询依靠的人，忧虑不安如同面临深渊。

孔子说：‘即使是天子，也必定有要敬重的人。’我将遵循侍奉先师的礼仪，向有德之人请教。太宰西阳王（司马羕）地位尊贵、声望厚重，身居高位却能谦逊待人；丞相武昌公（王导）、司空即丘子（虞胤）体悟大道、境界高远，功勋与德行兼备，是先帝的挚友、我的师傅；太常安阳乡侯（薛兼）曾教导保护我，忠诚恭敬、笃实诚恳。

尊崇亲族、敬重贤才，是先帝重视的准则，我见到以上四位贤臣，以及与他们书信往来的礼仪，都将依照我在东宫时的旧例（保持敬重）。”
同年，薛兼去世。明帝下诏说：“太常、安阳乡侯薛兼践行道德、淡泊质朴，尽忠职守、严于律己。我正依赖他的道德教诲，弘扬治国之道，他却不幸去世，我内心深感悲痛。现派遣持节侍御史，追赠他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享受三公级待遇）。若他在天有灵，希望能欣慰于这份荣耀。”

等到薛兼下葬时，恰逢王敦发动叛乱，朝廷事务繁杂，没能为他议定谥号，只派遣使者用 “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的最高祭祀礼仪）祭祀他。薛兼的儿子薛颙，在薛兼之前去世，没有后代。

史臣评论说：“晋元帝在江淮地区奠定东晋基业，各项制度刚刚创立，渴望招揽天下英才，共同成就各项事业。顾荣、纪瞻、贺循、薛兼等人，都是南方的珍宝、东方的美玉（比喻南北杰出人才），出身世家大族，投身于元帝的霸业，参与朝廷政务；典章制度依靠他们修订，朝廷决策等待他们谋划。

他们在士大夫中声望厚重，担任如同‘八元八恺’（古代贤臣）般的要职，最终官成名就，既为国家争光，也让家族荣耀。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恰逢机遇，更因为他们自身具备卓越的才能。

其中贺循官至太子太傅、太常（保傅类官职），在朝廷中的声望尤为崇高，以至于皇帝亲自登门探望，在宫廷中对他行下拜之礼。即使是西汉时皇帝对张禹的恩宠、东汉时对桓荣的敬重，也比不上贺循所受的礼遇。”

赞语说：“贺循（字彦先）见识广博，纪瞻（字思远）品行方正。薛兼清廉正直，贺循以学问立身。他们恰逢明主、遇上良机，如同乘着长风、振翅高飞（比喻乘时奋起，成就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