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 列传·第五十三章 顾和传 袁瑰传 袁乔传 袁山松传 江逌传 等原文及白话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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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 列传·第五十三章 顾和传 袁瑰传 袁乔传 袁山松传 江逌传 等 原文及白话文翻译

顾和，字君孝，侍中众之族子也。曾祖容，吴荆州刺史。祖相，临海太守。和二岁丧父，总角便有清操，族叔荣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兴吾宗者，必此子也。”时宗人球亦有令闻，为州别驾，荣谓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王导为扬州，辟从事。月旦当朝，未入，停车门外。周顗遇之，和方择虱，夷然不动。顗既过，顾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顗入，谓导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导亦以为然。和尝诣导，导小极，对之疲睡。和欲叩会之，因谓同坐曰：“昔每闻族叔元公道叶赞中宗，保全江表。体小不安，令人喘息。”导觉之，谓和曰：“卿珪璋特达，机警有锋，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俊。”由是遂知名。既而导遣八部从事之部，和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和独无言。导问和：“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导咨嗟称善。

累迁司徒左曹掾。时东海王冲为长水校尉，妙选僚属，以沛国刘耽为司马，和为主簿。永昌初，除司徒掾。太宁初，王敦请为主簿，迁太子舍人、车骑参军、护军长史。王导为扬州，请为别驾，所历皆著称。迁散骑侍郎、尚书吏部。司空郗鉴请为长史，领晋陵太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书左丞戴抗脏污百万，付法议罪，并免尚书傅玩、郎刘佣官，百僚惮之。迁侍中。初，中兴东迁，旧章多阙，而冕旒饰以翡翠珊瑚及杂珠等。和奏：“旧冕十有二旒，皆用玉珠，今用杂珠等，非礼。若不能用玉，可用白旋珠。”成帝于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劳，欲假其名号，内外皆奉诏。和独上疏以为“周保佑圣躬，不遗其勋，第舍供给拟于戚属，恩泽所加已为过隆。若假名号，记籍未见明比，惟汉灵帝以乳母赵娆为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举必书，将轨物垂则。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帝从之。转吏部尚书，频徙领军将军、太常卿、国子祭酒。

康帝即位，将祀南北郊，和议以为车驾宜亲行。帝从之，皆躬亲行礼。迁尚书仆射，以母老固辞，诏书敕喻，物听暮出朝还，其见优遇如此。寻朝议以端右之副不宜处外，更拜银青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顷之，母忧去职，居丧以孝闻。既练，卫将军褚裒上疏荐和，起为尚书令，遣散骑郎喻旨。和每见逼促，辄号兆恸绝，谓所亲曰：“古人或有释其忧服以祗王命，盖以才足干时，故不得不体国徇义。吾在常日犹不如人，况今中心荒乱，将何以补于万分，只足以示轻忘孝道，贻素冠之义耳。”帝又下诏曰：“百揆务殷，端右总要，而旷职经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贾诸公皆释服从时，不获遂其情礼。况今日艰难百王之弊，尚书令礼已过祥练，岂得听不赴急疾而遂罔极之情乎！”和表疏十余上，遂不起，服阕，然后视职。

时南中郎将谢尚领宣城内史，收泾令陈干杀之，有司以尚违法纠黜，诏原之。和重奏曰：“尚先劾奸脏罪，入甲戍赦，听自首减死。而尚近表云干包藏奸猾，辄收行刑。干事状自郡，非犯军戎，不由都督。案尚蒙亲贤之举，荷文武之任，不能为国惜体，平心听断，内挟小憾，肆其威虐，远近怪愕，莫不解体。尚忝外属，宥之有典，至于下吏，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寝其奏。时汝南王统、江夏公卫崇并为庶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礼所以轨物成教，故有国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统，斯人伦之纪，不二之道也。为人后者，降其所出，夺天属之性，显至公之义，降杀节文，著于周典。案汝南王统为庶母居庐服重，江夏公卫崇本由疏属，开国之绪，近丧所生，复行重制，违冒礼度，肆其私情。闾阎许其过厚，谈者莫以为非，则政道陵迟由乎礼废，宪章颓替始于容违。若弗纠正，无以齐物。皆可下太常夺服。若不祗王命，应加贬黜。”诏从之。和居任多所献纳，虽权臣不苟阿挠。

永和七年，以疾笃辞位，拜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尚书令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赠侍中、司空，谥曰穆。

子淳，历尚书吏部郎、给事黄门侍郎、左卫将军。

袁瑰，字山甫，陈郡阳夏人，魏郎中令涣之曾孙也。祖、父并早卒。瑰与弟猷欲奉母避乱，求为江淮间县，拜吕令，转江都，因南渡。元帝以为丹阳令。中兴建，拜奉朝请，迁治书御史。时东海王越尸既为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瑰与博士傅纯议，以为招魂葬是谓埋神，不可从也。帝然之，虽许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诏禁之。寻除庐江太守。大将军王敦引为谘议参军。俄为临川太守。敦平，为镇南将军卡敦军司。寻自解还都，游于会稽。苏峻之难，与王舒共起义军，以功封长合乡侯，征补散骑常侍，徙大司农寻除国子祭酒。顷之，加散骑常侍。

于时丧乱之后，礼教陵迟，瑰上疏曰：

臣闻先王之教也，崇典训以弘远代，明礼乐以流后生，所以导万物之性，暢为善之道也。宗周既兴，文史载焕，端委垂于南蛮，颂声溢于四海，故延州聘鲁，闻《雅》而叹；韩起适鲁，观《易》而美。何者？立人之道，于斯为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轲系之，诲诱无倦，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节时或有之。

畴昔皇运陵替，丧乱屡臻，儒林之教渐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籍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昔魏武帝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废鞍览卷，投戈吟咏，况今陛下以圣明临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无虞，江外谧静，如之何泱泱之风漠然无闻，洋洋之美坠于圣世乎！古人有言：“《诗》《书》义之府，礼乐德之则。”实宜留心经籍，阐明学义，使讽诵之音盈于京室，味道之贤是则是咏，岂不盛哉！若得给其宅地，备其学徒，博士僚属粗有其官，则臣之愿也。

疏奏，成帝从之。国学之兴，自瑰始也。以年在悬车，上疏告老，寻卒，追赠光禄大夫，谥曰恭。子乔嗣。

乔字彦叔。初拜佐著作郎。辅国将军桓温请为司马，除司徒左西属，不就，拜尚书郎。桓温镇京口，复引为司马，领广陵相。初，乔与褚裒友善，及康献皇后临朝，乔与裒书曰：“皇太后践登正阼，临御皇朝，将军之于国，外姓之太上皇也。至于皇子近属，咸有揖让之礼，而况策名人臣，而交媟人父，天性攸尊，亦宜体国而重矣。故友之好，请于此辞。染丝之变，墨翟致怀，岐路之感，杨硃兴叹，况于将军游处少长，虽世誉先后而臭味同归也。平昔之交，与礼数而降，箕踞之叹，随时事而替，虽欲虚咏濠肆，脱落仪制，其能得乎！来物无停，变化迁代，岂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众以约，愿将军贻情无事，以理胜为任，亲杖贤达，以纳善为大。执笔惆怅，不能自尽。”论者以为得礼。

迁安西谘议参军、长沙相，不拜。寻督沔中诸戍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建武将军、江夏相。时桓温谋伐蜀，众以为不可，乔劝温曰：“夫经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于胸心，然后举无遗算耳。今天下之难，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方胡为弱，将欲除之，先从易者。今溯流万里，经历天险，彼或有备，不必可克。然蜀人自以斗绝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战之具，若以精卒一万，轻军速进，比彼闻之，我已入其险要，李势君臣不过自力一战，擒之必矣。论者恐大军既西，胡必窥觎，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闻万里片征伐，以为内有重备，必不敢动。纵复越逸江渚，诸军足以守境，此无忧矣。蜀土富实，号称天府，昔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国。今诚不能为害，然势据上流，易为寇盗。若袭而取之者，有其人众，此国之大利也。”温从之，使乔以江夏相领二千人为军锋。师次彭模，去贼已近，议者欲两道并进，以分贼势。乔曰：“今深入万里，置之死地，士无反顾之心，所谓人自为战者也。今分为两军，军力不一，万一偏败，则大事去矣。不如全军而进，弃去釜甑，赍三日粮，胜可必矣。”温以为然，即一时俱进。去成都十里，与贼大战，前锋失利，乔军亦退，矢及马首，左右失色。乔因麾而进，声气愈厉，遂大破之，长驱至成都。李势既降，势将邓定、隗文以其属反，众各万余。温自击定，乔击文，破之。进号龙骧将军，封湘西伯。寻卒，年三十六，温甚悼惜之。追赠益州刺史，谥曰简。

乔博学有文才，注《论语》及《诗》，并诸文笔皆行于世。

子方平嗣，亦以轨素自立，辟大司马掾，历义兴、琅邪太守。卒，子山松嗣。

山松少有才名，博学有文章，著《后汉书》百篇。衿情秀远，善音乐。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每因酣醉纵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初羊昙善唱乐，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时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谓“湛屋下陈尸，山松道上行殡。”

山松历显位，为吴郡太守。孙恩作乱，山松守沪渎，城陷被害。

猷字申甫，少与瑰齐名。代瑰为吕令，复相继为江都，由是俱渡江。瑰为丹阳，猷为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论者美之。历位侍中、卫尉卿。猷孙宏，见《文苑传》。

准字孝尼，以儒学知名，注《丧服经》。官至给事中。准子冲，字景玄，光禄勋。冲子耽。

耽字彦道，少有才气，倜傥不羁，为士类所称。桓温少时游于博徒，资产俱尽，尚有负进，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济于耽，而耽在艰，试以告焉。耽略无难色，遂变服怀布帽，随温与债主戏。耽素有艺名，债者闻之而不相识，谓之曰：“卿当不办作袁彦道也。”遂就局十万一掷，直上百万。耽投马绝叫，探布帽掷地，曰：“竟识袁彦道不？”其通脱若此。苏峻之役，王导引为参军，随导在石头。初，路永、匡术、宁等皆峻心腹，闻祖约奔败，惧事不立，迭说峻诛大臣。峻既不纳，永等虑必败，阴结于导。导使耽潜说路永，使归顺。峻平，封秭归男，拜建威将军、历阳太守。咸康初，石季龙游骑十余匹至历阳，耽上列不言骑少。时胡寇强盛，朝野危惧，王导以宰辅之重请自讨之。既而贼骑不多，又已退散，导止不行。朝廷以耽失于轻妄，黜之。寻复为导从事中郎，方加大任，会卒，时年二十五。子质。

质字道和。自涣至质五世，并以道素继业，惟其父耽以雄豪著。及质又以孝行称。官历琅邪内史、东阳太守。质子湛。

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冲粹自立，而无文华，故不为流俗所重。时谢混为仆射，范泰赠湛及混诗云：“亦有后出隽，离群颇骞翥。”湛恨而不答。自中书令为仆射、左光禄大夫、晋宁男，卒于官。湛弟豹。

豹字士蔚，博学善文辞，有经国材，为刘裕所知。后为太尉长史、丹阳尹，卒。

江逌，字道载，陈留圉人也。曾祖蕤，谯郡太守。祖允，芜湖令。父济，安东参军。逌少孤，与从弟灌共居，甚相友悌，由是获当时之誉。避苏峻之乱，屏居临海，绝弃人事，翦茅结宇，耽玩载籍，有终焉之志。本州辟从事，除佐著作郎，并不就。征北将军蔡谟命为参军，何充复引为骠骑功曹。以家贫，求试守，为太末令。县界深山中，有亡命数百家，恃险为阻，前后守宰莫能平。逌到官，召其魁帅，厚加抚接，谕以祸福，旬月之间，襁负而至，朝廷嘉之。州檄为治中，转别驾，迁吴令。

中军将军殷浩将谋北伐，请为谘议参军。浩甚重之，迁长史。浩方修复洛阳，经营荒梗，逌为上佐，甚有匡弼之益，军中书檄皆以委逌。时羌及丁零叛，浩军震惧。姚襄去浩十里结营以逼浩，浩令逌击之。逌进兵至襄营，谓将校曰：“今兵非不精，而众少于羌，且其堑栅甚固，难与校力，吾当以计破之。乃取数百鸡以长绳连之，系火于足。群鸡骇散，飞集襄营。襄营火发，其乱，随而击之，襄遂小败。及桓温奏废浩佐吏，遂免。顷之，除中书郎。升平中，迁吏部郎，长兼侍中。

穆帝将修后池，起阁道，逌上疏曰：

臣闻王者处万乘之极，享富有之大，必显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贵贱。建灵台，浚辟雍，立宫馆，设苑囿，所以弘于皇之尊，彰临下之义。前圣创其礼，后代遵其矩，当代之君咸营斯事。周宣兴百堵之作，《鸿雁》歌安宅之欢；鲁僖修泮水之营，采芹有思乐之颂。盖上之有为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劳为勤，此自古之令典，轨仪之大式也。

夫理无常然，三正相诡，司牧之体，与世而移。致饰则素，故《贲》返于《剥》；有大必盈，则受之以《谦》。损上益下，顺兆庶之悦；享以二簋，用至约之义。是以唐虞流化于茅茨，夏禹垂美于卑室。过俭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圣行之以致至道。汉高祖当营建之始，怒宫库之壮；孝文处既富之世，爱十家之产，亦以播惠当时，著称来叶。

今者二虏未殄，神州荒芜，举江左之众，经略艰难，漕扬越之粟，北馈河洛，兵不获戢，运戍悠远，仓库内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来，水旱为害，远近之收普减常年，财伤人困，大役未已，军国之用无所取给。方之往代，丰弊相悬，损之又损，实在今日。伏惟陛下圣质天纵，凝旷清虚，阐日新之盛，茂钦明之量，无欲体于自然，冲素刑乎万国。《韶》既尽美，则必尽善。宜养以玄虚，守以无为，登览不以台观。游豫不以苑沼，偃息毕于仁义，驰骋极于六艺，观巍巍之隆，鉴二代之文，仰味羲农，俯寻周孔。其为逍遥，足以尊道德之辅，亲搢绅之秀。畴咨以时，顾问不倦，献替讽谏，日月而闻，则庶绩惟凝，六合咸熙，中兴之盛迈于殷宗，休嘉之庆流乎无穷。昔汉起德阳，钟离抗言；魏营宫殿，陈群正辞。臣虽才非若人，然职忝近侍，言不足采，而义在以闻。

帝嘉其言而止。复领本州大中正。升平末，迁太常，逌累让，不许。

穆帝崩，山陵将用宝器，谏曰：“以宣皇顾命终制，山陵不设明器，以贻后则。景帝奉遵遗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亦承前制，无所施设，惟脯Я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宫始用宝剑金舄，此盖太妃罔已之情，实违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为故事，臣请述先旨，停此二物。”书奏，从之。

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书》洪祀之制，于太极前殿亲执虔肃，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逌上疏谏曰：

臣寻《史》《汉》旧事，《艺文志》刘向《五行传》，洪祀出于其中。然自前代以来，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说为祀，而不载仪注。此盖久远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参校。案《汉仪》，天子所亲之祠，惟宗庙而已。祭天于云阳，祭地于汾阴，在于别宫遥拜，不诣坛所。其余群祀之所，必在幽静，是以圆丘方泽列于郊野。今若于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设群神之坐，行躬亲之礼，准之旧典，有乖常式。

臣闻妖眚之发，所以鉴悟时主，故夤畏上通，则宋灾退度；德礼增修，则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验，不易之定理。顷者星辰颇有变异，陛下祗戒之诚达于天人，在予之惧，忘寝与食，仰虔玄象，俯疑庶政，嘉祥之应，实在今日。而犹乾乾夕惕，思广兹道，诚实圣怀殷勤之至。然洪祀有书无仪，不行于世，询访时学，莫识其礼。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阳曰神，阴曰灵。举国相率而行祀，顺四时之序，无令过差。”今案文而言，皆漫而无适，不可得详。若不详而修，其失不小。

帝不纳，逌又上疏曰：

臣谨更思寻，参之时事。今强戎据于关雍，桀狄纵于河朔，封豕四逸，虔刘神州，长旌不卷，钲鼓日戒，兵疲人困，岁无休已。人事弊于下，则七曜错于上，灾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顷者以来，无乃大异。彼月之蚀，义见诗人，星辰莫同，载于《五行》，故《洪范》不以为沴。

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轻变方之重眚，求己笃于禹汤，忧勤逾乎日昃，将修大祀，以礼神祇。传曰：“外顺天地时气而祭其鬼神。”然则神必有号，祀必有义。案洪祀之文，惟神灵大略而无所祭之名，称举国行祀而无贵贱之阻，有赤黍之盛而无牲醴之奠，仪法所用，阙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则举义皆阂；有所施补，则不统其源。汉侍中卢植，时之达学，爱法不究，则不敢厝心。诚以五行深远，神道幽昧，探赜之求难以常思，错综之理不可一数。臣非至精，孰能与此！

帝犹敕撰定，逌又陈古义，帝乃止。逌在职多所匡谏。著《阮籍序赞》、《逸士箴》及诗赋奏议数十篇行于世。病卒，时年五十八。子蔚，吴兴太守。

灌字道群。父瞢，尚书郎。灌少知名，才识亚于逌。州辟主簿，举秀才，为治中，转别驾，历司徒属、北中郎中长史，领晋陵太守。简文帝引为抚军从事中郎，后迁吏部郎。时谢奕为尚书，铨叙不允，灌每执正不从，奕托以他事免之，受黜无怨色。顷之，简文帝又以为抚军司马，甚相宾礼。迁御史中丞，转吴兴太守。灌性方正，视权贵蔑如也，为大司马桓温所恶。温欲中伤之，征拜侍中，以在郡时公事有失，追免之。后为秘书监，寻复解职。时温方执权，朝廷希旨，故灌积年不调。温末年，以为谘议参军。会温薨，迁尚书、中护军，复出为吴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子绩。

绩字仲元，有志气，除秘书郎。以父与谢氏不穆，故谢安之世辟召无所从，论者多之。安薨，始为会稽王道子骠骑主簿，多所规谏。历谘议参军，出为南郡相。会荆州刺史殷仲堪举兵以应王恭，仲堪要绩与南蛮校尉殷顗同行，并不从。仲堪等屡以为言，绩终不为之屈。顗虑绩及祸，乃于仲堪坐和解之。绩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胁！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获死所耳。”一坐为之惧。仲堪惮其坚正，以杨佺期代之。朝廷闻而征绩为御史中丞，奏劾无所屈挠。会稽世子元显专政，夜开六门，绩密启会稽王道子，欲以奏闻，道子不许。车胤亦曰：“元显骄纵，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显闻而谓众曰：“江绩、车胤间我父子。”遣人密让之。俄而绩卒，朝野悼之。

车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吴会稽太守。父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见胤于童幼之中，谓胤父曰：“此兒当大兴卿门，可使专学。”胤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及长，风姿美劭，机悟敏速，甚有乡曲之誉。桓温在荆州，辟为从事，以辩识义理深重之。引为主簿，稍迁别驾、征西长史，遂显于朝廷。时惟胤与吴隐之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又善于赏会，当时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无车公不乐。”谢安游集之日，辄开筵待之。

宁康初，以胤为中书侍郎、关内侯。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眈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阳尹王混擿句，时论荣之。累迁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学生百人，以胤领国子博士。其后年，议郊庙明堂之事，胤以“明堂之制既甚难详，且乐主于和，礼主于敬，故质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广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范而不弘本顺时乎！九服咸宁，四野无尘，然后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时从其议。又迁骠骑长史、太常，进爵临湘侯，以疾去职。俄为护军将军。时王国宝谄于会稽王道子，讽八坐启以道子为丞相，加殊礼。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当阳，非成王之地，相王在位，岂得为周公乎！望实二三，并不宜尔，必大忤上意。”乃称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

隆安初，为吴兴太守，秩中二千石，辞疾不拜。加辅国将军、丹阳尹。顷之，迁吏部尚书。元显有过，胤与江绩密言于道子，将奏之，事泄，元显逼令自裁。俄而胤卒，朝廷伤之。

殷顗，字伯通，陈郡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吴兴太守。顗性通率，有才气，少与从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书郎擢为南蛮校尉。莅职清明，政绩肃举。及仲堪得王恭书，将兴兵内伐，告顗，欲同举。顗不平之，曰：“夫人臣之义，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辅之务，岂籓屏之所图也。晋阳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转切，顗怒曰：“吾进不敢同，退不敢异。”仲堪以为恨。犹密谏仲堪，辞甚切至。仲堪既贵，素情亦殊，而志望无厌，谓顗言为非。顗见江绩亦以正直为仲堪所斥，知仲堪当逐异己，树置所亲，因出行散，托疾不还。仲堪闻其病，出省之，谓顗曰：“兄病殊为可忧。”顗曰：“我病不过身死，但汝病在灭门，幸熟为虑，勿以我为念也。”仲堪不从，卒与杨佺期、桓玄同下。顗遂以忧卒。隆安中，诏曰：“故南蛮校尉殷顗忠绩未融，奄焉陨丧，可赠冠军将军。”弟仲文、叔献别有传。

王雅，字茂达，东海郯人，魏卫将军肃之曾孙也。祖隆，后将军。父景，大鸿胪。雅少知名，州檄主簿，举秀才，除郎中，出补永兴令，以干理著称。累迁尚书左右丞，历廷尉、侍中、左卫将军、丹阳尹，领太子左卫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礼遇，虽在外职，侍见甚数，朝廷大事多参谋议。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举觞，其见重如此。然任遇有过其才，时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于后宫，开北上阁，出华林园，与美人张氏同游止，惟雅与焉。

会稽王道子领太子太傅，以雅为太子少傅。时王珣兒婚，宾客车骑甚众，会闻雅拜少傅，回诣雅者过半。时风俗颓弊，无复廉耻。然少傅之任，朝望属珣，珣亦颇以自幸。及中诏用雅，众遂赴雅焉。将拜，遇雨，请以伞入。王珣不许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贵幸，威权甚震，门下车骑常数百，而善应接，倾心礼之。

帝以道子无社稷器干，虑晏驾之后皇室倾危，乃选时望以为籓屏，将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访雅。雅以恭等无当世之才，不可大任，从从容曰：“王恭风神简贵，志气方严，既居外戚之重，当亲贤之寄，然其禀性峻隘，无所苞容，执自是之操，无守节之志。仲堪虽谨于细行，以文义著称，亦无弘量，且干略不长。若委以连率之重，据形胜之地，今四海无事，足能守职，若道不常隆，必为乱阶矣。”帝以恭等为当时秀望，谓雅疾其胜己，故不从。二人皆被升用，其后竟败，有识之士称其知人。

迁领军、尚书、散骑常侍，方大崇进之，将参副相之重，而帝崩，仓卒不获顾命。雅素被优遇，一旦失权，又以朝廷方乱，内外携离，但慎默而已，无所辩正。虽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颜廷争，凡所谋谟，唯唯而已。寻迁左仆射。隆安四年卒，时年六十七。追赠光禄大夫、仪同三司。

长子准之，散骑侍郎。次协之，黄门。次少卿，侍中。并有士操，立名于世云。

史臣曰：爰在中兴，玄风滋扇，溺王纲于拱默，挠国步于清虚，骨鲠蹇谔之风盖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礼而违显命，山甫献诚谠而振颓风，彦叔之兵谋，道载之正谏，洋洋盈耳，有足可称。灌不屈节于权臣，绩敢危言于贼将，道子殊物之礼，车胤沮之无惧心，仲堪反常之举，殷顗折之以正色，求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悦哀挽于轩冕之辰，彦道欢博徒于衰绖之日，天心已丧，其能济乎！旋及于促龄，俄致于非命，宜哉！

赞曰：顾生轨物，屡申诚谠。袁子崇儒，拯斯颓丧。逌绩刚蹇，车殷忠壮。睠言遗直，莫之能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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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 列传·第五十三章 顾和传 袁瑰传 袁乔传 袁山松传 江逌传 等传现代文翻译

江逌、江灌、江绩、车胤、殷顗、王雅传

顾和，字君孝，是侍中顾众的同族侄子。他的曾祖父顾容，曾任吴国荆州刺史；祖父顾相，曾任临海太守。顾和两岁时父亲去世，童年时就有清正的操守，同族叔父顾荣很器重他，说：“这是我们家族的麒麟儿，能让我们家族兴盛的，一定是这个孩子。” 当时同宗族的顾球也有好名声，担任州别驾，顾荣对顾球说：“你要快点努力，君孝将来会超过你！”

王导担任扬州刺史时，征召顾和为从事。每月初一应当入朝，顾和还没进宫，在宫门外停车等候。周顗路过，看到顾和正在捉虱子，却神色安然，不为所动。周顗走过之后，回头指着顾和的胸口问：“这里面装着什么？” 顾和缓缓回答：“这里面是最难揣测的地方。” 周顗进宫后，对王导说：“你的州吏里有一个能担任尚书令、仆射的人才。” 王导也认同这个看法。

顾和曾去拜见王导，王导当时有些疲倦，对着他就睡着了。顾和想叫醒他，便对同座的人说：“过去常听同族叔父顾元公（顾荣）说，他辅佐晋元帝（司马睿），保全了江南地区。如今他身体稍有不适，真让人担忧。” 王导醒来后，对顾和说：“你才华出众、品行高洁，思维机敏且有锋芒，不只是东南地区的贤才，实在是天下间的俊杰。” 顾和从此声名远扬。

不久后，王导派遣八位从事到各郡巡视，顾和是其中之一，巡视结束后与其他人一同回府拜见。其他从事各自汇报郡守、县令的政绩得失，只有顾和一言不发。王导问顾和：“你听到了什么情况？” 顾和回答：“明公您担任辅政大臣，宁可让法令宽松得能放过吞舟之鱼，也不该凭借传闻来推行严苛的治理。” 王导赞叹着称赞他说得好。

顾和多次升迁，任司徒左曹掾。当时东海王司马冲担任长水校尉，精心挑选下属，任命沛国人刘耽为司马，顾和为主簿。永昌初年（322 年），顾和被任命为司徒掾。太宁初年（323 年），王敦请他担任主簿，后升任太子舍人、车骑参军、护军长史。王导再次担任扬州刺史时，邀请顾和任别驾，他在历任职位上都有出色表现。之后又升任散骑侍郎、尚书吏部郎。司空郗鉴请他担任长史，兼任晋陵太守。

咸康初年（335 年），顾和被任命为御史中丞。他上奏弹劾尚书左丞戴抗贪赃百万，朝廷将戴抗交付司法部门议罪，同时罢免了尚书傅玩、郎官刘佣的官职，朝中百官都对他心生敬畏。后来顾和升任侍中。

当初，晋朝东迁重建（东晋建立）后，旧的典章制度大多缺失，就连皇帝礼帽（冕旒）的装饰也用翡翠、珊瑚和各种杂珠等。顾和上奏说：“古代的冕旒有十二串，都用玉珠装饰，如今用杂珠等物，不合礼制。如果不能用玉珠，可用白旋珠代替。” 晋成帝于是下令太常寺修改冕旒的装饰。

此前，成帝因乳母周氏有抚养自己的功劳，想授予她名号，朝廷内外都顺从诏令，只有顾和上疏反对：“周氏保佑陛下，不应埋没她的功劳，如今给她的宅第、供给已与皇亲国戚相当，施加的恩泽已经过于优厚。若再授予她名号，典籍中没有明确的先例可依 —— 只有汉灵帝曾封乳母赵娆为平氏君，这是末世君主的私人恩惠，并非前代的正规典制。况且君主的每一项举措都会被记载下来，作为后人的准则。如果记载下来的是不合礼法的事，后代人会怎么看待呢！” 成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顾和后转任吏部尚书，又接连调任领军将军、太常卿、国子祭酒。晋康帝即位后，准备祭祀南北郊（祭天、祭地），顾和提议皇帝应亲自前往行礼，康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亲自参与了祭祀仪式。
顾和升任尚书仆射，因母亲年老坚决推辞。朝廷下诏劝谕他，允许他傍晚出宫、早晨入朝（方便照顾母亲），他受到的优待竟到了这种程度。不久后，朝中商议认为尚书仆射（副宰相）这样的要职不应让官员因私外出，于是改任顾和为银青光禄大夫，兼任国子祭酒。没过多久，顾和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守丧期间以孝顺闻名。

守丧期满（练祭，守丧十一个月后的祭祀）后，卫将军褚裒上疏举荐顾和，朝廷起用他为尚书令，派遣散骑郎传达旨意。顾和每次被催促上任，就痛哭到昏厥，对亲近的人说：“古代有人脱下丧服听从君王命令，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才能足以应对时局，所以不得不以国家为重、践行道义。我平时就比不上别人，何况现在内心悲痛混乱，又能对国事有什么补益？这样做只会显得我轻视孝道，违背‘素冠守丧’的礼义罢了。”

康帝又下诏说：“朝廷事务繁多，尚书令是总领朝政的关键职位，如今空缺已久，我深感忧虑。过去先帝在位时政治清明，中原兴盛，山涛、贾充等大臣都脱下丧服顺应时势，没能完全尽到丧礼的孝心。何况如今时局艰难，是历代王朝遗留的弊端，你担任尚书令的丧期已过练祭，怎能因尽孝而不赴任处理紧急事务呢！” 顾和先后上了十多次奏疏推辞，始终没有上任，直到守丧期满，才重新任职。

当时南中郎将谢尚兼任宣城内史，逮捕泾县县令陈干并将其处死，有关部门认为谢尚违法，上奏请求罢免他的官职，皇帝下诏赦免了谢尚。顾和再次上奏说：“谢尚此前因弹劾贪赃罪，已被纳入甲戌年的赦免令，允许他自首减免死罪。但谢尚最近上表说陈干隐藏奸邪之人，就擅自将其逮捕处死。陈干的案件由郡府审理，并非涉及军务，也不由都督管辖。谢尚承蒙陛下信任，身负文武重任，却不能为国家顾全大体、公正断案，反而心怀私怨，滥用威势虐待下属，远近之人都感到震惊，人心涣散。谢尚身为皇亲（皇太后的舅舅），朝廷有赦免他的典制，但对于他手下违法的官吏，应当依法惩处。” 因谢尚是皇太后的舅舅，朝廷最终压下了顾和的奏疏。

当时汝南王司马统、江夏公卫崇都为庶母守丧三年，顾和上奏说：“礼仪是用来规范行为、教化百姓的，因此执政者无不推崇正统、明确根本，以统一纲纪 —— 这是人伦的准则，不可更改的道理。过继给他人当后代的人，要降低对亲生父母的丧礼规格，这是为了克制个人亲情，彰显公义，丧礼的等级规定，在周代典制中已有明确记载。汝南王司马统为庶母居住在守丧的庐舍中，行重丧之礼；江夏公卫崇本是远房亲属，因开国的功绩获封，最近亲生母亲去世，又行重丧之礼，两人都违背礼制，放纵私情。百姓竟认可他们的过度做法，议论者也不认为这是错误，如此一来，政治衰败源于礼制废弃，典章崩坏始于纵容违规。若不纠正，就无法规范百姓行为。应当下令太常寺取消他们的重丧之礼，若不服从王命，应加以贬斥。” 皇帝下诏采纳了他的建议。顾和在任期间，多次提出有益的建议，即使面对权臣，也不随意迎合屈从。

永和七年（351 年），顾和因病重辞官，被任命为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加授散骑常侍，仍保留尚书令一职。同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朝廷追赠他为侍中、司空，谥号为 “穆”。
顾和的儿子顾淳，历任尚书吏部郎、给事黄门侍郎、左卫将军。

袁瑰，字山甫，是陈郡阳夏人，三国魏郎中令袁涣的曾孙。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早年去世。袁瑰与弟弟袁猷想侍奉母亲躲避战乱，请求担任江淮间的县令，被任命为吕县县令，后转任江都县令，趁机南渡长江。晋元帝任命他为丹阳县令。东晋建立后，袁瑰被任命为奉朝请，后升任治书御史。

当时东海王司马越的尸体已被石勒焚烧，他的妃子裴氏请求为司马越招魂安葬，朝廷对此犹豫不决。袁瑰与博士傅纯商议，认为招魂安葬相当于埋葬 “神灵”，不应采纳。元帝认同他们的观点，虽然允许裴氏为司马越招魂安葬，却随即下诏禁止这种做法。

不久后，袁瑰被任命为庐江太守。大将军王敦引荐他为谘议参军，很快又任临川太守。王敦之乱平定后，袁瑰担任镇南将军温峤的军司。不久后，他主动辞职返回京城，在会稽游历。苏峻之乱时，袁瑰与王舒共同发起义军，因功被封为长合乡侯，后被征召补任散骑常侍，调任大司农，不久又任国子祭酒。没过多久，加授散骑常侍。
当时正值战乱之后，礼教衰败，袁瑰上疏说：

臣听说先王的教化，是推崇典章训诫以传之久远，阐明礼乐制度以影响后代，以此引导万物的本性，弘扬为善的道路。周朝兴盛时，文献史册光辉灿烂，礼服礼帽的礼仪传到南方部族，赞颂之声传遍天下 —— 因此延陵季子出使鲁国，听到《雅》乐而赞叹；韩起出使鲁国，观赏《周易》而赞美。为何会这样？因为立身之道，以礼教为首要。孔子在洙水、泗水之间恭敬施教，孟子继承他的事业，教诲诱导不知疲倦，因此仁义的名声至今仍在，礼让的节操至今仍有体现。

过去皇室国运衰落，战乱接连发生，儒家的教化逐渐衰败，学校的礼仪废缺，国子监冷落萧条，典籍无人翻阅，有志向的人空怀抱负却无从施展。从前魏武帝（曹操）亲身披甲上阵，专注于军事功业，尚且能放下马鞍研读典籍、丢下兵器吟诵诗文；何况如今陛下以圣明之姿治理朝政，百官以恭敬之心处理事务，朝野无后顾之忧，江南地区安定太平，怎能让礼乐教化的盛景悄然消失，让美好文明在圣明时代衰落呢！

古人说：“《诗经》《尚书》是道义的府库，礼仪音乐是德行的准则。” 实在应当关注经书典籍，阐明儒学义理，让诵读经典的声音充满京城，让领悟道义的贤士以此为准则、为之咏叹，难道不是一件盛事吗！若能为国子监提供宅地，配备学生，博士及下属官员大致设置齐备，那便是臣的心愿了。
奏疏呈上后，晋成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国子监的复兴，便是从袁瑰开始的。后来袁瑰因年至七十（悬车，古代指官员七十岁辞官），上疏请求退休，不久后去世，朝廷追赠他为光禄大夫，谥号 “恭”。他的儿子袁乔继承爵位。

袁乔，字彦叔。起初被任命为佐著作郎。辅国将军桓温邀请他担任司马，后又被任命为司徒左西属，他没有就任，转而任尚书郎。桓温镇守京口时，再次引荐他为司马，兼任广陵相。
起初，袁乔与褚裒关系友好，等到康献皇后（褚蒜子，褚裒之妹）临朝听政，袁乔给褚裒写信说：“皇太后登上皇位，治理朝廷，将军您对于国家而言，是外姓中的‘太上皇’（指亲缘尊贵、权势重要）。就连皇子等近亲，对您都有揖让之礼，何况是通过策命为官的臣子，却与君主的父亲（指褚裒，皇太后之父）随意交往呢？天性中应尊崇的礼仪，更应从国家大局出发加以重视。因此，过去朋友间的私交，请从此断绝。墨子见染丝变色而心生感慨，杨朱面对歧路而叹息犹豫，何况将军您与我相处日久、长幼有别，虽在世人评价中有先后之分，却有共同的志趣。过去的交情，应随着礼数的变化而降低规格；随意不拘的交往，也应随着时事变化而停止，即便想空自吟咏濠水之乐（指道家超然物外的境界）、摆脱礼仪规制，又怎能做到呢！事物不会停滞，时代不断变迁，不仅时光如此，人事亦是如此。驾驭事物需用心，治理众人需简约，希望将军能放下俗事、心境闲适，以秉持道义为己任，亲近任用贤达之人，以接纳善言为要务。我握笔写信时满心惆怅，难以尽述心意。” 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袁乔言行合乎礼法。

袁乔后升任安西谘议参军、长沙相，没有就任。不久后，他被任命为督沔中诸戍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建武将军、江夏相。当时桓温谋划讨伐蜀地（成汉政权），众人都认为不可行，袁乔却劝桓温说：“谋划重大事业，本就不是常人能理解的，有智慧的人胸有成竹，之后行动才会万无一失。如今天下的祸患，不过是两个敌人（前秦、成汉）罢了。蜀地虽地势险要坚固，却比胡人（前秦）弱小，若想消灭敌人，应先从容易的下手。如今逆江而上万里，途经天险，对方或许已有防备，未必能攻克。但蜀人自认为地处偏远、地势隔绝，依仗其城防坚固，不整治攻防器械。若率领一万精锐士兵，轻装快速进军，等他们得知消息时，我们已攻入险要之地，李势君臣不过是勉强一战，擒获他们是必然的。”
“议论的人担心大军西进后，胡人必会趁机侵犯，这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判断。为何？胡人听说我们万里远征，会认为朝廷内部有重兵防备，必定不敢轻举妄动；即便他们越过长江沿岸，各地驻军也足以防守边境，这一点无需担忧。蜀地物产丰富，号称‘天府之国’，过去诸葛亮曾想凭借它与中原抗衡。如今成汉虽不能对朝廷造成大的危害，但它占据长江上游，容易成为寇盗。若突袭夺取蜀地，既能控制其人口物资，对国家而言是极大的益处。”

桓温听从了袁乔的建议，派袁乔以江夏相的身份率领两千人担任前锋。军队进驻彭模，距离敌军已很近，有人提议兵分两路进军，以分散敌军兵力。袁乔说：“如今深入敌境万里，已处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地，士兵没有后退的念头，这就是所谓的‘人人主动作战’。若现在分兵两路，兵力分散，万一其中一路战败，大事就会失败。不如全军一同前进，丢弃炊具，只带三天的粮草，必定能取胜。” 桓温认为他说得对，当即下令全军同时进军。

在距离成都十里的地方，晋军与敌军展开大战，前锋失利，袁乔的军队也被迫后退，箭甚至射到了他的马首，身边的人都惊慌失色。袁乔却挥军前进，声威气势更加猛烈，最终大败敌军，长驱直入抵达成都。李势投降后，他的部将邓定、隗文率领部众反叛，各有一万多人。桓温亲自率军攻打邓定，袁乔攻打隗文，都将其击败。袁乔因此被晋升为龙骧将军，封为湘西伯。不久后去世，年仅三十六岁，桓温对他的离世深感痛惜，追赠他为益州刺史，谥号 “简”。

袁乔学识渊博且有文才，注释的《论语》《诗经》以及各类文章，都在世间流传。他的儿子袁方平继承爵位，也以端正朴素立身，被征召为大司马掾，历任义兴太守、琅邪太守。袁方平去世后，他的儿子袁山松继承爵位。

袁山松年轻时就有才名，学识渊博且擅长写文章，著有《后汉书》一百篇。他性情清秀高远，精通音乐。过去有《行路难》这首旧歌，歌词颇为粗疏质朴，袁山松喜爱这首歌，便为其修改文辞，调整节奏使其婉转悠扬，常常在醉酒后放声歌唱，听到的人无不落泪。起初羊昙擅长歌唱，桓伊擅长唱挽歌，到袁山松的《行路难》问世后，当时的人将他们三人称为 “三绝”。
当时张湛喜欢在书房前种植松柏（松柏常用于丧葬，有肃穆之意），而袁山松每次外出游玩，总让手下人唱挽歌，人们调侃说：“张湛在屋下陈列‘尸体’（指松柏象征丧葬），袁山松在道路上举办‘葬礼’（指唱挽歌）。”

袁山松历任高位，曾任吴郡太守。孙恩作乱时，袁山松驻守沪渎，城池被攻陷后遇害。

袁瑰的弟弟袁猷，字申甫，年轻时与袁瑰齐名。他接替袁瑰担任吕县县令，后又相继担任江都县令，兄弟二人因此一同渡江南下。袁瑰任丹阳县令时，袁猷任武康县令，兄弟俩在有名的县城担任县令，议论的人都称赞他们。袁猷历任侍中、卫尉卿。他的孙子袁宏，事迹记载在《文苑传》中。

袁准，字孝尼，以儒学闻名，注释过《丧服经》，官至给事中。袁准的儿子袁冲，字景玄，曾任光禄勋。袁冲的儿子袁耽。

袁耽，字彦道，年轻时有才华，洒脱不羁，被士大夫们称赞。桓温年轻时曾沉迷赌博，家产都输光了，还欠了赌债，想找到东山再起的办法却无计可施，便想向袁耽求助。当时袁耽正在为亲人守丧，桓温姑且试着把情况告诉了他。袁耽毫无为难之色，当即换了衣服、怀揣布帽，跟随桓温去和债主赌博。袁耽向来有赌博的名气，债主听说过他却不认识他，对他说：“你恐怕不会像袁彦道那样会赌博吧？” 于是袁耽入局赌博，一次下注就达十万钱，最终赢了上百万钱。袁耽把马鞭子扔在地上大喊，又掏出布帽扔在地上，说：“你们到底认不认识袁彦道！” 他的豁达洒脱竟到了这种程度。

苏峻之乱时，王导引荐袁耽为参军，跟随王导驻守石头城。起初，路永、匡术、夏允等都是苏峻的亲信，他们听说祖约兵败逃亡后，担心苏峻的事业不能成功，接连劝说苏峻诛杀大臣。苏峻没有采纳，路永等人担心最终会失败，便暗中与王导勾结。王导派袁耽暗中劝说路永，让他归顺朝廷。苏峻之乱平定后，袁耽被封为秭归男，任命为建威将军、历阳太守。
咸康初年（335 年），石季龙的十多匹侦察骑兵抵达历阳，袁耽上奏时却没有说明敌军骑兵数量很少。当时胡人势力强盛，朝野上下都很担忧，王导以宰相的身份请求亲自率军讨伐。不久后得知敌军骑兵不多，且已经撤退离散，王导便停止了行动。朝廷认为袁耽上奏轻率虚妄，将他罢官。不久后，袁耽又被任命为王导的从事中郎，正要被委以重任时，却恰逢去世，年仅二十五岁。他的儿子袁质继承爵位。

袁质，字道和。从袁涣到袁质，五代人都以道德朴素传承家业，只有他的父亲袁耽以豪迈著称。到袁质时，又以孝顺闻名，历任琅邪内史、东阳太守。袁质的儿子袁湛。
袁湛，字士深，年轻时就有操守品行，以平和纯粹立身，但没有出众的文采，因此不被世俗看重。当时谢混任仆射，范泰给袁湛和谢混写诗，诗中有 “亦有后出隽，离群颇骞翥”（意为也有后起之秀，脱离众人、展翅高飞）的句子，袁湛认为这是在贬低自己，心中不满，没有回复。袁湛从中书令升任仆射、左光禄大夫，封为晋宁男，在任上去世。他的弟弟袁豹。
袁豹，字士蔚，学识渊博且擅长写文章，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得到刘裕的赏识。后来担任太尉长史、丹阳尹，去世。

江逌，字道载，是陈留郡圉县人。他的曾祖父江蕤，曾任谯郡太守；祖父江允，曾任芜湖县令；父亲江济，曾任安东参军。江逌幼年丧父，与堂弟江灌同住，兄弟间十分友爱和睦，因此获得当时人的赞誉。为躲避苏峻之乱，他隐居在临海郡，断绝与外界的交往，割茅草建造房屋，潜心研读典籍，有在此终老的志向。本州征召他为从事，又授予他佐著作郎一职，他都没有就任。征北将军蔡谟任命他为参军，何充又引荐他担任骠骑功曹。因家境贫寒，江逌请求试用官职，被任命为太末县令。

太末县边界的深山中，有几百家逃亡的人，依仗险要地势盘踞，前后几任县令都无法平定。江逌到任后，召见逃亡者的首领，以优厚的待遇安抚他们，向他们讲明祸福利害，一个月之内，这些人就带着家小前来归附，朝廷对他的政绩予以嘉奖。州府下文征召他为治中，后转任别驾，又升任吴县县令。

中军将军殷浩准备谋划北伐，邀请江逌担任谘议参军。殷浩十分器重他，升任他为长史。当时殷浩正计划收复洛阳，治理荒芜的中原地区，江逌作为主要助手，对殷浩多有辅佐补益，军中的文书檄文都委托给他撰写。那时羌人和丁零人反叛，殷浩的军队震惊恐慌。姚襄在距离殷浩十里的地方扎营，逼近殷浩，殷浩命令江逌出击。江逌进军到姚襄军营附近，对将领们说：“如今我们的士兵并非不精锐，但人数比羌人少，而且他们的壕沟和栅栏十分坚固，难以与他们硬拼，我应当用计谋打败他们。” 于是他找来几百只鸡，用长绳将它们连起来，在鸡脚上系上火种。点燃火种后，群鸡受惊四散飞逃，纷纷落在姚襄的军营中。姚襄的军营顿时起火，士兵陷入混乱，江逌趁机率军进攻，姚襄军队最终小败。后来桓温上奏罢免殷浩的僚属，江逌也随之被免职。不久后，他被任命为中书郎。升平年间（357-361 年），江逌升任吏部郎，长期兼任侍中。

晋穆帝准备修治皇宫后池，修建阁道，江逌上疏劝谏说：
臣听说帝王身处万乘之尊的地位，享有天下的财富，必定要明确制度以彰显崇高，完备礼乐典章以区分贵贱。修建灵台、疏浚辟雍（古代学校）、设立宫馆、开辟苑囿，都是为了弘扬帝王的尊严，彰显统治天下的道义。前代圣王创立这些礼制，后代君主遵循这些规范，历代君主都会兴办这类事务。周宣王修建百间房屋，百姓作《鸿雁》诗吟唱安居的喜悦；鲁僖公营建泮宫（学校），学子作诗歌颂求学的快乐。可见君主有所作为，并非出于个人欲望的满足；臣下侍奉君主，也不会以辛劳为苦 —— 这是自古以来的既定典制，是规范礼仪的重要准则。

然而事物的道理没有永恒不变的，夏、商、周三代的历法各不相同，君主治理国家的方式，也会随时代变化而调整。过分修饰就会回归质朴，因此《周易》中《贲》卦之后紧接着《剥》卦；事物发展到极致必然走向盈满，因此《谦》卦承接在盈满之后。减损君主的享用以增益百姓，能顺应万民的心意；用两只竹筐盛放祭品（表示节俭），体现的是极尽简约的道义。因此唐尧、虞舜在茅草屋中推行教化，夏禹在低矮宫室中留下美名。过于节俭的简陋，虽不符合中庸之道，但三位圣王通过这种做法实现了最完美的治国之道。汉高祖在开始营建宫殿时，曾对宫室的壮丽表示愤怒；汉文帝在国家已经富裕的时代，仍珍惜相当于十户人家财产的花费 —— 他们都通过节俭向当时百姓施予恩惠，在后世著称。

如今两个敌虏（前秦、后赵）尚未消灭，中原地区一片荒芜，朝廷发动江南的民众，艰难谋划北伐；漕运扬州、吴越地区的粮食，向北输送到河洛一带。军队无法休战，运输戍守的路途遥远，国库空虚，百姓疲惫。加上春夏以来，水旱灾害接连发生，各地收成比往年大幅减少，财物匮乏、百姓困苦，而大规模劳役仍未停止，军队和国家的用度无处筹措。与前代相比，如今的富庶与贫困差距悬殊，“损之又损”（极力节俭）的道理，在今天尤为重要。

臣私下认为陛下天生圣明，性情沉静旷达、清虚淡泊，能弘扬日新月异的盛德，具备洞察事理的度量，以自然无为为根本，以淡泊质朴为天下表率。正如《韶》乐既已尽善，便需追求尽美。陛下应当以清静无为修养身心，坚守无为之治，不通过修建台观来登高游览，不通过开辟苑沼来游乐休憩；在仁义中安身立命，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尽情钻研；瞻仰上古圣王的隆盛业绩，借鉴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明，上溯伏羲、神农的教化，下寻周公、孔子的遗训。这样的逍遥生活，足以尊崇道德贤才，亲近士大夫中的杰出人物。陛下若能按时征询治国良策，不倦地向大臣询问政务，让规谏补益的言论每天都能听到，那么各项事业就能安定有序，天下就能兴盛太平，中兴的盛况将超过商王武丁，美好的福泽将流传无穷。

过去汉朝修建德阳殿，钟离意直言劝谏；曹魏营建宫殿，陈群正言反对。臣虽才华不如他们，但身兼近侍之职，言论虽不值得采纳，却有义务将想法上呈陛下。

穆帝赞赏江逌的建议，停止了修池建阁道的工程。江逌又兼任本州大中正。升平末年，他升任太常，多次推辞，朝廷都没有允许。

穆帝去世后，有关部门准备在陵墓中使用珍宝器物，江逌劝谏说：“根据晋宣帝（司马懿）临终遗命制定的制度，陵墓中不设置陪葬的明器，为后代留下准则。晋景帝（司马师）遵奉这一遗制；到文明皇后（王元姬）去世时，晋武帝（司马炎）也遵循前代制度，没有设置珍宝明器，只供奉干肉、肉酱等祭品，使用的也都是瓦器。过去晋康帝（司马岳）的陵墓开始使用宝剑、金鞋，这大概是康帝太妃（褚蒜子）思念不已的私人情感所致，实际上违背了先帝历代相传的制度。如今朝外有人想将宝剑、金鞋作为陵墓陪葬的惯例，臣请求陛下遵循先帝遗旨，停止使用这两种器物。” 奏疏呈上后，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晋哀帝因天象出现异常，想依照《尚书》中 “洪祀” 的制度，在太极前殿亲自举行虔诚肃穆的祭祀，希望以此消除灾祸，命令太常召集博士草拟祭祀礼仪。江逌上疏劝谏说：
臣查阅《史记》《汉书》的旧事，以及《艺文志》中刘向的《五行传》，发现 “洪祀” 的记载出自其中。但自前代以来，从未有君主采用过这一祭祀方式。而且文献中只提到要举行洪祀，却没有记载具体的礼仪程序。这大概是年代久远、不再施行的礼仪，不是普通人能考证清楚的。根据《汉仪》记载，天子亲自参加的祭祀，只有宗庙祭祀而已。在云阳祭祀上天，在汾阴祭祀大地，都是在另外的宫殿中遥拜，不会亲自前往祭坛所在地。其余众神的祭祀场所，必定选在幽静的地方，因此祭天的圆丘、祭地的方泽都设置在郊外荒野。如今若在承明殿庭院、正殿之前，设置众神的神位，君主亲自举行祭祀礼仪，对照古代典制，这与常规礼仪不符。

臣听说灾异的发生，是为了让君主有所警醒觉悟。因此，君主敬畏上天的心意上达天庭，宋国的灾祸就会消退；君主修养道德、完善礼仪，商朝的国运就会兴盛。这是前代已验证的事实，是不可改变的定理。近来星辰出现异常变化，陛下敬畏上天的诚心已通达天人，因担忧灾祸降临而废寝忘食，上对天象心存敬畏，下对政务有所疑虑，吉祥的回应，其实就在今日。但陛下仍勤勉谨慎、日夜警惕，想进一步推行洪祀之礼，实在体现了陛下圣明心怀的恳切与周到。然而洪祀虽有文献记载，却没有具体礼仪，也未在世间施行，询问当今有学识的人，也没有人了解它的礼仪细节。而且文献中说：“洪祀，是大规模的祭祀。阳间的神灵称为‘神’，阴间的神灵称为‘灵’。全国百姓共同参与祭祀，顺应四季的顺序，不使祭祀出现差错。” 如今根据文献描述，这些内容都模糊不清、没有明确指向，无法详细知晓具体流程。若在不了解细节的情况下贸然举行祭祀，失误必定不小。

哀帝没有采纳江逌的劝谏，江逌又上疏说：
臣谨慎地进一步思考，结合当前时事分析。如今强大的戎人占据关中、雍州，凶悍的狄人在黄河以北横行，像大猪一样四处窜扰，残害中原百姓。战旗不曾收卷，战鼓日日警戒，士兵疲惫、百姓困苦，年年没有休战之时。人间事务衰败混乱，天上日月星辰就会出现错乱，灾异的发生，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况且近来的天象，恐怕已是极大的异常。那月亮的亏蚀，《诗经》中已有相关记载；星辰的异常，《五行传》中也有收录，而《洪范》并未将这些视为严重灾异。

陛下如今将日影刻度的异常等同于 “六沴”（六种灾异），把轻微的天象变化比作严重的灾殃，自我要求比夏禹、商汤还恳切，忧虑国事比 “日昃不食”（太阳偏西仍顾不上吃饭）还勤勉，还准备举行大规模祭祀，以礼敬神灵。《左传》说：“对外顺应天地时序节气，祭祀各路鬼神。” 可见神灵必定有明确名号，祭祀必定有特定意义。但查看 “洪祀” 的文献记载，只笼统提及 “神灵”，却没有具体祭祀对象的名称；说 “全国共同参与祭祀”，却没有区分贵贱的礼仪限制；提到用红黍作为祭品，却没有牲畜、酒醴的供奉规定，礼仪制度的缺失不止一处。若完全依照文献记载施行，所有礼仪环节都会受阻；若自行增补内容，又会偏离其本源。

汉朝侍中卢植，是当时学识渊博的大儒，尚且因洪祀礼法无法探究清楚，不敢轻易参与。实在是因为五行学说深奥难懂，神灵之道隐秘难测，探究其中奥秘难以用常规思维推导，错综复杂的道理也无法一一数清。臣并非极致精通此道，又怎能贸然参与这件事呢！

哀帝仍下令撰写制定洪祀礼仪，江逌又陈述古代礼制的义理，哀帝才最终停止。江逌在任期间，多次直言劝谏，还著有《阮籍序赞》《逸士箴》以及诗赋、奏议等数十篇文章，流传于世。他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儿子江蔚，曾任吴兴太守。

江灌，字道群。父亲江瞢，曾任尚书郎。江灌年轻时就有知名度，才识略逊于江逌。州府征召他为主簿，后被推举为秀才，任治中，转任别驾，历任司徒属、北中郎中长史，兼任晋陵太守。简文帝司马昱引荐他为抚军从事中郎，后升任吏部郎。当时谢奕任尚书，在官员考核选拔上处事不公，江灌常常坚持公正立场，不服从谢奕的安排，谢奕便借其他事情罢免了他，江灌被罢官后却没有怨恨之色。不久后，简文帝又任命他为抚军司马，对他以宾客之礼相待，十分敬重。

江灌后升任御史中丞，转任吴兴太守。他性情正直，轻视权贵，因此被大司马桓温厌恶。桓温想陷害他，便征召他为侍中，又以他在吴兴太守任上处理公务有过失为由，追劾罢免了他的官职。后来江灌任秘书监，不久又被解职。当时桓温正掌握大权，朝廷官员都迎合他的心意，因此江灌多年得不到调任。桓温晚年，才任命他为谘议参军。恰逢桓温去世，江灌升任尚书、中护军，后又出任吴郡太守，俸禄增加到中二千石，尚未上任便去世了。他的儿子是江绩。

江绩，字仲元，有志向气节，被任命为秘书郎。因父亲江灌与谢氏家族不和，所以在谢安执政期间，朝廷的征召他都一概拒绝，议论此事的人都称赞他有操守。谢安去世后，江绩才出任会稽王司马道子的骠骑主簿，多次对司马道子进行规劝进谏。他历任谘议参军，后出京任南郡相。

恰逢荆州刺史殷仲堪起兵响应王恭，殷仲堪邀请江绩与南蛮校尉殷顗一同出兵，两人都没有顺从。殷仲堪等人多次劝说，江绩始终不屈服。殷顗担心江绩遭遇灾祸，便在殷仲堪的宴席上试图调解双方关系。江绩说：“大丈夫何至于用死来威胁我！我江仲元已年过六十，只是还不知道自己会葬身何处罢了。” 满座的人都为他感到害怕。殷仲堪忌惮他的刚正，便用杨佺期取代了他的职位。
朝廷得知此事后，征召江绩为御史中丞，他上奏弹劾官员时始终不屈不挠。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专权时，曾在夜间打开京城六门，江绩秘密禀报会稽王司马道子，想上奏朝廷，司马道子没有允许。车胤也说：“司马元显骄横放纵，应当加以约束。” 司马道子却沉默不语。司马元显听说后，对众人说：“江绩、车胤在离间我们父子关系。” 派人秘密斥责他们。不久后江绩去世，朝野上下都为他哀悼。

车胤，字武子，是南平人。曾祖父车浚，曾任吴国会稽太守；父亲车育，曾任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善于识别人才，在车胤幼年时见到他，对车胤的父亲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让你家声名兴盛，应当让他专心求学。” 车胤勤奋好学，不知疲倦，学识渊博且通晓多种学问。

他家境贫寒，不能经常得到灯油，夏天就用白色绢袋装上几十只萤火虫来照明读书，夜以继日地学习。长大后，车胤风度翩翩、容貌俊美，思维敏捷，在乡里享有很好的声誉。桓温在荆州时，征召他为从事，因车胤能清晰辨析义理，桓温十分器重他，引荐他为主簿，逐渐升任别驾、征西长史，最终在朝廷中崭露头角。当时只有车胤与吴隐之凭借出身贫寒却学识渊博而闻名于世。
车胤还善于参与宴饮应酬，当时每逢盛大宴会，只要车胤不在场，众人都会说：“没有车公，宴会就不快乐。” 谢安举办游乐聚会时，总会设宴等待车胤前来。

宁康初年（373 年），朝廷任命车胤为中书侍郎，封关内侯。孝武帝曾讲解《孝经》，仆射谢安陪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眈负责诵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手持经书，车胤与丹阳尹王混负责剖析文句，当时的舆论都认为这是一种荣耀。车胤多次升迁，后任侍中。太元年间（376-396 年），朝廷增设太学生一百人，任命车胤兼任国子博士。

第二年，朝廷商议郊庙、明堂的祭祀事宜，车胤认为：“明堂的制度已经很难详细考证，况且音乐的核心在于和谐，礼仪的核心在于恭敬，因此质朴与文饰的风格不同，乐器也有所差异。既然茅草屋与高大房屋的规格不同，又何必固守明堂的旧有形制，而不弘扬根本、顺应时代呢！等到天下安宁、四方无战事，再修建明堂、辟雍，使其焕发光彩也不迟。” 当时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车胤后又升任骠骑长史、太常，晋爵为临湘侯，因生病离职。不久后任护军将军。当时王国宝谄媚会稽王司马道子，暗示尚书省八位长官上奏，请求任命司马道子为丞相，并给予特殊礼遇。车胤说：“这是周成王尊崇周公的做法。如今陛下亲理朝政，并非周成王那样的幼年君主；相王（司马道子）在位，又怎能比得上周公呢！他的声望与实际才能并不相符，实在不应该这样做，否则必定会大大违背陛下的心意。” 于是称病不上签批这件事。奏疏呈上后，孝武帝大怒，却对车胤的做法十分赞赏。

隆安初年（397 年），车胤任吴兴太守，俸禄为中二千石，他以生病为由推辞，没有就任。朝廷又加授他辅国将军、丹阳尹。不久后，车胤升任吏部尚书。司马元显有过失，车胤与江绩秘密告知司马道子，准备上奏朝廷，事情泄露后，司马元显逼迫车胤自杀。不久后车胤去世，朝廷上下都为他悲痛。

殷顗，字伯通，是陈郡人。祖父殷融，曾任太常卿；父亲殷康，曾任吴兴太守。殷顗性情豁达直率，有才华，年轻时与堂弟殷仲堪一同闻名。太元年间（376-396 年），他从中书郎升任南蛮校尉，任职期间为政清明，政绩显著。

等到殷仲堪收到王恭的书信，准备起兵进攻京城，告知殷顗，想邀请他一同举事。殷顗对此感到不满，说：“臣子的道义，在于谨慎守护自己的职责。朝廷的是非对错，是宰相的职责，岂是地方藩镇所能图谋的！像‘晋阳之师’那样的举兵行为，我不应参与。” 殷仲堪的邀请越发急切，殷顗愤怒地说：“我既不敢赞同你的做法，也不敢反对你。” 殷仲堪对此心怀不满，殷顗仍暗中劝谏殷仲堪，言辞十分恳切。

殷仲堪显贵后，往日的情谊也渐渐改变，且他的志向欲望没有满足之时，认为殷顗的话不对。殷顗看到江绩也因正直被殷仲堪排斥，知道殷仲堪将要驱逐异己、安插亲信，便借外出散心为由，称病不再返回。殷仲堪听说他生病，亲自出宫探望，对殷顗说：“兄长的病实在令人担忧。” 殷顗说：“我的病最多不过是一死，但你的病却会导致灭门之祸，希望你仔细考虑，不要挂念我。” 殷仲堪没有听从，最终与杨佺期、桓玄一同东下进攻京城。殷顗最终因忧虑去世。

隆安年间（397-401 年），朝廷下诏说：“已故南蛮校尉殷顗的忠诚功绩尚未彰显，就突然去世，可追赠他为冠军将军。” 他的弟弟殷仲文、殷叔献，另有传记记载。

王雅，字茂达，是东海郡郯县人，三国魏卫将军王肃的曾孙。祖父王隆，曾任后将军；父亲王景，曾任大鸿胪。王雅年轻时就有知名度，州府征召他为主簿，后被推举为秀才，任郎中，出京补任永兴县令，以办事干练著称。他多次升迁，历任尚书左右丞、廷尉、侍中、左卫将军、丹阳尹，兼任太子左卫率。

王雅喜欢结交下属，恭敬谨慎、奉公守法，孝武帝对他礼遇优厚，即使他担任地方官职，也经常被召见，朝廷大事大多会征求他的意见。孝武帝每次设置酒宴聚会，王雅没到，就不先举杯饮酒，他受到的重视到了这种程度。但他得到的任用和待遇超过了他的实际才能，当时的人把他看作 “佞幸”（因谄媚而得宠）之臣。孝武帝在后宫修建清暑殿，开辟北上阁，游览华林园时，常与美人张氏一同前往，只让王雅陪伴。

会稽王司马道子兼任太子太傅时，任命王雅为太子少傅。当时王珣的儿子结婚，宾客的车马非常多，恰逢众人听说王雅被任命为太子少傅，超过一半的宾客都转而前往王雅家中拜访。当时社会风气衰败，人们不再有廉耻之心。不过太子少傅这一职位，朝廷上下都认为应当由王珣担任，王珣也对此抱有期望。等到朝廷下密诏任用王雅，众人便都转向依附王雅。

王雅即将接受任命时，遇到下雨，请求撑伞进入宫殿，王珣不允许，王雅便冒雨跪拜接受任命。王雅显贵得宠后，权势威震一时，府门前的车马常常有几百辆，他却善于接待宾客，全心全意地以礼相待。

孝武帝认为司马道子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与器量，担心自己去世后皇室陷入危局，便想挑选当时有声望的大臣担任地方要职，作为皇室的屏障，打算提拔王恭、殷仲堪等人，先就此征询王雅的意见。王雅认为王恭等人没有治国理政的实际才能，不能委以重任，便从容说道：“王恭风度高雅、气质尊贵，志向品行端正严肃，既身为外戚（王恭是孝武帝皇后之兄），承担着亲近贤才的托付，但他天性严峻狭隘，缺乏包容之心，秉持固执己见的态度，却没有坚守臣节的长远志向。殷仲堪虽然在小节上谨慎，以文才义理闻名，却也没有宏大的器量，而且军事谋略与治理才能不足。若把地方军政长官的重任交给他们，让他们占据地势险要的州郡，如今天下太平，他们尚且能胜任守土之职；若朝政一旦衰败，他们必定会成为引发祸乱的根源。”

孝武帝认为王恭等人是当时有声望的杰出人才，觉得王雅是嫉妒他们的才能超过自己，因此没有听从他的建议。王恭、殷仲堪最终都得到提拔任用，后来果然如王雅所言，因叛乱失败，有见识的人都称赞王雅善于识人。

王雅后升任领军将军、尚书、散骑常侍，朝廷正准备进一步重用他，让他担任副宰相级别的重要职务，孝武帝却突然去世，王雅未能在临终前接受顾命（辅佐新君的遗命）。王雅一向受到优厚待遇，一旦失去权力，又恰逢朝廷局势混乱，内外人心离散，他只能谨慎沉默，不再对朝政提出纠正意见。即便在孝武帝在位时，他也未能直言冒犯君主、在朝堂上据理力争，凡是涉及谋划商议，都只是顺从附和而已。不久后，王雅升任左仆射。隆安四年（400 年）去世，享年六十七岁。朝廷追赠他为光禄大夫、仪同三司。

王雅的长子王准之，曾任散骑侍郎；次子王协之，曾任黄门郎；三子王少卿，曾任侍中。三人都有士大夫的操守，在当时树立了良好的名声。

史臣曰

东晋中兴以来，玄学清谈之风盛行，君臣将政务荒废于消极无为，让国家前途在清虚空谈中受阻，正直敢言、刚正不阿的风气也渐渐微弱。但顾和（字君孝）坚守情理礼法，敢于违背君主的不当诏令；袁瑰（字山甫）进献忠诚正直的建议，挽救衰败的儒学风气；袁乔（字彦叔）的军事谋略、江逌（字道载）的正直劝谏，这些有益的言论与行动，至今听起来仍有价值，值得称赞。

江灌不屈服于权臣的逼迫，江绩敢于对叛将直言抗争；面对司马道子想要的特殊礼制，车胤无所畏惧地加以阻止；针对殷仲堪违背常理的起兵之举，殷顗以严正态度加以驳斥。即便从古代忠烈之士中寻找类似人物，他们的品行也未必能超过这些人！

袁山松在身居高位时喜爱唱挽歌，袁耽在为亲人守丧期间仍热衷于赌博，当时晋朝的天命已尽，他们又怎能挽救危局！不久后袁山松早逝、袁耽死于非命，这实在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赞曰
顾和（顾生）规范礼仪，屡次进献忠诚正直的谏言；袁瑰（袁子）推崇儒学，挽救了衰败的教化风气。江逌、江绩刚正不阿，车胤、殷顗忠诚壮烈。回顾这些留名后世的正直之士，世间再难有能超越他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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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列传第五十三》以 蔡豹、江逌、江灌、江绩、车胤、殷顗、王雅 等东晋中前期人物为核心，通过记录他们的生平事迹、政治抉择与品格操守，展现了东晋时期士族官员在军政事务、礼制争议、权力博弈中的作为与困境，同时凸显了不同人物 “刚正守节”“直言劝谏”“才学济世” 的鲜明特质。

一、核心人物与关键事迹
列传中每位传主的事迹各有侧重，既独立成篇，又从不同侧面反映东晋政局特点：
1. 蔡豹：勇武却遭冤杀的地方将领
出身名门（东汉蔡邕玄孙），身材矮小却勇猛善战，有 “纵横之才”。西晋末年任徐州刺史，安抚百姓、抵御石勒，因功封关内侯，后因与地方豪强矛盾被罢官。
东晋建立后复职，镇守广陵，多次与后赵交战；奉命讨伐苏峻部将韩晃时作战失利，遭人诬陷谋反，朝廷未加详查便将其处死，百姓皆为其惋惜。其命运折射出东晋初年地方将领的脆弱处境 —— 虽有军功，却易因小过或构陷丧命。

2. 江氏家族：三代坚守正直的仕宦代表
江逌（字道载）：列传核心人物之一，幼年丧父却以清操闻名，隐居避乱时潜心治学，入仕后以 “谏言” 为核心事迹：
穆帝欲修后池、建阁道，他上疏劝谏，以 “二虏未殄、百姓力竭” 为由，主张君主 “守无为、崇节俭”，获帝采纳；
穆帝去世后，反对以珍宝陪葬，援引宣帝、景帝 “不设明器” 的遗制，阻止违背祖制的行为；
哀帝因天象异常欲行 “洪祀”（文献记载模糊的古礼），他反复上疏，指出礼仪无典可依、时局不宜大兴祭祀，最终劝止哀帝。
此外，他辅佐殷浩北伐时，以 “火鸡破营” 的智谋击退姚襄，展现军事才能；著有《阮籍序赞》《逸士箴》等数十篇文赋，是 “文武兼修” 的典型。
江灌（江逌堂弟）：才识稍逊于江逌，但性情方正、不畏权贵。任吏部郎时，因反对尚书谢奕 “铨叙不公” 被罢官，却无怨恨；后遭桓温厌恶陷害，多年不得调任，始终坚守操守，去世前才获重用。
江绩（江灌之子）：继承父辈刚正，因父亲与谢氏不和，谢安执政时拒绝所有征召；任南郡相时，坚决拒绝殷仲堪起兵响应王恭的要求，面对威胁直言 “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胁”；任御史中丞时弹劾不避权贵，后因弹劾司马元显专权遭忌，最终忧愤而卒。

3. 车胤：“囊萤夜读” 的清廉名臣
出身贫寒，以 “囊萤照书” 苦读闻名，长大后博学多通、风姿俊雅，与吴隐之并称 “寒素博学” 的代表。
桓温镇守荆州时引为亲信，后在朝廷历任中书侍郎、国子博士、吏部尚书等职，以 “直言敢谏” 著称：
反对为会稽王司马道子加 “丞相殊礼”，直言 “主上当阳，非成王之地；相王在位，岂得为周公”，触怒权贵却获孝武帝赞赏；
司马元显专权时，与江绩密谋上奏揭发，事泄后被逼迫自杀，以生命坚守气节。其 “囊萤苦读” 的典故流传后世，成为勤学典范。

4. 殷顗：反对叛乱的正直藩臣
出身陈郡殷氏，任南蛮校尉时为政清明。堂弟殷仲堪起兵响应王恭，邀他同谋，他坚决反对，直言 “臣子当慎守职责，不应干预朝廷是非”；即便被威胁，仍暗中劝谏殷仲堪 “叛乱必致灭门”，见其不听，便托病辞官。最终因忧虑殷仲堪的结局，郁郁而终，后被追赠冠军将军，是 “忠于朝廷、反对割据” 的代表。

5. 王雅：得宠却谨慎的近臣
出身东海王氏，年轻时以干练著称，孝武帝对其极为信任 —— 宴饮时 “雅未至，不先举觞”，甚至允许他陪同游览后宫。
关键贡献是 “识人”：孝武帝欲提拔王恭、殷仲堪为地方藩屏，他直言二人 “无当世之才”（王恭狭隘、殷仲堪无干略），预言其 “必为乱阶”，后王、殷果然因叛乱败亡，时人赞其 “知人”。
性格谨慎，虽受宠却不敢 “犯颜廷争”，孝武帝去世后失权，面对朝廷混乱仅 “慎默而已”，最终在隆安四年去世，反映出东晋近臣 “依附皇权却难掌实权” 的局限。

二、章节传递的核心主题与历史背景

“谏言” 与 “礼制”：东晋政治的重要纽带
列传中多位传主的核心事迹围绕 “谏言” 展开（江逌谏修宫、谏洪祀，车胤谏殊礼，殷顗谏叛乱），且谏言多以 “礼制”“祖制” 为依据 —— 如江逌援引宣帝遗制反对珍宝陪葬，车胤以 “周公、成王” 典故驳斥加殊礼，体现东晋 “以礼治国” 的政治传统，也反映士族官员借 “礼制” 约束皇权的努力。

士族与皇权、权臣的博弈
传中人物的命运多与东晋权力结构相关：蔡豹遭诬陷而死，因皇权对地方将领的猜忌；江灌、江绩被桓温、司马元显打压，因权臣专权；王雅得孝武帝宠信却在其死后失势，因东晋皇权 “依赖士族却不稳定”。这些事例共同勾勒出东晋 “皇权弱、士族强、权臣横” 的政治生态。

“刚正守节” 的士人品格
章节通过江氏三代、车胤、殷顗等人的事迹，集中凸显东晋士大夫的 “守节” 精神：江绩拒叛将威胁，车胤宁死不附专权者，殷顗反对堂弟叛乱，均以 “不妥协、不阿附” 为准则，与当时部分士族 “趋炎附势” 的风气形成对比，成为列传的精神内核。

三、章节的历史价值
该列传不仅是单一人物的 “生平记录”，更通过人物群像展现了东晋中前期的社会风貌：
既有 “囊萤夜读” 的寒门励志故事，也有士族官员 “以礼谏君” 的政治实践；
既记录了北伐、平叛等军政事件的细节（如江逌火鸡破营），也保留了东晋礼制争议、学术思想（如对 “洪祀” 的讨论）的珍贵资料；
传末 “史臣曰” 与 “赞曰” 更明确评价：称江逌、车胤等人 “求诸古烈，何以加焉”，将其与古代忠烈之士并列，凸显了《晋书》对 “正直品格” 的推崇，为后世理解东晋士风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