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 列传·第四十章 晋书 应詹 甘卓 邓骞 卞壸 卞敦 刘超 钟雅 生平 原文及白话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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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 列传·第四十章 晋书 应詹 甘卓 邓骞 卞壸 卞敦 刘超 钟雅 生平 原文及白话文翻译

应詹，字思远，汝南南顿人，魏侍中璩之孙也。詹幼孤，为祖母所养。年十余岁，祖母又终，居丧毁顿，杖而后起，遂以孝闻。家富于财，年又稚弱，乃请族人共居，委以资产，情若至亲，世以此异焉。弱冠知名，性质素弘雅，物虽犯而弗之校，以学艺文章称。司徒何劭见之曰：“君子哉若人！”

初辟公府，为太子舍人。赵王伦以为征东长史。伦诛，坐免。成都王颖辟为掾。时骠骑从事中郎诸葛玫委长沙王乂奔鄴，盛称乂之非。玫浮躁有才辩，临漳人士无不诣之。詹与玫有旧，叹曰：“诸葛成林，何与乐毅之相诡乎！”卒不见之。玫闻甚愧。镇南大将军刘弘，詹之祖舅也，请为长史，谓之曰：“君器识弘深，后当代老子于荆南矣。”仍委以军政。弘著绩汉南，詹之力也。迁南平太守。

王澄为荆州，假詹督南平、天门、武陵三郡军事。及洛阳倾覆，詹攘袂流涕，劝澄赴援。澄使詹为檄，詹下笔便成，辞义壮烈，见者慷慨，然竟不能从也。天门、武陵溪蛮并反，詹讨降之。时政令不一，诸蛮怨望，并谋背叛。詹召蛮酋，破铜券与盟，由是怀詹，数郡无虞。其后天下大乱，詹境独全。百姓歌之曰：“乱离既普，殆为灰朽。侥幸之运，赖兹应后。岁寒不凋，孤境独守。拯我涂炭，惠隆丘阜。润同江海，恩犹父母。”镇南将军山简复假詹督五郡军事。会蜀贼杜畴作乱，来攻詹郡，力战摧之。寻与陶侃破杜弢于长沙，贼中金宝溢目，詹一无所取，唯收图书，莫不叹之。元帝假詹建武将军，王敦又上詹监巴东五郡军事，赐爵颍阳乡侯。陈人王冲拥众荆州，素服詹名，迎为刺史。詹以冲等无赖，弃还南平，冲亦不怨。其得人情如此。迁益州刺史，领巴东监军。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车号泣，若恋所生。

俄拜后军将军。詹上疏陈便宜，曰：“先王设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无苟且之志，下无觊觎之心。下至亡奏，罢侯置守，本替末陵，纲纪废绝。汉兴，虽未能兴复旧典，犹杂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参古迹。今大荒之后，制度改创，宜因斯会，厘正宪则，先举盛德元功以为封首，则圣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曰：“性相近，习相远，训导之风，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间，蔚为文林。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虽有儒官，教养未备，非所以长育人才，纳之轨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义，先令国子受训，然后皇储亲临释奠，则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才，深纳之。

顷之，出补吴国内史，以公事免。镇北将军刘隗出镇，以詹为军司。加散骑常侍，累迁光禄勋。詹以王敦专制自树，故优游讽咏，无所标明。及敦作逆，明帝问詹计将安出。詹厉然慷慨曰：“陛下宜奋赫斯之威，臣等当得负戈前驱，庶凭宗庙之灵，有征无战。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为都督前锋军事、护军将军、假节，都督硃雀桥南。贼从竹格渡江，詹与建威将军赵胤等击败之，斩贼率杜发，枭首数千级。贼平，封观阳县侯，食邑一千六百户，赐绢五千匹。上疏让曰：“臣闻开国承家，光启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锡。臣虽忝当一队，策无微略，劳不汗马。猥以疏贱，伦亚亲密，暂厕被练，列勤司勋。乞回谬恩，听其所守。”不许。

迁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詹将行，上疏曰：

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岂礼也哉？有由而然。自经荒弊，纲纪颓陵，清直之风既浇，糟秕之俗犹在，诚宜濯以沧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网，则幽显明别，于变时雍矣。弘济兹务，在乎官人。今南北杂错，属托者无保负之累，而轻举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职理所以多阙。今凡有所用，宜随其能否而与举主同乎褒贬，则人有慎举之恭，官无废职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赏；子玉败军，子文受蔿贾之责。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汉朝使刺史行部，乘传奏事，犹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复有绣衣直指。今之艰弊，过于往昔，宜分遣黄、散若中书郎等循行天下，观采得失，举善弹违，断截苟且，则入不敢为非矣。汉宣帝时，二千石有居职修明者，则入为公卿；其不称职免官者，皆还为平人。惩劝必行，故历世长久。中间以来，迁不足竞，免不足惧。或有进而失意，退而得分。莅官虽美，当以素论降替；在职实劣，直以旧望登叙。校游谈为多少，不以实事为先后。以此责成，臣未见其兆也。今宜峻左降旧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长史六年，户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便天下知官难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职，朝无惰官矣。都督可课佃二十顷，州十顷，郡五顷，县三顷。皆取文武吏医卜，不得挠乱百姓。三台九府，中外诸军，有可减损，皆令附农。市息末伎，道无游人，不过一熟，丰穰可必。然后重居职之俸，使禄足以代耕。顷大事之后，遐迩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纲领，肃起群望。

时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抚而怀之，莫不得其欢心，百姓赖之。

疾笃，与陶侃书曰：“每忆密计，自沔入湘，颉颃缱绻，齐好断金。子南我东，忽然一纪，其间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峤南，旋镇旧楚。吾承乏幸会，来忝此州，图与足下进共竭节本朝，报恩幼主，退以申寻平生，缠绵旧好。岂悟时不我与，长即幽冥，永言莫从，能不慨怅！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难，足下年德并隆，功名俱盛，宜务建洪范，虽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谦至顺，即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诚。”以咸和六年卒，时年五十三。册赠镇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谥曰烈，祠以太牢。子玄嗣，位至散骑侍郎。玄弟诞，有器干，历六郡太守、龙骧将军，追赠冀州刺史。

初，京兆韦泓丧乱之际，亲属遇饥疫并尽，客游洛阳，素闻詹名，遂依托之。詹与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随从积年，为营伉俪，置居宅，并荐之于元帝曰：“自遭丧乱，人士易操，至乃任运固穷，耿介守节者鲜矣。伏见议郎韦泓，年三十八，字元量，执心清冲，才识备济，躬耕陇亩，不烦人役，静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来在詹境，经寇丧资，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弥厉，不游非类。颜回称不改其乐，泓有其分。明公辅亮皇室，恢维宇宙，四门开辟，英彦凫藻，收春华于京辇，采秋实于岩薮。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铨召，付以列曹，必能协隆鼎味，缉熙庶绩者也。”帝即辟之。自后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制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赵氏祀程婴、杵臼之义，祭詹终身。

甘卓，字季思，丹阳人，秦丞相茂之后也。曾祖宁，为吴将。祖述，仕吴为尚书。父昌，太子太傅。吴平，卓退居自守。郡命主簿、功曹，察孝谦，州举秀才，为吴王常侍。讨石冰，以功赐爵都亭侯。东海王越引为参军，出补离狐令。卓见天下大乱，弃官东归，前至历阳，与陈敏相遇。敏甚悦，共图纵横之计，遂为其子景娶卓女，共相结托。会周唱义，密使钱广攻敏弟昶，敏遣卓讨广，顿硃雀桥南。会广杀昶，告丹阳太守顾荣共邀说卓。卓素敬服荣，且以昶死怀惧，良久乃从之。遂诈疾迎女，断桥，收船南岸，共灭敏，传首于京都。

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锋都督、扬威将军、历阳内史。其后讨周馥，征杜弢，屡经苦战，多所擒获。以前后功，进爵南乡侯，拜豫章太守。寻迁湘州刺史，将军如故。复进爵于湖侯。

中兴初，以边寇未静，学校陵迟，特听不试孝廉，而秀才犹依旧策试。卓上疏以为：“答问损益，当须博通古令，明达政体，必求诸坟索，乃堪其举。臣所忝州往遭寇乱，学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余州。策试之由，当藉学功，谓宜同孝廉例，申与期限。”疏奏，朝议不许。卓于是精加隐括，备礼举桂阳谷俭为秀才。俭辞不获命，州厚礼遣之。诸州秀才闻当考试，皆惮不行，惟俭一人到台，遂不复策试。俭耻其州少士，乃表求试，以高第除中郎。俭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经史。于时南土凋荒，经籍道息，俭不能远求师友，唯在家研精。虽所得实深，未有名誉，又耻衒耀取达，遂归，终身不仕，卒于家。

卓寻迁安南将军、梁州刺史、假节、督沔北诸军，镇襄阳。卓外柔内刚，为政简惠，善于绥抚，估税悉除，市无二价。州境所有鱼池，先恆责税，卓不收其利，皆给贫民，西土称为惠政。

王敦称兵，遣使告卓。卓乃伪许，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参军孙双诣武昌谏止敦。敦闻双言，大惊曰：“甘侯前与吾语云何，而更有异！正当虑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奸凶耳。卿还言之，事济当以甘侯作公。”双还报卓，卓不能决。或说卓且伪许敦，待敦至都而讨之。卓曰：“昔陈敏之乱，吾亦先从后图，而论者谓惧逼面谋之。虽吾情本不尔，而事实有似，心恆愧之。今若复尔，谁能明我！”时湘州刺史谯王承遣主簿邓骞说卓曰：“刘大连虽乘权宠，非有害于天下也。大将军以其私憾称兵象魏，虽托讨乱之名，实失天下之望，此忠臣义士匡救之时也。昔鲁连匹夫，犹怀蹈海之志，况受任方伯，位同体国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举，杖大顺以扫逆节，拥义兵以勤王室，斯千载之运，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岂吾所能。至于尽力国难，乃其心也。当共详思之。”参军李梁说卓曰：“昔隗嚣乱陇右，窦融保河西以归光武，今日之事，有似于此。将军有重名于天下，但当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将军胜，方当崇将军以方面之重；如其不胜，朝廷必以将军代之。何忧不富贵，而释此庙胜，决存亡于一战邪！”骞谓梁曰：“光武创业，中国未平，故隗嚣断陇右，窦融兼河西，各据一方，鼎足之势，故得文服天子，从容顾望。及海内已定，君臣正位，终于陇右倾覆，河西入朝。何则？向之文服，义所不容也。今将军之于本朝，非窦融之喻也。襄阳之于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义，安忍国难而不陈力，何以北面于天子邪！使大将军平刘隗，还武昌，增石城之守，绝荆湘之粟，将军安归乎？势在人手，而曰我处庙胜，未之闻也。”卓尚持疑未决，骞又谓卓曰：“今既不义举，又不承大将军檄，此必至之祸，愚智所见也。且议者之所难，以彼强我弱，是不量虚实者也。今大将军兵不过万余，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将军见众既倍之矣。将军威名天下所闻也，此府精锐，战胜之兵也。拥强众，藉威名，杖节而行，岂王含所能御哉！溯流之众，势不自救，将军之举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顾虑乎！武昌既定，据其军实，镇抚二州，施惠士卒，使还者如归，此吕蒙所以克敌也。如是，大将军可不战而自溃。今释必胜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计矣。愿将军熟虑之。”

时敦以卓不至，虑在后为变，遣参军乐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说卓袭之，语在融传。卓既素不欲从敦，得道融说，遂决曰：“吾本意也。”乃与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十余人，俱露檄远近，陈敦肆逆，率所统致讨。遣参军司马赞、孙双奉表诣台，参军罗英至广州，与陶侃克期，参军邓骞、虞冲至长沙，令谯王承坚守。征西将军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书，表上之，台内皆称万岁。武昌惊，传卓军至，人皆奔散。诏书迁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荆州牧，梁州刺史如故，陶侃得卓信，即遣参军高宝率兵下。

卓虽怀义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计虑犹豫，军次猪口，累旬不前。敦大惧，遣卓兄子行参军仰求和，谢卓曰：“君此自是臣节，不相责也。吾家计急，不得不尔。想便旋军襄阳，当更结好。”时王师败绩，敦求台驺虞幡驻卓。卓闻周顗、戴若思遇害，流涕谓仰曰：“吾之所忧，正谓今日。每得朝廷人书，常以胡寇为先，不悟忽有萧墙之祸。且使圣上元吉，太子无恙，吾临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适径据武昌，敦势逼，必劫天子以绝四海之望。不如还襄阳，更思后图。”即命旋军。都尉秦康说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难，但断彭泽，上下不得相赴，自然离散，可一战擒也。将军既有忠节，中道而废，更为败军将，恐将军之下亦各便求西还，不可得守也。”卓不能从。乐道融亦日夜劝卓速下。卓性先宽和，忽便强塞，径还襄阳，意气骚扰，举动失常，自照镜不见其头，视庭树而头在树上，心甚恶之。其家金柜鸣，声似槌镜，清而悲。巫云：“金柜将离，是以悲鸣。”主簿何无忌及家人皆劝令自警。卓转更很愎，闻谏辄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为备。功曹荣建固谏，不纳。襄阳太守周虑等密承敦意，知卓无备，诈言湖中多鱼，劝卓遣左右皆捕鱼，乃袭害卓于寝，传首于敦。四子散骑郎蕃等皆被害。太宁中，追赠骠骑将军，谥曰敬。

邓骞，子长真，长沙人。少有志气，为乡邻所重。常推诚行己，能以正直全于多难之时。刺史谯王承命为主簿，便说甘卓。卓留为参军，欲与同行，以母老辞卓而反。承为魏乂所败，以虞悝兄弟为承党，乂尽诛之，而求骞甚急。乡人皆为之惧，骞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杀忠良，是其求贤之时，岂以行人为罪！”乃往诣乂。乂喜曰：“君所谓古之解扬也。”以为别驾。骞有节操忠信，兼识量弘远，善与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称之，以为长者。历武陵、始兴太守，迁大司农，卒于官。

卞壸，字望之，济阴冤句人也。祖统，琅邪内史。父粹，以清辩鉴察称。兄弟六人并登宰府，世称“卞氏六龙，玄仁无双”。玄仁，粹字也。弟裒，尝忤其郡将，郡将怒讦其门内之私，粹遂以不训见讥议，陵迟积年。惠帝初，为尚书郎。杨骏执政，人多附会，而粹正直不阿。及骏诛，超拜右丞，封成阳子，稍迁至右军将军。张华之诛，粹以华婿免官。齐王冏辅政，为侍中、中书令，进爵为公。及长沙王乂专权，粹立朝正色，乂忌而害之。初，粹如厕，见物若两眼，俄而难作。

壸弱冠有名誉，司兗二州、齐王冏辟，皆不就。遇家祸，还乡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袭父爵。征东将军周馥请为从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倾覆，东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壸行广陵相。元帝镇建鄴，召为从事中郎，委以选举，甚见亲杖。出为明帝东中郎长史。遭继母忧，既葬，起复旧职，累辞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壸笺自陈曰：

壸天性狷狭，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毕志家门。亡父往为中书令，时壸蒙大例，望门见辟，信其所执，得不祗就。门户遇祸，迸窜易名，得存视息，私志有素。加婴极难，流寄兰陵，为苟晞所召，恐见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见假授，思暂之郡，规得托身。寻蒙见召，为从事中郎，岂曰贪荣，直欲自致，规暂恭命，行当乞退。属华轶之难，不敢自陈。轶既枭悬，壸亦婴病，具自归闻，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选宠显望，复以无施，忝充元佐。荣则荣矣，实非素怀。顾以命重人轻，不敢辞惮。闻西台召壸为尚书郎，实欲因此以避贤路，未及陈诚，奄丁穷罚。

壸年九岁，为先母弟表所见孤背。十二，蒙亡母张所见覆育。壸以陋贱，不能荣亲，家产屡空，养道多阙，存无欢娱，终不备礼，拊心永恨，五内抽割。于公无效如彼，私情艰苦如此，实无情颜昧冒荣进。若废壸一人，江北便有倾危之虑，壸居事之日功绩以隆者，诚不得私其身。今东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茂，军司马、诸参佐并以明德宣力王事，壸之去留，会无损益。贺循、谢端、顾景、丁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门。壸委质二府，渐冉五载，考效则不能已彰，论心则频累恭顺，奈何哀孤之日不见愍恕哉！

帝以其辞苦，不夺其志。

服阕，为世子师。壸前后居师佐之任，尽匡辅之节，一府贵而惮焉。中兴建，补太子中庶子，转散骑常侍，侍讲东宫。迁太子詹事，以公事免。寻复职，转御史中丞。忠于事上，权贵屏迹。

时淮南小中正王式继母，前夫终，更适式父。式父终，丧服讫，议还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继子，奉养至终，遂合葬于前夫。式自云：“父临终，母求去，父许诺。”于是制出母齐衰期。壸奏曰：“就如式父临终许诺，必也正名，依礼为无所据。若夫有命，须显七出之责，当存时弃之，无缘以绝义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临困谬乱，使去留自由者，此必为相要以非礼，则存亡无所得从，式宜正之以礼。魏颗父命不从其乱，陈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礼不从，《春秋》、《礼记》善之。并以妾胜，犹正以礼，况其母乎！式母于夫，生事奉终，非为既绝之妻。夫亡制服，不为无义之妇。自云守节，非为更嫁。离绝之断，在夫没之后。夫之既没，是其从子之日，而式以为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无所容居，没无所托也。寄命于他人之门，埋尸于无名之冢。若式父亡后，母寻没于式家，必不以为出母明矣。许诺之命一耳，以为母于同居之时，至没前子之门而不以为母，此为制离绝于二居，裁出否于意断。离绝之断，非式而谁！假使二门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恋前子，求去求绝，非礼于后家，还反又非礼于前门，去不可去，还不可还，则为无寄之人也。式必内尽匡谏，外极防闲，不绝明矣。何至守不移于至亲，略情礼于假继乎！继母如母，圣人之教。式为国士，闰门之内犯礼违义，开辟未有，于父则无追亡之善，于母则无孝敬之道，存则去留自由，亡则合葬路人，可谓生事不以礼，死葬不以礼者也。亏损世教，不可以居人伦诠正之任。案侍中、司徒、临颍公组敷宣五教，实在任人，而含容违礼，曾不贬黜，扬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晔，淮南大中正、散骑侍郎弘，显执邦论，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礼正违，崇孝敬之教，并为不胜其任。请以见事免组、晔、弘官，大鸿胪削爵土，廷尉结罪。”疏奏，诏特原组等，式付乡邑清议，废弃终身。壸迁吏部尚书。王含之难，加中军将军。含灭，以功封建兴县公，寻迁领军将军。

明帝不豫，领尚书令，与王导等俱受顾命辅幼主。复拜右将军，加给事中、尚书令。帝崩，成帝即位，群臣进玺，司徒王导以疾不至。壸正色于朝曰：“王公岂社稷之臣邪！大行大殡，嗣皇未立，宁是人臣辞疾之时！”导闻之，乃舆疾而至。皇太后临朝，壸与庾亮对直省中，共参机要。时召南阳乐谟为郡中正，颍川庾怡为廷尉评。谟、怡各称父命不就。壸奏曰：“人无非父而生，职无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职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为王者无人，职不轨物，官不立政。如此则先圣之言废，五教之训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乐广以平夷称，庾珉以忠笃显，受宠圣世，身非己有，况及后嗣而可专哉！所居之职若顺夫群心，则战戍者之父母皆当以命子，不以处也。若顺谟父之意，则人皆不为郡中正，人伦废矣。顺怡父之意，人皆不为狱官，则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听欤？若不可听，何以许谟、怡之得称父命乎！此为谟以名父子可亏法，怡是亲戚可以自专。以此二途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废公。绝其表疏，以为永制。”朝议以为然。谟、怡不得已，各居所职。是时王导称疾不朝，而私送车骑将军郗鉴，壸奏以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御史中丞钟雅阿挠王典，不加准绳，并请免官。虽事寝不行，举朝震肃。壸断裁切直，不畏强御，皆此类也。

壸干实当官，以褒贬为己任，勤于吏事，欲轨正督世，不肯苟同时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为诸名士所少，而无卓尔优誉。明帝深器之，于诸大臣而最任职。阮孚每谓之曰；“卿恆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壸曰：“诸君以道德恢弘，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壸而谁！”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壸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然而闻者莫不折节。时王导以勋德辅政，成帝每幸其宅，尝拜导妇曹氏。侍中孔坦密表不宜拜。导闻之曰：“王茂弘驽疴耳，若卞望之之岩岩，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岠，当敢尔邪！”壸廉洁俭素，居甚贫约。息当婚，诏特赐钱五十万，固辞不受。后患面创，累乞解职。

拜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时庾亮将征苏峻，言于朝曰：“峻狼子野心，终必为乱。今日征之，纵不顺命，为祸犹浅。若复经年，为恶滋蔓，不可复制。此是朝错劝汉景帝早削七国事也。”当时议者无以易之。壸固争，谓亮曰：“峻拥强兵，多藏无赖，且逼近京邑，路不终朝，一旦有变，易为蹉跌。宜深思远虑，恐未可仓卒。”亮不纳。壸知必败，与平南将军温峤书曰：“元规召峻意定，怀此於邑。温生足下，柰此事何！吾今所虑，是国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纵其群恶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诚桓桓，交须接锋履刃，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与之争甚恳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为外籓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内俱谏，必当相从。今内外戒严，四方有备，峻凶狂必无所至耳，恐不能使无伤，如何？”壸司马任台劝壸宜畜良马，以备不虞。壸笑曰：“以顺逆论之，理无不济。若万一不然，岂须马哉！”峻果称兵。壸复为尚书令、右将军、领右卫将军，余官如故。

峻至东陵口，诏以壸都督大桁东诸军事、假节，复加领军将军、给事中，壸率郭默、赵胤等与峻大战于西陵，为峻所破。壸与钟雅皆退还，死伤者以千数。壸、雅并还节，诣阙谢罪。峻进攻青溪，壸与诸军距击，不能禁。贼放火烧宫寺，六军败绩。壸时发背创，犹未合，力疾而战，率厉散众及左右吏数百人，攻贼麾下，苦战，遂死之，时年四十八。二子、盱见父没，相随赴贼，同时见害。

峻平，朝议赠壸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尚书郎弘讷议以为“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贞之节，当书于竹帛。今之追赠，实未副众望，谓宜加鼎司之号，以旌忠烈之勋”。司徒王导见议，进赠骠骑将军，加侍中。讷重议曰：“夫事亲莫大于孝，事君莫尚于忠。唯孝也，故能尽敬竭诚；唯忠也，故能见危授命。此在三之大节，臣子之极行也。案壸委质三朝，尽规翼亮，遭世险难，存亡以之。受顾托之重，居端右之任，拥卫至尊，则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则有匪躬之节。贼峻造逆，戮力致讨，身当矢ＫＱ，再对贼锋，父子并命，可谓破家为国，守死勤事。昔许男疾终，犹蒙二等之赠，况壸伏节国难者乎！夫赏疑从重，况在不疑！谓可上准许穆，下同嵇绍，则允合典谟，克厌众望。”于是改赠壸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贞，祠以太牢。赠世子散骑侍郎，弟盱奉车都尉。珍母裴氏抚二子尸哭曰：“父为忠臣，汝为孝子，夫何恨乎！”征士翟汤闻之叹曰：“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门。”子诞嗣。

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壸，下诏曰：“壸立朝忠恪，丧身凶寇，所封悬远，租秩薄少，妻息不瞻，以为慨然！可给实口廪。”其后盗发壸墓，尸僵，鬓发苍白，面如生，两手悉拳，爪甲穿达手背。安帝诏给钱十万，以修茔兆。

壶第三子瞻，位至广州刺史。瞻弟眈，尚书郎。

敦字仲仁。父俊，清真有检识，以名理著称。其乡人傲郤诜恃才陵傲俊兄弟，俊等亦以门盛轻诜，相视如仇。诜以杨骏故吏被系，俊时为尚书郎，案其狱，诜惧不免，俊平心断决正之，诜卒以免，而犹不悛。后为左丞，复奏陷卞氏。俊历位汝南相、廷尉卿。

敦弱冠仕州郡，辟司空府，稍迁太子舍人、尚书郎，朝士多称之。东海王越闻，召以为主簿。王弥逼洛，敦及胡毋辅之劝越击王弥，而王衍、潘滔共执不听，敦庭争苦至，众咸壮之。出补汝南内史。元帝之为镇东，请为军谘祭酒，不就。征南将军山简以为司马。寻而王如、杜曾相继为乱，简乃使敦监沔北七郡军事、振威将军、领江夏相，戍夏口。敦攻讨沔中皆平。既而杜弢寇湘中，加敦征讨大都督。伐弢有功，赐爵安陵亭侯。镇东大将军王敦请为军司。

中兴建，拜太子左卫率。时石勒侵逼淮泗，帝备求良将可以式遏边境者，公卿举敦，除征虏将军、徐州刺史，镇泗口。及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与征北将军王邃退保盱眙，贼势遂张，淮北诸郡多为所陷，竟以畏懦贬秩三等，为鹰扬将军。征拜大司农。王敦表为征虏将军、都督石头军事。明帝之讨王敦也。以为镇南将军、假节。事平，更拜尚书，以功封益阳侯。徙光禄勋，出为都督安南将军、湘州刺史、假节。寻进征南将军，固辞不拜。

苏峻反，温峤、庾亮移檄征镇同赴京师。敦拥兵不下，又不给军粮，唯遣督护荀璲领数百人随大军而已。时朝野莫不怪叹，独陶侃亦切齿忿之。峻平，侃奏敦阻军顾望，不赴国难，无大臣之节，请槛车收付廷尉。丞相王导以丧乱之后宜加宽宥转安南将军、广州刺史。病不之职。征为光禄大夫，领少府。敦既不讨苏峻，常怀愧耻，名论自此亏矣。寻以忧卒，追赠本官，加散骑常侍，谥曰敬。子滔嗣。

刘超，字世瑜，琅邪临沂人，汉城阳景王章之后也。章七世孙封临沂县慈乡侯，子孙因家焉。父和，为琅邪国上军将军。超少有志尚，为县小吏，稍迁琅邪国记室掾。以忠谨清慎为元帝所拔，恆亲侍左右，遂从渡江，转安东府舍人，专掌文檄。相府建，又为舍人。于时天下扰乱，伐叛讨贰，超自以职在近密，而书迹与帝手笔相类，乃绝不与人交书。时出休沐，闭门不通宾客，由是渐得亲密。以左右勤劳，赐爵原乡亭侯，食邑七百户，转行参军。

中兴建，为中书舍人，拜骑都尉、奉朝请。时台阁初建，庶绩未康，超职典文翰，而畏慎静密，弥见亲待。加以处身清苦，衣不重帛，家无儋石之储。每帝所赐，皆固辞曰：“凡陋小臣，横窃赏赐，无德而禄，殃咎足惧。”帝嘉之，不夺其志。寻出补句容令，推诚于物，为百姓所怀。常年赋税，主者常自四出诘评百姓家赀。至超，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自书家产，投函中讫，送还县。百姓依实投上，课输所入，有逾常年。入为中书通事郎。以父忧去官。既葬，属王敦称兵，诏超复职，又领安东上将军。寻六军败散，唯超案兵直卫，帝感之，遣归终丧礼。及钱凤构祸，超招合义士，从明帝征凤。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贫，妻子不赡，帝手诏褒之，赐以鱼米，超辞不受。超后须纯色牛，市不可得，启买官外厩牛，诏便以赐之。出为义兴太守。未几，征拜中书侍郎。拜受往还，朝廷莫有知者。会帝崩，穆后临朝，迁射声校尉。时军校无兵，义兴人多义随超，因统其众以宿卫，号为“君子营”。咸和初，遭母忧去官，衰服不离身，朝夕号泣，朔望辄步至墓所，哀感路人。

及苏峻谋逆，超代赵胤为左卫将军。时京邑大乱，朝士多遣家人入东避难。义兴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听，尽以妻孥入处宫内。及王师败绩，王导以超为右卫将军，亲侍成帝。属太后崩，军卫礼章损阙，超躬率将士奉营山陵。峻迁车驾石头，时天大雨，道路沈陷，超与侍中钟雅步侍左右，贼给马不肯骑，而悲哀慷慨。峻闻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亲信许方等补司马督、殿中监，外托宿卫，内实防御超等。时饥馑米贵，峻等问遗，一无所受，缱绻朝夕，臣节愈恭。帝时年八岁，虽幽厄之中，超犹启授《孝经》、《论语》。温峤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为帝所亲遇，疑之尤甚。后王导出奔，超与怀德令匡术、建康令管旆等密谋，将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让将兵入收超及钟雅。帝抱持悲泣曰：“还我侍中、右卫！”任让不奉诏，因害之。及峻平，任让与陶侃有旧，侃欲特不诛之，乃请于帝。帝曰：“让是杀我侍中、右卫者，不可宥。”由是遂诛让。及超将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诏迁高显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赠卫尉，谥曰忠。超天性谦慎，历事三帝，恆在机密，并蒙亲遇，而不敢因宠骄谄，故士人皆安而敬之。

子讷嗣，谨饬有石庆之风，历中书侍郎、下邳内史。讷子享，亦清慎，为散骑郎。

钟雅，字彦胄，颍川长社人也。父晔，公府掾，早终。雅少孤，好学有才志，举四行，除汝阳令，入为佐著作郎。母忧去官，服阕复职。东海王越请为参军，迁尚书郎。

避乱东渡，元帝以为丞相记室参军，迁临淮内史、振威将军。顷之，征拜散骑侍郎，转尚书右丞。时有事于太庙，雅奏曰：“陛下继承世数，于京兆府君为玄孙，而今祝文称曾孙，恐此因循之失，宜见改正。又礼，祖之昆弟，从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为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庙，亦宜除伯祖之文。”诏曰：“礼，事宗庙，自曾孙已下皆称曾孙，此非因循之失也。义取于重孙，可历世共其名，无所改也。称伯祖不安，如所奏。”转北军中候。大将军王敦请为从事中郎，补宣城内史。钱凤作逆，加广武将军，率众屯青弋。时广德县人周为凤起兵攻雅，雅退据泾县，收合士庶，讨，斩之。凤平，征拜尚书左丞。

时帝崩，迁御史中丞。时国丧未期，而尚书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闻放勋之殂，八音遏密，虽在凡庶，犹能三载。自兹以来，历代所同。肃祖明皇帝崩背万国，当期来月。圣主缟素，泣血临朝，百僚惨怆，动无欢容。陶无大臣忠慕之节，家庭侈靡，声妓纷葩，丝竹之音，流闻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宪。请下司徒，论正清议。”穆后临朝，特原不问。雅直法绳违，百僚皆惮之。

北中郎将刘遐卒，遐部曲作乱，诏郭默讨之，以雅监征讨军事、假节。事平，拜骁骑将军。苏峻之难，诏雅为前锋监军、假节，领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击，退还。拜侍中。寻王师败绩，雅与刘超并侍卫天子。或谓雅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仇，何不随时之宜而坐待其毙。”雅曰：“国乱不能匡，君危不能济，各逊遁以求免，吾惧董狐执简而至矣。”庾亮临去，顾谓雅曰：“后事深以相委。”雅曰：“栋折榱崩，谁之责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复言，卿当期克复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迁车驾幸石头，雅、超流涕步从。明年，并为贼所害。贼平，追赠光禄勋。其后以家贫，诏赐布帛百匹。子诞，位至中军参军，早卒。

史臣曰：应詹行业聿修，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则嘉谋屡陈；出抚籓条，则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宁乱，庸绩克宣，作镇扞城，威略具举。及凶渠犯顺，志在勤王。既而人挠其谋，天夺其鉴，疑留不断，自取诛夷。卞壸束带立朝，以匡正为己任；褰裳卫主，蹈忠义以成名。遂使臣死于君，子死于父，惟忠与孝，萃其一门。古称社稷之臣，忠贞之谓矣。刘超勤肃奉上，钟雅正直当官。属臣猾滔天，幼君危逼，乃崎岖寇难，契阔艰虞，匪石为心，寒松比操，贞轨皆没，亮迹双升。虽高赫在难弥恭，荀息继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赞曰：卓临南服，詹莅西州。政刑克举，威惠兼修。应嗟运促，甘毙疑留。望之徇义，处死为易。惟子惟臣，名节斯寄。钟刘入仕，忠贞攸履。竭其股肱，继之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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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列传・第四十章》主要人物核心事迹对照表

人物	出身背景	核心功绩	关键结局
应詹	汝南南顿人，魏侍中应璩之孙	1. 讨降天门、武陵溪蛮，稳定数郡；2. 与陶侃破杜弢，不贪金宝仅收图书；3. 上疏提议厘正宪则、重修儒学	咸和六年卒，赠镇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谥 “烈”
甘卓	丹阳人，秦丞相甘茂之后	1. 讨石冰、灭陈敏，屡立战功；2. 任梁州刺史时废估税、予贫民鱼池，行惠政；3. 王敦叛乱时举兵讨逆	因多疑犹豫被周虑袭杀，追赠骠骑将军，谥 “敬”
邓骞	长沙人，少有志气，为乡邻所重	1. 劝甘卓讨王敦，促成义举；2. 魏乂掌权时无惧赴任，以节操忠信获认可；3. 历任武陵、始兴太守，政绩平实	官至大司农，卒于任上
卞壸	济阴冤句人，“卞氏六龙” 之一	1. 弹劾违礼者（如王式、王导），整肃朝纲；2. 苏峻之乱中带伤作战，父子三人同殉国；3. 廉洁俭素，拒朝廷赐钱	赠侍中、骠骑将军，谥 “忠贞”，祠以太牢
卞敦	卞壸之弟，父卞俊曾任廷尉卿	1. 讨王弥、杜弢有战功；2. 镇守泗口抵御石勒（后因畏懦贬秩）	苏峻之乱中拥兵不赴援，名论受损，忧愤而卒，谥 “敬”
刘超	琅邪临沂人，汉城阳景王刘章之后	1. 随元帝渡江掌文檄，避嫌不与人交书；2. 苏峻之乱中守护成帝，创 “君子营” 宿卫；3. 密谋奉帝出逃，坚守臣节	事泄被杀害，追赠卫尉，谥 “忠”
钟雅	颍川长社人，父钟晔曾任公府掾	1. 校正太庙祝文违礼之处；2. 弹劾梅陶私奏女妓，直法绳违；3. 苏峻之乱中随侍成帝，拒遁逃	与刘超同被杀害，追赠光禄勋，朝廷赐布帛百匹

《晋书・列传・第四十章》的内容，主要记载了应詹、甘卓、邓骞、卞壸、卞敦、刘超、钟雅七位东晋官员的生平事迹，包括他们的出身、品行、为官经历、功绩及结局，展现了东晋时期官员在政务、军事、礼仪等方面的表现与当时的社会局势。
主要人物事迹概览

应詹
出身汝南南顿应氏，幼年丧亲，以孝闻名，家富却邀族人共居并托付资产。
为官履历丰富，历任太子舍人、南平太守等职，曾劝王澄援救洛阳，讨降蛮夷，与陶侃破杜弢时不贪金宝只收图书。
多次上疏提建议，如厘正宪则、重视儒学教育，后参与平定王敦叛乱，死后获赠镇南大将军，其子应玄、应诞也有任职。
还曾帮助韦泓，助其被元帝征召为官，韦泓后为其服朋友之丧并终身祭祀。

甘卓
丹阳人，出身官宦世家，吴平后一度退居，后复出为官，参与讨石冰、灭陈敏等战事。
任梁州刺史时，为政简惠，废除估税，将鱼池给贫民，获西土称赞。
王敦叛乱时，起初犹豫，后决定讨敦，但因年老多疑、优柔寡断，最终被周虑等袭杀，死后追赠骠骑将军。

邓骞
长沙人，少有志气，曾劝甘卓讨王敦，后在魏乂掌权时不惧前往，获其任用，以节操忠信、识量弘远著称，历任多职，卒于官。

卞壸
济阴冤句人，出身 “卞氏六龙” 之家，为官忠于职守，敢于弹劾违礼之人，如王式、王导等。
参与平定王含、苏峻叛乱，苏峻之乱时带伤作战，与二子一同战死，死后获赠骠骑将军等，成帝追思其功绩，赐其家人实口廪。
廉洁俭素，拒绝朝廷赐钱为子办婚，其子卞瞻、卞眈也有任职。

卞敦
卞壸之弟，早年仕州郡，后参与讨王弥、杜弢等战事，因畏懦贬秩。
苏峻叛乱时，拥兵不赴援且不给军粮，遭陶侃弹劾，后因愧耻，名论受损，忧愤而卒，追赠本官加散骑常侍。

刘超
琅邪临沂人，汉城阳景王之后，因忠谨清慎被元帝重用，随其渡江，掌管文檄，后历任中书舍人、句容令等职。
苏峻叛乱时，守护成帝，拒绝家人避难，后与钟雅密谋奉帝出逃，事泄被杀害，死后追赠卫尉，其子刘讷、刘享也有任职。

钟雅
颍川长社人，少孤好学，历任汝阳令、尚书右丞等职，敢于弹劾违礼官员，如梅陶。
苏峻叛乱时，随侍成帝，拒绝遁逃，后与刘超一同被贼杀害，死后追赠光禄勋，朝廷因其一贫如洗赐布帛百匹。

史臣评价与赞语
史臣曰：评价应詹政绩与文采兼备，甘卓有平乱之功却因多疑丧命，卞壸以忠义闻名，一门忠孝，刘超、钟雅忠贞正直，虽遭难仍坚守节操，其忠贞远超古人。
赞曰：概括甘卓、应詹的政绩，感叹应詹寿命短、甘卓因疑被杀，赞扬卞壸、刘超、钟雅的忠义与节操，称他们以死尽忠尽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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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翻译 白话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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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詹，字思远，是汝南郡南顿县人，曹魏时期侍中应璩的孙子。应詹幼年时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长大。他十多岁时，祖母也去世了，应詹在守丧期间因过度悲伤而形容憔悴、身体虚弱，需要拄着拐杖才能站起来，最终以孝顺闻名乡里。应詹家境富裕，当时他年纪尚小，便主动邀请同族人一起居住，并把家中资产托付给他们管理，对待族人如同至亲一般，世人因此认为他与众不同。应詹二十岁左右就有了名气，他本性质朴高雅，即便有人冒犯自己，也不会与之计较，同时以学识技艺和文章写作著称。司徒何劭见到他后赞叹道：“这人真是君子啊！”


起初，应詹被公府征召，担任太子舍人。赵王司马伦任命他为征东长史。后来司马伦因谋逆被诛杀，应詹受牵连被免职。之后，成都王司马颖征召他担任属官。当时，骠骑从事中郎诸葛玫背叛长沙王司马乂，逃往邺城，还到处大肆诋毁司马乂的过错。诸葛玫性情浮躁却有口才，临漳地区的士人没有不去拜访他的。应詹和诸葛玫原本有旧交，却感叹道：“诸葛玫（字成林）啊，你的行为怎么和乐毅（战国名将，忠于君主）相差这么远呢！” 最终始终没有去见诸葛玫。诸葛玫听说后，感到十分惭愧。镇南大将军刘弘，是应詹的祖舅（祖母的兄弟），他邀请应詹担任长史，对应詹说：“你的器量和见识宏大深远，日后必定能在荆南地区接替我（老子此处指刘弘自己）的职位。” 随后便把军政事务托付给应詹。刘弘能在汉水以南地区建立显著功绩，应詹的助力很大。后来应詹升任南平太守。


王澄担任荆州刺史时，暂任应詹监管南平、天门、武陵三郡的军事。等到洛阳沦陷（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洛阳被匈奴攻破），应詹挽起衣袖、泪流满面，劝说王澄出兵援救。王澄让应詹撰写征讨的檄文，应詹提笔就写成了，文中言辞正义、气势壮烈，看到的人都深受鼓舞，然而王澄最终还是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出兵。后来天门、武陵两郡的溪蛮同时反叛，应詹率军讨伐并降服了他们。当时政令不统一，各部落蛮人心怀不满，一起谋划叛乱。应詹召集蛮人首领，打破铜制的契约（古代结盟信物）与他们订立盟约，蛮人从此真心归附应詹，这几个郡再也没有祸患。之后天下陷入大乱，唯独应詹管辖的地区得以保全。百姓歌颂他道：“战乱流离遍布天下，百姓几乎如同灰烬朽木。我们能侥幸存活，全靠这位应大人。他像寒冬里不凋零的松柏，独自坚守这一方净土。拯救我们于困苦之中，恩惠比山丘还厚重；滋润我们像江海一样广博，恩情如同父母一般。” 镇南将军山简又暂任应詹监管五郡军事。恰逢蜀地叛贼杜畴发动叛乱，前来攻打应詹管辖的郡城，应詹奋力作战，击退了杜畴。不久后，应詹又和陶侃在长沙击败了杜弢（当时的主要叛贼首领），贼军营地中金银财宝到处都是，应詹却一样都不拿，只收集了图书典籍，众人对此无不赞叹。晋元帝暂任应詹为建武将军，王敦又上奏举荐应詹监管巴东五郡军事，并赐予他颍阳乡侯的爵位。陈郡人王冲在荆州聚集部众，一向仰慕应詹的名声，派人迎接应詹担任荆州刺史。应詹认为王冲等人是品行不端的人，于是放弃刺史之位返回南平，王冲也没有怨恨他。应詹就是这样得人心。后来应詹升任益州刺史，兼任巴东监军。应詹离开南平郡时，当地的士人和百姓都拉着他的车辕哭泣，就像舍不得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


不久，应詹被任命为后军将军。他向朝廷上奏疏，陈述对国家有利的建议，说：“古代圣王设置官职，是为了让君主有固定的尊崇地位，臣子有确定的卑微身份，使君主没有苟且行事的念头，臣子没有非分夺取的野心。到了灭亡的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导致根本衰败、末梢凌驾，法令制度全被废弃。汉朝建立后，虽然没能恢复古代的典章制度，却仍混合分封诸侯和设置郡守，所以能统治多年，大致接近古代圣王的治理成效。如今在大灾荒之后，制度需要改革创建，应当趁这个时机，整顿修正法令规则，先推举德行高尚、功劳卓著的人，把他们作为受封的首选，这样圣明时代的教化就能和唐尧、虞舜时期相比了。” 他又说：“人的本性相近，但后天的习惯会让彼此差距变大，教化引导的风气，应当谨慎对待所推崇的事物。曹魏正始年间，文人学士众多，形成了繁荣的文学氛围。但从元康年间（西晋惠帝时期）以来，人们轻视儒家经典、崇尚道家学说，把玄虚旷达当作旷达，把儒家的清俭操守视为鄙俗。永嘉年间（西晋末年）的动乱弊端，未必不是由此引发的。如今虽然设有儒学官员，但教育培养的体系还不完善，这不是培养人才、让人们遵守规范的办法。应当修建太学（辟雍是古代天子所设太学），尊崇宣扬儒家教义，先让国子监的学生接受教育，然后让太子亲自参加祭祀先师的礼仪（释奠是古代学校祭祀先师的典礼），这样全天下的人都会崇尚道德，所有百姓都能明白做人做事的准则。” 晋元帝一向看重应詹的才能，对他的建议深表赞同并采纳。


不久之后，应詹出京补任吴国内史，后来因公务失误被免职。镇北将军刘隗出京镇守地方时，任命应詹为军司（军中的文职官员，掌参谋军事）。之后应詹又被加授散骑常侍的官职，经过多次升迁，担任光禄勋（掌管宫廷宿卫及朝会礼仪等）。当时王敦专权跋扈、培植私党，应詹因此故意表现得悠闲自在，只以诗文讽咏，不明确表态支持或反对。等到王敦发动叛乱，晋明帝询问应詹该采取什么对策。应詹神情严肃、情绪激昂地说：“陛下应当施展威严，我们这些大臣愿意拿起武器冲锋在前，或许能依靠祖宗宗庙的神灵保佑，不用交战就能平定叛乱。如果不这样做，王室必定会陷入危险。” 明帝于是任命应詹为都督前锋军事、护军将军，赐予符节，让他监管朱雀桥以南的防务。叛贼从竹格渚（地名，在今南京附近）渡过长江，应詹和建威将军赵胤等人率军击败了他们，斩杀了叛贼将领杜发，砍下的叛军首级有几千个。叛乱平定后，应詹被封为观阳县侯，享用一千六百户人家的赋税，还被赏赐五千匹绢。应詹上奏疏推辞说：“我听说开创国家、继承家业，开拓疆土，只有德行高尚、功劳巨大的人才应当受到封赏。我虽然暂且统领一支军队，但没有微小的谋略贡献，也没有立下汗马功劳。我出身疏远低微，却被等同于亲近的大臣，暂时跻身军队，还被记录在功勋簿上。恳请陛下收回这不当的恩宠，允许我坚守原来的职位。” 朝廷没有批准他的推辞。


之后应詹升任使持节（古代使臣所持的符节，代表皇帝授权）、都督江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应詹即将赴任时，又上奏疏说：
想要任用天下的才智和力量，没有比让天下人信任朝廷更重要的了。商鞅通过 “徙木立信”（战国时商鞅为推行新法，在咸阳城门立木，承诺搬木者赏五十金，以建立威信）的做法，难道符合古代礼制吗？这是因为当时有必须这样做的原因。自从经历战乱灾荒，法令纲纪衰败废弛，清廉正直的风气已经淡薄，恶劣的习俗还在延续，确实应当用清澈的沧浪之水洗涤（比喻净化风气），用能捕捉大鱼的渔网筛选（比喻严格选拔官员），这样才能分清贤愚善恶，让社会风气变得和谐太平。要完成这项大业，关键在于任用官员。如今南北方人口混杂，那些托关系举荐官员的人，不用承担举荐失察的责任，就轻率地推荐自己认识的人，这就是朝廷广泛选拔人才却不够精良、官职治理存在很多缺陷的原因。如今凡是任用官员，应当根据被举荐人的能力优劣，让举荐人一同受到奖赏或惩罚，这样人们才会有谨慎举荐的态度，官员也不会有不尽职的疏忽。从前春秋时期的冀缺立下功劳，举荐他的胥臣就得到了 “先茅”（古代地名，作为赏赐）的奖赏；楚国的子玉打了败仗，他的父亲子文就受到了蔿贾（楚国大臣，曾批评子玉）的指责。古代既然有这样的制度，如今也应当这样做。汉朝派遣刺史巡视各郡，乘坐驿车向朝廷奏报情况，即便这样还担心不能明辨是非、宣扬治国之道，所以又设置了 “绣衣直指”（汉朝派往地方查办重大案件的官员，身穿绣衣，代表皇帝权威）。如今国家的艰难困境，比过去更严重，应当分别派遣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或中书郎等官员，巡视天下，考察各地的得失，举荐贤善、弹劾违法，制止敷衍塞责的行为，这样人们就不敢做坏事了。汉宣帝时期，俸禄二千石的官员（相当于郡守级）中，有任职政绩优良的，就提拔到朝廷担任公卿；有不称职被免职的，就贬为普通百姓。奖惩一定落实，所以汉朝能统治很长时间。近来这段时间，官员升迁不足以让人努力追求，免职也不足以让人畏惧。有的人得到升迁却不如意，有的人被免职反而能保住名分。有的官员任职成绩优秀，却因为平时的舆论评价而被降职；有的官员任职实际表现糟糕，却凭借过去的声望得到提拔。选拔官员时，只看言谈议论的多少，不按实际政绩的好坏排序。用这样的方式要求官员尽职尽责，我没看到能成功的迹象。如今应当严格执行官员降职的旧制度，可以规定：俸禄二千石的官员被免职后，三年内不得重新任用；长史级别的官员被免职后，六年内不得重新任用；如果官员因治理不善导致辖区户口减少一半，或管辖范围偏远的，处罚时间还要加倍。这个制度必须明确执行，让天下人都知道官职难得而容易失去，这样官员必定会谨慎对待自己的职责，朝廷里就不会有懈怠的官员了。都督级别的官员可以要求他们耕种二十顷田，州级官员十顷，郡级官员五顷，县级官员三顷。耕种的人都要从文官、武官、医生、占卜师中挑选，不能打扰百姓。朝廷的三台（汉代对尚书台、御史台、谒者台的合称，此处泛指中央机构）、九府（泛指中央各部门）以及朝廷内外的各路军队，凡是可以精简的人员，都让他们归附农业生产。集市上停止不重要的技艺行业，道路上没有游手好闲的人，这样用不了一个收获季节，粮食丰收就一定能实现。之后再提高在职官员的俸禄，让他们的俸禄足够代替农耕的收入（确保官员无需贪腐就能生活）。近来重大战乱之后，天下人都期盼朝廷有宏大的治理策略，但目前却没有相应的举措，应当尽早整顿纲领，满足众人的期望。


当时王敦的叛乱刚刚平定，人心还不安定，应詹安抚百姓、笼络人心，没有人不感激他的恩惠，百姓也都依赖他。
应詹病重时，给陶侃写了一封信，说：“每次回忆起我们当年的秘密谋划，从沔水进入湘水（指共同讨伐叛贼时的军事行动），彼此呼应、情谊深厚，志同道合如同金石般坚固。你在南方（峤南指岭南地区），我在东方，转眼间已经十二年（一纪为十二年），这期间发生的变故，什么样的没有啊。你在峤南建立功勋，之后又返回旧楚之地（指荆州一带）镇守。我有幸填补空缺，来到江州任职，原本期望和你一起对朝廷尽忠尽节，报答年幼的君主（当时晋成帝年幼），退隐后再延续平生的交情，保持深厚的旧友情谊。没想到上天不给予我时间，我即将永远进入阴间，再也不能实现心愿，怎能不感慨惆怅！如今中原还没有平定，天下到处都是危难，你年纪和德行都很高，功劳和名声也都显赫，应当致力于建立宏大的治国规范，即便有了好的局面也不松懈，做到最公正、最公平、最谦逊、最和顺，这样上天自然会保佑你，凡事都会顺利。人到临死的时候，说的话都是善意的，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这片诚心。” 应詹在咸和六年（公元 331 年）去世，时年五十三岁。朝廷下诏书追赠他为镇南大将军、仪同三司（享受与三公同等的礼仪待遇），谥号为 “烈”，并用太牢（古代祭祀时牛、羊、豕三牲俱全的礼仪）祭祀他。应詹的儿子应玄继承了他的爵位，官至散骑侍郎。应玄的弟弟应诞，有才能和才干，历任六个郡的太守、龙骧将军，死后被追赠为冀州刺史。

当初，京兆人韦泓在战乱时期，亲属因饥荒和瘟疫全部离世。他漂泊到洛阳，一向听闻应詹的名声，便前去依托他。应詹与韦泓同甘共苦，情谊如同兄弟一般。韦泓跟随应詹多年，应詹不仅为他张罗婚事、购置住宅，还向晋元帝举荐他，说：“自从遭遇战乱，士人的品行容易改变，以至于能顺应时势却坚守穷困、正直守节的人很少见了。我私下观察议郎韦泓，今年三十八岁，字元量，他内心清净淡泊，才能与见识完备，亲自在田间耕作，不烦劳他人，平日沉静寡言，不干预政事。早年他流离迁徙，来到我管辖的地区，遭遇贼寇劫掠而失去资产，孤身一人，粗布短衣遮不住身体，野菜粗粮不够充饥，却更加坚守自己的志向，不与品行不端的人交往。孔子的弟子颜回，孔子称赞他‘箪食瓢饮却不改其乐’，韦泓也有这样的境界。明公（指元帝）辅佐皇室，重振天下，广开贤路，贤才们像水鸟戏藻般踊跃归附，您在京城收纳有才华的人，在民间寻访有德行的贤士。而韦泓就像藏在荆山的璞玉、未经剖开的和氏璧（比喻怀才不遇），若能承蒙您选拔征召，任命他到各部门任职，他必定能像调和鼎中滋味（比喻辅佐治理）一样，助力政务兴盛，让各项事业光明有序。” 元帝当即征召韦泓为官。此后韦泓官至少府卿（掌管皇室手工业制造等事务）。


韦泓既受了应詹如同再生父母般的恩惠，应詹去世后，他特意按古代为朋友服丧的礼仪（朋友之服）为应詹守丧，直到应詹墓前的草生长一年（宿草，古代指人死后一年所生的草，服丧至宿草生而止）才停止哭泣；又效仿春秋时赵国人为程婴、公孙杵臼（保护赵氏孤儿的义士）立祠祭祀的道义，终身祭祀应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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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卓，字季思，是丹阳郡人，秦朝丞相甘茂的后代。他的曾祖父甘宁，曾任吴国将领；祖父甘述，在吴国担任尚书；父亲甘昌，官至太子太傅。吴国被西晋平定后，甘卓退居乡里，坚守节操。郡府任命他为主簿、功曹，后来他被察举为孝廉（汉代选官制度科目），州里又举荐他为秀才，之后担任吴王（西晋宗室王）的常侍。甘卓参与讨伐石冰（西晋末年流民起义领袖），因功被赐予都亭侯的爵位。东海王司马越征召他为参军，后出京补任离狐县令。
甘卓见天下大乱，便弃官东归，途中抵达历阳时，与陈敏（西晋末年割据江东的豪强）相遇。陈敏十分高兴，与甘卓谋划割据称雄的计策，还为自己的儿子陈景娶了甘卓的女儿，双方互相勾结。恰逢周玘（西晋末年江南士族领袖）倡导讨伐陈敏，暗中派钱广攻打陈敏的弟弟陈昶。陈敏派甘卓讨伐钱广，甘卓的军队驻扎在朱雀桥南。不久钱广杀了陈昶，周玘告知丹阳太守顾荣，一同劝说甘卓倒戈。甘卓一向敬重佩服顾荣，又因陈昶被杀而心生畏惧，犹豫许久后终于答应。他于是谎称生病，要接女儿回娘家，随后拆断桥梁，把船只收聚到南岸，与周玘、顾荣等人一同消灭了陈敏，并将陈敏的首级送到京城。


晋元帝刚渡过长江（建立东晋政权）时，任命甘卓为前锋都督、扬威将军、历阳内史。之后甘卓参与讨伐周馥（西晋官员，后拥兵自重）、征讨杜弢（西晋末年流民起义领袖），多次经历苦战，俘获了很多敌军。凭借前后立下的功劳，甘卓被晋升为南乡侯，任命为豫章太守。不久又升任湘州刺史，将军职位不变，后来再晋升为于湖侯。


东晋建立初期，因边境敌寇尚未平定，学校教育衰败，朝廷特别允许孝廉无需考试即可任用，但秀才仍按旧制需通过策试（以经义、政事提问，考生作答）。甘卓上奏疏认为：“策试考查对政务利弊的见解，需要考生博通古今、通晓治国之道，必须从古代典籍中汲取知识，才能胜任举荐。我所管辖的湘州，过去遭遇战乱，学校早已废弃，士人流离离散，无法与其他州相比。策试的基础在于学业积累，我认为湘州的秀才应当和孝廉一样，朝廷应给予延期考试的期限。” 奏疏呈上后，朝廷商议未予批准。甘卓于是精心考察选拔，按礼仪举荐桂阳人谷俭为秀才。谷俭推辞却未获允许，州府以丰厚的礼仪送他赴京。其他各州的秀才听说要参加策试，都畏惧不敢前往，只有谷俭一人抵达京城，朝廷于是不再举行策试。谷俭为自己的州郡少有贤才而感到羞愧，便上表请求参加考试，最终以优异成绩被任命为中郎。谷俭年轻时就有志向品行，家境贫寒却自力更生，广泛涉猎经史典籍。当时南方地区因战乱凋敝荒芜，研习经书典籍的风气中断，谷俭无法远行寻访师友，只能在家中潜心钻研。虽然他的学识造诣很深，却没有名气，又耻于通过炫耀才华获取功名，于是辞官回乡，终身不再任职，最终在家中去世。


不久，甘卓升任安南将军、梁州刺史，被赐予符节，监管沔水以北各路军队，镇守襄阳。甘卓外表温和，内心刚毅，治理政务简约宽厚，善于安抚百姓，全部废除了商业税，让市场上没有两种定价（杜绝商贩哄抬物价）。梁州境内的所有鱼池，之前一直征收赋税，甘卓不收取这笔利益，将鱼池全部交给贫民使用，西部地区的百姓称他推行的是仁政。


王敦（东晋权臣，后发动叛乱）起兵谋反时，派人告知甘卓，想拉拢他。甘卓表面上答应，内心却不认同。等到王敦登船东下（攻打京城），甘卓却没有前往会合，反而派参军孙双到武昌劝阻王敦。王敦听了孙双的话，大惊道：“甘侯（对甘卓的尊称）之前和我谈话时可不是这么说的，现在怎么变卦了！难道他担心我会危害朝廷吗？我如今东下，只是为了铲除奸臣罢了。你回去告诉他，等事情成功后，我会让他担任三公之职。” 孙双返回襄阳向甘卓复命，甘卓仍不能下定决心。有人劝说甘卓暂且假装答应王敦，等王敦抵达京城后再讨伐他。甘卓说：“从前陈敏叛乱时，我也是先顺从再图谋反击，可当时的人却认为我是因畏惧逼迫才谋划的。虽然我本意并非如此，但事实看起来像这样，我心里一直对此感到愧疚。如今若是再这样做，谁还能明白我的真心！”


当时湘州刺史谯王司马承（东晋宗室）派主簿邓骞劝说甘卓：“刘隗（字大连，东晋大臣，王敦叛乱的名义讨伐对象）虽然凭借皇帝的宠信掌权，但并没有危害天下的行为。大将军（指王敦）因私人怨恨在京城起兵，虽以讨伐叛乱为名，实际上却辜负了天下人的期望，这正是忠臣义士匡扶朝廷、挽救危局的时候。从前鲁仲连（战国时义士）只是个平民，尚且有宁死不做秦国臣民的志向，何况您肩负一方重任、地位等同于国家支柱的大臣呢！如今若能顺应天意民心，效仿齐桓公、晋文公（春秋霸主，尊王攘夷）的举动，凭借正义扫除叛逆，率领义兵辅佐王室，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绝不能错过。” 甘卓笑着说：“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事业，哪里是我能做到的？但尽全力解救国家危难，却是我内心所想的。我会和大家仔细商议这件事。”


参军李梁却劝说甘卓：“从前隗嚣在陇右叛乱，窦融（东汉初年官员）坚守河西地区，最终归附光武帝刘秀，如今的局势，和当时有些相似。将军您在天下享有盛名，只需静观局势，支持即将兴盛的势力、巩固现存的秩序即可。倘若大将军（王敦）获胜，必定会尊崇将军，让您执掌一方重任；如果他失败，朝廷也一定会让将军接替他的职位。何必担忧不能富贵，却要放弃这种稳妥的策略，用一场战斗来决定生死存亡呢！” 邓骞反驳李梁说：“光武帝创业时，中原尚未平定，所以隗嚣能割据陇右，窦融能占据河西，两人各据一方，形成鼎足之势，才得以表面服从天子，暗中从容观望。等到天下平定、君臣名分确定后，最终隗嚣的势力覆灭，窦融也归附朝廷。为什么呢？因为之前那种表面服从的做法，在道义上本就站不住脚。如今将军对朝廷的忠诚，不能和窦融相比；襄阳的地势，也没有河西那样坚固。况且作为臣子，怎能容忍国家危难却不挺身而出？又凭什么面向北方侍奉天子呢！倘若大将军平定了刘隗，返回武昌后，加强石城的防守，断绝荆州、湘州的粮草供应，将军您还能回到哪里去？权力掌握在别人手中，却说自己处于稳妥的局面，我从未听过这样的道理。”


甘卓仍犹豫不决，邓骞又对他说：“如今您既不发动义兵讨伐王敦，又不接受大将军的征召，这必定会招致灾祸，无论聪明还是愚笨的人都能看清这一点。而且有人担心王敦势力强、我们势力弱，这是没有看清双方虚实啊。如今大将军的兵力不过一万多人，留在武昌的不足五千，而将军您现有的部众已经是他的两倍。将军的威名天下人都知道，您麾下的军队也是能征善战的精锐。凭借强大的兵力和您的威名，手持符节出兵，王含（王敦之兄，叛军将领）怎么能抵挡呢！王敦从上游顺流而下的军队，形势上根本无法自救，将军您攻打武昌，就像摧毁干枯的草木一样容易，还有什么可顾虑的！武昌平定后，占据那里的军粮物资，安抚荆州、梁州两地，对士兵施加恩惠，让叛军中愿意回归的人感受到如同回家般的温暖，这正是吕蒙（三国时吴国名将）战胜敌人的方法。这样一来，大将军的军队不用交战就会自行溃散。如今您放弃必胜的计策，坐等危险降临，不能说您懂得谋略啊。希望将军您仔细考虑！”
当时王敦因甘卓没有前来会合，担心他在后方发动变故，派参军乐道融极力邀请甘卓一同东下。乐道融原本就打算背叛王敦，趁机劝说甘卓袭击王敦，相关细节记载在《乐道融传》中。甘卓本来就不想顺从王敦，听了乐道融的劝说后，终于下定决心，说：“这正是我原本的想法。” 于是他与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十多人，一同向远近各地发布公开檄文，陈述王敦叛乱的罪行，率领自己管辖的军队讨伐王敦。他派参军司马赞、孙双携带奏表前往京城，派参军罗英前往广州，与陶侃约定出兵日期，派参军邓骞、虞冲前往长沙，命令谯王司马承坚守城池。征西将军戴若思当时在长江以西，先收到甘卓的书信，立即上奏朝廷，京城内的官员都欢呼万岁。武昌城内的人得知后十分惊恐，传言甘卓的军队已到，众人纷纷逃散。朝廷下诏书升任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荆州牧，仍保留梁州刺史的职位。陶侃收到甘卓的书信后，立即派参军高宝率军东下支援。
甘卓虽然心怀正义，却性格不够果断坚毅，加上年老多疑，遇事犹豫不决。他的军队驻扎在猪口（地名，在今湖北仙桃附近），连续十几天不前进。王敦非常害怕，派甘卓兄长的儿子、行参军甘仰前去求和，对甘卓道歉说：“您这样做是坚守臣子的节操，我不会责怪您。只是我家族面临危急，不得不这样做。希望您能撤兵返回襄阳，我会与您重新结好。” 当时朝廷的军队战败，王敦请求朝廷派人举起驺虞幡（古代帝王用来停止军队进攻的旗帜，上绘驺虞，象征仁兽，以示止兵），让甘卓停止进军。甘卓听说周顗、戴若思（均为东晋大臣，被王敦杀害）遇害，流着泪对甘仰说：“我所担忧的，正是今天这种局面。之前每次收到朝廷的书信，总是把抵御胡寇放在首位，没想到突然发生了朝廷内部的灾祸（萧墙之祸，指内部争端）。只要圣上平安，太子没有危险，我驻守在王敦的上游，也不敢轻易危害国家社稷。我如果直接占据武昌，王敦在形势逼迫下，必定会劫持天子，断绝天下人的希望。不如返回襄阳，再另想后续计策。” 当即下令撤军。


都尉秦康劝说甘卓：“如今分兵攻取王敦并不困难，只需截断彭泽（地名，在今江西九江附近），让王敦上下游的军队无法相互支援，他们自然会溃散，一次战斗就能擒获王敦。将军您既然有忠臣的节操，却在中途放弃，反而会成为战败的将领，恐怕您麾下的士兵也会各自请求返回西边，到时候您再也无法控制局面了。” 甘卓没有听从。乐道融也日夜劝说甘卓赶快进军，甘卓原本性格宽厚温和，此时却突然变得固执强硬，径直返回襄阳，情绪烦躁不安，行为举止失常。他自己照镜子时，看不到自己的头；看向庭院里的树，却觉得头在树上，心里非常厌恶这种异象。他家的金柜发出声响，声音像用槌子敲镜子，清脆又悲凉。巫师说：“金柜即将离开（指主人将遭遇不测），所以发出悲鸣。” 主簿何无忌以及甘卓的家人都劝他提高警惕，甘卓却变得更加刚愎自用，听到劝谏就发怒。他还解散士兵，让他们去大规模耕作，却不做防备。功曹荣建极力劝谏，甘卓仍不采纳。
襄阳太守周虑等人暗中接受王敦的指令，知道甘卓没有防备，就谎称湖中有很多鱼，劝说甘卓派身边的人都去捕鱼，随后在甘卓睡觉时袭击并杀害了他，将他的首级送到王敦那里。甘卓的四个儿子，包括散骑郎甘蕃在内，都被杀害。太宁年间（东晋明帝年号），朝廷追赠甘卓为骠骑将军，谥号为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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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骞，字长真，长沙人。他年轻时就有志向抱负，被乡邻敬重。为人常以真诚待人、严于律己，能在乱世中凭借正直保全自身。


湘州刺史谯王司马承任命邓骞为主簿（掌管文书、辅佐长官的属官），邓骞随即奉命劝说甘卓（前文人物，时任梁州刺史）讨伐王敦。甘卓赏识他，留他担任参军，想让他一同出征，邓骞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返回乡里。后来司马承被魏乂（王敦部下）打败，魏乂认定虞悝兄弟是司马承的党羽，将他们全族诛杀，还紧急搜捕邓骞。乡邻都为邓骞担忧，他却笑着说：“魏乂不过是想任用我罢了。他刚夺取湘州，杀了不少忠良，现在正是他招揽贤才的时候，怎会把我这个无党无派的人治罪呢！” 于是主动去拜见魏乂。魏乂果然很高兴，说：“您就像春秋时的解扬（春秋晋国人，因坚守信义闻名）啊！” 任命邓骞为别驾（刺史的高级属官，辅佐处理政务）。


邓骞有节操、讲忠信，又有宽广的见识和度量，善于与人交往，相处越久，别人对他越敬重。太尉庾亮称赞他，认为他是品德高尚的长者。邓骞历任武陵太守、始兴太守，后升任大司农（掌管国家财政、农业的官员），最终在任上去世。

卞壸，字望之，济阴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人。他的祖父卞统，曾任琅邪内史；父亲卞粹，以能言善辩、明察事理著称。卞粹兄弟六人都官至朝廷要职，当时人称 “卞氏六龙，玄仁无双”——“玄仁” 是卞粹的字。卞壸的弟弟卞裒，曾冒犯郡将（地方军事长官），郡将愤怒地揭发卞家的隐私，卞粹也因此被人指责 “家教不严”，家族声望逐渐衰落多年。


晋惠帝初年，卞粹任尚书郎。杨骏（西晋权臣，晋武帝岳父）掌权时，很多人依附他，卞粹却正直不阿。后来杨骏被诛杀，卞粹被破格提拔为尚书右丞，封成阳子爵位，逐渐升任右军将军。张华（西晋名臣）被杀时，卞粹因是张华的女婿，受牵连被免职。齐王司马冏辅佐朝政时，卞粹复出任侍中、中书令，爵位升为公。等到长沙王司马乂专权，卞粹在朝堂上坚守正道、神色严肃，司马乂忌惮他，最终将他杀害。据说卞粹遇害前，曾在厕所看到像两只眼睛的怪异事物，不久就遭遇了灾祸。

卞壸二十岁左右就有了名声，司州、兖州的长官以及齐王司马冏都征召他为官，他都没有就任。后来家中遭遇变故（父亲卞粹被杀），他返回乡里。永嘉年间（西晋末年，战乱频繁），朝廷任命他为著作郎（掌管编纂国史的官员），并让他继承父亲的爵位。征东将军周馥邀请他担任从事中郎（辅佐将军的属官），他也没有接受。


后来卞壸的家乡被战乱攻陷，他向东投奔妻兄、徐州刺史裴盾，裴盾让他代理广陵相（广陵郡的行政长官）。晋元帝司马睿镇守建邺（今江苏南京）时，征召卞壸为从事中郎，把选拔官员的事务托付给他，对他十分信任倚重。后来卞壸出任明帝司马绍的东中郎长史（辅佐东中郎将的高级属官），不久因继母去世需要守丧，离职安葬继母后，朝廷想让他恢复原职，他多次推辞不肯就任。


元帝派宫中使者极力催促，卞壸上书陈情说：“我天性狭隘，不能迎合世俗，本就想借家事推辞官职，专心打理家族事务。先父曾任中书令，当时我按惯例被征召，只因坚守本心，才没有就任。后来家族遭遇灾祸，我逃亡在外、改名换姓，才勉强存活，早已立志淡泊功名。再加上遭遇战乱，我寄居兰陵，被苟晞（西晋将领）征召，因怕被逼迫，又投奔下邳的裴盾，他任命我代理官职，我只是想暂时借此安身。不久前承蒙陛下征召任从事中郎，我并非贪图荣华，只是想尽一份力，本打算暂时任职后就请求退隐，却赶上华轶（西晋官员，后反叛）作乱，没敢提出辞职。华轶被诛杀后，我又生病，虽如实上报情况，却未获朝廷批准离职。后来世子（指明帝司马绍）北伐，选拔有声望的人辅佐，我又无功劳却被任命为高级属官，看似荣耀，实则违背我的本心。只是因朝廷命令重大、不敢推辞，才勉强任职。后来听说西台（指长安的朝廷）征召我为尚书郎，我本想借此机会让出职位、给贤才让路，还没来得及陈情，就遭遇继母去世的丧事。


我九岁时，生母去世，由继母张氏抚养长大。我出身卑微，没能让父母荣耀，家中财产屡屡空竭，对继母的赡养也有很多欠缺，她在世时我未能让她安心，去世后又没能尽全礼仪，我心中永远愧疚，五脏六腑都像被撕裂。我对朝廷没有功绩，私人生活又如此艰难，实在没脸冒昧地贪图官位。若说罢免我会让江北局势危急，可我任职期间也没建立什么显著功绩，实在不必为我破例。如今世子聪慧过人、日渐成熟，军司马及各位属官都以美德尽力辅佐王室，我在不在职，对大局毫无影响。贺循、谢端、顾景、丁琛、傅晞等人都受朝廷恩宠，却能在家中安闲度日。我在两个府署任职五年，既无突出政绩，也只能以恭顺自守，为何在我守丧尽孝时，朝廷不肯体谅宽恕呢！”
元帝见他言辞恳切，最终没有强迫他复职。

卞壸守丧期满后，被任命为世子（晋明帝）的老师。他前后担任辅佐世子的官职时，始终尽到匡正辅佐的职责，府中权贵都对他既敬重又畏惧。东晋建立后，卞壸补任太子中庶子（辅佐太子的属官），后转任散骑常侍（侍奉皇帝、规谏朝政的官员），在东宫为太子讲授经书。不久升任太子詹事（掌管太子家事、辅佐太子的高级官员），后因公务失误被免职，很快又恢复原职，转任御史中丞（负责监察百官、弹劾违法的官员）。他对朝廷忠心耿耿，权贵们都因他的监察而收敛恶行。


当时淮南小中正（负责品评地方人才、推荐为官的官员）王式的继母，在前夫去世后改嫁给王式的父亲。王式的父亲去世、继母守丧期满后，她提议返回前夫家；而她前夫家也有继子，一直赡养她到去世，最终她与前夫合葬。王式自称：“父亲临终前，继母请求返回前夫家，父亲答应了。” 于是按 “出母”（被丈夫休弃或主动离开的母亲）的礼仪，只为继母服丧一年（齐衰期，古代丧服等级，服期一年）。


卞壸上奏弹劾说：“即便王式的父亲临终前真的答应让继母离开，按礼制也需‘正名’—— 继母若要离开，必须符合‘七出’（古代休妻的七种理由）的规定，且应在王式父亲在世时就休弃她，绝无让‘已断绝情义的妻子’留在家里服丧的道理。若王式父亲是病危时神志不清，让继母‘去留自由’，那这种不合礼制的约定本就不应遵从，王式更该按礼制纠正继母的行为。春秋时魏颗（晋国大夫）不遵从父亲临终前‘让妾殉葬’的乱命，陈乾昔（春秋时鲁国人）想让两个婢女殉葬，儿子也以不合礼制为由拒绝，《春秋》《礼记》都称赞他们的做法。连对待妾室都要依礼制纠正，何况是对待继母呢！


王式的继母对王式父亲，生前侍奉、死后守丧，并非‘已断绝情义的妻子’；她守丧尽礼，也不是‘无义之妇’；她自称‘守节’，更无再嫁的想法。她与王家断绝关系，是在王式父亲去世之后 —— 丈夫去世后，继母本应听从儿子赡养，王式却将她视为‘出母’，这是‘儿子休弃母亲’啊！导致她生前无家可归，死后只能葬在前夫家的无名坟墓里。若王式父亲去世后，继母也在王家去世，王式绝不敢将她视为‘出母’，这很明显。同样是父亲的‘许诺’，继母在世时同住就认她为母，去世后葬在前夫家就不认她为母，这是凭个人意愿随意判定‘断绝关系’，罪责全在王式！


假使继母在前夫家与王家都有亲生儿子，她因留恋前子请求离开，既对王家不合礼制，返回前夫家也不合礼制，最终无家可归 —— 这种情况下，王式本应尽力劝谏、阻止继母离开，而非顺水推舟。‘继母如母’是圣人传下的教化，王式身为被举荐的‘国士’，却在家中违背礼制道义，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他对父亲，未尽‘纠正乱命’的孝；对继母，未尽‘赡养敬重’的道；继母生前让她‘自由去留’，死后让她葬在‘外人’身边，可谓‘生不依礼侍奉，死不依礼安葬’。这种人损害世风教化，绝不能担任‘品评人才、端正人伦’的小中正之职。


此外，侍中、司徒、临颍公荀组（负责推行‘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在选拔官员时纵容违礼之人，不加贬黜；扬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陆晔，淮南大中正、散骑侍郎胡弘，身为掌管‘品评人才、议论朝政’的官员，朝野都信任他们，却不能带头依礼制纠正违逆行为、推崇孝敬教化，都属‘不胜任其职’。请求朝廷罢免荀组、陆晔、胡弘的官职，削去大鸿胪（负责礼仪、外交的官员，此处可能指相关责任人）的爵位和封地，由廷尉（掌管司法的官员）追究他们的罪责。”


奏疏呈上后，朝廷下诏特别宽恕了荀组等人，只将王式交给乡邻评议，终身禁止他为官。不久，卞壸升任吏部尚书（掌管官员选拔、任免的长官）。后来王含（王敦之兄）发动叛乱，卞壸被加授中军将军，参与平叛。王含被消灭后，卞壸因功封建兴县公，不久升任领军将军（掌管宫廷禁军的长官）。

晋明帝病重时，卞壸兼任尚书令（掌管朝廷政务的最高长官），与王导等人一同接受明帝遗命，辅佐年幼的太子（即后来的晋成帝）。明帝又任命他为右将军，加授给事中（侍奉皇帝、参与朝政的官员），仍兼任尚书令。
明帝去世后，晋成帝即位，群臣进献玉玺（象征皇权），司徒王导以生病为由没来。卞壸在朝堂上严肃地说：“王导难道是辅佐社稷的大臣吗！先帝刚去世、还未安葬，新君尚未正式即位，这难道是人臣称病推辞的时刻吗！” 王导听说后，立即带病乘车赶来。


皇太后（明帝皇后庾文君）临朝听政，卞壸与庾亮（皇太后之兄，权臣）在宫中轮流值班，共同掌管朝廷机密事务。当时朝廷征召南阳人乐谟为郡中正，颍川人庾怡为廷尉评（掌管司法评议的官员），乐谟、庾怡都以 “父亲有命” 为由拒绝就任。


卞壸上奏说：“人没有无父而生的，官职没有无事务而设的。父亲有权发号施令，官员有责任完成职责。若每个家庭都只顾偏爱自己的儿子、拒绝朝廷任命，那君主就无人可用，官职就无法规范事务，朝廷就无法推行政令。这样一来，古代圣人的教诲会被废弃，‘五教’的教化会被阻断，君臣之道会崩坏，上下秩序会混乱！乐谟的父亲乐广（西晋名臣，以平和闻名）、庾怡的父亲庾珉（西晋名臣，以忠诚著称），都受先帝恩宠，自身都属于朝廷，何况他们的后代，怎敢凭私意拒绝朝廷任命？


若遵从乐谟父亲的意愿，那所有人都可以拒绝担任郡中正，人伦评议制度就会废弃；若遵从庾怡父亲的意愿，那所有人都可以拒绝担任司法官员，刑罚制度就会消亡。这样的事，朝廷能听之任之吗？若不能，那为何要允许乐谟、庾怡以‘父命’为由拒任？这分明是乐谟仗着父亲有名望就可以违背法令，庾怡仗着是皇亲就可以擅自做主。用这种理由服众、示范天下，我实在无法理解。请求朝廷下令，所有受征召者不得‘以私废公’，拒绝接受此类推辞，并将此定为永久制度。”


朝廷商议后认可了卞壸的主张，乐谟、庾怡不得已，只好就任。当时王导又以生病为由不上朝，却私下为车骑将军郗鉴送行，卞壸上奏弹劾王导 “违背法令、纵容私情，无大臣气节”，还弹劾御史中丞钟雅 “徇私枉法、不按制度纠察”，请求罢免两人官职。虽然此事最终没有执行，但满朝官员都因卞壸的刚正而震惊收敛。卞壸处理事务果断正直、不畏权贵，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

卞壸务实尽责，以品评官员、纠正风气为己任，勤于政务，想通过自身努力规范社会、督促世人，不肯迎合当时的浮夸风气。但他性格不够宽和，才能也未能完全匹配志向，因此不被当时的名士推崇，没有显赫的声誉。不过晋明帝十分器重他，认为在众大臣中，卞壸是最尽职的。


阮孚（东晋名士）常对卞壸说：“你总是没有清闲的时候，像嘴里含着瓦石一样紧绷，难道不觉得劳累吗？” 卞壸回答：“你们这些人以弘扬道德、崇尚风流为追求，那承担繁琐事务、坚守本分的人，除了我还能有谁呢！” 当时贵族子弟大多效仿王澄、谢鲲（均为东晋名士，以放达不羁著称）的 “旷达”，卞壸在朝堂上严肃地说：“违背礼制、损害教化，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西晋灭亡，其实就是因为这种风气！” 他想上奏弹劾这些人，因王导、庾亮反对才作罢，但听到这话的人都收敛了放达的行为。


当时王导因功勋和德行辅佐朝政，晋成帝常去他家中探望，还曾向王导的妻子曹氏行拜礼。侍中孔坦秘密上奏，认为皇帝不应向臣子之妻行拜礼。王导听说后说：“我不过是个平庸的老臣罢了，若换成卞壸（岩岩，指刚正不阿）、刁协（字玄亮，指严厉苛察）、戴若思（字戴渊，指刚直不阿）那样的人，陛下怎敢这样做！”


卞壸廉洁俭朴，家境十分贫寒。他的儿子结婚时，朝廷特意赏赐五十万钱，他坚决推辞不接受。后来他脸上生了毒疮，多次请求辞职，都未获批准。


不久，卞壸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加授散骑常侍。当时庾亮准备征召苏峻（东晋将领，手握重兵）入朝，在朝堂上说：“苏峻狼子野心，最终一定会叛乱。现在征召他，即便他抗命，祸患也还小；若再等一年，他的恶行蔓延开来，就无法控制了。这就像当年晁错劝说汉景帝早日削藩一样。” 当时大臣们都无法反驳庾亮的主张，只有卞壸坚决反对，对庾亮说：“苏峻手握强兵，手下藏了很多无赖之徒，而且他的驻地靠近京城，半天就能赶到，一旦发动叛乱，很容易造成失误。您应当深思熟虑，恐怕不能仓促行事。” 庾亮不听。


卞壸知道此事必定失败，给平南将军温峤写信说：“庾亮（字元规）征召苏峻的心意已决，我对此深感忧虑。温兄，你说这事该怎么办！我现在担心的是国家大事，苏峻已经流露狂悖之意，现在征召他，只会让他更快地率领党羽攻打朝廷。朝廷虽然兵力强盛，但若真要刀兵相见，还不知道能不能一举擒获他？王导也和我有同样的担忧，我和庾亮争论得很恳切，却没能改变他的想法。当初朝廷派你去外地镇守（温峤时任江州刺史），现在真后悔让你离京 —— 若你在朝中一同劝谏，庾亮必定会听从。如今朝廷内外戒严，四方都有防备，苏峻再狂妄，想必也不敢轻举妄动，但恐怕还是会有损失，该如何是好？”
卞壸的司马（辅佐将军的军事属官）任台劝他储备好马，以防不测，卞壸笑着说：“从道义顺逆来看，朝廷一定能成功；若万一失败，有马又有什么用呢！” 不久，苏峻果然起兵叛乱。朝廷任命卞壸为尚书令、右将军，兼任右卫将军，其他官职不变。


苏峻的军队抵达东陵口（今江苏南京附近），朝廷下诏任命卞壸为都督大桁东诸军事（掌管京城朱雀桥以东军事），赐予符节，又加授领军将军、给事中。卞壸率领郭默、赵胤等将领，与苏峻在西陵（今江苏南京附近）展开大战，最终被苏峻击败。卞壸与钟雅（前文人物，时任侍中）都率军撤退，此战死伤数千人。卞壸、钟雅一同交回符节，到皇宫请罪。


后来苏峻进攻青溪（今江苏南京附近，京城防御要地），卞壸与各路军队奋力抵抗，仍无法阻止叛军。叛军放火烧毁皇宫和官署，朝廷军队全线溃败。当时卞壸背上的毒疮还没愈合，仍勉强支撑着作战，他激励溃散的士兵，率领身边数百名官吏，进攻苏峻的大营，苦战之下，最终战死，时年四十八岁。他的两个儿子卞眕、卞盱看到父亲战死，也一同冲向叛军，最终同时遇害。

苏峻叛乱平定后，朝廷商议追赠卞壸官职，最初提议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授散骑常侍。尚书郎弘讷上奏议说：“为国家战死的大臣，古今都重视，卞壸尚书令的忠贞气节，应当载入史册。现在的追赠，实在不符合众人的期望，应当追赠他‘三公级’的官职，以表彰他的忠烈功勋。” 司徒王导看到奏议后，同意提升追赠规格，追赠卞壸为骠骑将军，加授侍中。
弘讷又再次上奏议说：“侍奉父母，没有比孝更重要的；侍奉君主，没有比忠更重要的。正因孝，才能尽敬尽诚；正因忠，才能临危受命。这是为人子、为人臣的最大节操，是臣子的最高行为准则。卞壸侍奉三朝君主（西晋惠帝、东晋元帝、明帝），始终尽忠规劝、辅佐朝政，遭遇乱世危难，愿以自身存亡报效国家。他接受先帝托孤的重任，担任尚书令的要职，护卫君主有‘保傅’（古代辅佐君主的官员）的恩德，在朝堂上坚守正道有‘不顾自身’的气节。苏峻叛乱时，他全力讨伐，身挡箭雨，两次与叛军正面交锋，父子一同牺牲，可谓‘毁家为国、守死尽责’。


从前许国国君（春秋时许男）去世，还能得到二等追赠，何况卞壸是为国家危难而死的忠臣呢！奖赏时，若对功绩有疑问，应按高标准执行，何况卞壸的功绩毫无疑问！我认为可将他的追赠规格，向上参照许国国君（许穆公，因忠烈受追赠），向下参照嵇绍（西晋忠臣，为保护晋惠帝战死，追赠三公级官职），这样既符合典章制度，也能满足众人的期望。”


朝廷最终采纳了弘讷的建议，改赠卞壸为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享受与三公同等的礼仪待遇），谥号 “忠贞”，用 “太牢”（古代最高规格的祭祀礼仪，牛、羊、豕三牲俱全）祭祀他。同时追赠他的长子卞眕为散骑侍郎，次子卞盱为奉车都尉（掌管皇帝车马的官员）。


卞壸的妻子裴氏抚摸着两个儿子的尸体，哭着说：“父亲是忠臣，你们是孝子，还有什么遗憾呢！” 隐居的名士翟汤听说后感叹道：“父亲为君主而死，儿子为父亲而死，忠孝之道，全集中在这一家了！” 卞壸的爵位由卞眕的儿子卞诞继承。

咸康六年（公元 340 年，东晋成帝年号），晋成帝追忆卞壸的忠烈，下诏书说：“卞壸在朝堂上忠诚恭敬，为平定叛贼而牺牲，他生前受封的封地偏远，租税俸禄微薄，妻子儿女的生活难以维持，我对此深感感慨！可赐给他家实际的口粮供给（按人口发放粮食）。” 后来有盗贼挖开卞壸的坟墓，发现他的尸体仍保持僵硬，鬓发苍白却面容如生前，双手紧握成拳，指甲甚至穿透了手背（可见其死前仍在奋力抗争）。晋安帝时，又下诏赐钱十万，用于修缮卞壸的墓地。


卞壸的第三个儿子卞瞻，官至广州刺史；卞瞻的弟弟卞眈，曾任尚书郎。

卞敦，字仲仁（卞壸的弟弟）。他的父亲卞俊，品行清正、有鉴别力，以精通名理之学（魏晋时期探讨事物本质、名分的学说）著称。卞俊的同乡郤诜（西晋名士）自恃有才，傲慢地欺辱卞俊兄弟；卞俊等人也因家族声望显赫，轻视郤诜，双方视若仇敌。后来郤诜因是杨骏的旧部被牵连入狱，当时卞俊任尚书郎，负责审理这起案件。郤诜担心自己无法脱罪，卞俊却以公正态度断案，纠正了对郤诜的诬陷，郤诜最终得以赦免，却仍不收敛傲慢的态度。后来郤诜任尚书左丞，又上奏诬陷卞氏家族。卞俊一生历任汝南相、廷尉卿（掌管司法的最高官员）。


卞敦二十岁左右在州郡任职，后被征召到司空府，逐渐升任太子舍人、尚书郎，朝中官员大多称赞他。东海王司马越听说他的名声，征召他担任主簿。王弥（西晋末年叛将）逼近洛阳时，卞敦和胡毋辅之劝说司马越出兵攻打王弥，而王衍、潘滔坚持反对，卞敦在朝堂上极力争辩，态度坚决，众人都称赞他的勇敢。后来卞敦出京补任汝南内史。


晋元帝任镇东将军时，邀请卞敦担任军谘祭酒（军事参谋官），卞敦没有就任。征南将军山简任命他为司马，不久后王如、杜曾（均为西晋末年叛将）相继作乱，山简便派卞敦监管沔水以北七郡的军事，任振威将军，兼任江夏相，驻守夏口。卞敦率军征讨沔水流域的叛军，将叛乱全部平定。随后杜弢侵犯湘中地区，朝廷加授卞敦为征讨大都督，他讨伐杜弢有功，被赐予安陵亭侯的爵位。镇东大将军王敦（与卞敦同名，东晋权臣）又邀请他担任军司。
东晋建立后，卞敦被任命为太子左卫率（掌管太子卫队的官员）。当时石勒（后赵开国君主）侵犯淮泗地区，晋元帝急需能镇守边境的良将，公卿大臣举荐卞敦，朝廷任命他为征虏将军、徐州刺史，镇守泗口。等到石勒攻打彭城，卞敦估量自己兵力无法抵挡，便与征北将军王邃退守盱眙，叛军势力因此蔓延，淮北各郡大多被攻陷。卞敦最终因 “畏敌怯懦” 被降职三级，改任鹰扬将军。后来朝廷征召他担任大司农，王敦又上奏举荐他为征虏将军、都督石头城军事。


晋明帝征讨王敦（权臣王敦叛乱）时，任命卞敦为镇南将军，赐予符节。叛乱平定后，卞敦改任尚书，因功被封为益阳侯，后调任光禄勋，又出京任都督安南将军、湘州刺史，赐予符节。不久朝廷又晋升他为征南将军，卞敦坚决推辞，没有就任。


苏峻叛乱时，温峤、庾亮发布檄文，征召各地军政长官共同赶赴京城平叛。卞敦手握兵权却按兵不动，也不提供军粮，只派督护荀璲率领几百人跟随大军而已。当时朝廷内外无不对此感到奇怪和感叹，连陶侃也对他恨得咬牙切齿。苏峻叛乱平定后，陶侃上奏弹劾卞敦 “驻军观望、不赴国难、无大臣气节”，请求用囚车将他押解回京，交给廷尉治罪。丞相王导认为战乱之后应宽容待人，便改任卞敦为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卞敦因生病没有赴任，朝廷又征召他为光禄大夫，兼任少府。


卞敦自从没有参与讨伐苏峻后，常常心怀愧疚和羞耻，名声从此一落千丈。不久后，他因忧虑去世，朝廷追赠他原来的官职，加授散骑常侍，谥号为 “敬”。他的爵位由儿子卞滔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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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超，字世瑜，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是西汉城阳景王刘章的后代。刘章的七世孙被封为临沂县慈乡侯，子孙后代便在此定居。刘超的父亲刘和，曾任琅邪国上军将军。


刘超年轻时就有志向和抱负，起初担任县里的小吏，逐渐升任琅邪国记室掾（掌管文书的属官）。他因忠诚谨慎、清廉审慎被晋元帝提拔，常年在元帝身边侍奉，随后跟随元帝渡过长江，调任安东府舍人，专门负责起草文书檄文。丞相府建立后，他又担任舍人。当时天下大乱，朝廷讨伐叛贼、平定叛乱，刘超认为自己身处皇帝身边的机密职位，且自己的书法笔迹与元帝的笔迹相似，便绝不与人书信往来。每逢休假，他就闭门不出，不接待宾客，因此逐渐获得元帝的亲近和信任。


刘超因在皇帝身边勤劳效力，被赐予原乡亭侯的爵位，食邑七百户，后调任参军。东晋建立后，他任中书舍人，被任命为骑都尉、奉朝请（有参加朝会资格的荣誉官职）。当时朝廷机构刚刚建立，各项事务尚未理顺，刘超负责文书工作，却因做事谨慎、沉静周密，越发受到重用。加上他生活清廉简朴，穿衣不穿多层丝绸，家中连少量粮食储备都没有。每次元帝赏赐他财物，他都坚决推辞说：“我是平凡浅陋的小臣，无端接受赏赐，没有德行却享受俸禄，担心会招来灾祸。” 元帝很赞赏他的品行，不强迫他接受赏赐。


不久，刘超出京补任句容令，他对百姓真诚相待，深受百姓爱戴。以往征收赋税时，负责的官吏常常亲自到各处核查百姓的家产；到了刘超任上，他只制作大箱子，按村分给百姓，让百姓自己登记家产，投入箱中后送回县里。百姓都如实登记，征收的赋税反而比往年更多。后来刘超入朝任中书通事郎，因父亲去世离职守丧。安葬父亲后，恰逢王敦起兵叛乱，朝廷下诏让刘超恢复官职，又兼任安东上将军。不久后朝廷军队溃败，只有刘超率领士兵坚守岗位、护卫元帝，元帝深受感动，允许他回去完成守丧礼仪。


等到钱凤（王敦部下，叛将）作乱，刘超召集义士，跟随晋明帝征讨钱凤。叛乱平定后，刘超因功被封为零陵伯。刘超家境贫寒，妻子儿女生活难以维持，明帝亲手写诏书褒奖他，赐给他粮食和鱼，刘超推辞不接受。后来刘超需要一头纯色的牛，在市场上买不到，便上奏请求购买官署外厩的牛，明帝下诏直接将牛赐给了他。


刘超后出京任义兴太守，不久后被征召为中书侍郎，他接受任命、往返京城的事，朝廷中竟无人知晓（可见其低调）。恰逢明帝去世，穆皇后（明帝皇后庾文君）临朝听政，刘超升任射声校尉（掌管宫廷弓弩部队的官员）。当时军校没有士兵，很多义兴百姓因感激刘超的恩德，自愿跟随他，刘超便统领这些人负责宫廷宿卫，这支队伍被称为 “君子营”。


咸和初年（公元 326 年），刘超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他始终穿着丧服，早晚哭泣，每月初一、十五都步行到母亲墓前祭拜，其哀伤之情感动了路人。


等到苏峻谋划叛乱，刘超接替赵胤任左卫将军。当时京城大乱，朝中官员大多派家人逃往东边避难，刘超的旧部下（义兴人）想迎接他的家人避难，刘超却不允许，反而将妻子儿女全部接入皇宫居住（以示与朝廷共进退）。朝廷军队战败后，王导任命刘超为右卫将军，让他亲自侍奉晋成帝（当时年幼）。恰逢穆皇后去世，军中的礼仪制度残缺，刘超亲自率领将士料理皇后的陵墓事宜。


苏峻逼迫成帝迁都石头城（今江苏南京附近），当时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塌陷，刘超和侍中钟雅步行跟随在成帝左右。叛贼给他们马匹，他们却不肯骑，始终神情悲哀、态度激昂。苏峻听说后，心中很不满，却不敢加害他们，转而任命自己的亲信许方等人担任司马督、殿中监，表面上说是负责宿卫，实际上是为了监视刘超等人。


当时发生饥荒，米价昂贵，苏峻等人送来粮食财物，刘超一概不接受，他早晚陪伴在成帝身边，臣子的气节越发恭敬。成帝当时只有八岁，即使在被囚禁的困境中，刘超仍坚持为他讲授《孝经》《论语》。温峤等人率军赶到后，苏峻对朝中官员更加猜忌，而刘超因深受成帝信任，被苏峻怀疑得最厉害。


后来王导出逃，刘超与怀德令匡术、建康令管旆等人秘密谋划，准备护送成帝逃出石头城。还没等到约定的时间，计划就泄露了，苏峻派任让率军入宫抓捕刘超和钟雅。成帝抱着两人痛哭道：“还我侍中、右卫将军！” 任让不听皇帝的命令，当场杀害了刘超和钟雅。


苏峻叛乱平定后，任让因与陶侃有旧交，陶侃想特别赦免他，便向成帝请求。成帝说：“任让是杀害我侍中、右卫将军的凶手，不能宽恕。” 任让最终被处死。刘超改葬时，成帝始终悲痛思念他，下诏将刘超的墓迁到地势高且靠近京城的地方，让自己出入时都能看到墓地。朝廷追赠刘超为卫尉，谥号为 “忠”。


刘超天性谦逊谨慎，先后侍奉晋元帝、明帝、成帝三位君主，始终身处机密职位，且都受到亲近信任，却从不敢凭借宠信骄傲谄媚，因此士大夫们都对他既安心又敬重。
刘超的儿子刘讷继承爵位，刘讷品行谨慎整饬，有西汉石庆（以谨慎著称的大臣）的风范，历任中书侍郎、下邳内史；刘讷的儿子刘享，也清廉谨慎，曾任散骑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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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雅，字彦胄，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他的父亲钟晔，曾任公府掾，早年去世。钟雅幼年丧父，喜好学习且有志向，因品德优良被举荐为 “四行”（汉代选官科目，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被任命为汝阳县令，后入朝任佐著作郎。他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守丧期满后恢复原职。东海王司马越征召他为参军，后升任尚书郎。


钟雅为躲避战乱渡过长江，晋元帝任命他为丞相记室参军，后升任临淮内史、振威将军。不久，朝廷征召他为散骑侍郎，转任尚书右丞。当时朝廷在太庙举行祭祀，钟雅上奏说：“陛下继承皇室世系，对京兆府君（东晋皇室先祖）而言是玄孙（四世孙），但如今祭祀的祝文中却称‘曾孙’（三世孙），这恐怕是因循旧例造成的失误，应当改正。另外，按礼制，祖父的兄弟是‘从祖父’，景皇帝（司马师，西晋追尊皇帝）因自身功德被尊为‘世宗’，并未因‘伯祖’的身份入庙，因此祝文中‘伯祖’的称呼也应删除。”


元帝下诏回复：“按礼制，祭祀宗庙时，自曾孙以下的后代都可统称‘曾孙’，这并非因循失误，其含义是重视子孙后代，可世代沿用这一称呼，无需修改；至于‘伯祖’的称呼不妥，就按你上奏的意见改正。” 钟雅后转任北军中候（掌管京城北部禁军的官员）。大将军王敦征召他为从事中郎，后补任宣城内史。


钱凤叛乱时，钟雅被加授广武将军，率领部众驻守青弋（今安徽宣城附近）。当时广德县人周为响应钱凤，起兵攻打钟雅，钟雅退守泾县，召集士人百姓，讨伐周并将其斩杀。钱凤叛乱平定后，钟雅被征召为尚书左丞。
明帝去世后，钟雅升任御史中丞。当时国丧未满一年，尚书梅陶却私下在家中演奏歌舞，钟雅上奏弹劾说：“我听说尧帝（放勋）去世后，各种音乐都停止演奏；即使是普通百姓，也会为父母守丧三年。自尧帝以来，历代都是如此。肃祖明皇帝（明帝）去世，国丧期还没到下个月（指丧期未满），圣主（成帝）穿着丧服，悲痛欲绝地处理朝政，百官都满怀哀伤，言行举止毫无欢愉之色。梅陶身为大臣，却无忠诚哀悼的节操，在家中奢侈享乐，歌舞之声繁杂，音乐声响传到街道上，应当将他罢官流放，以整顿朝廷法令。请求将此事交给司徒，评议纠正他的行为。” 穆皇后临朝听政时，特意赦免了梅陶，没有追究。钟雅执法严明、纠察违法，百官都畏惧他。
北中郎将刘遐去世后，他的部众发动叛乱，朝廷下诏让郭默讨伐，任命钟雅监管征讨军事，赐予符节。叛乱平定后，钟雅被任命为骁骑将军。苏峻叛乱时，朝廷下诏任命钟雅为前锋监军，赐予符节，率领一千精锐士兵抵御苏峻。钟雅因兵力太少，不敢出击，率军退回，后被任命为侍中。


不久朝廷军队战败，钟雅与刘超一同侍卫成帝。有人对钟雅说：“见形势有利就进军，知困难就撤退，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您性格正直坦率，必定不会被叛贼容忍，为何不顺应时势，暂且躲避以保全自己？” 钟雅说：“国家混乱不能匡正，君主危难不能救助，却各自逃避以求自保，我担心春秋时的良史董狐（以直笔著称）会拿着竹简记载我的过错啊！”


庾亮出逃前，回头对钟雅说：“后续的事情就托付给您了。” 钟雅说：“国家如同房屋倒塌、椽子断裂，这是谁的责任呢？”（暗指庾亮引发苏峻之乱）庾亮说：“如今的情况，没时间追究责任，您只需期待平定叛乱的成效就好。” 钟雅说：“希望您不要辜负荀林父（春秋时晋国大夫，曾战败后反思，最终立功）的名声。”


等到苏峻逼迫成帝迁都石头城，钟雅、刘超流着泪步行跟随。第二年，两人一同被叛贼杀害。苏峻叛乱平定后，朝廷追赠钟雅为光禄勋。后来因钟雅家中贫寒，朝廷下诏赐给他家人一百匹布帛。钟雅的儿子钟诞，官至中军参军，早年去世。

史臣曰
应詹品德与功业兼备，文史才能足以任用：在朝中担任要职时，多次提出良策；出京镇守地方时，推行仁政，深得民心。甘卓讨伐残暴、平定叛乱，功勋显著，镇守边境时，威严与谋略兼备。等到叛贼作乱，他本有辅佐王室的志向，却因他人干扰谋划、上天剥夺他的明鉴，犹豫不决，最终自取灭亡。


卞壸身着官服立于朝堂，以匡正朝廷为己任；提起衣襟护卫君主，以践行忠义成就名声。最终臣子为君主而死，儿子为父亲而死，忠与孝汇聚在一家之中。古人所说的 “社稷之臣”，指的就是卞壸这样忠贞的人啊！
刘超勤勉恭敬地侍奉君主，钟雅正直地履行官职。恰逢叛贼嚣张跋扈、年幼的君主陷入危难，他们在战乱中艰难奔波，历经困苦，心志如磐石般坚定，节操如寒松般不屈，最终都坚守忠贞而死，美名一同流传。即使是春秋时高赫（晋文公臣子，危难中仍保持恭敬）、荀息（春秋时晋国大夫，为守诺言而死），与刘超、钟雅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赞曰
甘卓镇守南方，应詹治理西州（指荆南等地），政令与刑罚都能推行，威严与恩惠同时施行。应詹可叹寿命短促，甘卓因犹豫而丧命。卞壸（字望之）为道义献身，视死如归。无论是作为儿子还是臣子，名节都寄托在他身上。钟雅、刘超入朝为官，始终坚守忠贞，尽忠效力，最终以死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