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 列传·第六十一章 晋书 西晋儒者 范平 文立 陈邵 虞喜等儒者事迹与成就 原文及白话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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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 列传·第六十一章 晋书 西晋儒者 范平 文立 陈邵 虞喜等儒者事迹与成就 原文及白话文翻译

○范平 文立 陈邵 虞喜 刘兆 氾毓 徐苗 崔游 范隆 杜夷 董景道 续咸 徐邈 孔衍 范宣 韦謏 范弘之 王欢

昔周德既衰，诸侯力政，礼经废缺，雅颂陵夷。夫子将圣多能，固天攸纵，叹凤鸟之不至，伤麟出之非时，于是乃删《诗》《书》，定礼乐，赞《易》道，修《春秋》，载籍逸而复存，风雅变而还正。其后卜商、卫赐、田、吴、孙、孟之俦，或亲禀微言，或传闻大义，犹能强晋存鲁，籓魏却秦，既抗礼于邦君，亦驰声于海内。及嬴氏惨虐，弃德任刑，炀坟籍于埃尘，填儒林于坑阱，严是古之法，抵挟书之罪，先王徽烈，靡有孑遗。汉祖勃兴，救焚拯溺，粗修礼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东京，斯风不坠。于是傍求蠹简，博访遗书，创甲乙之科，擢贤良之举，莫不纡青拖紫，服冕乘轩，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故晋绅之士，靡然向风，余芳遗烈，焕乎可纪者也。洎当涂草创，深务兵权，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鸿儒硕学，无乏于时。

武帝受终，忧劳军国，时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训卒厉兵，务农积谷，犹复修立学校，临幸辟雍。而荀顗以制度赞惟新，郑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参朝政，子真以好礼居秩宗，虽愧明扬，亦非遐弃。既而荆扬底定，区寓乂安，群公草封禅之仪，天子发谦冲之诏，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时。惠帝缵戎，朝昏政弛，衅起宫掖，祸成籓翰。惟怀逮愍，丧乱弘多，衣冠礼乐，扫地俱尽。元帝运钟百六，光启中兴，贺、荀、刁、杜诸贤并稽古博文，财成礼度。虽尊儒劝学，亟降于纶言，东序西胶，未闻于弦诵。明皇聪睿，雅爱流略，简文玄嘿，敦悦丘坟，乃招集学徒，弘奖风烈，并时艰祚促，未能详备。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郑冲等名位既隆，自有列传，其余编之于左，以续前史《儒林》云。

范平，字子安，吴郡钱塘人也。其先铚侯馥，避王莽之乱适吴，因家焉。平研览坟素，遍该百氏，姚信、贺邵之徒皆从受业。吴时举茂才，累迁临海太守，政有异能。孙晞初，谢病还家，敦悦儒学。吴平，太康中，频征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诏追加谥号曰文贞先生，贺循勒碑纪其德行。

三子：奭、咸、泉，并以儒学至大官。泉子蔚，关内侯。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恆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字广休，巴郡临江人也。蜀时游太学，专《毛诗》、《三礼》，师事谯周，门人以立为颜回，陈寿、李虔为游夏，罗宪为子贡。仕至尚书。蜀平，举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济阴太守，入为太子中庶子。上表请以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诏曰：“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贞清实，有思理器干。前济在阴，政事修明。后事东宫，尽辅导之节。昔光武平陇蜀，皆收其贤才以叙之，盖所以拔幽滞而济殊方也。其以立为散骑常侍。”蜀故尚书犍为程琼雅有德业，与立深交。武帝闻其名，以问立，对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禀姓谦退，无复当时之望，不以上闻耳。”琼闻之曰：“广休可谓不党矣，故吾善夫人也。”时西域献马，帝问立：“马何如？”对曰：“乞问太仆。”帝善之。迁卫尉。咸宁末，卒。所著章奏诗赋数十篇行于世。

陈邵，字节良，东海襄贲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学征为陈留内史，累迁燕王师。撰《周礼评》，甚有条贯，行于世。泰始中，诏曰：“燕王师陈邵清贞洁静，行著邦族，笃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悦典诰，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笃儒教。可为给事中。”卒于官。

虞喜，字仲宁，会稽余姚人，光禄潭之族也。父察，吴征虏将军。喜少立操行，博学好古。诸葛恢临郡，屈为功曹。察孝廉，州举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镇江左，上疏荐喜。怀帝即位，公车征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贺循为司空，先达贵显，每诣喜，信宿忘归，自云不能测也。

太宁中，与临海任旭俱以博士征，不就。复下诏曰：“夫兴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丧乱以来，儒雅陵夷，每览《子衿》之诗，未尝不慨然。临海任旭、会稽虞喜并洁静其操，岁寒不移，研精坟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励俗，博学足以明道，前虽不至，其更以博士征之。”喜辞疾不赴。咸和末，诏公卿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华恆举喜为贤良。会国有军事，不行。咸康初，内史何充上疏曰：“臣闻二八举而四门穆，十乱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阐，有自来矣。方今圣德钦明，思恢遐烈，旌舆整驾，俟贤而动。伏见前贤良虞喜天挺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综广深，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处静味道无风尘之志，高枕柴门，怡然自足。宜使蒲轮纡衡，以旌殊操，一则翼赞大化，二则敦励薄俗。”疏奏，诏曰：“寻阳翟汤、会稽虞喜并守道清贞，不营世务，耽学高尚，操拟古人。往虽征命而不降屈，岂素丝难染而搜引礼简乎！政道须贤，宜纳诸廊庙，其并以散骑常侍征之。”又不起。

永和初，有司奏称十月殷祭，京兆府君当迁祧室，征西、豫章、颍川三府君初毁主，内外博议不能决。时喜在会稽，朝廷遣就喜谘访焉。其见重如此。

喜专心经传，兼览谶纬，乃著《安天论》以难浑、盖，又释《毛诗略》，注《孝经》，为《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数十万言，行于世。年七十六卒，无子。弟豫，自有传。

刘兆，字延世，济南东平人，汉广川惠王之后也。兆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武帝时五辟公府，三征博士，皆不就。安贫乐道，潜心著述，不出门庭数十年。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涂，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短以通之。又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谷梁》，解诂皆纳经传中，硃书以别之。又撰《周易训注》，以正动二体互通其文。凡所赞述百余万言。

尝有人著靴骑驴至兆门外，曰：“吾欲见刘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无称其字者，门人大怒。兆曰：“听前。”既进，踞床问兆曰：“闻君大学，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问之。兆说疑毕，客曰：“此易解耳。”因为辩释疑者是非耳。兆别更立意，客一难，兆不能对。客去，已出门，兆欲留之，使人重呼还。客曰：“亲亲在此营葬，宜赴之，后当更来也。”既去，兆令人视葬家，不见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炤、耀、育、脐。

氾毓，字稚春，济北卢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时人号其家“兒无常父，衣无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贫有志业。父终，居于墓所三十余载，至晦朔，躬扫坟垅，循行封树，还家则不出门庭。或荐之武帝，召补南阳王文学、秘书郎、太傅参军，并不就。于时青土隐逸之士刘兆、徐苗等皆务教授，惟毓不蓄门人，清静自守。时有好古慕德者谘询，亦倾怀开诱，以一隅示之。合《三传》为之解注，撰《春秋释疑》、《肉刑论》，凡是述造七万余言。年七十一卒。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为郡守。曾祖华，有至行。尝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为魏尚书郎，以廉直见称。苗少家贫，昼执锄耒，夜则吟诵。弱冠，与弟贾就博士济南宋钧受业，遂为儒宗。作《五经同异评》，又依道家著《玄微论》，前后所造数万言，皆有义味。性抗烈，轻财贵义，兼有知人之鉴。弟患口痈，脓溃，苗为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抚养孤遗，慈爱闻于州里，田宅奴婢尽推与之。乡邻有死者，便辍耕助营棺郭，门生亡于家，即敛于讲堂。其行己纯至，类皆如此。远近咸归其义，师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从事、治中、别驾、举异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征，并不就。武惠时计吏至台，帝辄访其安不。永宁二年卒，遗命濯巾浣衣，榆棺杂砖，露车载尸，苇席瓦器而已。

崔游，字子相，上党人也。少好学，儒术甄明，恬靖谦退，自少及长，口未尝语及财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为氐池长，甚有惠政。以病免，遂为废疾。泰始初，武帝禄叙文帝故府僚属，就家拜郎中。年七十余，犹敦学不倦，撰《丧服图》，行于世。及刘元海僭位，命为御史大夫，固辞不就。卒于家，时年九十三。

范隆，字玄嵩，雁门人。父方，魏雁门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岁，又丧母，哀号之声，感恸行路。单孤无缌功之亲，疏族范广愍而养之，迎归教书，为立祠堂。隆好学修谨，奉广如父。博通经籍，无所不览，著《春秋三传》，撰《三礼吉凶宗纪》，甚有条义。惠帝时，天下将乱，隆隐迹不应州郡之命，昼勤耕稼，夜诵书典。颇习秘历阴阳之学，知并州将有氛祲之祥，故弥不复出仕。与上党硃纪友善，尝共纪游山，见一父老于穷涧之滨。父老曰：“二公何为在此？”隆等拜之，仰视则不见。后与纪依于刘元海，元海以隆为大鸿胪，纪为太常，并封公。隆死于刘聪之世，聪赠太师。

杜夷，字行齐，庐江灊人也。世以儒学称，为郡著姓。夷少而恬泊，操尚贞素，居甚贫窘，不营产业，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算历图纬靡不毕究。寓居汝颍之间，十载足不出门。年四十余，始还乡里，闭门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时三察孝廉，州命别驾，永嘉初，公车征拜博士，太傅、东海王越辟，并不就。怀帝诏王公举贤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贺循为贤良，夷为方正，乃上疏曰：“臣闻有唐畴咨，元凯时登；汉武钦贤，俊彦响应，故能允协时雍，敷崇盛化。伏见太孙舍人会稽贺循、处士卢江杜夷履道弥高，清操绝俗，思学融通，才经王务。循宰二县，皆有名绩，备僚东宫，忠恪允著。夷清虚冲淡，与俗异轨，考槃空谷，肥遁匿迹。盖经国之良宝，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诏公车，承对册问，必有忠谠良谟，弘益政道矣。”敦于是逼夷赴洛。夷遁于寿阳。镇东将军周馥，倾心礼接，引为参军，夷辞之以疾。馥知不可屈，乃自诣夷，为起宅宇，供其医药。馥败，夷归旧居，道遇兵寇。刺史刘陶告卢江郡曰：“昔魏文侯轼干木之闾，齐相曹参尊崇盖公，皆所以优贤表德，敦励末俗。征士杜君德懋行洁，高尚其志，顷流离道路，闻其顿踬，刺史忝任，不能崇饰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艰屯。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县五吏，恆营恤之，常以市租供给家人粮廪，勿令阙乏。”寻以胡寇，又移渡江，王导遣吏周赡之。元帝为丞相，教曰：“今大义颓替，礼典无宗，朝廷滞义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事。处士杜夷栖情遗远，确然绝俗，才学精博，道行优备，其以夷为祭酒。”夷辞疾，未尝朝会。帝常欲诣夷，夷陈万乘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与夷书曰：“吾与足下虽情在忘言，然虚心历载。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宁论常仪也！”又除国子祭酒。建武中，令曰：“国子祭酒杜夷安贫乐道，静志衡门，日不暇给，虽原宪无以加也。其赐谷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执经问义。夷虽逼时命，亦未尝朝谒，国有大政，恆就夷谘访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请退。诏曰：“先王之道将坠于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刘、杨。搢绅之徒景仰轨训，岂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则焉！”太宁元年卒，年六十六。赠大鸿胪，谥曰贞子。夷临终，遗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顷虽见羁录，冠舄之饰，未尝加体，其角巾素衣，敛以时服，殡葬之事，务从简俭，亦不须苟取矫异也。”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于世。

晏仕至苍梧太守。夷兄弟三人。兄崧，字行高，亦有志节。惠帝时，俗多浮伪，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潜，右卫将军。

董景道，字文博，弘农人也。少而好学，千里追师，所在惟昼夜读诵，略不与人交通。明《春秋三传》、《京氏易》、《马氏尚书》、《韩诗》，皆精究大义。《三礼》之义，专遵郑氏，著《礼通论》非驳诸儒，演广郑旨。永平中，知天下将乱，隐于商洛山，衣木叶，食树果，弹琴歌笑以自娱，毒虫猛兽皆绕其傍，是以刘元海及聪屡征，皆碍而不达。至刘曜时出山，庐于渭汭。曜征为太子少傅、散骑常侍，并固辞，竟以寿终。

续咸，字孝宗，上党人也。性孝谨敦重，履道贞素。好学，师事京兆杜预，专《春秋》、《郑氏易》、教授常数十人，博览群言，高才善文论。又修陈杜律，明达刑书。永嘉中，历廷尉平、东安太守。刘琨承制于并州，以为从事中郎。后遂没石勒，勒以为理曹参军。持法平详，当时称其清裕，比之于公。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皆十卷，行于世。年九十七，死于石季龙之世，季龙赠仪同三司。

徐邈，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姿性端雅，勤行励学，博涉多闻，以慎密自居。少与乡人臧寿齐名，下帷读书，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士，邈既东州儒素，太傅谢安举以应选。年四十四，始补中书舍人，在西省侍帝。虽不口传章句，然开释文义，标明指趣，撰正五经音训，学者宗之。迁散骑常侍，犹处西省，前后十年，每被顾问，辄有献替，多所匡益，甚见宠待。帝宴集酣乐之后，好为手诏诗章以赐侍臣，或文词率尔，所言秽杂，邈每应时收敛，还省刊削，皆使可观，经帝重览，然后出之。是时侍臣被诏者，或宣扬之，故时议以此多邈。及谢安薨，论者或有异同，邈固劝中书令王献之奏加殊礼，仍崇进谢石为尚书令，玄为徐州。邈转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庙迭毁礼，皆有证据。

豫章太守范宁欲遣十五议曹下属城采求风政，并使假还，讯问官长得失。邈与宁书曰：

知足下遣十五议曹各之一县，又吏假归，白所闻见，诚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广其视听。吾谓劝导以实不以文，十五议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辞讼，足下听断允塞，则物理足矣。上有理务之心，则物理足矣。上有理务之心，则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览，庶事无滞，则吏慎其负而入听不惑，岂须邑至里诣，饰其游声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蚕渔之所资，又不可纵小吏为耳目也。岂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由历试；如有所毁，必以著明。托社之鼠，政之其害。自古以来，欲为左右耳目者，无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舆尸，前史所书，可为深鉴。

足下选纲纪必得国士，足以摄诸曹；诸曹皆是良吏，则足以掌文案；又择公方之人以为监司，则清浊能否，与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于耳目哉！昔明德马后未尝顾与左右言，可谓远识，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迁中书侍郎，专掌纶诏，帝甚亲昵之。

初，范宁与邈皆为帝所任使，共补朝廷之阙。宁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为王国宝所谗，出守远郡。邈孤宦易危，而无敢排强族，乃为自安之计。会帝颇疏会稽王道子，邈欲和协之，因从容言于帝曰：“昔淮南、齐王，汉晋成戒。会稽王虽有酣媟之累，而奉上纯一，宜加弘贷，消散纷议，外为国家之计，内慰太后之心。”帝纳焉。邈尝诣东府，遇众宾沈湎，引满喧哗。道子曰：“君时有暢不？”邈对曰：“邈陋巷书生，惟以节俭清修为暢耳。”道子以邈业尚道素，笑而不以为忤也。道子将用为吏部郎，邈以波竞成俗，非己所能节制，苦辞乃止。

时皇太子尚幼，帝甚钟心，文武之选皆一时之后。以邈为前卫率，领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经。帝谓邈曰：“虽未敕以师礼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经必敬，自魏晋以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故帝有云。邈虽在东宫，犹朝夕入见，参综朝政，修饰文诏，拾遗补阙，劬劳左右。帝嘉其谨密，方之于金霍，有托重之意，将进显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骁骑将军。隆安元年，遭父忧。邈先疾患，因哀毁增笃，不逾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伤悼，识者悲之。

邈莅官简惠，达于从政，论议精密，当时多谘禀之，触类辩释，问则有对。旧疑岁辰在卯，此宅之左则彼宅之右，何得俱忌于东。邈以为太岁之属，自是游神，譬如日出之时，向东皆逆，非为藏体地中也。所注《谷梁传》，见重于时。

邈长子豁，有父风，以孝闻，为太常博士、秘书郎。豁弟浩，散骑侍郎。镇南将军何无忌请为功曹，出补西阳太守，与无忌俱为卢循所害。邈弟广，别有传。

孔衍，字舒元，鲁国人，孔子二十二世孙也。祖文，魏大鸿胪。父毓，征南军司。衍少好学，年十二，能通《诗》《书》。弱冠，公府辟，本州举异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东，元帝引为安东参军，专掌记室。书令殷积，而衍每以称职见知。中兴初，与庚亮俱补中书郎。明帝之在东宫，领太子中庶子。于时庶事草创，衍经学深博，又练识旧典，朝仪轨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并亲爱之。王敦专权，衍私于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彦，搜扬才俊，询谋时政，以广圣聪。”敦闻而恶之，乃启出衍为广陵郡。时人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虽郡邻接西贼，犹教诱后进，不以戎务废业。石勒尝骑至山阳，敕其党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视职期月，以太兴三年卒于官，年五十三。

衍虽不以文才著称，而博览过于贺循，凡所撰述，百余万言。

子启，卢陵太守。

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学不及衍，涉世声誉过之。元帝以为主簿，转参军，稍迁侍中，徙太子左卫率，卒，追赠太仆。

范宣，字宣子，陈留人也。年十岁，能诵《诗》《书》。尝以刀伤手，捧手改容。人问痛邪，答曰：“不足为痛，但受全之体而致毁伤，不可处耳。”家人以其年幼而异焉。少尚隐遁，加以好学，手不释卷，以夜继日，遂博综众书，尤善《三礼》。家至贫俭，躬耕供养。亲没，负土成坟，庐于墓侧。太尉郗鉴命为主簿，诏征太学博士、散骑郎，并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羡见宣茅茨不完，欲为改宅，宣固辞之。庾爰之以宣素贫，加年荒疾疫，厚饷给之，宣又不受。爰之问宣曰：“君博学通综，何以太儒？”宣曰：“汉兴，贵经术，至于石渠之论，实以儒为弊。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仆诚太儒，然‘丘不与易’。”宣言谈未尝及《老》《庄》。客有问人生与忧俱生，不知此语何出。宣云：“出《庄子·至乐篇》。”客曰：“君言不读《老》《庄》，何由识此？”宣笑曰：“小时尝一览。”时人莫之测也。

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讲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儒博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恆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年五十四卒。著《礼》《易论难》皆行于世。

子辑，历郡守、国子博士、大将军从事中郎。自免归，亦以讲授为事。义熙中，连征不至。

韦謏，字宪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学，善著述，于群言秘要之义，无不综览。仕于刘曜，为黄门郎。后又入石季龙，署为散骑常侍，历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征为廷尉，识者拟之于、张。前后四登九列，六在尚书，二为侍中，再为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谏，陈军国之宜，多见允纳。著《伏林》三千余言，遂演为《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记世事数十万言，皆深博有才义。

至冉闵，又署为光禄大夫。时闵拜其子胤为大单于，而以降胡一千处之麾下。謏谏曰：“今降胡数千，接之如旧，诚是招诱之恩。然胡羯本为仇敌，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变起须臾，败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狃，而况千乎！愿诛屏降胡，去单于之号，深思圣五苞桑之诫也。”闵志在绥抚，锐于澄定，闻其言，大怒，遂诛之，并杀其子伯阳。

謏性不严重，好徇己之功，论者亦以是少之。尝谓伯阳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为我对，正值恶抵。”伯阳曰：“伯阳之不肖，诚如尊教，尊亦正值软抵耳。”謏惭无言。时人传之，以为嗤笑。

范弘之，字长文，安北将军汪之孙也。袭爵武兴侯。雅正好学，以儒术该明，为太学博士。时卫将军谢石薨，请谥，下礼官议。弘之议曰：

石阶藉门廕，屡登崇显，总司百揆，翼赞三台，闲练庶事，勤劳匪懈，内外佥议，皆曰与能。当淮肥之捷，勋拯危坠，虽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时立功，石亦与焉。又开建学校，以延胄子，虽盛化未洽，亦爱礼存羊。然古之贤辅，大则以道事君，侃侃终日；次则厉身奉国，夙夜无怠；下则爱人惜力，以济时务。此数者，然后可以免惟尘之议，塞素餐之责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则论道，唱言无忠国之谋，守职则容身而已，不可谓事君；货黩京邑，聚敛无厌，不可谓厉身；坐拥大众，侵食百姓，《大东》流于远近，怨毒结于众心，不可谓爱人；工徒劳于土木，思虑殚于机巧，纨绮尽于婢妾，财用縻于丝桐，不可谓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国之所去也。

先王所以正风俗，理人伦者，莫尚乎节俭，故夷吾受谤乎三归，平仲流美于约己。自顷风轨陵迟，奢僭无度，廉耻不兴，利竞交驰，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绝其流。汉文袭弋绨之服，诸侯犹侈；武帝焚雉头之裘，靡丽不息。良由俭德虽彰，而威禁不肃；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罚其违，亡贬其恶，则四维必张，礼义行矣。

案谥法，因事有功曰“襄”，贪以败官曰“墨”，宜谥曰襄墨公。

又论殷浩宜加赠谥，不得因桓温之黜以为国典，仍多叙温移鼎之迹。时谢族方显，桓宗犹盛，尚书仆射王珣，温故吏也，素为温所宠，三怨交集，乃出弘之为余杭令。将行，与会稽王道子笺曰：

下官轻微寒士，谬得厕在俎豆，实惧辱累清流，惟尘圣世。窃以人君居庙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聪明内照，亦赖群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尧，以启辟为首；咎繇谟禹，以侃侃为先，故下无隐情之责，上收神明之功。敢缘斯义，志在输尽。常以谢石黩累，应被清澄，殷浩忠贞，宜蒙褒显，是以不量轻弱，先众言之。而恶直丑正。其徒实繁，虽仰恃圣主钦明之度，俯赖明公爱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实有无赖。下官与石本无怨忌，生不相识，事无相干，正以国体宜明，不应稍计强弱。与浩年时邈绝，世不相及，无复藉闻，故老语其遗事耳，于下官之身有何痛痒，而当为之犯时干主邪！

每观载籍，志士仁人有发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怀知阳愚负情曲从者，所用虽异，而并传后世。故比干处三仁之中，箕子为名贤之首。后人用舍，参差不同，各信所见，率应而至，或荣名显赫，或祸败系踵，此皆不量时趣，以身尝祸，虽有硁硁之称，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为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艰难，斯谈实过。下官知主上圣明，明公虚己，思求格言，必不使尽忠之臣屈于邪枉之门也。是以敢献愚诚，布之执事，岂与昔人拟其轻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尽忠而已，不应复计利钝，事不允心则谠言悟主，义感于情则陈辞靡悔。若怀情藏意，蕴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于明君，明君所以致法于群下者也。

桓温事迹，布在天朝，逆顺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岂或异！凡厥黔首，谁独无心！举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顿笔按气，不敢多云。桓温于亡祖，虽其意难测，求之于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为温吏，推之情礼，义兼他人。所以每怀愤发，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寻之。王珣以下官议殷浩谥，不宜暴扬桓温之恶。珣感其提拔之恩，怀其入幕之遇，托以废黜昏暗，建立圣明，自谓此事足以明其忠贞之节。明公试复以一事观之。昔周公居摄，道致升平，礼乐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圣，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犹复遽避君位，复子明辞。汉之霍光，大勋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万机。故能君臣俱隆，道迈千岁。若温忠为社稷，诚存本朝，便当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还万机，退守籓屏？方提勒公王，匡总朝廷，岂为先帝幼弱，未可亲政邪？将德桓温，不能听政邪？又逼胁袁宏，使作九锡，备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从，惟谢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会上天降怒，奸恶自亡，社稷危而复安，灵命坠而复构。

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中宗、肃祖敛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亲览万机，明公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复不于今大明国典，作制百代，不审复欲待谁？先王统物，必明其典诰，贻厥孙谋，故令问休嘉，千岁承风。愿明公远览殷周，近察汉魏，虑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

又与王珣书曰：

见足下答仲堪书，深具义发之怀。夫人道所重，莫过君亲，君亲所系，忠孝而已。孝以扬亲为主，忠以节义为先。殷侯忠贞居正，心贯人神，加与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阔艰难，夷嶮以之，虽受屈奸雄，志达千载，此忠贞之徒所以义干其心不获以已者也。既当时贞烈之徒所究见，亦后生所备闻，吾亦何敢苟避狂狡，以欺圣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怀知己之小惠，欲以幕府之小节夺名教之重义，于君臣之阶既以亏矣。尊大君以殷侯协契忠规，同戴王室，志厉秋霜，诚贯一时，殷侯所以得宣其义声，实尊大君协赞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温小顾，怀其曲泽，公在圣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叶，领军之基一构而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丧气，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则非忠，语子则非孝。二者既亡，吾谁畏哉！

吾少尝过庭，备闻祖考之言，未尝不发愤冲冠，情见乎辞。当尔之时，惟覆亡是惧，岂暇谋及国家。不图今日得操笔斯事，是以上愤国朝无正义之臣，次惟祖考有没身之恨，岂得与足下同其肝胆邪！先君往亦尝为其吏，于时危惧，恆不自保，仰首圣朝，心口愤叹，岂复得计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纯臣，子骏以下委质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顺，后人亦已鉴其成败。每读其事，未尝不临文痛叹，愤忾交怀。以今况古，乃知一揆耳。

弘之词虽亮直，终以桓、谢之故不调，卒于余杭令，年四十七。

王欢，字君厚，乐陵人也。安贫乐道，专精耽学，不营产业，常丐食诵《诗》，虽家无斗储，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毁其书而求改嫁，欢笑而谓之曰：“卿不闻硃买臣妻邪？”时闻者多哂之。欢守志弥固，遂为通儒。至慕容晞袭伪号，署为国子博士，亲就受经。迁祭酒。及晞为苻坚所灭，欢死于长安。

史臣曰：范平等学府儒宗，誉隆望重，或质疑是属，或师范攸归，虽为未及古人，故亦一时之俊。若仲宁之清贞守道，抗志柴门；行齐之居室屡空，栖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铲迹销声；宣子之乐道安贫，弘风阐教：斯并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协和主相，刊削繁辞，可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舒元入参机务，明主赏其博闻；出莅边隅，犷狄钦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论，不避朝权，贬石抵温，斯为当矣，遂乃厄三怨，以至陵迟，悲夫！

赞曰：郁郁周文，洋洋汉典。炙輠流誉，解颐飞辩。雅诰弗沦，微言复显。爰及晋代，斯风逾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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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列传第六十一》主要记载了多位西晋时期儒者的事迹，开篇先阐述了儒学的发展变迁，而后具体介绍了范平、文立、陈邵、虞喜等儒者的生平经历与学术成就，以下是主要内容介绍：

儒学发展概述：周朝衰落时，礼经废缺，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道，修《春秋》，使经典得以保存和修正。此后卜商、卫赐等儒者或亲受孔子教诲，或传闻大义，在各国发挥了重要作用。秦朝时，儒学遭到焚坑之祸。汉朝建立后，逐渐重视文儒，到汉武帝时崇尚文儒，此风一直延续。曹魏时期，虽注重兵权，但也有不少鸿儒硕学。西晋武帝时，在忙于军国事务的同时，仍修立学校。然而，惠帝以后，朝政混乱，衣冠礼乐扫地俱尽。元帝中兴后，虽尊儒劝学，但成效未显。整个晋代，崇尚浮华竞争，忽视礼法，导致宪章弛废，名教颓毁，最终引发五胡之乱，两京沦陷。

范平：吴郡钱塘人，研览经典，遍通百氏，姚信、贺邵等人都曾向他求学。吴国时他被举为茂才，累迁临海太守，政有异能。孙吴灭亡后，太康年间，朝廷频繁征召他，他都没有出仕，六十九岁时去世，朝廷追加谥号为文贞先生，贺循为他勒碑记载德行。

文立：泰始初，任济阴太守，后入为太子中庶子。他上表请求叙用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以慰巴蜀之心，倾吴人之望，此事得以施行。他忠贞清实，有思理器干，后事东宫，尽辅导之节。
陈邵：以儒学被徵为陈留内史，累迁燕王师。他清贞洁静，行著邦族，笃志好古，博通六籍，武帝下诏称赞他，认为他适合在左右以笃儒教。

虞喜：少立操行，博学好古。怀帝即位后，公车徵拜博士，他不就。太宁中，与临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仍不就。咸和末，太常华恒举他为贤良，因国有军事，未行。咸康初，内史何充上疏推荐他，朝廷以散骑常侍徵之，他也没有应召。永和初，朝廷就十月殷祭时京兆府君等迁祧之事，派人向他谘访。

杜夷：武帝时，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他认为《春秋》三家说法不同，诸儒争议纷然，于是作《春秋调人》七万馀言，以通三家之异。元帝为丞相时，以他为儒林祭酒，国有大政，常向他谘访。明帝即位后，他自表请退。

泛毓：济北卢人，世代儒素，敦睦九族。他少履高操，清静自守，不蓄门人。合《三传》为之解注，撰《春秋释疑》《肉刑论》等，共七万馀言，七十一岁时去世。

徐邈：东州儒素，太傅谢安举以应选，补中书舍人，在西省侍帝。他虽不口传章句，但能开释文义，标明指趣，撰正五经音训，学者宗之。迁散骑常侍后，前后十年，每被顾问，辄有献替，多所匡益。谢安薨后，他劝中书令王献之奏加殊礼，后转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庙迭毁礼，皆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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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 列传·第六十一章 晋书 西晋儒者 范平 文立 陈邵 虞喜等儒者事迹与成就 现代文翻译

从前周朝的德运衰败后，诸侯凭借武力施行政令，礼经废弛残缺，《雅》《颂》等典籍的教化作用也逐渐衰落。孔夫子兼具圣明与多种才能，本是上天赋予的资质，他感叹凤鸟不来，哀伤麒麟出现不合时宜，于是就删订《诗经》《尚书》，制定礼仪乐律，阐发《易经》的道理，修撰《春秋》，使散失的典籍重新保存，使《风》《雅》的教化由变乱回归正轨。之后，卜商、卫赐、田子方、吴起、孙膑、孟子这类人，有的亲身聆听孔子的精微言论，有的传承其大义，尚且能使晋国强大、鲁国保存，捍卫魏国、击退秦国，既能与诸侯国君分庭抗礼，也在天下闻名。

到了嬴秦统治时期，政令残酷暴虐，抛弃德政而任用刑罚，将典籍焚烧成灰烬，把儒生活埋在坑阱之中，严格推行 “以古非今者族” 的法令，对私藏书籍的人治罪，前代圣王的光辉业绩，几乎荡然无存。汉高祖崛起，拯救百姓于水火，粗略修订礼仪法律，来不及顾及礼乐教化之事。到了汉武帝时，崇尚文治儒学。延续到东汉，这种风气也没有衰落。于是广泛寻求残缺的竹简，博访散失的典籍，设立甲乙科举制度，选拔贤良人才，（被选拔的人）无不身佩青紫印绶，身穿礼帽礼服、乘坐轩车，有的从平民一跃成为公卿，有的短短几十天就登上三公之位。因此士大夫们，纷纷向往这种风尚，留下的美名和功业，光辉得足以记载。

等到曹魏政权初创，专注于军事权力，但君主喜好文治，朝廷中有很多君子，学识渊博的儒者，在当时也不匮乏。

晋武帝接受天命（建立西晋）后，为军国大事操劳，当时刚刚吞并蜀汉，又正忙于平定江南，训练士兵、磨砺兵器，致力于农业生产、囤积粮食，即便如此，仍然修建学校，亲临太学。而荀顗凭借制定制度辅佐新政，郑冲以儒学宗师的身份登上太傅、太保之位，张华因博学多识参与朝政，刘寔因重视礼仪担任太常，虽然在举贤任能方面有所欠缺，但也没有疏远儒学。不久，荆州、扬州平定，全国安定，大臣们草拟封禅的礼仪，天子发布谦逊的诏令，虽然不足以和夏、商、周三代比隆，但也在当时独擅美名。

晋惠帝继承帝位后，朝政昏暗、政令废弛，祸乱从宫廷兴起，灾难由藩王酿成。从怀帝到愍帝，丧乱繁多，礼乐制度，扫地殆尽。元帝时运逢乱世，开启中兴大业，贺循、荀崧、刁协、杜夷等贤士都能考察古事、博览群书，裁定礼仪制度。虽然尊崇儒学、鼓励学习，屡次下达诏令，但学校里，始终没听到诵读经书的声音。明帝聪慧，向来喜爱典籍；简文帝沉静少言，崇尚喜爱古籍，于是招集学生，大力倡导儒学风气，只是当时时局艰难、国运短促，未能详尽完备。

晋朝从西晋到东晋，无不崇尚浮华竞争，效法虚无玄学，摒弃孔子故里的经典，研习正始年间的玄谈余论，把礼法视为流俗，把放纵怪诞当作清高，最终导致典章制度废弛，名教衰败，五胡趁机争夺天下，两京相继沦陷，国运衰竭、道义消亡，真让人长叹不已。郑冲等人地位尊贵，自有列传记载，其余的人编在这篇传记里，以接续前代史书的《儒林传》。

范平，字子安，是吴郡钱塘人。他的先祖铚侯范馥，为躲避王莽之乱到了吴地，于是在此安家。范平研读古籍，通晓诸子百家，姚信、贺邵等人都曾跟随他学习。在吴国时被举荐为茂才，多次升迁至临海太守，治理政务有特殊才能。孙晞初年，他称病回家，专心喜好儒学。吴国平定后，太康年间，朝廷多次征召他，他都没有就任，六十九岁时去世。朝廷下诏追赠谥号为文贞先生，贺循为他刻碑记载德行。

范平有三个儿子：范奭、范咸、范泉，都凭借儒学官至高位。范泉的儿子范蔚，封为关内侯。范家世代好学，有书籍七千多卷。远近前来读书的人常有一百多，范蔚为他们提供衣食。范蔚的儿子范文才，幼年时也有名气。

文立，字广休，是巴郡临江人。在蜀汉时游学太学，专门研究《毛诗》《三礼》，师从谯周，学生们把文立比作颜回，陈寿、李虔比作子游、子夏，罗宪比作子贡。在蜀汉官至尚书。蜀汉平定后，被举荐为秀才，任命为郎中。泰始初年，担任济阴太守，后入朝任太子中庶子。他上奏章请求将诸葛亮、蒋琬、费祎等人的子孙从流放的中原地区召回，应当予以任用，一来慰藉巴蜀百姓的心，二来安定吴地人的期望，这些事都得到施行。诏令说：“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诚正直、清廉务实，有思辨能力和才干。之前在济阴任职，政事清明。后来在东宫侍奉，尽到了辅导的职责。从前光武帝平定陇蜀后，都收录那里的贤才加以任用，大概是为了提拔隐居的人才、安抚不同地区的人。任命文立为散骑常侍。”

蜀汉前尚书犍为人程琼素有德行功业，与文立交情深厚。晋武帝听说他的名声，问文立：“程琼怎么样？” 文立回答说：“我非常了解他，只是他年近八十，性情谦逊退让，没有当时人追求的名望，所以没向您禀报。” 程琼听说后说：“广休可以说是不结党营私了，所以我和他交好啊。” 当时西域进献马匹，武帝问文立：“马怎么样？” 文立回答说：“请询问太仆。” 武帝认为他说得好。文立升任卫尉。咸宁末年去世。他所著的章奏诗赋几十篇流传于世。
陈邵，字节良，是东海襄贲人。郡里举荐他为孝廉，他没有就任。因儒学被征召为陈留内史，多次升迁至燕王师。他撰写《周礼评》，条理非常清晰，流传于世。泰始年间，诏令说：“燕王师陈邵清廉正直、品行高洁，在乡里有美名，专心喜好古学，博通六经，沉湎喜爱典籍，年老而不倦怠，应当在身边辅佐以弘扬儒教。可任为给事中。” 在任上去世。

虞喜，字仲宁，是会稽余姚人，是光禄勋虞潭的族人。父亲虞察，曾任吴国征虏将军。虞喜年轻时就树立操守品行，博览群书、喜好古学。诸葛恢治理会稽郡时，屈请他担任功曹。被举荐为孝廉，州里举荐为秀才，司徒征召，他都没有就任。元帝刚镇守江东时，上奏章举荐虞喜。怀帝即位后，公车征召他为博士，他没有就任。

虞喜的同乡贺循担任司空，是前辈贤达、地位尊贵，每次到虞喜那里，都住上两夜忘记回去，自称无法测度虞喜的才学。太宁年间，虞喜和临海人任旭一起被征召为博士，他没有就任。朝廷又下诏说：“振兴教化、治理政事，没有比尊崇儒道、彰明退隐质朴的品行更重要的了。丧乱以来，儒学衰落，每次读到《子衿》这首诗，没有不感慨的。临海人任旭、会稽人虞喜都保持高洁的操守，在艰难时世中坚定不移，钻研古籍，以古代的准则行事，他们的志向操守足以激励世俗，渊博的学识足以阐明道理，之前虽然没有应召，现在再次以博士之职征召他们。” 虞喜以生病为由推辞不赴任。

咸和末年，诏令公卿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进谏的人，太常华恆举荐虞喜为贤良。恰逢国家有战事，没能实行。咸康初年，内史何充上奏说：“我听说举荐八位贤才而四方安定，任用十位能臣而天下太平，美好的谋划得以施展，是有来历的。如今圣德英明，想要弘扬远大的功业，整顿车马，等待贤才而行动。我看到前贤良虞喜天赋正直质朴，高尚脱俗，修养品德，到老不倦，加上他知识广博精深，见闻丰富、记忆力强，钻研艰深微妙的学问有常人不及的勤奋，安处静境、体悟大道没有尘世的志向，高枕柴门，怡然自足。应当用蒲草裹轮的车子、曲木做的车衡去征召他，以表彰他特殊的操守，一来辅助教化，二来敦促勉励浅薄的世俗。” 奏章呈上后，诏令说：“寻阳人翟汤、会稽人虞喜都坚守道义、清廉正直，不经营世俗事务，潜心治学、品行高尚，操守可与古人相比。从前虽然征召却不屈身前来，难道是洁白的丝绢难以被染色，而朝廷的搜求任用礼仪简略吗！治理国家需要贤才，应当把他们纳入朝廷，一并以散骑常侍之职征召他们。” 虞喜又没有应召。

永和初年，有关部门上奏称十月举行大祭，京兆府君的神主应当迁入远祖的宗庙，征西、豫章、颍川三位府君的神主首次撤除，朝廷内外广泛讨论却无法决断。当时虞喜在会稽，朝廷派人到虞喜那里咨询。他就是如此被看重。
虞喜专心研究经传，同时阅览谶纬之书，于是著《安天论》来反驳浑天说、盖天说，又注释《毛诗略》，注解《孝经》，撰写《志林》三十篇。他的注释述作共数十万字，流传于世。七十六岁时去世，没有儿子。弟弟虞豫，自己有传记记载。

刘兆，字延世，是济南东平人，汉朝广川惠王的后代。刘兆学识渊博、见闻广博，温和笃厚、善于诱导，跟随他学习的有数千人。武帝时期，五次被公府征召，三次被征召为博士，他都没有就任。安于贫困、乐于道义，潜心著述，数十年不出家门。因《春秋》一经有三家不同的解释，儒生们的是非争议纷起，相互视为仇敌，于是他思考三家的差异，想融合它们使其贯通。《周礼》中有调人之官（负责调解纠纷），他便撰写《春秋调人》七万多字，都论述其前后脉络，使大的义理不违背，对当时有不合之处的，就列举其优劣来贯通它们。又为《春秋左氏传》作解释，名为《全综》，对《公羊传》《谷梁传》的解释都纳入经传之中，用红笔书写来区分。还撰写《周易训注》，以纠正动、静二体相互贯通的文义。他的著述共一百多万字。

曾有人穿着靴子骑驴到刘兆门外，说：“我想见刘延世。” 刘兆以儒学品德和纯正的道义著称，青州没有人称他的字（直呼其字显得不尊重），弟子们非常生气。刘兆说：“让他进来。” 那人进来后，蹲坐在床上问刘兆：“听说您是大学者，近来在做什么？” 刘兆像上面说的那样回答，最后说：“有很多疑问。” 客人询问疑问之处。刘兆讲完疑问后，客人说：“这些很容易解释。” 于是为他辨析解释疑问的是非。刘兆另立新的观点，客人反驳一次，刘兆就无法应对了。客人离开，已经出门，刘兆想留住他，派人重新呼喊他回来。客人说：“我亲人在这里办丧事，应该去参加，以后会再来。” 客人离开后，刘兆让人去看办丧事的人家，没见到这位客人，最终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刘兆六十六岁时去世。有五个儿子：刘卓、刘炤、刘耀、刘育、刘脐。

氾毓，字稚春，是济北卢人。世代为儒学世家，和睦地相处九族，客居青州，到氾毓已是第七代，当时人称他家 “孩子没有固定的父亲（指家族互助抚养），衣服没有固定的主人（指衣物共享）”。氾毓年轻时就有高尚的操守，安于贫困而有志向功业。父亲去世后，他在墓旁居住三十多年，每逢初一、十五，亲自清扫坟墓，巡视封土和树木，回到家就不出门。有人向武帝举荐他，征召补任南阳王文学、秘书郎、太傅参军，他都没有就任。当时青州的隐逸之士刘兆、徐苗等人都致力于教授学生，只有氾毓不招收弟子，清静自守。当时有喜好古学、仰慕德行的人来咨询，他也倾心开导，用局部的知识来启发他们。他综合《三传》为它们作解注，撰写《春秋释疑》《肉刑论》，所有著述共七万多字。七十一岁时去世。

徐苗，字叔胄，是高密淳于人。世代传承，都以博士身份担任郡守。曾祖父徐华，有极高的品行。曾在亭舍住宿，夜里有神人告诉他 “亭子要崩塌了”，他立刻出去，得以幸免。祖父徐邵，是魏国尚书郎，以廉洁正直著称。徐苗年轻时家境贫困，白天拿着农具耕种，夜晚就吟诵诗书。二十岁时，和弟弟徐贾到济南跟随博士宋钧学习，于是成为儒学宗师。撰写《五经同异评》，又依照道家思想著《玄微论》，前后著述数万字，都有义理趣味。性情刚直激烈，轻视财物、重视道义，还具有识别人才的洞察力。弟弟患口痈，脓溃破后，徐苗为他吮吸脓液。他的兄弟都早逝，他抚养孤儿，慈爱在州里闻名，田宅奴婢都推让给他们。乡邻有去世的，他就停止耕作帮助置办棺椁，门生死在家里，他就在讲堂收殓。他立身行事纯正至极，大多像这样。远近的人都归附他的道义，以他的品行为师。郡里举荐他为孝廉，州里征召他为从事、治中、别驾，举荐他有特殊品行，公府五次征召他为博士，两次征召，他都没有就任。武惠帝时期，计吏到台省，皇帝总是询问他是否安好。永宁二年去世，遗命用洗过的头巾和衣服入殓，用榆木棺材和杂砖，用没有帷盖的车子载尸，只用苇席瓦器而已。

崔游，字子相，是上党人。年轻时好学，儒学精深明了，恬静谦逊退让，从年少到年长，口中从未谈及财利。魏末，被举荐为孝廉，任相府舍人，出京任氐池长，很有惠民政绩。因病免职，于是成了残疾。泰始初年，武帝按俸禄等级录用文帝旧府属官，到他家任命他为郎中。七十多岁时，仍然勤学不倦，撰写《丧服图》，流传于世。到刘元海僭越称帝时，任命他为御史大夫，他坚决推辞不就任。在家中去世，当时九十三岁。

范隆，字玄嵩，是雁门人。父亲范方，是魏国雁门太守。范隆在母胎中十五个月，出生时父亲就去世了。四岁时，又失去母亲，哀哭的声音，让过路的人都为之感动悲痛。孤身一人没有穿丧服的亲属，远亲范广怜悯他收养了他，接回家教书，为他建立祠堂。范隆好学谨慎，侍奉范广如同父亲。博通经籍，没有不阅览的，注释《春秋三传》，撰写《三礼吉凶宗纪》，很有条理义理。惠帝时期，天下将要大乱，范隆隐居不出，不接受州郡的任命，白天辛勤耕种，夜晚诵读典籍。颇为熟悉秘历阴阳之学，知道并州将有不祥的征兆，所以更加不再出仕。和上党人朱纪友好，曾和朱纪一起游山，在深涧边见到一位老人。老人说：“二位为何在这里？” 范隆等人行拜礼，抬头就看不见老人了。后来和朱纪依附刘元海，刘元海任命范隆为大鸿胪，朱纪为太常，都封为公。范隆死于刘聪时期，刘聪追赠他为太师。

杜夷，字行齐，是庐江灊人。世代以儒学著称，是郡里的大姓。杜夷年轻时就恬淡寡欲，操守品行正直质朴，生活很贫困窘迫，不经营产业，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算术、历法、图谶、纬书无不研究透彻。寓居在汝颍之间，十年不出门。四十多岁时，才回到乡里，闭门教授学生，弟子有上千人。惠帝时期三次被举荐为孝廉，州里任命他为别驾，永嘉初年，公车征召他为博士，太傅、东海王司马越征召，他都没有就任。怀帝诏令王公举荐贤良方正，刺史王敦举荐贺循为贤良，杜夷为方正，于是上疏说：“我听说唐尧咨询，八元八凯及时登用；汉武帝敬重贤才，才俊之士响应，所以能使时世和谐，弘扬盛德教化。我看太孙舍人会稽贺循、处士庐江杜夷践行道义越来越高深，清操超越世俗，思学融会贯通，才能可经治王事。贺循治理二县，都有美名政绩，在东宫任职，忠诚恭敬显著。杜夷清静虚无、淡泊名利，与世俗不同，在空谷隐居，退隐匿迹。他们都是治国的良宝，是朝廷急于征召的人才。如果能在公车待诏，承接回答册问，必定有忠诚正直的良策，有益于治政之道。” 王敦于是逼迫杜夷赶赴洛阳。杜夷逃到寿阳。镇东将军周馥，倾心以礼相待，引荐他为参军，杜夷以生病为由推辞。周馥知道不能使他屈服，就亲自到杜夷那里，为他建造住宅，供给医药。周馥失败后，杜夷回到旧居，在路上遇到兵寇。刺史刘陶告诉庐江郡说：“从前魏文侯扶轼致敬于段干木的里巷，齐相曹参尊崇盖公，都是为了优待贤才、表彰德行，敦促勉励世俗。征士杜君德行美好、品行高洁，志向高尚，近来流离在路上，听说他困顿，我忝任刺史，不能推崇有道之人，却让高尚操守的士人有这样的艰难。现在派官吏宣示慰问，郡里可派一名官吏，县里派五名官吏，经常照顾他，常用市租供给家人粮食，不要让他们缺乏。” 不久因为胡寇作乱，又移居渡江，王导派官吏周赡资助他。元帝担任丞相时，下令说：“如今大义衰落，礼典没有宗主，朝廷疑难义理没有人能纠正，应当特别设立儒林祭酒官，来弘扬此事。处士杜夷寄情高远，坚守节操超越世俗，才学精深广博，道行完备，任命杜夷为祭酒。” 杜夷以生病为由推辞，未曾参加朝会。元帝常想去拜访杜夷，杜夷陈述说万乘之主不应到平民家去。元帝于是给杜夷写信说：“我和您虽然情意在于无需言语表达，但我虚心仰慕多年。正因为您体弱多病，所以想去看望您，难道还讲究常规礼仪吗！” 又任命他为国子祭酒。建武年间，下令说：“国子祭酒杜夷安贫乐道，在简陋的屋舍中静心思索，忙碌得日不暇给，即使是原宪也不能超过他。赏赐他谷物二百斛。” 皇太子三次到杜夷家中，拿着经书询问义理。杜夷虽然被当时的命令所迫，也未曾朝见，国家有大政，常常到杜夷那里咨询。明帝即位后，杜夷自己上表请求退休。诏令说：“先王之道将要坠落在地，您在书斋中钻研思考，是当今的刘歆、扬雄。士大夫们敬仰您的规范教诲，您怎能引退，而让我没有取法的对象呢！” 太宁元年去世，六十六岁。追赠大鸿胪，谥号贞子。杜夷临终时，遗命儿子杜晏说：“我年轻时没有出仕，近来虽然被束缚任用，帽子鞋子等服饰，从未穿在身上，就用方巾素衣，按当时的服饰入殓，殡葬之事，务必简朴，也不必刻意追求奇异。” 杜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流传于世。

杜晏官至苍梧太守。杜夷有兄弟三人。兄长杜崧，字行高，也有志向气节。惠帝时期，社会上多有虚浮伪诈之风，杜崧便著《任子春秋》来讽刺这种现象。弟弟杜援，曾任高平相。杜援的儿子杜潜，官至右卫将军。

董景道，字文博，是弘农人。年轻时好学，为求师学艺不远千里，所到之处昼夜诵读，几乎不与人交往。他通晓《春秋三传》《京氏易》《马氏尚书》《韩诗》，都能精深探究其中大义。对于《三礼》的义理，他专门遵循郑玄的学说，著《礼通论》批驳其他儒者的观点，阐发推广郑玄的主旨。永平年间，他预知天下将要大乱，便隐居在商洛山，以树叶为衣，以树上果实为食，弹琴歌笑以自娱，毒虫猛兽都围绕在他身旁（却不伤害他），因此刘元海和刘聪多次征召他，都因阻碍而无法到达。到刘曜时期，他才出山，在渭水入河口处搭建庐舍居住。刘曜征召他为太子少傅、散骑常侍，他都坚决推辞，最终寿终正寝。

续咸，字孝宗，是上党人。生性孝顺谨慎、敦厚持重，践行道义、品德纯正。喜好学习，师从京兆人杜预，专门研究《春秋》《郑氏易》，教授的学生常有几十人，他博览各家言论，才华出众，擅长写文论。又研习陈寿、杜预的律学，通晓刑律法典。永嘉年间，历任廷尉平、东安太守。刘琨在并州秉承皇帝旨意行事，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后来他归降石勒，石勒任命他为理曹参军。他执法公平审慎，当时的人称赞他清廉宽和，把他比作（公正的）祁奚。著有《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各十卷，流传于世。九十七岁时，死于石季龙统治时期，石季龙追赠他为仪同三司。

徐邈，是东莞姑幕人。祖父徐澄之曾任州治中，恰逢永嘉之乱，便与同乡臧琨等人率领子弟以及乡里士民一千多家，南渡长江，在京口安家。父亲徐藻，曾任都水使者。徐邈性情端庄文雅，勤勉好学，博览群书、见闻广博，以谨慎周密自处。年轻时与同乡臧寿齐名，闭门读书，不游览城邑。到孝武帝开始阅览典籍、招纳儒学之士时，徐邈作为东州儒学世家子弟，被太傅谢安举荐应选。四十四岁时，才补任中书舍人，在西省侍奉皇帝。他虽然不亲口传授章句之学，却能阐释文义、指明主旨，撰写校正五经的音训，学者都尊崇他。升任散骑常侍后，仍在西省任职，前后十年，每次被皇帝咨询，总能提出兴利除弊的建议，多有匡正补益，很受宠信优待。皇帝宴会聚集、酣畅欢乐之后，喜欢写手诏诗章赐给侍臣，有时文词草率，所言杂乱，徐邈总是及时收敛，回到省中删改，都使它们变得可观，经皇帝重新审阅后，才发布出去。当时被皇帝下诏的侍臣，有的会宣扬那些草率的文词，所以当时的舆论因此多称赞徐邈。到谢安去世后，议论者有不同看法，徐邈坚决劝中书令王献之上奏为谢安加特殊礼仪，又建议晋升谢石为尚书令、谢玄为徐州刺史。徐邈转任祠部郎，上奏南北郊宗庙更迭毁弃的礼仪，都有依据。

豫章太守范宁想派十五名议曹下属到各县城采集民风政绩，还让官吏请假回家，询问地方官的得失。徐邈给范宁写信说：

“得知您派十五名议曹各去一县，又让官吏请假回乡，报告所见所闻，这确实是您留意百姓，所以拓宽视听渠道。但我认为劝导百姓要靠实际行动而非虚文，十五名议曹要去宣扬什么呢？各种事务和诉讼，您处理得当、公正无缺，那么事理就明了了。在上位者有治理事务的心思，那么在下位追求公道的人就会到来。每天到傍晚都审阅政务，各种事务就不会积压，那么官吏就会谨慎对待自己的职责，处理诉讼也不会迷惑，何必一定要到乡邑里巷去，粉饰那些不实的传闻呢！这不仅不能带来益处，还会成为侵扰百姓的借口，更不能放纵小吏做耳目。哪有善人君子会干预不属于自己的事务、过多告发他人的呢！君子的心思，谁该诋毁谁该赞誉？如果有所赞誉，必定是经过考验的；如果有所诋毁，必定是因为过错明显。依附于社庙的老鼠（比喻仗势作恶的人），是政事的大害。自古以来，想做君主左右耳目的，无非是小人，他们都先凭借小忠而成就大不忠，先借助小信而成就大不信，最终导致君子之道消亡，善人遭受灾祸，前代史书的记载，值得深以为鉴。

您选拔的纲纪官员必定是国士，足以统摄各曹；各曹都是良吏，就足以掌管文案；再选择公正方直的人担任监司，那么官吏的清浊贤能与否，随着事务开展自然就清楚了。您只需平心静气地居于宗主之位，何必要依赖耳目呢！从前明德马皇后从不与左右亲信议论政事，可以说是有远见，何况大丈夫还不能避免这种事吗！”

徐邈升任中书侍郎，专门掌管皇帝的诏令，皇帝对他十分亲近。

起初，范宁和徐邈都被皇帝任用，共同弥补朝廷的缺失。范宁才能向来高超且用心正直，于是被王国宝谗害，出京镇守偏远郡县。徐邈孤身做官，地位容易动摇，又不敢排挤强大家族，便为自己谋划安稳之策。恰逢皇帝对会稽王道子颇为疏远，徐邈想调和他们的关系，便从容地对皇帝说：“从前淮南王、齐王（的事），是汉晋两代已成的警戒。会稽王虽然有纵酒轻慢的过失，但侍奉皇上心意纯正专一，应当加以宽宏宽恕，消除纷议，对外是为国家考虑，对内可安慰太后之心。” 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徐邈曾到东府，遇到众宾客沉迷于酒，举杯喧哗。道子问：“您时常有畅快的时候吗？” 徐邈回答：“我是陋巷书生，只以节俭清修为畅快罢了。” 道子因徐邈品行崇尚道义纯正，笑着不认为他的话冒犯自己。道子将要任用徐邈为吏部郎，徐邈因当时竞争成俗，不是自己能节制的，苦苦推辞才作罢。

当时皇太子还年幼，皇帝十分钟爱，文武官员的选拔都是当时的杰出人才。任命徐邈为前卫率，兼任本郡大中正，教授太子经书。皇帝对徐邈说：“虽然没有下令以师礼相待，但也不会像对待博士那样对待您。” 古代的帝王，受经必定恭敬，自魏晋以来，多让地位低微的人教授，号称博士，不再尊崇为老师，所以皇帝有这样的话。徐邈虽然在东宫，仍朝夕入宫觐见，参与朝政，修改文诏，弥补缺失，在皇帝身边辛勤操劳。皇帝赞赏他的谨慎周密，把他比作金日磾、霍光，有托付重任的意思，将要提拔他到显要职位，没来得及施行，皇帝就突然驾崩了。安帝即位后，徐邈被任命为骁骑将军。隆安元年，遭逢父亲去世。徐邈此前就患病，因哀伤过度而病情加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时年五十四岁，州里的人都哀悼他，有识之士也为他悲痛。

徐邈为官简约仁惠，通晓政务，议论精密，当时的人多向他咨询禀告，他能触类旁通地辩解阐释，有问必答。过去有个疑问：岁辰在卯时，这座宅子的左边是那座宅子的右边，为何都忌讳在东边（动工）？徐邈认为太岁之类，本是游动的神灵，就像日出的时候，面向东都是逆行，并非神灵的本体藏在地下。他所注释的《谷梁传》，在当时很受重视。

徐邈的长子徐豁，有父亲的风范，以孝顺闻名，曾任太常博士、秘书郎。徐豁的弟弟徐浩，任散骑侍郎。镇南将军何无忌请他担任功曹，后出京补任西阳太守，与何无忌一同被卢循杀害。徐邈的弟弟徐广，另有传记记载。​
孔衍，字舒元，是鲁国人，孔子的第二十二世孙。祖父孔文，曾任魏国大鸿胪。父亲孔毓，曾任征南军司。孔衍年轻时好学，十二岁就能通晓《诗经》《尚书》。二十岁时，公府征召他，本州举荐他有特殊品行且能直言进谏，他都没有就任。他避乱到江东，元帝引荐他为安东参军，专门掌管记室。文书政令繁多，而孔衍常常因称职被赏识。中兴初年，他和庾亮一同补任中书郎。明帝在东宫时，他兼任太子中庶子。当时各种事务刚刚创立，孔衍经学精深广博，又熟悉旧有的典章制度，朝廷的礼仪制度大多由他订正。因此元帝、明帝都亲近喜爱他。王敦专权时，孔衍私下对太子说：“殿下应当广泛延请朝廷有才德的人，搜罗提拔才俊之士，咨询谋划时政，来开阔圣明的听闻。” 王敦听说后厌恶他，就上奏把孔衍调出京城任广陵郡太守。当时的人为他感到寒心，而孔衍却面不改色。虽然广陵郡与西边的贼寇相邻，他仍然教导诱导后辈，不因为军务而荒废学业。石勒曾骑马到山阳，命令他的党羽因为孔衍是儒雅之士，不得随意进入广陵郡境内。孔衍任职一个月，在太兴三年死于任上，时年五十三岁。​

孔衍虽然不以文才著称，但博览群书超过贺循，他的所有撰述，有一百多万字。​

他的儿子孔启，曾任卢陵太守。​

同宗的孔夷吾，有美好的名声，学识不如孔衍，但处世的声誉超过他。元帝任命他为主簿，转任参军，逐渐升任侍中，调任太子左卫率，去世后，追赠太仆。​

范宣，字宣子，是陈留人。十岁时，就能背诵《诗经》《尚书》。曾用刀割伤了手，捧着受伤的手露出不安的神情。有人问他疼吗，他回答说：“不值得疼，只是受之于父母的完整身体却导致损伤，心里不安罢了。” 家人因为他年幼却有这样的想法而感到奇异。他年轻时崇尚隐居，加上好学，手不释卷，夜以继日地读书，于是广泛综览各种书籍，尤其擅长《三礼》。家境极其贫困节俭，亲自耕种来供养家人。父母去世后，他亲自背土筑成坟墓，在墓旁搭建庐舍居住。太尉郗鉴任命他为主簿，朝廷下诏征召他为太学博士、散骑郎，他都没有就任。他在豫章安家，太守殷羡见范宣的茅草屋不完好，想为他改建住宅，范宣坚决推辞。庾爰之因为范宣一向贫困，加上年成不好又有瘟疫，送给他丰厚的财物，范宣又不接受。庾爰之问范宣说：“您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为什么要做个太儒呢？” 范宣说：“汉朝兴起，重视经术，至于石渠阁的论辩，实在是因为儒学存在弊端。正始年间以来，世人崇尚老庄之学。到了晋朝初期，竞相以赤身露体为高尚。我确实是个太儒，然而‘孔子说自己不参与变革是不行的’。” 范宣言谈从不涉及《老子》《庄子》。有客人问 “人生与忧愁一同产生” 这句话出自哪里。范宣说：“出自《庄子・至乐篇》。” 客人说：“您说不读《老子》《庄子》，怎么会知道这句话呢？” 范宣笑着说：“小时候曾浏览过一遍。” 当时的人都不能揣测他。​

范宣虽然闲居家中常常贫困，却常常以讲学诵读为业，谯国人戴逵等人都闻风仰慕他，从远方而来，诵读的声音，就像在齐鲁地区一样（浓厚的儒学氛围）。太元年间，顺阳人范宁任豫章太守，范宁也学识渊博、贯通古今，在郡中设立乡校，教授的学生常常有几百人。因此江州的人士都喜好经学，这是受到范宣、范宁二人的影响。范宣五十四岁时去世。所著的《礼论难》《易论难》都流传于世。​

他的儿子范辑，历任郡守、国子博士、大将军从事中郎。自己请求免职回家后，也以讲授为业。义熙年间，朝廷接连征召他，他都没有就任。​

韦謏，字宪道，是京兆人。向来喜好儒学，擅长著述，对于各种言论的深奥要义，没有不综览的。在刘曜手下做官，任黄门郎。后来又进入石季龙麾下，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历任七个郡的太守，都以清明的教化著称。又被征召为廷尉，有识之士把他比作张释之、于定国。前后四次登上九卿之位，六次在尚书省任职，两次任侍中，两次任太子太傅，封京兆公。他喜好直言进谏，陈述军国大事的适宜做法，大多被采纳。著有《伏林》三千多字，又扩展成《典林》二十三篇。他所有的著述以及收集记载的世事有几十万字，都深刻广博且有才华义理。​

到了冉闵时期，又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当时冉闵拜他的儿子冉胤为大单于，而把投降的一千名胡人安置在冉胤的麾下。韦謏劝谏说：“如今投降的胡人有几千人，像过去一样对待他们，确实是招抚诱导的恩德。然而胡羯本来是仇敌，现在他们归附，只是暂且保全性命罢了。或许会有刺客，变故在瞬间发生，事情失败后再后悔，哪里还来得及呢！古人有句话，一个人不可放纵，何况一千人呢！希望诛杀清除投降的胡人，去掉单于的称号，深思圣明君主像苞桑一样稳固的告诫。” 冉闵的志向在于安抚，急于安定局面，听到他的话，非常愤怒，于是诛杀了韦謏，同时杀死了他的儿子韦伯阳。​

韦謏性情不严肃庄重，喜欢炫耀自己的功劳，议论的人也因此轻视他。他曾对韦伯阳说：“我的高祖、曾祖光辉显赫，累世有美德，我的祖父、父亲父慈子孝，你作为我的儿子，却正好是个恶子。” 韦伯阳说：“我韦伯阳没有才能，确实如您所说，您也正好是个软骨头罢了。” 韦謏惭愧得说不出话来。当时的人传这件事，作为笑谈。​

范弘之，字长文，是安北将军范汪的孙子。承袭爵位武兴侯。向来喜好学习，因为儒学精深明了，任太学博士。当时卫将军谢石去世，请求定谥号，交给礼官商议。范弘之议论说：​

谢石凭借门第的荫庇，多次登上崇高显赫的职位，总管百官，辅佐三公，熟悉各种事务，勤劳不懈，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说他有才能。在淮肥之战的捷报中，他的功勋拯救了国家的危亡，虽然皇威远扬，狡猾的寇贼自亡，但趁着时机建立功勋，谢石也参与其中。他又开办学校，来延请贵族子弟，虽然盛大的教化没有普及，但也有爱护礼仪、保存形式之意。然而古代贤能的辅臣，大的方面用道义侍奉君主，刚直不阿地终日进谏；其次是磨砺自身来奉献国家，早晚不懈怠；下等的是爱护百姓、珍惜民力，来成就时务。这几点，然后可以避免被指责为 “惟尘”（比喻身居高位而无所作为），堵塞 “素餐”（比喻无功受禄）的指责。如今谢石位居朝廷首位，担任论道的职务，发表言论没有忠君报国的谋略，坚守职位只是容身而已，不能说是侍奉君主；在京城贪婪财货，聚敛无度，不能说是磨砺自身；拥有大量部众，侵害掠夺百姓，《大东》诗所讽刺的现象流传远近，怨恨在众人心中积聚，不能说是爱护百姓；在土木工程上耗费人力，心思全用在机巧上，绫罗绸缎被婢妾用尽，财物耗费在歌舞乐器上，不能说是珍惜民力。这是臣子中的大祸害，是国家应该除去的人。​

先王用来端正风俗，治理人伦的方法，没有比节俭更重要的了，所以管仲因为 “三归”（有多种说法，一说为三处家宅，一说为娶三姓女子等）受到指责，晏婴因为约束自己而流传美名。近来风气衰败，奢侈超越本分没有限度，廉耻之心不兴，追逐利益的竞争盛行，不能不深入防止根源，来断绝这种风气。汉文帝穿着黑色粗厚的丝织品做的衣服，诸侯仍然奢侈；汉武帝焚烧雉头裘（一种珍贵的裘衣），华丽奢靡的风气却没有停止。实在是因为节俭的品德虽然彰显，但威严的禁令不严肃；道义由自己建立，但刑罚不施加于事物。如果对在世的人惩罚他们的过错，对去世的人贬斥他们的恶行，那么礼义廉耻必定能得到伸张，礼义就能推行了。

依照谥法，因事立功的称为 “襄”，因贪婪而败坏官职的称为 “墨”，谢石应当谥号为襄墨公。​

范弘之又议论殷浩应当加以追赠谥号，不能因为桓温贬黜他而把这作为国家的典章，还多次叙述桓温篡权的事迹。当时谢姓家族正显赫，桓氏宗族也还兴盛，尚书仆射王珣，是桓温过去的属吏，一向被桓温宠爱，三方面的怨恨交织在一起，于是把范弘之调出京城任余杭令。将要出发时，他给会稽王司马道子写信说：​

下官是地位低微的寒士，有幸参与礼乐之事，实在害怕玷污连累清流，给圣明的时代带来不良影响。我私下认为君主身居朝廷之上、智慧遍及四海之外，不仅是凭借自身聪明洞察，也依靠众人言论的辅助。所以舜辅佐尧，把开启贤路放在首位；咎繇为禹谋划，把刚直进言放在前面，因此下属没有隐瞒实情的责任，君主能收到神明般的功效。我斗胆依照这个道理，立志倾尽自己的心力。我常常认为谢石因贪婪而有过失，应当被澄清，殷浩忠诚正直，应当受到褒扬彰显，因此不自量力，在众人之前发表言论。然而厌恶正直、嫉恨公正的人，实在很多，虽然上仰仗圣主的英明度量，下依靠明公您爱护万物的隆厚，但是各种祸患交织而来，实在让人无可奈何。下官与谢石本来没有怨恨猜忌，生前互不相识，事情也不相干，只是认为国家体制应当明确，不应稍稍计较势力强弱。与殷浩年龄差距很大，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也没有什么交情，只是从老人口中听说他的旧事罢了，这对下官自身来说有什么关系，却要为此触犯时势、冒犯君主呢！​

每次阅览典籍，看到志士仁人有的发自内心秉持正直之道行事，有的心怀智慧却表面愚钝、违背情感曲意顺从，他们的做法虽然不同，但都流传后世。所以比干处于三位仁人之中，箕子位居名贤之首。后人对他们的任用与舍弃，参差不齐，各自相信自己的见解，都顺应时势而来，有的荣名显赫，有的灾祸失败接踵而至，这都是不估量时势，以身试祸，虽然有固执的名声，却不是大雅的风度，这也是下官所不做的。世人却说下官正直，能冒着艰难险阻，这种说法实在过分。下官知道主上圣明，明公您虚心待人，想要寻求有益的言论，一定不会让尽忠的大臣在邪枉之门受到委屈。因此敢献上愚诚，向您陈述，难道是与古人比较轻重吗！也因为臣子侍奉君主，只想着尽忠而已，不应再计较利弊，事情不合心意就直言劝谏使君主醒悟，道义感动情感就陈述言辞而不后悔。如果心怀情感、隐藏心意，蕴藏在心里而不说话，这是古人得罪明君、明君对群臣施行法令的原因。​

桓温的事迹，遍布朝廷，叛逆顺从的情况，在天下暴露无遗。对于君臣百姓来说，情感难道会有不同吗！所有百姓，谁会没有心思！满朝大臣沉默不语，没有直言的人，因此我停笔屏息，不敢多说。桓温对我去世的祖父，虽然他的意图难以揣测，但从事情来看，只是免职罢了，没有深仇大恨。我去世的父亲过去是桓温的属吏，从情理来说，情义超过别人。所以常常心怀愤怒，痛苦如同身受，明公您可以从中探寻原因。王珣因为下官议论殷浩的谥号，认为不应公开宣扬桓温的恶行。王珣感激桓温的提拔之恩，怀念进入他幕府的知遇，借口说桓温废黜昏庸之人，建立圣明之主，自认为这件事足以表明他的忠贞气节。明公您不妨再从一件事来看他。从前周公摄政，使天下太平，礼乐刑政都由自己制定。从德行来说，周公是大圣人，从年龄来说，周成王年幼弱小，尚且迅速避开君位，表明归还给成王的意思。汉朝的霍光，功勋显赫，汉宣帝年龄不到二十岁，也把政权归还。所以能使君臣都兴盛，道义流传千年。如果桓温忠诚为了国家，确实心系本朝，就应当上遵周公、霍光二公，以他们为榜样，为什么不归还政权，退守藩镇呢？却正控制王公，匡正统领朝廷，难道是因为先帝年幼，不能亲自执政吗？还是认为只有桓温有德行，别人不能执政呢？又逼迫袁宏，让他撰写九锡文，礼器光彩显赫，那些文书还存在，朝廷畏惧，没有不服从的，只有谢安、王坦之拼死坚守，所以才得以拖延。恰逢上天发怒，奸恶之人自取灭亡，国家危而复安，天命失而复得。​
晋朝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自强臣，中宗、肃祖在王敦面前收敛衣襟（表示屈服），先皇在桓氏面前受委屈。如今主上亲自处理各种事务，明公您辅助百官，政令出自王室，人们没有别的期望，再不趁现在大力阐明国家典章，制定流传百代的制度，不知道还要等待谁？先王统辖万物，必定明确典章诰命，为子孙谋划，所以好名声美好，千年传承风尚。希望明公您远观殷周，近察汉魏，思考导致危亡的原因，寻求安定的方法，不过如此而已。​
范弘之又给王珣写信说：​

看到您答复殷仲堪的信，深深体现了您抒发义理的情怀。人道所重视的，没有超过君主与父母的，与君主父母相关的，只有忠孝而已。孝道以显扬父母为主，忠诚以气节大义为先。殷浩忠诚正直坚守正道，心意贯通人神，加上与先帝有平民般深厚的交情，有莫逆之交，在艰难中久别重逢，历经艰险，虽然被奸雄压制，志向却流传千年，这是忠贞之人心中大义驱使而无法停止的原因。这既是当时忠贞刚烈之人所看到的，也是后辈所熟知的，我又怎敢苟且躲避狂妄狡诈之人，来欺骗圣明的人呢。您不推崇坚守正道的大旨，而心怀知己的小恩，想用幕府的小节来夺取名教的重大道义，在君臣的等级上已经有所亏损了。您的父亲因为与殷浩同心协力、忠诚谋划，共同拥戴王室，志向如秋霜般严正，忠诚贯穿一时，殷浩之所以能宣扬他的正义之声，实在是依靠您父亲协助的力量。您不能光大您父亲这种正直的志向，却感激桓温的小恩小惠，怀念他的不正当恩泽，在圣明时代，欺骗天下人，使丞相的德行传不到三代，领军的基业刚建立就倾覆，这是忠臣之所以灰心，孝子之所以丧气的原因，父子之道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您谈论臣子就谈不上忠诚，谈论儿子就谈不上孝顺。二者都没有，我还怕什么呢！​

我小时候曾接受父亲的教诲，详细听到祖父辈的言论，没有不愤怒得头发竖起的，情感在言辞中体现出来。在那个时候，只害怕国家覆亡，哪里有空闲考虑国家大事。没想到今天能提笔谈论这些事，因此上为朝廷没有正义的大臣而愤怒，下为祖父辈有终身的遗憾而痛心，怎能与您肝胆相照呢！先父过去也曾是桓温的属吏，在当时处境危险恐惧，常常不能保全自己，仰首盼望圣朝，心中愤怒叹息，难道还能在昔日计较名声，把自己等同于受重用的大臣吗！从前刘向是五世纯臣，刘歆却归顺王莽，前代典籍已经端正了他们的顺逆，后人也已经借鉴了他们的成败。每次读到这些事，没有不在文中感到痛心叹息，愤恨交加的。以现在的情况比古代，才知道是一样的道理。​

范弘之的言辞虽然正直，最终因为桓、谢两大家族的缘故不得升迁，在余杭令任上去世，时年四十七岁。​

王欢，字君厚，是乐陵人。安于贫困，乐于道义，专心沉迷学习，不经营产业，常常乞讨食物来诵读《诗经》，虽然家中没有一斗粮食的储备，心情却很愉悦。他的妻子为此担忧，有时焚烧他的书并要求改嫁，王欢笑着对她说：“你没听说过朱买臣妻子的事吗？” 当时听到的人大多嘲笑他。王欢坚守志向更加坚定，最终成为博学的儒者。到慕容晞承袭伪帝号时，任命他为国子博士，亲自去听他讲经。后来升任祭酒。等到慕容晞被苻坚消灭，王欢在长安去世。​

史臣说：范平等人是学术界的儒学宗师，声誉高、威望重，有的解答疑难问题，有的成为人们尊崇的榜样，虽然比不上古人，也是当时的杰出人才。像虞喜的清正坚贞、坚守道义，在茅屋中坚持自己的志向；杜夷的家中常常贫困，在陋巷中安定心神；董景道的隐居山林、漱石枕流，隐匿踪迹、不声张；范宣的乐于道义、安于贫困，弘扬风尚、阐明教化：这些都是通儒中的高尚之人。而徐邈调和君主与辅相的关系，删改繁琐的言辞，可以说是顺势助成好事，纠正挽救过失。孔衍入朝参与机务，明主赏识他的博学；出京治理边疆，强悍的夷狄钦佩他的美德。范弘之直言立论，不避朝廷权势，贬斥谢石、抵制桓温，这是恰当的，最终却遭受三方面的怨恨，以至仕途失意，可悲啊！​

赞曰：周朝的礼乐文章丰富繁盛，汉朝的典章制度洋洋大观。（这些儒者）如炙烤车毂般流传声誉，言辞动人引人发笑、论辩精彩飞扬。古代的诰命没有沉沦，精微的言辞再次彰显。到了晋代，这种风尚更加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