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 列传·第五十二章 陈寿 王长文 虞溥 司马彪 王隐 虞预 孙盛 习凿齿 徐广 原文及白话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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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 列传·第五十二章 陈寿 王长文 虞溥 司马彪 王隐  虞预 孙盛 习凿齿 徐广 原文及白话文翻译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司空张华爱其才，以寿虽不远嫌，原情不至贬废，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或云丁仪、丁暠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张华将举寿为中书郎，荀勖忌华而疾寿，遂讽吏部迁寿为长广太守。辞母老不就。杜预将之镇，复荐之于帝，宜补黄散。由是授御史治书。以母忧去职。母遗言令葬洛阳，寿遵其志。又坐不以母归葬，竟被贬议。初，谯周尝谓寿曰：“卿必以才学成名，当被损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寿至此，再致废辱，皆如周言。后数岁，起为太子中庶子，未拜。

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汉武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言封禅事，天子异焉。臣等案：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寿又撰《古国志》五十篇、《益都耆旧传》十篇，余文章传于世。

王长文，字德睿，广汉郪人也。少以才学知名，而荡不羁，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别驾，乃微服窃出，举州莫知所之。后于成都市中蹲踞啮胡饼。刺史知其不屈，礼遣之。闭门自守，不交人事。著书四卷，拟《易》，名曰《通玄经》，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时人比之扬雄《太玄》。同郡马秀曰：“扬雄作《太玄》，惟桓谭以为必传后世。晚遭陆绩，玄道遂明。长文《通玄经》未遭陆绩、君山耳。”

太康中，蜀土荒馑，开仓振贷。长文居贫，贷多，后无以偿。郡县切责，送长文到州。刺史徐干舍之，不谢而去。后成都王颖引为光源令。或问：“前不降志，今何为屈？”长文曰：“禄以养亲，非为身也。”梁王肜为丞相，引为从事中郎。在洛出行，辄著白旃小鄣以载车，当时异焉。后终于洛。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秘，为偏将军。镇陇西。溥从父之官，专心坟籍。时疆场阅武，人争视之，溥未尝寓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补尚书都令史。尚书令卫瓘、尚书褚并器重之。溥谓瓘曰：“往者金马启符，大晋应天，宜复先王五等之制，以绥久长。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汉魏之失也。”瓘曰：“历代叹此，而终未能改。”

稍迁公车司马令，除鄱阳内史。大修庠序，广诏学徒，移告属县曰：“学所以定情理性而积众善者也。情定于内而行成于外，积善于心而名显于教，故中人之性随教而移，积善则习与性成。唐虞之时，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废也，而云可诛，岂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汉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训，废而莫修。今四海一统，万里同轨，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广开学业，以赞协时雍，光扬盛化。”乃具为条制。于是至者七百余人。溥乃作诰以奖训之，曰：

文学诸生皆冠带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学庭，讲修典训，此大成之业，立德之基也。夫圣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学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观弥博，所习弥多，日闻所不闻，日见所不见，然后心开意朗，敬业乐群，忽然不觉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学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见其久而渝矣，未见久学而渝者也。

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质，后事其色，质修色积，而染工毕矣。学亦有质，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内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文质彬彬，然后为德。夫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骥之马，亦骥之乘，希颜之徒，亦颜之伦也。又曰契而舍之，朽木不知；契而不舍，金石可亏。斯非其效乎！

今诸生口诵圣人之典，体闲庠序之训，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誉日新，朋友钦而乐之，朝士敬而叹之。于是州府交命择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挥翰流离，称述世务，探赜究奇，使杨斑韬笔，仲舒结舌，亦惟才所居，固无常人也。然积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尘以崇峻极，匪至匪勤，理无由济也。诸生若绝人间之务，心专亲学，累一以贯之，积渐以进之，则亦或迟或速，或先或后耳，何滞而不通，何远而不至邪！

时祭酒求更起屋行礼，溥曰：“君子行礼，无常处也，故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而行礼于大树之下。况今学庭庠序，高堂显敞乎！”

溥为政严而不猛，风化大行，有白乌集于郡庭。注《春秋》经、传，撰《江表传》及文章诗赋数十篇。卒于洛，时年六十二。子勃，过江上《江表传》于元帝，诏藏于秘书。

司马彪，字绍统，高阳王睦之长子也。出后宣帝弟敏。少笃学不倦，然好色薄行，为睦所责，故不得为嗣，虽名出继，实废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专精学习，故得博览群籍，终其缀集之务。初拜骑都尉。泰始中，为秘书郎，转丞。注《庄子》，作《九州春秋》。以为“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则仲尼理之；《关雎》既乱，则师挚修之。前哲岂好烦哉？盖不得已故也。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土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

泰始初，武帝亲祠南郊，彪上疏定议，语在《效祀志》。后拜散骑侍郎。惠帝末年卒，时所六十余。

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

王隐，字处叔，陈郡陈人也。世寒素。父铨，历阳令，少好学，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隐以儒素自守，不交势援，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弈而后忘忧哉”纳喟然叹曰：“非不悦子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荐隐。元帝以草创务殷，未遑史官，遂寝不报。

太兴初，典章稍备，乃召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令撰晋史。豫平王敦功，赐爵平陵乡侯。时著作郎虞预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事，数访于隐，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所闻渐广。是后更疾隐，形于言色。预既豪族，交结权贵，共为朋党，以斥隐，竟以谤免，黜归于家。贫无资用，书遂不就，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诣阙上之。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年七十余，卒于家。

隐兄瑚，字处仲。少重武节，成都王颖举兵向洛，以为冠军参军，积功，累迁游击将军，与司隶满奋、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马门，以卫宫掖。时上官已纵暴，瑚与奋等共谋除之，反为所害。

虞预，字叔宁，征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讳，故改焉。预十二而孤，少好学，有文章。余姚风俗，各有朋党，宗人共荐预为县功曹，欲使沙汰秽浊。预书与其从叔父曰：“近或闻诸君以预入寺，便应委质，则当亲事，不得徒已。然预下愚，过有所怀。邪党互瞻，异同蜂至，一旦差跌，众鼓交鸣。毫厘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预所大恐也。”卒如预言，未半年，遂见斥退。

太守庾琛命为主簿，预上记陈时政所失，曰：“军寇以来，赋役繁数，兼值年荒，百姓失业，是轻徭薄敛，宽刑省役之时也。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放效，流而不反，虽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途未夷，所在停滞，送者经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无食，况转百数，所妨不訾。愚谓宜勒属县，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条列，到当依法减省，使公私允当。又今统务多端，动加重制，每有特急，辄立督邮。计今直兼三十余人，人船吏侍皆当出官，益不堪命，宜复减损，严为之防。”琛善之，即皆施行。太守纪瞻到，预复为主簿，转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东从事中郎诸葛恢、参军庾亮等荐预，召为丞相行参军兼记室。遭母忧，服竟，除佐著作郎。

太兴二年，大旱，诏求谠言直谏之士，预上书谏曰：

大晋受命，于今五十余载。自元康以来，王德始阙，戎翟及于中国，宗庙焚为灰烬，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也。

陛下以圣德先觉，超然远鉴，作镇东南，声教遐被，上天眷顾，人神赞谋，虽云中兴，其实受命，少康、宣王诚未足喻。然《南风》之歌可著，而陵迟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谓为国之要在于得才，得才之术在于抽引。苟其可用，仇贱必举。高宗、文王思佐发梦，拔岩徒以为相，载钓老而师之。下至列国，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竞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虽弊，人士虽寡，十室虽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骥，求则可致。而束帛未贲于丘园，蒲轮顿毂而不驾，所以大化不洽而用雍熙有阙者也。

预以寇贼未平，当须良将，又上疏曰：

臣闻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拨乱之运，非武不克；故牧野之战，吕望杖钺；淮夷作难，召伯专征；玁狁为暴，卫霍长驱。故阴阳不和，擢士为相；三军不胜，拔卒为将。汉帝既定天下，犹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钜鹿，冯唐进说，魏尚复守。《诗》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冲之佐，岂可忽哉！况今中州荒弊，百无一存，牧守官长非戎貊之族类，即寇窃之幸脱。陛下登阼，威暢四远，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兽心，轻薄易动，羯虏未殄，益使难安。周抚、陈川相系背叛；徐龛骄黠，无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

昔葛伯违道，汤献之牛；吴濞失礼，锡以几杖，恶成罪著，方复加戮。龛之小丑，可不足灭。然豫备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为防！为防之术，宜得良将。将不素简，难以应敌。寿春无镇，祖逖孤立，前有劲虏，后无系援，虽有智力，非可持久。愿陛下谘之群公，博举于众。若当局之才，必允其任，则宜奖厉，使不顾命。旁料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宠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见慢，恚欲自裁，出观供置，然后致力。礼遇之恩，可不隆哉！

诚知山河之量非尘露可益，神鉴之虑非愚浅所测；然匹夫嫠妇犹有忧国之言，况臣得厕朝堂之末，蒙冠带之荣者乎！

转琅邪国常侍，迁秘书丞、著作郎。

咸和初，夏旱，诏众官各陈致雨之意。预议曰：

臣闻天道贵信，地道贵诚。诚信者，盖二仪所以生植万物，人君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杀伐拟于震电，推恩象于云雨。刑罚在于必信，庆赏贵于平均。臣闻间者以来，刑狱转繁，多力者则广牵连逮，以稽年月；无援者则严其槚楚，期于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伤和气。臣愚以为轻刑耐罪，宜速决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请。宽徭息役，务遵节俭，砥砺朝臣，使各知禁。

盖老牛不牺，礼有常制，而自顷众官拜授祖赠，转相夸尚，屠杀牛犊，动有十数，醉酒流湎，无复限度，伤财败俗，所亏不少。

昔殷宗修德以消桑谷之异，宋景善言以退荧惑之变，楚国无灾，庄王是惧。盛德之君，未尝无眚，应以信顺，天佑乃隆。臣学见浅暗，言不足采。

从平王含，赐爵西乡侯。苏峻作乱，预先假归家，太守王舒请为谘议参军。峻平，进爵平康县侯，迁散骑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骑常侍，仍领著作。以年老归，卒于家。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所著诗赋碑诔论难数十篇。

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人。祖楚，冯翊太守。父恂，颍川太守。恂在郡遇贼，被害。盛年十岁，避难渡江。及长，博学，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

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贫亲老，求为小邑，出补浏阳令。太守陶侃请为参军。庾亮代侃，引为征西主簿，转参军。时丞相王导执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蛮校尉陶称谗构其间，导、亮颇怀疑贰。盛密谏亮曰：“王公神情朗达，常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间内外耳。”亮纳之。庾翼代亮，以盛为安西谘议参军，寻迁廷尉正。会桓温代翼，留盛为参军，与俱伐蜀，军次彭模，温自以轻兵入蜀，盛领赢老辎重在后，贼数千忽至，众皆遑遽。盛部分诸将，并力距之，应时败走。蜀平，赐爵安怀县侯，累迁温从事中郎。从入关平洛，以功进封吴昌县侯，出补长沙太守。以家贫，颇营资货，部从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与温笺，而辞旨放荡，称州遣从事观采风声，进无威凤来仪之美，退无鹰鹯搏击之用，徘徊湘川，将为怪鸟。温得盛笺，复遣从事重案之，脏私锒籍，槛车收盛到州，舍而不罪。累迁秘书监，加给事中。年七十二卒。

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阳秋》，并造诗赋论难复数十篇。《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谓请删改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白，而庭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诸子遂尔改之。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俊。太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子潜、放。

潜字齐由，为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讨王国宝也，潜时在郡，仲堪逼以为谘议参军，固辞不就，以忧卒。

放字齐庄，幼称令慧。年七八岁，在荆州，与父俱从庾亮猎，亮谓曰：“君亦来邪？”应声答曰：“无小无大，从公于迈。”亮又问：“欲齐何庄邪？”放曰：“欲齐庄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辅嗣弗过也。”庾翼子爰客尝候盛，见放而问曰：“安国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诸孙太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诸庾翼翼。”既而语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终于长沙相。

干宝，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统，吴奋武将军、都亭侯。父莹，丹阳丞。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赐爵关内侯。

中兴草创，未置史官，中书监王导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书，著为令典，垂之无穷。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禅于魏，至德大勋，等踪上圣，而纪传不存于王府，德音未被乎管弦。陛下圣明，当中兴之盛，宜建立国史，撰集帝纪，上敷祖宗之烈，下纪佐命之勋，务以实录，为后代之准，厌率土之望，悦人神之心，斯诚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备史官，敕佐著作郎干宝等渐就撰集。”元帝纳焉。宝于是始领国史。以家贫，求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著《晋纪》，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

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以示刘惔，惔曰：“卿可谓鬼之董狐。”宝既博采异同，遂混虚实，因作序以陈其志曰：

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一，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策，犹尚若兹，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

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

宝又为《春秋左氏义外传》，注《周易》、《周官》凡数十篇，及杂文集皆行于世。

邓粲，长沙人。少以高洁著名，与南阳刘驎之、南郡刘尚公同志友善，并不应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辞厚礼请粲为别驾，粲嘉其好贤，乃起应召。驎之、尚公谓之曰：“卿道广学深，众所推怀，忽然改节，诚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谓有志于隐而未知隐。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尚公等无以难之，然粲亦于此名誉减半矣，后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职，不听，令卧视事。后以病笃，乞骸骨，许之。粲以父骞有忠信言而世无知者，著《元明纪》十篇，注《老子》，并行于世。

谢沈，字行思，会稽山阴人也。曾祖斐，吴豫章太守。父秀，吴翼正都尉。沈少孤，事母至孝，博学多识，明练经史。郡命为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鉴辟，并不就。会稽内史何充引为参军，以母老去职。平西将军庾亮命为功曹，征北将军蔡谟版为参军，皆不就。闲居养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坟籍。康帝即位，朝议疑七庙迭毁，乃以太学博士征，以质疑滞。以母忧去职。服阕，除尚书度支郎。何充、庾冰并称沉有史才，迁著作郎，撰《晋书》三十余卷。会卒，时年五十二。沉先著《后汉书》百卷及《毛诗》、《汉书外传》，所著述及诗赋文论皆行于世。其才学在虞预之右云。

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也。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荆州刺史桓温辟为从事，江夏相袁乔深器之，数称其才于温，转西曹主簿，亲遇隆密。

时温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执手问国家祚运修短。答曰：“世祀方永。”疑其难言，乃饰辞云：“如君言，岂独吾福，乃苍生之幸。然今日之语自可令尽，必有小小厄运，亦宜说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气候如此，决无忧虞。至五十年外不论耳。”温不悦，乃止。异日，送绢一匹、钱五千文以与之。星人乃驰诣凿齿曰：“家在益州，被命远下，今受旨自裁，无由致其骸骨。缘君仁厚，乞为标碣棺木耳。”凿齿问其故，星人曰：“赐绢一匹，令仆自裁，惠钱五千，以买棺耳。”凿齿曰：“君几误死！君尝闻前知星宿有不覆之义乎？此以绢戏君，以钱供道中资，是听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诣温别。温问去意，以凿齿言答。温笑曰：“凿齿忧君误死，君定是误活。然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

累迁别驾。温出征伐，凿齿或从或守，所在任职，每处机要，莅事有绩，善尺牍论议，温甚器遇之。时清谈文章之士韩伯、伏滔等并相友善，后使至京师。简文亦雅重焉。既还，温问：“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所未见。”以此大忤温旨，左迁户曹参军。时有桑门释道安，俊辩有高才，自北至荆州，与凿齿初相见。道安曰：“弥天释道安。”凿齿曰：“四海习凿齿。”时人以为佳对。

初，凿齿与其二舅罗崇、罗友俱为州从事。及迁别驾，以坐越舅右，屡经陈请。温后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继为襄阳都督，出凿齿为荥阳太守。温弟秘亦有才气，素与凿齿相亲善。凿齿既罢郡归，与秘书曰：

吾以去五三日来达襄阳，触目悲感，略无欢情，痛恻之事，故非书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鱼梁，追二德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乘踌躇，慨尔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孙坚之所陨毙，裴杜之故居，繁王之旧宅，遗事犹存，星列满目。琐琐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

夫芬芳起于椒兰，清响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余风；高尚而迈德者，必有明胜之遗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载犹使义想其为人，况相去不远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畴辰，百年之后，吾与足下不并为景升乎！

其风期俊迈如此。

是时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凡五十四卷。后以脚疾，遂废于里巷。

及襄阳陷于苻坚，坚素闻其名，与道安俱舆而致焉。既见，与语，大悦之，赐遗甚厚。又以其蹇疾，与诸镇书：“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归襄阳。寻而襄邓反正，朝廷欲征凿齿，使典国史，会卒，不果。临终上疏曰：

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而身微官卑，无由上达，怀抱愚情，三十余年。今沈沦重疾，性命难保，遂尝怀此，当与之朽烂，区区之情，切所悼惜，谨力疾著论一篇，写上如左。愿陛下考寻古义，求经常之表，超然远览，不以臣微贱废其所言。论曰：

或问：“魏武帝功盖中夏，文帝受禅于汉，而吾子谓汉终有晋，岂实理乎？且魏之见废，晋道亦病，晋之臣子宁可以同此言哉！”

答曰：“此乃所以尊晋也，但绝节赴曲，非常耳所悲，见殊心异，虽奇莫察，请为子言焉。

“昔汉氏失御，九州残隔，三国乘间，鼎歭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虽各有偏平，而其实乱也，宣皇帝势逼当年，力制魏氏，蠖屈从时，遂羁戎役，晦明掩耀，龙潜下位，俯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难，躬蹈履霜之险，可谓危矣！魏武既亡，大难获免，始南擒孟达，东荡海隅，西抑劲蜀，旋抚诸夏，摧吴人入侵之锋，扫曹爽见忌之党，植灵根以跨中岳，树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业亦固。景文继之，灵武冠世，克伐贰违，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极，功格皇天，勋侔古烈，丰规显祚，故以灼如也。至于武皇，遂并强吴，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轨二汉。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而推魏继汉，以晋承魏，比义唐虞，自托纯臣，岂不惜哉！

“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于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区夏，鞭挞华戎，专总六合，犹不见序于帝王，沦没于战国，何况暂制数州之人，威行境内而已，便可推为一代者乎！

“若以晋尝事魏，惧伤皇德，拘惜禅名，谓不可割，则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嚣据陇，公孙帝蜀，蜀陇之人虽服其役，取之大义，于彼何有！且吴楚僭号，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见贬绝。宜皇帝官魏，逼于性命，举非择木，何亏德美，禅代之义，不同尧舜，校实定名，必彰于后，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虚之魏以屈于己，孰若杖义而以贬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际会，必兼义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汉，世笃尔劳，思报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倾主，德不素积，义险冰薄，宣帝与之，情将何重！虽形屈当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愤慨于下，非道服北面，有纯臣之节，毕命曹氏，忘济世之功者也。

“夫成业者系于所为，不系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济，不言所起。是故汉高禀命于怀王，刘氏乘毙于亡秦，超二伪以远嗣，不论近而计功，考五德于帝典，不疑道于力政，季无承楚之号，汉有继周之业，取之既美，而己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于古以晓于今，定之往昔而足为来证者。当阳秋之时，吴楚二国皆僭号之王也，若使楚庄推鄢郢以尊有德，阖闾举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应天，或抚之而光宅，彼必自系于周室，不推吴楚以为代明矣。况积勋累功，静乱宁众，数之所录，众之所与，不资于燕哙之授，不赖于因藉之力，长辔庙堂，吴蜀两毙，运奇二纪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荡累叶之所不能除者哉！

“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为天下之所推，孰如见推于暗人，受尊于微弱？配天而为帝，方驾于三代，岂比俯首于曹氏，侧足于不正？即情而恆实，取之而无惭，何与诡事而托伪，开乱于将来者乎？是故故旧之恩可封魏后，三恪之数不宜见列。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

“昔周人咏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称配天之义。然后稷勤于所职，聿来未以翦商，异于司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于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则三祖臣魏之义未尽。义未尽，故假涂以运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节有殊。然则弘道不以辅魏而无逆取之嫌，高拱不劳汗马而有静乱之功者，盖勋足以王四海，义可以登天位，虽我德惭于有周，而彼道异于殷商故也。

“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于帝王，不嫌汉之系周而不系秦，何至于一魏犹疑滞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于尧舜之道，欲重其国而反厝之于不胜之地，岂君子之高义！若犹未悟，请于是止矣。”

子辟强，才学有父风，位至骠骑从事中郎。

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学，至广尤为精纯，百家数术无不研览。谢玄为兗州，辟从事。谯王恬为镇北，补参军。孝武世，除秘书郎，典校秘书省。增置省职，转员外散骑侍郎，仍领校书。尚书令王珣深相钦重，举为祠部郎，会稽世子元显时录尚书，欲使百僚致敬，内外顺之，使广为议，广常以为愧焉。元显引为中军参军，迁领军长史。桓玄辅政，以为大将军文学祭酒，义熙初，奉诏撰车服仪注，除镇军谘议，领记室，封乐成侯，转员外散骑常侍，领著作。尚书奏：“左史述言，右官书事，《乘》《志》显于晋郑，《春秋》著乎鲁史。自圣代有造《中兴记》者，道风帝典，焕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历三朝，玄风圣迹，倏为畴古。臣等参详，宜敕著作郎徐广撰成国史。”于是敕广撰集焉。迁骁骑将军，领徐州大中正，转正员常侍、大司家、仍领著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晋纪》，凡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许。迁秘书监。

初，桓玄篡位，帝出宫，广陪列，悲动左右。及刘裕受禅，恭帝逊位，广独哀感，涕泗交流。谢晦见之，谓曰：“徐公将无小过也。”广收泪而言曰：“君为宋朝佐命，吾乃晋室遗老，忧喜之事固不同时。”乃更歔欷。因辞衰老，乞归桑梓。性好读书，老犹不倦。年七十四，卒于家。广《答礼问》行于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臣，昭法立训，莫近于此。若夫原始要终，纪情括性，其言微而显，其义皎而明，然后可以茵蔼缇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即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江汉英灵，信有之矣。允源将率之子，笃志典坟；绍统戚籓之胤，研机载籍。咸能综缉文，垂诸不朽，岂必克传门业，方擅箕裘者哉！处叔区区，励精著述，混淆芜舛，良不足观。叔宁寡闻，穿窬王氏，虽勒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国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书惜非正典。悠悠晋室，斯文将坠。邓粲、谢沉祖述前史，葺宇重轩之下，施床连榻之上，奇词异义，罕见称焉。习氏、徐公俱云笔削，彰善瘅恶，以为惩劝。夫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图荣，君子不敢。而彦威迹沦寇壤，逡巡于伪国；野民运遭革命，流涟于旧朝。行不违言，广得之矣。

赞曰：陈寿含章，岩岩孤峙。彪溥励节，摛辞综理。王恧雅才，虞惭惇史。干孙抚翰，前良可拟。邓谢怀铅，异闻无纪。习亦研思，徐非绚美，咸被简册，共传遥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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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 列传·第五十二章 陈寿传 王长文传 虞溥传 司马彪传 王隐传  虞预传 孙盛传 习凿齿传 徐广传 现代文翻译

陈寿，字承祚，是巴西安汉人。他年轻时喜好学习，拜同郡人谯周为师，在蜀汉政权中担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独揽大权、滥用威势，大臣们都违心依附他，唯独陈寿不肯屈服，因此多次被降职罢官。

陈寿父亲去世后，他因生病，让婢女为自己揉制药丸，恰好有宾客前来拜访，看到了这一幕，同乡人便对他议论指责（认为他守丧期间行为不合礼法）。等到蜀汉灭亡、天下平定，陈寿也因这件事多年不得为官。司空张华欣赏他的才华，认为陈寿虽然未能避开嫌疑，但从情理来看，不至于被贬黜废弃，于是举荐他为孝廉，任命他为佐著作郎，后又出京补任阳平县令。

陈寿撰写了《蜀相诸葛亮集》，上奏给朝廷，因此被任命为著作郎，兼任本郡中正。他还撰写了魏、吴、蜀三国的历史，共六十五篇，即《三国志》。当时的人称赞他擅长叙述史事，具备优秀史官的才能。夏侯湛当时正在撰写《魏书》，看到陈寿的《三国志》后，便毁掉自己的书稿，停止了写作。张华对陈寿的《三国志》十分赞赏，对他说：“将来应当把撰写《晋书》的任务交给你。” 陈寿当时被世人看重到了这样的程度。

有人说，丁仪、丁暠在曹魏时期名声很大，陈寿曾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若能送我一千斛米，我就为你们的父亲写一篇好传记。” 丁氏兄弟没有送米，陈寿最终也没有为丁仪、丁暠立传。此外，陈寿的父亲曾担任马谡的参军，马谡因兵败被诸葛亮处死，陈寿的父亲也受牵连被剃去头发（髡刑）；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又向来轻视陈寿。因此陈寿在为诸葛亮立传时，说诸葛亮 “军事谋略并非所长，没有应对敌人的才能”，还说诸葛瞻 “只擅长书法，名声超过实际才能”。议论此事的人因此轻视陈寿的品行。

张华打算举荐陈寿担任中书郎，荀勖因忌恨张华，连带也憎恶陈寿，便暗示吏部将陈寿调任为长广太守。陈寿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没有就任。杜预即将前往镇守之地时，又向晋武帝举荐陈寿，认为他适合担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一类的官职，陈寿因此被任命为御史治书。后来他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母亲留下遗言，让他将自己安葬在洛阳，陈寿遵照了母亲的遗愿。但他又因 “未将母亲送回故乡安葬”，再次遭到舆论指责。

当初，谯周曾对陈寿说：“你必定会凭借才学成名，但也会因此遭受挫折，不过这也并非不幸之事，你应当谨慎行事。” 陈寿到这时两次被贬斥受辱，都如谯周所说。几年后，朝廷起用陈寿为太子中庶子，他还未就任，便于元康七年（297 年）病逝，享年六十五岁。

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人上奏说：“过去汉武帝下诏：‘司马相如病重，可派人去把他的著作全部取来。’使者得到司马相如的遗书，是论述封禅之事的，天子对此十分重视。臣等查考：已故治书侍御史陈寿撰写的《三国志》，文中多有劝诫之言，阐明国家兴衰得失的道理，对教化有益。虽然文采不如司马相如的作品华丽，但质朴直率更胜一筹，希望陛下能加以采纳收录。” 于是晋惠帝下诏，命令河南尹、洛阳令前往陈寿家中，抄录他的《三国志》。陈寿还撰写了《古国志》五十篇、《益都耆旧传》十篇，其余的文章也都流传于世。

王长文，字德睿，是广汉郡郪县人。他年轻时就因才学闻名，但性情放达不羁，州府征召他任职，他都拒绝就任。州里任命他为别驾，他便穿着便服偷偷逃走，整个州府都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后来有人在成都集市上看到他，他正蹲在地上啃胡饼。刺史知道他不愿屈服做官，便以礼相待，送他回家。王长文回家后闭门不出，不与外界交往。

他撰写了四卷书，模仿《周易》的体例，取名为《通玄经》，书中有《文言》《卦象》等篇章，可以用来占卜，当时的人将这部书比作扬雄的《太玄经》。同郡人马秀说：“扬雄撰写《太玄经》，只有桓谭（字君山）认为这部书必定会流传后世；后来遇到陆绩，《太玄经》的义理才得以阐明。王长文的《通玄经》只是还没遇到像陆绩、桓谭那样的人罢了。”

太康年间（280-289 年），蜀地发生饥荒，官府打开粮仓救济百姓，允许百姓借贷粮食。王长文家境贫寒，借的粮食很多，后来无法偿还。郡县官府严厉催逼，将王长文送到州府。刺史徐干释放了他，王长文没有道谢就离开了。后来成都王司马颖引荐他担任光源县令，有人问他：“你以前不愿屈从做官，现在为什么接受任命了？” 王长文回答：“我是为了拿俸禄供养父母，不是为了自己。” 梁王司马肜担任丞相时，引荐他为从事中郎。王长文在洛阳出行时，总在车中挂起白色毛织的小帐子遮挡，当时的人都觉得他行为奇特。他最终在洛阳去世。

虞溥，字允源，是高平郡昌邑县人。他的父亲虞秘，曾任偏将军，镇守陇西。虞溥跟随父亲到任所，专心研读典籍。当时边境地区举行军事演习，人们都争相观看，虞溥却从未看一眼。

郡里举荐虞溥为孝廉，他被任命为郎中，后补任尚书都令史。尚书令卫瓘、尚书褚都很器重他。虞溥对卫瓘说：“过去金马门传出符命，大晋顺应天命建立政权，应当恢复先王的五等爵位制度（公、侯、伯、子、男），以稳固长久统治，不能承袭残暴秦朝的制度，重蹈汉、魏两朝的失误。” 卫瓘说：“历代君主都感叹此事，但最终都没能改变。”

虞溥逐渐升任公车司马令，后被任命为鄱阳内史。他在当地大力修建学校，广泛征召学生，还向所属各县发布文告说：“学习是用来平定心性、规范行为，从而积累各种善行的途径。内心确定了志向，行为就能在外部表现出来；心中积累了善行，名声就能在教化中彰显。因此普通人的品性会随着教化改变，积累善行就能让良好的习惯与本性融合。唐尧、虞舜时代，家家户户都有可受封爵的德行；等到教化荒废时，却出现了很多该受惩罚的人，这难道不是教化形成风俗、改变人心的缘故吗？自从汉朝失去统治权，天下分崩离析，江南地区因战乱与中原隔绝，帝王的教化长期废弃，学校的教育也荒废不修。如今四海统一，天下制度一致，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在太平盛世中，应当推崇质朴道义，广开学业，以辅助时代和谐，弘扬盛世教化。”

于是虞溥详细制定了办学的规章制度，前来求学的人达到七百多人。他还撰写诰文来勉励教导学生，诰文说：

各位儒生都是士大夫阶层的人，正值壮年、志向美好，刚进入学校学习，钻研典籍训诂，这是成就大业、树立德行的基础。圣人的道义平淡而不华丽，因此刚开始学习的人往往不喜欢；等到学习满一个月后，见识会更加广博，掌握的知识会更多，每天都能听到从未听过的道理、看到从未见过的事物，然后就会心胸开阔、思维明朗，专心学业、乐于与同学相处，不知不觉间就受到圣人教化的熏陶，领悟到至高道义的精髓。因此，学习对人的熏陶，比丹青染色更深刻。丹青之色我见过时间久了会褪色，但从未见过长期学习会 “褪色”（即放弃学业）的人。

工匠染色时，会先修整好底料，再进行染色；底料修整好、颜色积累到位，染色的工序才算完成。学习也有 “底料”，那就是孝、悌、忠、信。君子对内端正本心，对外修养品行；品行修养好了还有余力，就去学习文化典籍，做到文采与质朴兼备，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德行。求学的人不必担心才华不够，而应担心志向不坚定。因此古人说：“渴望成为千里马的马，终究能成为千里马；渴望成为颜回那样的人，终究能成为颜回那样的人。” 又说：“雕刻一下就放弃，即使是朽木也刻不断；坚持雕刻不放弃，即使是金石也能刻出痕迹。” 这不就是学习应有的成效吗！

如今各位学生口中诵读圣人的典籍，在学校中接受教化，等到三年之后，就能小有成就。到那时，美好的名声会传播开来，高雅的声誉会日益更新，朋友会钦佩喜爱你，朝中官员会敬重赞叹你；之后州府会争相任命你做官，这不也是很美好的事吗！如果你们能写出文采华美的文章，挥笔自如、文辞流畅，议论时事、探究深奥奇妙的道理，让扬雄、班固放下笔，董仲舒说不出话，这也取决于个人的才华，并非普通人不能做到。但江河是由一勺勺水汇聚而成，高山是由一粒粒尘土堆积而成，不达到极致的努力，就无法实现目标。各位学生如果能放下世俗事务，专心学习，积累点滴知识以贯通学问，循序渐进地提升自己，那么无论速度快慢、先后顺序如何，又有什么阻碍能让你们无法通达、什么目标能让你们无法实现呢！

当时学校的祭酒请求另外建造房屋举行礼仪活动，虞溥说：“君子举行礼仪，没有固定的场所。因此孔子在矍相的菜园里射箭，在大树下举行礼仪；何况如今学校有宽敞明亮的厅堂，难道还不够吗！”
虞溥治理政事严厉却不凶暴，当地的教化盛行，有白乌鸦聚集在郡府的庭院中。他注释了《春秋》经与传，撰写了《江表传》以及数十篇诗赋文章，最终在洛阳去世，享年六十二岁。他的儿子虞勃，渡江后将《江表传》献给晋元帝，元帝下诏将这部书收藏在秘书省。

司马彪，字绍统，乃高阳王司马睦长子，后过继给宣帝之弟司马敏。他年少时便笃学不倦，却因好色薄行遭司马睦斥责，未能成为继承人，虽名义上过继，实则被闲置。自此，司马彪不再参与人际交往，专心钻研学问，博览群书，最终完成诸多典籍编撰工作。起初他任骑都尉，泰始年间历任秘书郎、秘书丞，曾为《庄子》作注，撰写《九州春秋》。他认为先王设立史官记录时事，是为了劝善惩恶、总结教化世人的要领，而汉代自中兴至建安年间，虽有众多忠臣义士事迹昭著，却因无良史，记述繁杂，谯周虽有删减仍不完整，安顺帝之后更是缺失颇多。于是，司马彪考证各类书籍，搜集听闻，从汉世祖开始，到汉献帝结束，编撰成包含纪、志、传共八十篇的《续汉书》，该书记述了二百年历史，涵盖十二世，贯通上下，兼顾各类事务。泰始初年，武帝亲祭南郊，司马彪上疏议定祭祀礼仪，相关内容记载于《郊祀志》，后他任散骑侍郎，于惠帝末年去世，享年六十余岁。此外，谯周曾因司马迁《史记》记载周秦以上历史时杂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依正经，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纠正谬误，而司马彪认为谯周的考证仍不完善，指出《古史考》中一百二十二处不当之处，多依据《汲冢纪年》的观点，其考证成果也得以流传。

王隐，字处叔，陈郡陈人，出身贫寒。其父王铨曾任历阳县令，年少好学，有著述志向，私下记录晋代史事及功臣生平，未完成便去世。王隐秉持儒者本份，不攀附权贵，学识渊博，继承父业，对西晋旧事颇为熟悉。建兴年间，他渡江南下，得到丞相军谘祭酒涿郡人祖纳的赏识器重。祖纳喜好下棋，王隐常劝谏，祖纳称下棋是为忘忧，王隐则以古人 “遇时以功达道，不遇以言达才” 劝说，指出当下晋代尚无完整史书，天下大乱导致旧事散失，祖纳见闻广博，应著书立说，还以应劭、崔寔等人著述流传不朽为例，祖纳虽认同却称力不从心，随后上疏举荐王隐。元帝因政权初建事务繁多，未顾及设置史官，此事便搁置未批。太兴初年，朝廷典章逐渐完备，王隐与郭璞一同被召为著作郎，奉命编撰晋史。他因参与平定王敦之乱有功，被赐爵平陵乡侯。当时著作郎虞预私下撰写《晋书》，因生长于东南，不了解西晋旧事，多次向王隐请教，并借王隐所著书籍抄写，见闻渐广后，反而开始忌恨王隐，且表现在言行上。虞预出身豪族，结交权贵，结成朋党排斥王隐，王隐最终因遭诽谤被免职，归家后因贫困无钱，未能完成著书，于是前往武昌依附征西将军庾亮。庾亮为他提供纸笔，王隐才得以完成《晋书》，并到朝廷献上。王隐虽喜好著述，但文辞粗劣，内容杂乱无章，其书中条理清晰的部分多为其父所撰，而文体混乱、难以理解的则是他自己所作，他享年七十余岁，在家中去世。王隐的兄长王瑚，字处仲，年少时注重武节，成都王司马颖起兵攻打洛阳时，任冠军参军，屡立战功，升任游击将军，曾与司隶满奋、河南尹周馥等人驻守大司马门，护卫皇宫。当时上官已横行残暴，王瑚与满奋等人谋划除掉他，反而被上官已杀害。

虞预，字叔宁，是隐士虞喜的弟弟，本名虞茂，因避讳明穆皇后母亲的名讳而改名。他十二岁丧父，年少好学，擅长写文章。余姚当地风俗，各家族结党，同族之人共同举荐虞预为县功曹，想让他整顿不良风气。虞预写信给堂叔说，自己若任职就需亲自处理事务，而当地邪党互相观望，是非争议众多，一旦出现差错，就会遭众人指责，自己深感担忧。后来果然如他所料，不到半年，他就被罢免。太守庾琛任命虞预为主簿，虞预上书陈述时政弊端，指出自战乱以来，赋役繁重，又逢荒年，百姓失业，此时应减轻徭役赋税、放宽刑罚，还提到当时地方官员频繁调动，送旧迎新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且因道路不通，送行者往往延误农时，此外，如今政务繁杂，频繁设立督邮，人员物资耗费严重，建议命令所属各县规范官员调动时的物资配备，并减少督邮人数。庾琛认为他的建议很好，立即施行。太守纪瞻到任后，虞预继续任主簿，后转任功曹史。他被推举为孝廉，却未赴任。安东从事中郎诸葛恢、参军庾亮等人举荐虞预，他被征召为丞相行参军兼记室。后因母亲去世守丧，服丧期满后，任佐著作郎。

太兴二年（319 年），天下大旱，晋元帝下诏征召敢于直言进谏的士人，虞预上书劝谏说：

大晋接受天命，至今已有五十多年。自元康年间（291-299 年）以来，帝王的德政开始缺失，戎狄入侵中原，宗庙被烧成灰烬，千里之内再无炊烟，华夏大地见不到穿戴礼帽礼服的士人。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典籍记载的大乱，从未有像如今这样严重的。

陛下凭借圣明德行，早有觉察，高瞻远瞩，在东南建立基业，教化远播四方。上天眷顾，人神共助，如今的 “中兴”，实则与新朝受命无异，即便是少康中兴、周宣王中兴，也实在不足以与陛下相比。然而，能歌颂如《南风》般的盛世之音，可衰颓的风气却仍未改变，这是为何？臣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获取人才的方法在于选拔举荐。只要有可用之才，即便是仇人、地位低微者，也必定要举荐。商高宗、周文王因渴望辅佐之臣，在梦中得到启示，提拔筑墙的傅说为相，拜垂钓的吕尚为师；往下推及列国，也有这样的事例 —— 燕国重视郭隗，引得乐毅等三位贤士争相前来；魏国敬重段干木，秦国因此退兵不敢侵犯。如今天下虽衰败，士人虽稀少，但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间从不缺少千里马，只要寻求就能得到。可如今，朝廷仍未用束帛（征聘贤士的礼物）征召民间贤才，也未用蒲轮车（征召贤士的专车）去迎接俊彦，这正是教化未能普及、太平盛世尚有欠缺的原因啊。
虞预因贼寇尚未平定，认为需要优秀将领，又上疏说：

臣听闻，太平盛世的教化，以文治为先；乱世平定的国运，没有武力就无法成功。因此，牧野之战中，吕望手持斧钺领兵；淮夷作乱时，召伯专门率军征讨；玁狁肆虐之际，卫青、霍去病长驱直入。所以，阴阳失调时，会选拔士人担任宰相；军队战败时，会提拔士兵担任将领。汉高祖平定天下后，仍在思念猛士镇守四方；汉文帝心系钜鹿的防务，冯唐进言后，魏尚得以重新驻守边疆。《诗经》说 “赳赳武夫，是公侯的屏障”，能击退敌军的辅佐之臣，怎可轻视！

何况如今中原荒芜破败，百不存一，地方长官若非戎狄部族之人，就是逃脱惩罚的盗寇。陛下登基后，威严远播四方，才让这些人弃恶从善、接受教化。但他们本性如狼，轻薄易变，羯族贼寇尚未消灭，更让局势难以安定。周抚、陈川相继背叛，徐龛骄横狡猾，毫无顾忌，出兵侵犯劫掠，罪行已十分明显。

过去葛伯违背道义，商汤先赠他牛羊以示安抚；吴王刘濞失礼，汉文帝先赐他几案手杖以示警告，直到他们罪恶已成、劣迹昭著，才加以诛杀。徐龛这样的小丑，本不值得费力消灭，但防备意外变故，是古人的良训，何况如今本就有隐患，怎能不防备！防备的办法，就是要得到优秀将领。将领不预先选拔，就难以应对敌人。寿春没有镇守将领，祖逖孤立无援，前有强敌，后无援军，即便他有智谋勇力，也难以长久支撑。希望陛下与大臣们商议，从众人中广泛选拔。若现任官员中有胜任的，就应加以奖励勉励，让他们不惜生命；若在闲散官员中发现可用之人，就应给予优厚待遇，让他们甘愿舍身报国。过去英布因受怠慢而怨恨，甚至想自杀，后来看到刘邦给予的礼遇，才尽力效命。对将领的礼遇之恩，怎能不隆重呢！

臣固然知道，陛下的胸怀如山河般宽广，并非微薄建议能补益；陛下的谋划如神明般深远，并非愚浅之见能揣测。但即便平民寡妇尚且有忧国之言，何况臣能在朝堂任职，蒙受官爵的荣耀呢！
后来，虞预转任琅邪国常侍，升任秘书丞、著作郎。

咸和初年（326 年），夏天大旱，晋成帝下诏让官员们各自陈述求雨的建议。虞预上奏议论说：
臣听闻，天道重视诚信，地道推崇真诚。诚信与真诚，是天地孕育万物的根本，也是君主保护百姓的关键。因此，施行刑罚应如雷电般威严，施加恩惠应如云雨般广博；刑罚贵在坚决守信，奖赏贵在公平公正。
臣听闻近来，刑狱案件逐渐增多：有权势的人犯罪，就广泛牵连他人，拖延办案时间；没有靠山的人犯罪，就用严刑拷打，一心要定重罪。百姓因此哀怨叹息，损伤了天地间的和谐之气。臣认为，对罪行较轻、可判徒刑的犯人，应迅速判决发落；对罪行极重、可判死刑的囚犯，应重新审核上报。同时，要减轻徭役、停止劳役，务必遵循节俭原则，督促朝臣，让他们各自遵守法纪。

老牛本不应作为祭品，这是礼仪的固定制度。但近来官员们上任、离任或受赠时，互相攀比炫耀，屠杀牛犊，动辄十几头，饮酒无度，毫无节制，既耗费财物，又败坏风气，损失不小。

过去商王武丁修养德行，消除了桑谷共生的灾异；宋景公善言应对，让荧惑星偏离了宋国的分野；楚庄王时楚国无灾，他却仍心怀戒惧。德行高尚的君主，并非不会遇到灾异，只要以诚信顺应天道，上天的保佑就会深厚。臣学识浅薄，言论未必值得采纳。

虞预后来参与平定王含之乱，被赐爵西乡侯。苏峻作乱时，虞预此前已请假回家，太守王舒邀请他担任谘议参军。苏峻之乱平定后，虞预晋爵平康县侯，升任散骑侍郎，仍兼任著作郎。后来他又被任命为散骑常侍，依旧负责著作事务，最终因年老退休，在家中去世。

虞预向来喜好经史之学，憎恶玄学清谈。他评论阮籍赤身露体的行为，认为这与 “伊川被发”（违背礼法的行为）无异，还认为胡虏能遍布中原，这种放诞风气的危害超过了东周衰落之时。他著有《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均流传于世；还创作了诗赋、碑诔、论难等数十篇文章。

孙盛，字安国，是太原郡中都县人。祖父孙楚，曾任冯翊太守；父亲孙恂，曾任颍川太守，在任时遭遇贼寇，被害身亡。孙盛十岁时，避难渡江南下。长大后，他学识渊博，善于谈论名理（魏晋玄学的重要议题）。当时殷浩在士人中名声显赫，能与他抗衡辩论的，只有孙盛一人。

孙盛曾去拜访殷浩辩论，两人边吃饭边谈，孙盛激动地挥动麈尾（清谈时的道具），尾毛都落到饭里，饭菜冷了又热，反复多次，一直谈到傍晚，连饭都忘了吃，辩论的道理最终也没定论。孙盛还撰写了关于医卜的文章以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殷浩等人最终无法反驳，孙盛也因此声名远扬。

孙盛起初任佐著作郎，因家境贫寒、父母年老，请求担任地方小官，出京补任浏阳县令。太守陶侃邀请他担任参军；庾亮接替陶侃后，引荐他为征西主簿，转任参军。当时丞相王导执政，庾亮以皇帝舅舅的身份驻守在外，南蛮校尉陶称在两人之间挑拨离间，王导与庾亮渐渐互相猜忌。孙盛秘密劝谏庾亮说：“王导先生神情豁达，常有超脱世俗的胸怀，怎会做普通人的俗事呢！这必定是奸邪之徒想离间朝廷与地方的关系罢了。” 庾亮采纳了他的建议。
庾翼接替庾亮后，任命孙盛为安西谘议参军，不久升任廷尉正。恰逢桓温接替庾翼，留下孙盛担任参军，与他一同讨伐蜀地（成汉政权）。军队进驻彭模时，桓温亲自率领轻装士兵攻入蜀地，孙盛率领老弱士兵和粮草辎重殿后。突然有几千名敌军来袭，众人都惊慌失措，孙盛却部署将领，合力抵抗，很快就击退了敌军。蜀地平定后，孙盛被赐爵安怀县侯，多次升迁后任桓温的从事中郎。后来他跟随桓温入关平定洛阳，因功晋封吴昌县侯，出京补任长沙太守。

孙盛因家境贫寒，在任上曾经营财物，州里的从事到郡中巡查，得知此事后，因敬佩孙盛的高名，没有弹劾他。孙盛给桓温写信，言辞放纵不羁，说州里派从事来考察风气，这些人 “进无凤凰来仪般的贤德，退无鹰鹯搏击般的才干，在湘水流域徘徊，不过是些怪异的鸟”。桓温收到信后，又派从事重新核查，查出孙盛贪赃私藏的证据，用囚车将他押到州府，但最终还是释放了他，没有治罪。孙盛后来多次升迁，任秘书监，加授给事中，七十二岁时去世。
孙盛治学勤奋，从年少到年老，手不释卷。他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还创作了诗赋、论难等数十篇文章。《晋阳秋》文辞正直、说理公正，众人都称赞它是优秀的史书。不久后桓温看到这部书，愤怒地对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之战确实失利，但何至于像你父亲写的那样！如果这部史书流传开来，自然会关乎你家的存亡。” 孙盛的儿子急忙叩拜道歉，请求删改书中内容。

当时孙盛已年老归家，性情方正严厉，严守规矩，即便对子孙，家教也十分严格。面对这种情况，子孙们一起哭着跪拜，请求他为全家百余口人的性命考虑。孙盛非常愤怒，但子孙们最终还是擅自修改了书稿。孙盛此前曾抄写了一部定本，寄给前燕君主慕容俊。太元年间（376-396 年），晋孝武帝广泛搜集珍奇史料，才从辽东得到这部定本，与修改后的版本相互校对，发现很多不同之处，两部书也因此都得以保存。
孙盛的儿子是孙潜、孙放。孙潜字齐由，曾任豫章太守。殷仲堪讨伐王国宝时，孙潜正在郡中任职，殷仲堪逼迫他担任谘议参军，孙潜坚决推辞，最终因忧虑去世。

孙放，字齐庄，幼年时就以聪慧著称。七八岁时，他在荆州，随父亲孙盛一同跟随庾亮打猎。庾亮问他：“你也来啦？” 孙放立刻回答：“无论年长年幼，都跟随您出行。”（引用《诗经》“无小无大，从公于迈”，暗合语境）庾亮又问：“你想‘齐’哪个‘庄’呢？”（“齐庄” 字面意为整齐庄重，庾亮借此追问其志向）孙放答：“想比肩庄周。” 庾亮再问：“不仰慕孔子吗？” 孙放说：“孔子是生下来就懂道理的人，不是我能企及的。” 庾亮十分惊奇，赞叹道：“即便是王弼（字辅嗣，三国著名玄学家）也比不上他啊！”

庾翼的儿子庾爰客曾拜访孙盛，见到孙放便问：“安国（孙盛字安国）在哪里？” 孙放答：“在庾稚恭（庾翼字稚恭）家。” 庾爰客大笑：“孙家真是人才兴盛，竟有这样的孩子！” 孙放又说：“不如庾家众人‘翼翼’（既指庾氏家族人才众多，又暗用 “翼翼” 恭敬之意，回应庾爰客的调侃）。” 事后孙放对人说：“我这样说，总算能直呼他父亲的字了（庾爰客之父庾翼字稚恭，孙放以 “庾稚恭家” 回应，既符合礼仪又巧妙对等）。” 孙放最终官至长沙相。

干宝，字令升，是新蔡人。祖父干统，曾任吴国奋武将军、都亭侯；父亲干莹，曾任丹阳丞。干宝年少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因才华出众被征召为著作郎。他参与平定杜弢之乱有功，被赐爵关内侯。

东晋刚建立时，尚未设置史官，中书监王导上疏说：“帝王的事迹，没有不记载下来、编成典籍流传后世的。宣皇帝（司马懿）平定天下，武皇帝（司马炎）从曹魏接受禅让，他们的崇高品德与伟大功勋，可与古代圣君比肩，然而他们的纪传却未在王府保存，他们的德行也未被谱成乐章流传。陛下圣明，正值中兴盛世，应当设立国史，编撰帝纪，上可宣扬祖宗的功业，下可记录辅佐之臣的功劳，务必如实记载，作为后代的准则。这样既能满足天下人的期望，又能让神人愉悦，实在是太平盛世的美事，也是帝王基业的根基。应当配备史官，命令佐著作郎干宝等人逐步编撰国史。” 晋元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干宝从此开始负责国史编撰。

干宝因家境贫寒，请求补任山阴县令，后升任始安太守。王导请他担任司徒右长史，又升任散骑常侍。他撰写《晋纪》，从宣帝到愍帝，记载了五十三年的历史，共二十卷，上奏给朝廷。这部书叙事简略，既正直又委婉，众人都称赞它是优秀的史书。

干宝生性喜好阴阳术数之学，潜心研究京房、夏侯胜等人的传记（二人皆为汉代易学、谶纬学大家）。他的父亲曾有一位受宠的婢女，干宝的母亲十分妒忌。父亲去世后，母亲竟将婢女活生生推进墓中陪葬。当时干宝兄弟年幼，并不清楚这件事。十多年后，母亲去世，家人打开父亲的坟墓准备合葬，却发现婢女趴在棺材上，像活人一样。众人将她抬回家，几天后她才苏醒过来，说干宝的父亲经常给她送食物，两人恩情如同生前；她还能说出家中这些年的吉凶之事，一一核对都很准确，而且在地下也没觉得痛苦。后来婢女改嫁，还生了孩子。

此外，干宝的兄长曾因病气绝，多日尸体都不冰冷，后来竟苏醒过来，说自己见到了天地间的鬼神之事，就像做梦醒来一样，自己都不知道曾死过。干宝因此搜集古今神灵怪异、人物变化的故事，编成《搜神记》，共三十卷。他将这部书拿给刘惔看，刘惔说：“你可以称得上是记录鬼神之事的董狐（春秋时著名良史，以直笔著称）了。”

干宝广泛采集不同说法，难免有虚实混杂之处，于是写了一篇序言陈述自己的意图：
我虽然从典籍中考察前人的记载，从当代搜集遗闻逸事，但这些并非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又怎敢说没有失实之处呢！卫朔（春秋时卫惠公之子）失国，《左传》《公羊传》记载的内容各不相同；吕望（姜子牙）辅佐周朝，《史记》《战国策》也保留了两种说法，类似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听闻之事难以统一，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即便是记录朝廷公告、依据国家史书编撰，尚且会有偏差，何况是记述千年之前的事、记录不同风俗地区的情况，从残缺的文献中搜集只言片语、向老人询问过去的事迹呢？想要让事情没有不同记载、言论没有不同说法，然后才认定为真实，这本来就是历代史书难以做到的。

然而国家不废除记录史实的官员，学者不停止阅读史书的事业，难道不是因为史书失实之处较小，而保存的有价值内容更大吗！如今我所搜集的故事，若有继承前代记载的内容，那并非我的过错；若是我采访当代之事有虚假错误，我愿与先贤前儒一同承担批评指责。而我编撰这部书，也足以证明神灵之事并非虚妄。

诸子百家的著作数不胜数，耳闻目睹的事迹也记录不完，如今我只是粗略选取足以阐明 “八略”（汉代刘向《别录》中的图书分类，此处代指学术要旨）要旨、完善细微之说的内容罢了。希望将来有兴趣的人能探究其根本，阅读时能有所感悟，而不产生不满。

干宝还撰写了《春秋左氏义外传》，注释《周易》《周官》共数十篇，此外还有杂文集，都流传于世。

邓粲，是长沙人。年轻时以高洁著称，与南阳人刘驎之、南郡人刘尚公志同道合、关系友好，三人都不接受州郡的征召。荆州刺史桓冲用谦卑的言辞、丰厚的礼物邀请邓粲担任别驾，邓粲赞赏桓冲爱惜贤才，便起身应召。刘驎之、刘尚公对他说：“你学识渊博、品德高尚，众人都推崇你，如今突然改变志向出仕，实在让我们失望。” 邓粲笑着回答：“你们可以说是有隐居的志向，却不懂隐居的真谛。隐居之道，在朝堂上可以隐居，在市井中也可以隐居；隐居的关键在于自己的心境，不在于所处的环境。” 刘尚公等人无法反驳他，但邓粲的名声也因此减半。后来邓粲患了脚病，无法上朝参拜，请求离职，朝廷不准，让他卧床处理公务。后来他因病情加重，请求退休，朝廷才准许。
邓粲因父亲邓骞有忠诚正直的言论却不被世人所知，便撰写《元明纪》十篇，注释《老子》，都流传于世。

谢沈，字行思，是会稽山阴人。曾祖父谢斐，曾任吴国豫章太守；父亲谢秀，曾任吴国翼正都尉。谢沈幼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学识渊博、见识广博，精通经史。郡里任命他为主簿、功曹，推举他为孝廉，太尉郗鉴征召他，他都不就任。会稽内史何充引荐他为参军，他因母亲年老离职。平西将军庾亮任命他为功曹，征北将军蔡谟任命他为参军，他也都不接受。

谢沈闲居在家赡养母亲，不与外界交往，耕种之余，专心研究典籍。晋康帝即位后，朝廷议论时对 “七庙迭毁”（古代礼制，天子设七庙，世代久远的祖庙依制拆除）的制度有疑问，便征召谢沈为太学博士，让他解答疑难。谢沈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服丧期满后，被任命为尚书度支郎。何充、庾冰都称赞谢沈有史学才能，他升任著作郎，撰写《晋书》三十余卷。后恰逢谢沈去世，享年五十二岁。

谢沈此前还著有《后汉书》百卷以及《毛诗》《汉书外传》，他的著作及诗赋文论都流传于世。他的才学在虞预之上。

习凿齿，字彦威，是襄阳人。家族兴盛富裕，世代为乡里豪强。习凿齿年轻时就有志向，学识渊博、见闻广博，以文笔著称。荆州刺史桓温征召他为从事，江夏相袁乔十分器重他，多次向桓温称赞他的才华，习凿齿转任西曹主簿，桓温对他的亲近与礼遇十分深厚密切。

当时桓温有夺取天下的野心，找来一位懂天文的蜀人，夜里拉着他的手询问晋朝国运的长短。蜀人回答：“晋朝的国运还很长久。” 桓温怀疑他不敢直说，便故意说：“如你所言，不仅是我的福气，更是百姓的幸运。但今天你可以把话说完，即便有小小的厄运，也该告诉我。” 蜀人说：“太微、紫微、文昌三座星宫的气象如此，肯定没有忧患；至于五十年以后的事，就不好说了。” 桓温很不高兴，便不再追问。

几天后，桓温送给他一匹绢、五千文钱。蜀人急忙跑到习凿齿那里，说：“我家在益州，奉命远道而来，如今接到命令要我自杀，却没办法把我的尸骨送回家乡。因您仁慈宽厚，恳请您帮我立一块墓碑。” 习凿齿问他原因，蜀人说：“赐我一匹绢，是让我自杀；赏我五千文钱，是让我买棺材啊。” 习凿齿说：“你差点误死！你难道没听说过，懂得天文星宿的人，君主不会让他们死吗？这是用绢跟你开玩笑，用钱给你当路费，是允许你离开了啊。” 蜀人十分高兴，第二天就去拜见桓温告辞。桓温问他离开的原因，他用习凿齿的话回答。桓温笑着说：“习凿齿担心你误死，你却差点真的误活。看来读三十年儒家经书，还不如去见一次习主簿啊。”

习凿齿多次升迁，任别驾。桓温出征讨伐时，习凿齿有时跟随出征，有时留守后方，无论在何处任职，都能担当重任，处理事务有成效；他擅长写公文、议论政事，桓温对他更加器重。当时擅长清谈与文章的士人如韩伯、伏滔等人，都与习凿齿交好。后来习凿齿奉命出使京城，简文帝（当时为相王）也对他十分敬重。

习凿齿返回后，桓温问：“相王（简文帝）怎么样？” 习凿齿答：“是我生平从未见过的贤明之人。” 这句话大大违背了桓温的心意，习凿齿被降职为户曹参军。当时有位僧人释道安，才智出众、能言善辩，从北方来到荆州，与习凿齿初次相见。释道安说：“我是弥天释道安。” 习凿齿答：“我是四海习凿齿。” 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是绝妙的对句。

起初，习凿齿与他的两位舅舅罗崇、罗友都担任州从事。后来习凿齿升任别驾，因职位在舅舅之上，他多次上书请求调整。后来桓温对他的不满情绪加剧，便破格提拔他的两位舅舅，相继担任襄阳都督，将习凿齿调出京城，任荥阳太守。

桓温的弟弟桓秘也有才气，一向与习凿齿关系友好。习凿齿被罢官回乡后，给桓秘写信说：

我在五月初三抵达襄阳，所见之景令人悲伤感慨，毫无欢乐之情，那些悲痛的事，实在不是书信所能详尽描述的。每次去探望舅舅，从北门进入，向西眺望隆中，就想起诸葛亮（号卧龙）的吟唱；向东眺望白沙，就思念庞统（号凤雏）的声名；向北来到樊墟，就怀念邓禹（东汉开国功臣，曾隐居此处）的高尚品德；向南凝望城邑，就追念羊祜（西晋名臣，镇守襄阳时政绩卓著）的风范；纵目檀溪，就想起崔州平、徐庶与诸葛亮的交往；放眼鱼梁洲，就追思羊祜、杜预（二人都曾在襄阳建功）的深远影响。我常常在此徘徊终日，心中充满惆怅，手扶车辕犹豫不决，感慨落泪。

至于曹操设宴的地方、孙坚战死的场所、裴潜（三国魏臣）、杜袭（三国魏臣）的故居、繁钦（东汉文学家）、王粲（东汉文学家）的旧宅，这些遗迹依然存在，像星星一样遍布眼前。那些平庸之辈，又怎能理解我心中的感慨呢！
芬芳从椒兰中散发，清越的声响从美玉中产生。顺应时代辅佐君主的人，必定会留下影响深远的风范；品德高尚超越常人的人，必定会有光照后世的事迹。像以上八位君子（诸葛亮、庞统、邓禹、羊祜、崔州平、徐庶、羊祜、杜预），千年之后仍能让人想起他们的为人，何况他们离现在并不久远呢！过去有过去的时代，现在有现在的时代，怎能知道如今的人才不如过去？百年之后，我与你难道不会像刘表（字景升，东汉末年荆州牧）那样被人追忆吗！
习凿齿的风度与志向，就是这样卓越豪迈。

当时桓温心怀篡夺皇位的野心，习凿齿在荥阳太守任上，撰写《汉晋春秋》来纠正这种不正之风。这部书记述从汉光武帝开始，到晋愍帝结束，其中在三国部分，认为蜀汉因是汉室宗室而应为正统；魏武帝（曹操）虽然为后来晋朝接受曹魏禅让打下基础，但曹魏本身属于篡逆政权；直到晋文帝（司马昭）平定蜀汉，才标志着汉朝灭亡、晋朝真正兴起。习凿齿特意提及晋武帝司马炎的名讳与蜀汉后主刘禅的 “炎兴” 年号相呼应，以此说明晋朝接受禅让是天命所归，并非靠势力强行夺取。《汉晋春秋》共五十四卷。后来习凿齿因脚病，辞官闲居乡里。

等到襄阳被苻坚攻陷，苻坚一向听闻习凿齿的名声，便让人用轿子将他与释道安一同接到自己身边。见面后，苻坚与习凿齿交谈，十分欣赏他，赏赐的礼物非常丰厚。又因为习凿齿有脚疾，苻坚给各地方长官写信说：“过去晋朝平定吴国，得益于陆机、陆云两位人才；如今我攻破汉水以南地区，所得到的人才，不过‘一个半’罢了（‘一个’指习凿齿，‘半个’指释道安，暗赞习凿齿才学远超他人）。” 不久，习凿齿因病情加重返回襄阳。没过多久，襄阳、邓州回归晋朝，朝廷打算征召习凿齿，让他负责编撰国史，恰逢他去世，此事最终没能实现。

习凿齿临终前上疏说：
臣常常认为，大晋应当越过曹魏继承汉朝正统，不应将曹魏的后代列为 “三恪”（古代新王朝为彰显仁政，封前代三王朝的后裔为王侯，称 “三恪”）。但臣身份低微、官职卑微，无法将这一想法上达朝廷，心怀这份愚见，已有三十多年。如今臣身患重病，性命难保，若始终将这份想法藏在心中，终将随身体一同腐朽，这份微薄的心意，实在让人惋惜。臣勉强支撑病体写下一篇论说，呈奏如下。希望陛下考察古代的义理，寻求治国的常道，高瞻远瞩，不因为臣的卑微而忽视臣的言论。

论说如下：
有人问：“魏武帝的功绩覆盖中原，魏文帝从汉朝接受禅让，而您却说汉朝的正统最终由晋朝继承，这难道符合实际道理吗？况且曹魏被废除后，晋朝的统治也并非毫无弊端，晋朝的臣子难道能认同这种说法吗！”
臣回答：“这正是为了尊崇晋朝啊。只是违背常规去迎合世俗，是常人难以理解的；观点不同、心思有别，即便道理卓越也难以被察觉，请允许臣为您详细说明。

“过去汉朝失去统治权，天下分崩离析，三国趁机崛起，鼎立多年，战乱不断，流血百年。虽然各国都有局部的安定，但总体而言仍是乱世。宣皇帝（司马懿）在当时受形势逼迫，被迫辅佐曹魏，像尺蠖一样屈身顺应时势，于是被束缚在仕途之中。他隐藏才华、收敛光芒，如潜龙般处于低位，低头垂首、谨慎行事，心怀敬畏，不仅面临不被接纳的困境，还要承受如‘履霜坚冰’般的危险，处境可以说是极其艰难！魏武帝去世后，宣皇帝才免于大难，开始向南擒获孟达，向东扫荡沿海地区，向西压制强大的蜀汉，随后安抚中原各州，挫败吴军入侵的锋芒，清除曹爽等猜忌他的党羽。他像在嵩山脚下扎根一样巩固根基，培养众多人才来辅佐家族子弟，济世安民的志向得以施展，非凡的功业也得以稳固。

“景皇帝（司马师）、文皇帝（司马昭）相继执政，军事才能冠绝当世，讨伐叛逆、平定叛乱，奠定功勋：席卷梁州、益州，征服西部边疆，功劳可与皇天相比，业绩堪比古代圣贤，辉煌的规制与显赫的福运，显而易见。到了武皇帝（司马炎）时期，终于吞并强大的吴国，统一天下，平定四海，制度与汉王朝一脉相承。消除三国鼎立的巨大祸害，平息汉末以来的纷争，驱散天下的昏暗，建立千年不朽的功勋，这些都是司马氏的功绩。然而若认为晋朝继承曹魏、曹魏继承汉朝，将晋魏禅让比作尧舜禅让，让晋朝自托为曹魏的‘纯臣’，难道不可惜吗！

“如今若说曹魏有取代汉朝的德行，那它的德行远远不足；若说它有平定乱世的功劳，那当时还有孙权、刘备鼎立，天下并未统一。德行不足，就不能说它掌控了当时的天下；当时的天下没有被曹魏完全掌控，曹魏就从未成为天下的正统君主；曹魏的王道不足以服众，曹氏就从未真正成为一天的帝王。过去共工曾统治九州，秦始皇曾平定中原，奴役华夏与异族，独掌天下，尚且不能被列为正统帝王，反被归入战国乱世之中，何况曹魏只是暂时控制几个州的百姓，仅在境内施行权威，怎能将它推崇为一个正统朝代呢！

“若说晋朝曾侍奉曹魏，担心损害皇室德行，拘泥于禅让的名义，认为不能与曹魏割裂，那就是极其糊涂的想法。为什么呢？过去隗嚣占据陇地，公孙述在蜀地称帝，蜀地、陇地的百姓虽然服从他们的统治，但从大义上来说，他们难道能被视为正统吗！况且吴国、楚国曾僭越称王，当时周王室尚未灭亡，子文（春秋时楚国贤臣）、延陵季子（春秋时吴国公子）也没有因此被贬低否定。宣皇帝在曹魏做官，是被性命所迫，并非主动选择辅佐的君主，这对他的德行有什么损害呢？晋魏禅让的义理，本就与尧舜禅让不同，考察实际情况来确定名分，必定会被后世知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事情又怎能掩盖呢！用确立曹魏这个空虚的‘正统’来委屈自己，不如秉持大义来贬低曹魏啊！
“开创大业的人，功绩取决于所作所为，而非所依托的势力；建立功勋的人，评价标准是他们的贡献，而非起步的根基。因此汉高祖从楚怀王那里接受任命，刘氏在秦朝灭亡后趁机兴起，超越项羽、楚怀王这两个伪政权而继承周朝正统，不纠结于近因而看重实际功劳；依据《帝典》考察五德终始，不因为强力执政而怀疑正统道义。汉高帝没有继承楚国的国号，却让汉朝拥有了继承周朝的功业，不仅夺取天下的方式美好，自身的德行也更加厚重。

“天下之事，凡是能借助古代事例来阐明当下，通过过去的史实来印证未来的，都值得借鉴。春秋时期，吴国、楚国都是僭越称王的国家，若楚庄王能凭借鄢郢的实力尊崇有德之君，阖闾能依靠三江的势力顺从天命所归的君主，那么天命所归的君主、有德之君或许会借助他们的力量顺应天意，或许会安抚他们来统一天下，而吴、楚两国也必然会依附周王室，不会被推崇为取代周朝的正统。何况司马氏积累功勋、平定乱世、安抚百姓，是天数所归、众人所推，不依靠燕哙（战国时燕王，曾禅让王位给子之，导致乱政）那样的错误禅让，不依赖所依托的势力，在朝廷中掌控大权，消灭吴、蜀两国，用二十多年的时间运用奇计平定天下，降服了魏武帝没能臣服的势力，扫除了历代没能消除的祸害！

“自汉末天下大乱五六十年，吴国、曹魏违背道义却强大，蜀汉秉持正统却弱小，三国无法统一，百姓长期没有真正的君主。拥有平定天下的大功、被天下人推崇，难道不比被愚昧之人推崇、在微弱势力中接受尊崇更好吗？与天地相配称帝，与夏、商、周三代君主并肩，难道不比在曹氏面前低头、在不正统的政权中小心翼翼更好吗？依据实际情况确立正统，夺取天下时毫无愧疚，这与用诡诈之事依托伪政权、给未来留下动乱隐患，怎能相提并论！因此，可以封曹魏后代以示旧日恩情，但不应将其列为‘三恪’。晋朝继承汉朝正统，功劳实在明显，依据事实确立名分，情理上也能让人信服，又何必凭空尊崇不正统的曹魏，让我们的正统道义在天下人面前受损呢！

“过去周人歌颂祖宗的德行，追述消灭商朝的功绩；孔子阐明大孝的道理，高度称赞与天地相配的义理。后稷在自己的职位上勤奋劳作，当时并未想到要消灭商朝，这与司马氏在曹氏政权中做官，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三代人处于曹魏时期的情况不同。况且曹魏君主的统治之道本就不正统，那么司马氏三代辅佐曹魏的道义责任也并未完全尽到。道义责任未尽，所以才借曹魏的平台施展雄才大略；曹魏统治之道不正，所以君臣之间的礼节也有差异。然而司马氏弘扬道义却不辅佐曹魏，避免了‘逆取’的嫌疑；端坐朝廷不用辛苦征战，却有平定乱世的功劳，正是因为他们的功勋足以统治天下，道义上足以登上皇位。虽然我们的德行比不上周朝，但曹魏的统治之道也不同于商朝啊！

“如今您不怀疑共工不能被列为正统帝王，不质疑汉朝继承周朝而非秦朝，为何偏偏对曹魏是否为正统还迟疑不决、无法明白呢！想要尊崇君主却不知道用尧舜之道来推崇他，想要重视国家却反而将它置于不利之地，这难道是君子的崇高道义吗！若您仍未醒悟，就让我说到这里吧。”

习凿齿的儿子习辟强，才学有父亲的风范，官至骠骑从事中郎。
徐广，字野民，是东莞郡姑幕县人，侍中徐邈的弟弟。徐家世代喜好学习，到徐广时尤其精通学问，诸子百家、天文历法等技艺无不研究阅览。谢玄担任兖州刺史时，征召他为从事；谯王司马恬担任镇北将军时，补任他为参军。
晋孝武帝时期，徐广被任命为秘书郎，负责校勘秘书省的典籍。后来秘书省增设官职，他转任员外散骑侍郎，仍兼任校书一职。尚书令王珣对他十分敬重，举荐他为祠部郎。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当时兼任录尚书事，想让百官对自己行致敬之礼，朝廷内外都顺从他的意愿，司马元显让徐广制定相关礼仪，徐广常常因此感到羞愧。

司马元显引荐徐广为中军参军，后升任领军长史。桓玄辅佐朝政时，任命他为大将军文学祭酒。义熙初年（405 年），徐广奉诏撰写车马服饰的礼仪制度，被任命为镇军谘议，兼任记室，封乐成侯，后转任员外散骑常侍，兼任著作郎。

尚书省上奏说：“左史负责记录君主的言论，右史负责记载国家大事，《乘》（晋国史书）、《志》（郑国史书）在晋、郑两国显扬，《春秋》在鲁国史书里著称。自从本朝有编撰《中兴记》的人以来，帝王的道德与典章制度，在史书中焕发光彩。但从太和年间（366-371 年）以后，历经三朝，清谈风尚与帝王事迹，很快就成了过去的往事。臣等商议，应命令著作郎徐广编撰国史。” 于是朝廷下令让徐广编撰国史。
徐广后升任骁骑将军，兼任徐州大中正，又转任正员常侍、大司农，仍像从前一样兼任著作郎。义熙十二年（416 年），徐广完成《晋纪》编撰，共四十六卷，上表献给朝廷，随后请求解除编撰国史的职务，朝廷没有准许，又升任他为秘书监。

当初，桓玄篡夺皇位时，晋安帝被迫出宫，徐广陪在左右，悲伤之情让身边的人都为之动容。到刘裕接受禅让（建立南朝宋）、晋恭帝退位时，满朝官员中只有徐广一人悲痛感伤，泪流满面。谢晦看到后，对他说：“徐公您这样或许有些过分了吧。” 徐广擦干眼泪回答：“您是宋朝的辅佐功臣，我却是晋朝的遗臣旧人，我们心中忧虑与喜悦的事，本来就不一样啊。” 说完又抽噎起来。随后，徐广以年老体衰为由，请求返回故乡。他生性喜爱读书，即便年老也始终不倦怠，最终在七十四岁时在家中去世。徐广所著的《答礼问》流传于世。

史臣曰
古代的帝王都会设立史官，目的是阐明礼法、树立准则，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制度了。史官记录历史，要追溯事物的源头、理清发展的脉络，记载人物的情感、概括人物的品性，语言含蓄却主旨鲜明，义理清晰且一目了然，这样才能用缇油（古代史官用车载档案时，用缇色丝帛覆盖车盖，代指正史典籍）装饰史册，成为后世遵循的典范。

左丘明去世后，班固、司马迁先后崛起：司马迁在西汉挥动如椽巨笔撰写《史记》，班固在东汉东观（皇家藏书修史机构）秉笔直书著成《汉书》。从此以后，能秉持公正、文采与史实并重，可继承古代典籍传统的史学家，陈寿不就是这样的人吗！江汉地区果然有杰出人才，这确实不假。

虞溥（字允源）本是将领之子，却专心钻研典籍；司马彪（字绍统）身为藩王后裔，却深入研究史书。他们都能编撰文献、缀集史料，留下不朽著作，难道一定要继承家族的学术基业，才能传承先辈的事业吗！

王隐（字处叔）志向有限，虽努力著述，但他的作品内容杂乱、谬误繁多，实在不值得一读。虞预（字叔宁）见识浅薄，还抄袭王隐的成果，即便勉强编成一家之史，也不值得推崇。

干宝（字令升）、孙盛（字安国）有优秀史官的才能，可惜他们的著作（如《搜神记》《晋阳秋》）并非正统的国史典籍。漫长的晋朝历史中，正统的史学传统眼看就要衰落。

邓粲、谢沈继承前代史官的事业，在书斋中整理史料、撰写史书，但他们的作品中，罕见值得称道的新奇观点与深刻义理。习凿齿、徐广都号称擅长修史，能彰显善行、斥责恶行，以此作为对世人的劝诫。

坚守忠诚、秉持正道，是正直之士的本心；背弃道义、谋求荣华，是君子绝不肯做的事。习凿齿（字彦威）曾身陷敌占区（襄阳被苻坚攻陷时），在伪政权（前秦）中徘徊却不失本心；徐广（字野民）遭遇朝代更替（晋亡宋兴），在旧朝（东晋）的遗绪中感伤却坚守气节。言行一致，徐广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赞曰

陈寿身怀才学，如高山般傲然独立，自成一家。
司马彪、虞溥坚守气节，铺陈文辞、梳理史事，条理清晰。
王隐虽有才华却自惭作品粗劣，虞预虽修史书却因抄袭而羞愧。
干宝、孙盛挥笔著述，其才可比前代优秀史官。
邓粲、谢沈虽怀抱笔墨、潜心修史，却未能记录罕见的珍奇史料。
习凿齿钻研思考、徐广文风质朴，二人虽各有特点，却都被载入史册，一同流传后世，供人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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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本节选自《晋书・列传第五十二》，主要记载了陈寿、王长文、虞溥、司马彪、王隐、虞预、孙盛、习凿齿、徐广等多位晋代文人学者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与处世经历，同时包含史臣对他们的评价与赞语。

文中详细梳理了各人的出身背景、人生轨迹：如陈寿历经蜀汉至西晋，因不屈权贵屡遭贬黜，却凭借才学撰成《三国志》，虽因私怨或亲故关联在史书中的表述引发争议，仍获 “良史之才” 的认可；王长文性格放达不羁，拒绝州府征召，闭门著述《通玄经》，后为赡养亲人方才出仕；虞溥重视教育，任鄱阳内史时大修学校、广招学徒，还著文劝勉学子，强调 “学之染人，甚于丹青”，同时注《春秋》、撰《江表传》；司马彪虽因品行问题不得嗣位，却专精治学，撰写《续汉书》并纠正谯周《古史考》的谬误。

此外，文本也记录了众人在著述与仕途上的波折：王隐继承父志编撰晋史，却因虞预的排挤与自身文辞鄙拙，书稿多依赖父作；孙盛著《魏氏春秋》《晋阳秋》，因《晋阳秋》直书桓温枋头之败遭施压，虽被迫修改却另存定本；习凿齿为桓温幕僚，因言忤旨被贬，后著《汉晋春秋》主张 “晋承汉统”，以正历史正统；徐广精通百家之学，奉诏编撰《晋纪》，在晋宋更替时坚守晋室遗臣之志，悲感流涕。

文末的 “史臣曰” 与 “赞曰”，对这些学者的学术贡献、著史态度及品行操守进行了综合评价，肯定了陈寿、司马彪、虞溥、干宝、孙盛等人的史学才能，也指出了王隐、虞预的不足，同时对习凿齿、徐广的处世立场予以评述，凸显了他们在晋代文化与史学发展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