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1949-）“文革” 十年（1966-1976）---新时期南京大学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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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
自1966年起，我国发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南京大学在文革期间遭到空前劫难，大批干部和群众被残酷迫害，教育科研事业受到严重摧残，成为教育战线和江苏地区的重灾区之一。


一、“大批大斗大迫害”


（一） 从揪斗匡亚明到批判工作队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出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而发动的。1965年11月，《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指名批判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写的京剧剧本《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的“毒草”。其后，这种“无限上纲”的批判又扩展到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并于5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其中提出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由此，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路线就被推上了更加极端化、狂热化的阶段——“文化大革命”。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期间，5月7日，江苏省委曾召开6所高校的党委书记会议。9日，在会议上得知中央有关提出文化大革命不是学术批判而是政治斗争的精神。但当时担任学校领导工作的匡亚明、胡畏对面前的运动并无思想准备。5月11日，他们在全校总支书记会议上传达了省高校党委书记会议精神，提出南京大学运动的三个步骤：1. 批判三家村；2. 开展群众性的“兴无灭资”的自我教育运动，清理思想；3. 深入教改。提出争取在暑假前搞完运动。同日，成立了全校文化大革命办公室，下设秘书组、组织组、理论组、宣传组。5月13日，召开校务委员会会议，匡亚明在会上提出大字报不提倡，也不反对，并要知识分子以愉快的心情，以整风的态度，迎接文化大革命。5月14日和5月20日，匡亚明分别在校本部和溧阳分校作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会上匡亚明提出运动的32字方针：“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口诛笔伐，打退进攻；自我革命，改造思想；揭露问题，彻底教改。”为贯彻这一32字方针，匡亚明还曾在全校转发了一封青年工人的来信，并以溧阳分校名义为之撰写了按语，其中提到：“在全校开展一次群众性的‘兴无灭资’的自我教育运动。学生可以批评教员，青年人可以批评老年人，群众可以批评任何干部和领导。”“分校今年毕业生论文全部以学术批判为内容。”“一是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即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避免不实是求是的作风；二是坚持原则，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尽可能避免在小是小非问题上纠缠不清。”


5月16日至22日，江苏省委召开全体会议，胡畏出席宣传口的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南京大学立刻组织师生学习《五·一六通知》，并于5月20日决定，为了让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本学期不进行考试，学生学期成绩依据平时成绩而定。


5月25日，在康生操纵下，署名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北京大学内贴出，指责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彭佩云“压制群众革命”，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大字报全文；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和社论，提出要摧毁“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6月2日和3日，南京大学溧阳分校和校本部就分别出现了矛头直指匡亚明校长的大字报。6月6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撤消匡亚明的一切职务，并立即上报中央批准。6月12日，中共江苏省委在南京大学操场召开了有万人之众的南京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匡亚明被妄加罪名而撤销一切职务，成为“文革”中继北京大学校长陆平之后被最早“打倒”的大学校长之一。


从这时起，南京大学便开始停课搞运动。


由于各高等学校党政领导一开始就遭受“揪斗”而已处于瘫痪，1966年6月初，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市的高等学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以保持对各校运动的领导，并于6月3日拟定了8条指示，要求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搞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等。各地党委也相应效仿这一做法。6月8日，江苏省委先向南京大学派出联络组；6月15日，由汪冰石任队长，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林克任副队长的中共江苏省委驻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工作队开进学校，取消了校党委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7月4日，江苏省委又改派彭冲为南京大学工作队队长兼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并于6月底和7月初两次向南京大学增派工作队员，使工作队队员增至130多人。


工作组进入高校后，对避免高校在党政领导瘫痪后陷入无政府状态，避免当时激进的“群众运动”产生过于极端的行为，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方向就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许多高校在“揭发批判”原学校党政领导的同时，“顺藤摸瓜”、“层层揪斗”，把“批判”、“揪斗”的矛头扩展到一大批干部、教师，甚至部分学生也程度不同地受到压制和批斗。如陈嘉、陈瘦竹等教授被加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遭到《新华日报》的点名批判。在中层干部和教师中，生物系总支书记谢家极和副系主任萧信生，首先遭到批斗。


8月1日到12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从7月底开始，全国各高校撤消了工作队。8月、9月间，开始了全国性的“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联”。南京大学各种“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也纷纷成立，如“红色造反队”于8月23日成立、“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于8月27日成立；被一些造反派视为“保皇派”的“红旗战斗队”也于8月30日成立。一些“红卫兵”组织以“破四旧”为名，大搞抄家等违法活动，搞得全校人心惶惶。同时，许多师生纷纷外出串联，外地来宁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从北京南下的学生也到南京大学来煽风点火，批斗干部，并把斗争矛头引向地方领导干部。如9月9日，就发生了造反派抓住某些事件强迫江苏省委“表态”而围在江苏省委大院门前静坐绝食的事件。


工作队撤走的同时，校系都成立了文革委员会，但很快便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所冲垮，“造反派”们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并要揪回工作队。1966年10月21日后，工作队分两批回南大，检查错误和接受教育。检查期间，工作队队长彭冲被造反派大肆批斗。


在批工作组之时，10月25日，省文革小组传达中央指示：“学校党委不领导运动”。10月底，校部机关即被造反派查封，大部分办公室被占。同时，“造反派”们又“杀上社会”，“批判”江苏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1月19日，南京市五台山体育场召开5万人的大会，江渭清代表江苏省委作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查。其后随着刘少奇被打倒，江渭清也被作为刘少奇在江苏的代理人而被打倒。而在这些“批斗”中，南京大学的造反派“头头”文风来、曾邦元等为所欲为，出尽风头，嚣张一时。


（二） “夺权”与“派斗”


1967年1月6日下午，在张春桥等人操纵下，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自此开始，全国掀起“一月革命风暴”，各地、各部门和各单位“造反派”组织为夺取地方、部门和单位领导权力，纷纷宣布夺权，并抢夺印鉴和占据有关办公场所。


在“一月革命风暴”的裹挟下，1967年1月26日凌晨，南京地区的一部分造反派以“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夺了中共江苏省委、省人委和中共南京市委、市人委以及所属厅局的权。


由于在夺权问题上发生分歧，南京大学的造反派组织便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派别：一派为由“红色造反队”、“八·二七夺权大队”、“八·二七兵团五一战联”和“兵团一月革命战斗师”组成的“红四联”；另一派为由“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和“红色造反兵团”组成的“八·二七兵团”。在南京，则形成“红总”（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和“八·二七”两大派别。一派叫嚷“1·26夺权好得很”，另一派则针锋相对提出“1·26抢印好个屁”，因而两派被简称为“好派”、“P派”；并由此扩散为江苏地区两大造反组织的分裂。


由于两派的分歧，为稳定局势和避免“夺权”后的权力真空，3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江苏省的党、政、财、文大权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管制。但江苏军管后，两派仍不断发生磨擦，派仗不断升级。两派都极力扩张自己的力量和攻击对方，以致南京大学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卷进了两派组织之中。


当时，也有少数人主张两派联合而成立了第三派即“促联”（全称是“南京市促进革命大联合总部”）。


1967年7月20日，发生“武汉事件”（由谢富治、王力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在武汉与当地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发生冲突；当时这一事件被诬蔑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8月1日《红旗》第12期社论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随后，全国便掀起一股“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潮。在南京，文风来等人也设立了“打倒许世友火线指挥部”，北京高校的一些造反派专程赶赴南京给予声援。后毛泽东以“毁我长城”否定了《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揪“军内一小撮”才偃旗息鼓。


在揪“军内一小撮”的同时，由于江青之流鼓噪的“文攻武卫”口号，武斗之风曾一时遍及全国。南京地区的两派造反组织也频频发生大规模武斗，而南京大学的两派头头们则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组织和核心作用。在两派对峙、空气紧张的形势下，8月8日，“八·二七”一派担心在武斗中吃亏曾一度撤离学校；许多师生当时也纷纷离校。8月12日，中央调查组为制止武斗，抵达南京。在中央调查组主持下，南京三派（红总、八·二七、促联）代表于9月4日达成“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9月18日，三派代表又去北京“谈判”。但1967年10月3日、4日下午，两派又在南京大学北园教学大楼（当时称“文革楼”）发生冲突，多人受伤，校产也遭到损坏。幸解放军及时赶到，竭力劝阻，才未酿成严重流血事件。


由于发动学生“向上搞”的目的已经达到和“大串连”带来的动乱局面，从1967年上半年开始，中央一再强调学生“回校闹革命”。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外出的师生3月20日前返校进行短期军政训练，“在校内搞斗批改”。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大中小学一律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


在中央“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下，有些师生也曾有所行动。一份造反组织的小报曾报道：在教育革命中，英语专业三年级师生一起编成英文毛主席最新指示，中文系发下《红灯记》、《毛主席诗词》等新教材让学生分散自学。但当时一些热心“造反”和“夺权”的造反派头头们只是陷于派斗之中，对所谓教育革命不屑置理，部分学生由于对文化大革命无休止的揪斗已经厌烦而逍遥旁观，因而当时“复课闹革命”只是徒作空喊，倒是发生了一起“红卫兵考教授”的恶作剧：1967年12月22日，中文系三年级“教育革命小组”对中文系的7名教授进行了一次考试，时间为一个半小时，考试内容是当时的“政治常识”，有默写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回答“文艺批评的标准是什么”、“文艺的作用是什么”、“目前我国有哪几个革命样板戏”、什么叫‘一月革命’等。试卷上还有教授级别、工资、职务等栏目要求填写。然后他们便抓住考试结果以“红卫兵考臭教授”为题大做文章，并叫嚷要“从政治上、学术上把资产阶级教授批倒批臭”，“让工农兵登上大学的讲台”。（《八·二七战报》1968年1月1日）


1967年12月28日，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南京大学两派造反组织达成联合的协议。12月31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7）411号文件”下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南京大学两派联合协议的意见。1968年1月9日，6483部队军训团进驻学校。3月11日，两派造反组织进一步达成建立南京大学革委会的协议，商定由军代表、南京军区某军的政治部主任方敏担任革委会主任，索毅然、文风来、曾邦元为副主任，设委员45人，常委13人。3月13日，召开庆祝南京大学革委会成立大会。此后，各系、各单位也先后成立了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


1968年7月，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同年9月，一支由浦镇车辆厂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南大，领导学校的“斗、批、改”。随之，学校中各种群众组织均被遣散，各种群众组织报刊也都停办，持续逾一年半的“派斗”才基本结束。


（三） “清理阶级队伍”和“深挖五·一六”


校革委会的成立和工宣队进驻学校，结束了“派斗”，但其在“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极“左”思想支配下，广大干部、教师遭受的迫害和摧残却有增无减。


校革委会一成立，便于1967年4月2日作出决定，成立“当权派管理小组”，将匡亚明、胡畏、陆子敏、戈平等原来的学校领导干部“集中管理体制学习”；4月16日，又举行“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会上提出，要“牢牢掌握阶级斗争主动权，打一场人民战争，把隐藏在南大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战争分子统统揪出来，把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进行到底。”6月12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发出所谓“充分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进攻”的指示，南京大学即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校革委会提出了“彻底揭开南京大学阶级斗争盖子”的口号，并制造出“南大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山高林密老虎多，敌情严重”等舆论，不断扩大打击面。6月18日，校革委会“揭盖子指挥部”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决定从党委副书记陆子敏“开刀”，“全面揭开旧校党委阶级斗争盖子”。以后，陆子敏便被作为“地下黑司令部头头”而受到连番揪斗。7月，校革委会请3503厂、农林厅、邮电管理局、教育学院和教育厅等单位来校介绍对敌斗争经验；8月，又组织开展所谓“清查地下黑司令部”的斗争。以致许多教职工都被“莫须有”地加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务”、“叛徒”等罪名而受到迫害。不少学生也成为“清理”对象。如8月4日，校革委会就曾宣布对12名“有各类问题”的学生的处理决定，有的“依法惩办”、有的开除学籍，有的勒令退学，有的“记大过”，有的“批判审查”，还有的给其评语“思想落后”。校革委会还成立了“专政队”，对所谓牛鬼蛇神进行集中管理，强迫交待问题；以致有些师生不堪凌辱，含冤而死。


1969年8月，在停止党内生活达三年之后，南大开展了整党运动。这次整党，从大学习、大批判入手，大搞斗私批修，人人过关，然后分期分批恢复组织生活。这一历时一个多月的整党，实际上是又一次的整人运动。


在“清理阶级队伍”和“大批判”的同时，在校师生的一项主要任务便是劳动锻炼和改造。1968年6月4日凌晨，由中文、政治、历史、外文、生物5系1600多师生组成“赴皖学习红卫兵团”赴安徽城西湖军垦农场劳动锻炼；6月8日，数学、物理、化学等系1900多师生组成“东线红卫兵团”分别去江宁县和八卦洲参加夏收夏种，直到6月15日结束。1968年12月，在校革委会和工宣队组织下，全校师生都到南京长江大桥工地参加劳动。1969年4月，根据江苏省革委会的通知，师生员工们赴南京市郊灵山参加打井挖煤。1969年5月，又陆续派出几支“教育革命小分队”到农村、厂矿进行“教育革命战争实践”；同时，为建立劳动基地而成立了抗大化工厂、可控硅厂、低温厂、气象仪器厂、“9·20”农药厂等企业。


1969年10月18日，下达了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即所谓林副主席的第一号手今）。10月19日，根据江苏省革委会的指示，南大全校师生员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离家启程，不管老弱病残，身负行李，一律徒步去溧阳分校，说是在那里隐蔽并建立劳动基地。同年10月28日，溧阳分校改名“南京大学五七农场”，师生们被安排从事修筑水利工程、农业生产和上山砍柴等劳动。在校革委会全委会12月2日的会议纪要中就曾有决定：


各系劳动。中文、历史、化学、生物、原校部机关和原后勤，兴修南大五七农场水利工程；物理、数学，支援上兴公社团结水库水利工程；外文、地理，支援旧县南渡水利工程；地质、气象，负责上山砍柴，天文、政治为机动，等候通知。

当时，南京市开始进行疏散人口、下放干部的紧急动员。南京大学也按照南京市的统一部署，于1969年12月2日成立了上山下乡办公室，并掀起上山下乡高潮，名为自愿报名，实际上是强迫下放。


“清理阶级队伍”打击迫害了一大批干部、师生，而更大的迫害又接踵而至。1970年4月上旬，重点即转向“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并在调查组之下，分别成立了“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办公室，全校又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而为了集中深挖“五·一六”，1970年5月28日，除中文系和后勤机关留守溧阳外，其余各系各单位人员又被从溧阳驱回南京，在校园内集中住宿。


清查“五·一六”运动完全成了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疯狂迫害的运动，大批干部、群众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被乱揪乱斗。


6月3日，江苏省革委会负责人吴大胜等来校宣布宣布成立南京大学党的核心小组，由迟明堂任组长，李登嵩（军代表）任副组长。9月9日，浦镇车辆厂工宣队离校；9月15日，由南京市电子管厂、南京市港务局和凤凰山铁矿工人组成的第二批工宣队进驻南京大学。1970年10月，中共南京大学党员大会召开，选出委员29人，其中常委11人。


这次大会以后，“深挖”运动进一步升级。长期勤勤恳恳工作，为南大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原党委常委、教务长杨世杰因被残酷批斗不堪凌辱，于2月13日被迫害致死。同时，由于大搞逼供信，所谓“五·一六”分子越“挖”越多，造成了大堆冤案，给学校人际关系留下了无法消除的恶果。


从“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原有在校学生逐年分配离校。1968年8月2日，66届、67届毕业生分配离校；最后的69届、70届毕业生也于1970年7月分配离校。因而，原来师生一起承担的一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便主要落到教师的头上。1970年8月，中文系从溧阳农场返回学校，就由各系各单位轮流派人去农场劳动；当年，学校承担了南京市人防工程通过南京大学的500米防空坑道的建造任务即“500工程”，数百名教职工参加了建造坑道的劳动。1970年底，全校教师中183人在农场，96人在人防工地，122人在工厂。1971年2月至4月，校革委会又组织野营拉练，135名教职工步行1000华里，从南京出发，途经江宁、溧水、溧阳、宜兴、武进、金坛、句容，再回到南京。这些活动，名义上说是走“五七道路”，实际上是某种强制性“改造”。


这段时期内，南京大学的隶属关系发生变化。197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规定教育部所属的高等学校全部交由所在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领导。因而南京大学被划归江苏管理。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由迟群主持起草，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作出了两个“基本估计”，其一是“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其二是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8月13日，全校大会上传达了这次会议的有关文件，歪曲事实、压制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在全校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都感到“想不通”、“不理解”，甚至产生抵触情绪。无疑，这“两个估计”又是雪上加霜，给当时已深受迫害的干部、教师们又套上了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中央决定于1972年起全国普通高校全面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然而，此时的南京大学，却是冤、假、错案成堆，人们的心灵深处伤痕斑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阴影重重，可谓一派凋零，满目疮痍！




二、恢复招生而风雨依旧
（一） 招收工农兵学员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该报告认为，经过4年的文化大革命，学校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1971年6月19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大专院校放暑假和招生工作的通知》，指出各高校的招生问题，由各省、市、自治区按照本地区和院校的实际情况，根据需要和可能，酌情处理。1972年2月，江苏省高等学校恢复招生。南京大学在停止招生六年之后，于1972年4月28日，迎来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批学生——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查相结合”的办法招收。招生对象是“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同时也“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而总的来说，还带着强调阶级路线的极端倾向，如据1973年8月学校统计报表，当时在校生共2149人，绝大多数家庭出身都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仅有3人家庭出身是“剥削阶级”。


在工农兵学员的招生上，当时南京大学曾发生过一件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即解放军学员钟志民的退学申请。由于工农兵学员的招生主要依靠地方推荐，也导致了“走后门”的现象。为此，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特地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1973年9月28日，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二年级学员钟志民主动向校党委提出《退学申请报告》，其中说：“我是一个通过走后门来上大学的部队学员，在我自己的多次要求下，爸爸打电话给军区干部部门指名调我，把我送上了大学”，而经过一年多的学校生活，他意识到“走后门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事”，表示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反对“走后门”，退伍到农村劳动。1974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登载了这份《报告》，并在编者按中指出：“钟志民自觉地批判了自己走后门上大学的错误，从而反映了工农兵学员向地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各地教育部门要组织高等学校干部和师生认真学习”。其后，一些高等学校纷纷揭查“走后门”上大学的不正之风，一些因“走后门”进大学的学生也随之提出退学要求。2月4日，中共南京大学党委作出《关于学习钟志民同志的决定》；11月，钟志民去江西瑞金沙洲坝公社落户。


工农兵学员的培养方式强调“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和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并要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学制三年；学员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地区、原单位工作，也有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在校革委会


1972年6月28日所发的《当前教育革命的基本情况》一文中曾提到，招收的首届工农兵学员，“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一般是初中程度，有些学生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在培养方法上，“文科以社会为工厂，理科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文科每学年要有三个月时间去工厂、去农村进行实践。理科同学下去的时间略少于文科”。


1972年恢复招生时，在招生的26个专业中，日语、西班牙语和计算机为新增专业；而原有专业中仍有16个专业当年未能招生。根据上级要求，1972年7月，南京大学曾对原有专业“四五”期间的招生能力作了一次全面调查，当时许多专业都反映存在着“教师不但需要再教育，还需要再学习”、“图书资料缺乏”、“实验设备陈旧落后”、“实验室小”等问题。但为适应国家的人才需求，以后当年未招生的专业也相继恢复招生，并于1976年10月新建了环境保护专业。


随着工农兵学员进校，教材的编写工作被提到议事日程。1973年1月4日，学校制定了《南京大学1973～1975年教材建设规划（草稿）》；2月26日，又召开了学校教材工作会议，进一步落实了三年教材建设规划的具体措施。在工农兵学员进校后的一年时间里，学校已编写出补课阶段和大学一年级的教材共161种，基本保证了教学的需要。但由于在当时编写教材中还存在否定基础理论的倾向，教材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加之学生起点低，培养目标不明确，因而这段时期所编的教材大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同时，在片面强调“典型产品带动教学”的指导思想下，一个专业往往要自编一套由基础到专业的教材。典型产品年年变，教材也就要年年编，结果也造成了人力、物力上的大量浪费。


针对工农兵学员入学起点低，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问题，首届工农兵学员进校后，学校为他们进行了文化补课，从1972年5月开始到10月中旬，为理科学员开设了初等数学、基础物理和基础化学三门课，为文科学员开设了语文、外文、历史等课程，帮助学员掌握必要的基础知识，为开始正常的学习做好准备。


这一措施在1974年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复辟回潮”，以致1975年进校的工农兵学员不再进行文化补课。但尽管如此，也尽管政治运动和“开门办学”的不断冲击，南京大学的广大干部和教师却从遵循教育规律出发，一直比较注重对学生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教学。而绝大多数工农兵学员都已经厌倦了耽搁延误了他们青春年华的“文革”，十分珍惜当时的学习机会，因而也不屑于搞“上、管、改”（即上大学、管大学、改造旧学校），总想利用在校时间多学一些知识。正由于此，绝大多数工农兵学员通过在校三年的学习，在学业上还是获得了较大进步的；其中也不乏佼佼者。他们毕业后工作在各条战线，许多人也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了杰出的成绩。


恢复招生后，学校机构也作了一定调整，1968年3月校革委会成立后，1969年9月，正式设立政工组、组织组、宣传组、保卫组；1970年10月校党委成立后，校党委和校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工组、教务组、总务组；1971年底时，校党委和校革委会下设组织组、宣传组、保卫组、办事组、教育革命组，财物清理组，共有工作人员57人；1972年12月，学校党政机构调整为“一室三部五处”，包括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人武部、教学科研处、人事处、总务处、生产设备处等，共有工作人员150人。


恢复招生后不久，因与1972年中美邦交正常化相关，1973年1月，根据江苏省革委会1972年12月召开的有关清查中美私人资产问题会议的要求，学校以1951年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两校合并时的校产帐册为依据，对原金陵大学资产进行了清查核查工作。清查结果，金陵大学资产总值为9?012?915元，其中土地为1?417?196元，房屋为4?642?854元。


（二） “开门办学”与“批林批孔”和“学朝农”


1972年恢复招生后，学校部分工作逐步正常化。然而由于“两个估计”的错误提法和“四人帮”的不断掀风作浪，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中的“教育革命”仍然行进在“左”的轨道上。


当时的“教育革命”，强调得最多的口号便是“开门办学”。它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而“开门办学中要始终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以工农兵为师”。在首届工农兵学员进校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南京大学有10个系、24个专业、学员1094人次、教师154人次，带了教学和教材编写任务，以及科研任务到厂矿、公社、商店等单位实行开门办学，参加体力劳动，进行社会调查。教师还分批到溧阳农场进行劳动锻炼，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除了“走出去”外，也“请进来”，即请老工人、老贫农、先进模范人物来校作忆苦思甜报告和模范事迹介绍等，有的系还邀请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实际工作者作为兼职教师，让他们结合生产实际进行有关专业知识的讲解。当时的这种“开门办学”，使阶级斗争成为高等学校的主课，生产劳动成为学校的中心活动，教学计划变动不定，师生则经常“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严重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和降低了教学质量。


而在以后的“批林批孔”和“学朝农”中，这种“开门办学”又不断“翻新”。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1972年12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儒法斗争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其后，“批林整风”便转成“批林批孔”，以后又延拓成“评法批儒”。1973年8月，国务院科教组也通过部分省市教育部门要求高校在批林整风过程中，组织力量，开展对孔子的所谓批判。


由于上级要求，8月20日，学校请杨荣国来校作了“历史怎样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哲学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报告。9月，二年级学生集中一个月时间批判所谓孔子的反动思想，各系也修改教学计划，增设了以批判“尊孔反法反动思想”为中心的中国哲学史课。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开门办学”又在南京大学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中文、历史等文科师生被赶到全省各地宣讲“儒法斗争史”，参加社会上的批林批孔，有的还结合某一课程或课题进行社会调查。理科则有的结合典型产品、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有的参加工艺实践，有的进行参观学习。不仅二三年级的学员出去“开门办学”，连一年级的学员也离开学校。如1974年2月至7月的一学期，1973年9月13日刚进校的天文、高分子专业的一年级学生整学期都在工厂开门办学。当时还称此为“突破了基础课阶段难以开门办学的旧框框”。同时，还在教学上提出“大砍老三段，火烧三层楼”的口号，完全违背教育客观规律，无视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另外，在“开门办学”中还出现了游山玩水等问题。


伴同着评法批儒运动，当时在“四人帮”一伙的煽动和鼓噪下，在高等教育界曾掀起一股“反复辟回潮”的浪潮。1973年10月，国务院科教组在北京召开理工科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迟群在会上提出教育战线出现了种种复辟回潮现象，接着便在清华大学开展了“反右倾回潮运动”。在辽宁，则在毛远新等人操纵下，泡制出两个曾轰动一时的典型：一是“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二是“和十七年对着干”，学生“社来社去”，办学“几上几下”的“朝农经验”。1975年4月23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推广朝阳农学院经验和有关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要求各类院校可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社来社去”试点。


在“学朝农”的潮流下，南京大学也采取了举办“社来社去”的大文科、兴办函授教育和大办短训班等做法：


1． “社来社去”的“大文科”。学员的学习内容包括中文、历史和政治等文科专业的一些基础知识。招生对象为35周岁以下、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本省县、社的在职人员。毕业后仍回原地区、原单位工作。首届50名学员1975年10月入校，学制二年。后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而宣告结束。


2． 函授教育。1974年11月下旬，江苏省教育局召开会议，布置各高校开办函授教育。根据省教育局的安排，1975年3月到12月，南京大学政治、中文、马列室、历史、物理、化学、地理、生物、气象等教学单位分别在盐城、大丰、阜宁、射阳、东台、响水等区县设点，举办短训班和函授班，所设科目有政治理论、历史、写作、农村电工、农用化学、土壤化学、气象预报、科学育种等。


3． 短训班。除结合函授教育所办短训班外，1975年9月至1976年8月间，南京大学各教学单位还先后举办了通讯写作、汉语拼音、农村数学教师、晶体生长、分析化学、工程塑料应用、大气污染监测分析、工业污染处理、岩矿鉴定、雷达气象、城市规划等方面的短训班。


这些做法，在客观上对帮助地方培养人才，还是有一定积极效果的。但在“左”的倾向支配下的这些做法，一方面扭曲了学校办学的主要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短训班只是为“赶潮流”而办，有的流于形式，并无多大实效。


受“社来社去”的“朝农经验”影响，在南京大学1975年的应届毕业生中还曾有王瑞成和孟明月两人主动提出回乡务农的申请。


王瑞成是外文系俄文专业72届学员，1975年6月25日向校党委提出申请，要求毕业生后回南通市郊区红卫公社当农民。校党委同意这一要求，认为“这是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的新生事物，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革命行动，也是对‘知识私有’、‘读书做官’、‘三脱离’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有力批判。”接着，地质系综合治理找矿专业应届毕业生生孟明月也于7月16日提出申请，要求毕业后回家乡鲁西南当农民。




三、逆境中的科学研究
面对林彪、“四人帮”对教育、科学事业的摧残，南京大学的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并没有屈服。他们凭着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顽强地坚持开展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并取得一定成绩。


60年代末，南京大学生物系教师就研制成功6991发光菌；天文、地理两系编出全天象星象图，化学、物理、数学三系和734厂完成样芯板容封新工艺；物理系试制成功5T221固体电路。1971年1月，由天文、气象、物理、数学等系和仪器厂联合研制的卫星云图接收机和物理系研制的双扩散型500安培可控硅又获得成功。


70年代初期，不少教师从溧阳农场回到学校。有的教师便抓紧机会，复习荒废了多年的外语，以便了解世界科技发展的新动向。白天要参加政治学习，搞运动，就晚上看书，为防蚊虫叮咬，就穿上长统胶鞋或者躲在蚊帐里学。1975年10月，数学系党总支办起了青年教师进修班，时间一年半，对象为1963年到1965年毕业的青年教师，连同华东水利学院派来的青年教师，共有学员19人。由一名老教授负责基础理论的培训，选用外文版教材，每周集中上课半天，课后布置思考题和习题。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曾有人说进修班是“右倾翻案风”吹起的，但数学系的同志顶住了压力，照常办下去。通过一年多的学习，青年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以及外文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1972年，全校教师顶住“四人帮”的干扰，开展了40个科研项目的研究，其中分子筛、有机硅表面处理剂、小麦新品种等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分子筛被列入援外任务。当年，学校组织力量，制订了1972～1977年科学研究规划，提出了微声器件的材料研究、超导材料及超导微波器件的研制，反应堆物理设计，特种合成橡胶，催化剂合成等42项重大科研项目。同时，也对校、系、专业的发展规模、专业设置、教学工作、师资培训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工作进行了3～5年的规划。当年全校共举办各种学术报告会、读书报告会、科普报告等共175次。


1973年全校进行了75个科研项目的研究，包括承担中央有关部委的任务12项，省科研规划的23项，结合教学进行的项目40项。其中的分子筛、激光晶体、海水提铀、针刺麻醉等15个项目都取得较大进展。1973年5月26日到6月中旬，举行了南京大学第7届科学报告会，全校11个系共报告57个项目，参加报告会的有4214人次。1974年3月，《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恢复出版。1975年全校承担科研项目87项。1976年全校承担科研项目则增加到168项，其中90多项都完成了预定计划。


“四人帮”反对基础理论研究。南京大学在周恩来总理有关指示的鼓舞和推动下，坚持理论研究，开展了天体物理、天体力学、数学、理论物理、中国第四纪冰期等方面的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从1975年开始，天文系曲钦岳等7名教师在系主任戴文赛教授的指导下，和紫金山天文台的研究人员一起，举办了“天体物理讨论班”，坚持两周讨论一次的制度，积极从事天体物理演化规律的研究。戴文赛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太阳系起源学说，在此基础上，在1976年11月提出了天王星、海王星似应有环带的看法。1977年，这一推论被国内外天文台的观测所证实。


这段时间，南京大学还结合工农业生产的需要，各个学科互相配合协作，在声学、激光、超导微波电子学、最优化方法、计算机、石油催化剂、化学催化剂、高效低毒农药、灾害性天气预报、大米草和火山岩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获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努力下，从1973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夕，理科各系共取得260项科研成果。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在极其困难条件下所做工作的基础，1977年南京大学获得重要科技成果达51项（其中36项经省科技大会评选）。1978年3月，在粉碎“四人帮”仅一年多就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南京大学有48项科技成果获奖，居全国高校之首。


文科的许多教师，也在资料缺乏、又极少资助的情况下，凭着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个人的学术责任感开展了许多研究工作。如历史系韩儒林教授和一批中青年教师，从1969年底就继续开展了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部分的编绘工作，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义无反顾的斗争
“九·一三”事件后，引起人们普遍的震惊与思考，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种种怀疑。当时，周恩来曾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极力推动对“文革”极“左”思潮的批判，努力恢复被“文革”破坏的各项工作。这使一直陷于“文革”旋涡之中的高等教育界曾出现过一丝转机。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和加强基础研究，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恢复高等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等问题都一度被重新提到高校工作议事日程上。


1972年5月10日至6月20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会议提出要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挥教师的业务专长，鼓励教师为革命刻苦钻研科学技术，教学中对学员要严格要求，要加强基础理论教学；理科的基础理论课宜单独设课，使学生能系统地学习，同时，基础知识面要适当宽一些，并要保证必要的教学时间。外语院校也要加强基本功训练。理科要加强理论研究，抓紧实验室、研究室的改造与建设，要重视基础科学的发展，重视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努力开展科学研究。8月1日至8日，南京大学曾举办318人参加的教师学习班，进行传达学习。10月，又召开文、理科规划工作会议。11月，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有关指示和讲话精神。


在周恩来主持下为纠正“左”的偏差所作的努力受到广大群众欢迎，但却触动了“四人帮”的痛处，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号，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说什么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把批“左”扭转为批极右；接着又在批林整风中加进批孔，在“批林批孔批周公”下，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南大师生对“四人帮”的这种险恶用心和倒行逆施早有察觉。当时江苏省有关主管部门曾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进行批林批孔的试点，师生们却以冷漠相对，让其知难而退。后来还有一些人不顾“四人帮”的淫威，冒着被投进监狱、被杀头的危险，上书党中央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映“四人帮”的问题，要求为国除害，表现了高度的革命勇气和责任感。


1974年，南大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开始揭发、批判、清查“五·一六”运动搞逼供信和扩大化的严重错误。3月，江苏省委派原中共常州市委第一书记章德任中共南京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兼校革委会副主任，充实学校领导力量。（11月27日正式下文，同时还任命何平、徐福基为校党委常委兼校革委会副主任，童洪江为校革委会副主任）年底，又派以周特夫（省文教局负责人）为首的省委调查组进驻南大，帮助开展批林批乱运动，分清路线是非，落实政策，搞好团结。终于在1975年4月召开了关于“五·一六”问题的平反大会，对218人的问题公开宣布平反（由于历史原因，当时的平反还不够彻底）。


1975年2月，因周恩来重病住院治疗，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针对八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坏和混乱，他提出要全面贯彻毛泽东关于要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进行全面整顿。章德等同志在南京大学努力贯彻邓小平的治理整顿方针，顶住种种压力开展了“一学”（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三批”（批资本主义倾向、批资产阶级派性、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五大讲”（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纪律、讲团结）的活动，着重批资产阶级派性，使学校正气大张。


1975年底，原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调来南大，接替了王勇所担任的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职务。


1976年，是黎明与黑暗大决战的一年。年初，“四人帮”掀起的所谓“批邓”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正值高潮，阴霾笼罩着大地。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噩耗传来，全校师生陷入无限悲痛之中。“四人帮”下令不准戴黑纱白花，不准送花圈。但是，师生们冲破禁令，都戴上了黑纱白花，并纷纷到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纪念馆吊唁。1月13日，师生们自发地在大操场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设置在主席台周恩来灵堂的两旁悬挂着这样一幅挽联：“晴天霹雳，泪洒长空，举国同悲擎天柱；革命终身，丰功伟绩，光辉永照后来人。”悼念仪式自始至终在肃穆、悲愤的气氛中进行。师生们哀悼周总理，更加痛恨“四人帮”。


1976年3月5日，《文汇报》在刊载新华社的一篇新闻稿时，全部删掉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报道中写道：“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公然把周恩来打成走资派。这两篇文章激起了人们对“四人帮”的极大的反感和愤怒。


3月25日，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70余人，臂佩黑纱，抬着自己制作的花圈，冲破“四人帮”的禁令，到被停止对外开放的梅园新村进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3月28日，全校400多名师生在数学系青年教师、系团总支书记李西宁，计算机专业一年级党支部书记秦峰等同志的带领下，抬着周恩来的巨幅画像和大花圈，绕道新街口、大行宫前往梅园新村，沿途交通警察大开绿灯，车辆让开道路。许多人自发地加入悼念队伍，无数群众肃立街道两旁表示支持。这是南京人民反对“四人帮”的第一次示威活动。


3月29日起，南大校园燃起了反对“四人帮”的熊熊烈火。数学系的师生在南园刷出了“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来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捍卫”等大标语。一时间校园内矛头针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和标语越贴越多，观看者川流不息。


与此同时，许多学生冲出校门走上街头，在鼓楼、新街口等闹市区以及车站码头张贴、书写标语：“《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他们的行动得到南京市民及其他大专院校的响应。数学、地质、化学系的学生还在车站工人的支持下，把标语刷到了列车上，当得知列车开出后标语就被冲刷的消息，同学们便联合其他高校的学生用车站职工提供的小氯松油漆、沥青写标语，让南来北往的列车带着这些难以冲刷掉的标语，将南京大学和南京市人民对“四人帮”的谴责和批判传向四方。


3月30日，“四人帮”在得知南京的情况后就叫嚣，“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大字报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4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南京和各地出现的悼念活动问题。当天，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关于“南京事件”的通知，其中指出：“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覆盖，并提出要追查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妄图压制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


紧接着，“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加紧在南京大学追查“南京事件”的参与者和“幕后策划人”，学校气氛十分紧张。成百人被打成“有牵连”的人，一批干部被打成“反革命”，不少校系负责同志被打成“幕后策划者”，李西宁、秦峰、康育义等被捕入狱。党委副书记章德被认为有“幕后策划者”的嫌疑而受到审查。


在这场“南京事件”中，南京大学和其他高校师生反对“四人帮”的行动得到广大市民、工人等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赞扬，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在全国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南京事件”后几天，便发生了“四五运动”即“天安门事件”。作为北京“四五运动”的先导，“南京事件”首先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南京大学革命师生在“南京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以及为埋葬“四人帮”所作出的贡献，也在南京大学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尽管“四人帮”一伙更加猖狂地推进“批邓”运动，但在南京大学，师生们都以冷眼相看给予抵制。而“于无声处听惊雷”，几个月后，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中央政治局顺应民心，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南京大学也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