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大学及其前身（1888-1949）---南京三书院合并 建立金陵大学堂---金陵大学开办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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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中国官办大学日益发展，除京师大学堂外，各省也纷纷创办大学堂。南京三江师范学堂就是在这时开办的。中国新式大学堂的发展，刺激了教会学校，教会开始 “担心政府在教育方面的竞争”，“除非集中力量，否则官办学校就会超过他们。教会学校如果再不增加完备的实验室和图书馆，不聘请更多更好的教师的话，那么优秀学生将被政府学校吸引去”。于是许多著名传教士竭力主张联合书院，扩大规模，建成名符其实的大学，“以期成为国立大学的榜样”。（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第96页。）

在联合的过程中，由于教会内部意见不一，曾出现各种争论，因此联合大都几经周折，但最后都获得了成功。当时联合建成的大学，除金陵大学而外，有北京汇文大学（燕京大学前身），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齐鲁大学前身），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等。这些大学后来都发展成为著名教会大学。

南京金陵大学是汇文书院和其他两个书院：基督书院和益智书院合并建立的。该三书院在南京城内鼎足而三。

基督书院（Nanking Christian College）由美国教会基督会于1891年创办。创办人是美国基督会传教士美葛斯（F.Rank E.Meigs）。他是美国纽约人，父母务农，笃信基督教。他受美国基督教国外传教团的委派于1887年1月抵达南京，立志以身许中国，故自号曰“在中”。起初美在中住宿在基督医院医士马林家中。其时，虽然“南京皈依基督教者日众”，但他认为“信仰虽新，智识依旧，深怕无智识之信仰，易生魔障，非灌输智识，无以羽教旨”（《金陵光》1916年临时增刊《美在中传》。）。于是他请求基督会捐款，在南京鼓楼西南建造基督书院。美在中被举为院长。开办时学生20人。数年后，达到200余人。

益智书院（The Presbyterian Academy）是美国教会长老会于1894年创办的，院址在南京户部街。创办人是长老会传教士贺子夏（美籍），后由文怀恩（西名J.E.Williams）继任。文怀恩和美在中同时来华，曾一起创办基督书院。

汇文、基督、益智三书院都是男生学校，办学宗旨相同，办法亦大同小异。

美在中首先倡议合并书院。他认为“孤往，则精力分散而收效浅；共作，则菁华聚而成功多。且祖国教会聚金委办教育事业，当化畛域而屈群策，以最少经费谋最大功效，不然则获罪于天矣！”（《金陵光》第8期临时增刊，见《金陵大学史料集》，第9页。）几经酝酿，于1906年将益智书院之高年级并入基督书院，定名宏育书院（The Union Chrisitan College），以基督书院为院址，由美在中任院长，文怀恩任副院长。1907年，又有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之议，因汇文书院院长师图尔持有异议未能成功。

汇文书院新任院长包文则是一位热心教育事业的传教士。他是美国伊利诺州之离盘塞人，毕业于美国讷克司大学文学系。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来华。他“勇于任事，尤具远见卓识”。他以为，“中国之困亟矣，非以教育新民智不足以自振救，而教育之宗旨宜纯正，规模宜远大，组织设备宜健全完美，然后始可以言得人才为社会用，今南京一隅设三校，其政不相谋，课程多重复，且为经费限，不得备其设施，势必至于因循苟且，徒劳而无功，吾不知其有何益于中国，其亦大背吾人办学之旨矣！”（《包文先佳传》，载《金陵大学史料集》第14页。）包文与美在中皆主张合并书院，建立完备大学。但合并办法，“彼此初甚龃龉”。经过反复协商，始决以宏育并入汇文，定名为金陵大学堂(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推举包文任学堂监督（校长），文怀恩副之，美在中任大学圣经部主任兼附中校长。大学部设于干河沿汇文书院院址，附中设于宏育书院院址，小学设于益智书院院址。

二、金陵大学开办概况
合并三书院建立金陵大学，旨在建成一所完备高等学府。合并一旦取得成功，创办大学的有关教会：美以美会、基督会、北长老会便在美国纽约联合组成托事部。该部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掌管大部份行政权力，学校的重要决定均需得到托事部的批准，包括校长、副校长的任命，学校经费的保管与监督。同时也承担筹募经费的责任。托事部的首任会长是美国著名学者及宗教领袖史密尔博士。

与此同时，在南京成立董事会（相当于托事部的驻宁办事机构）。由大学校长、有关行政管理人员及联合公会的代表组成。董事会的主要职责：监察审议本校所有进行事宜，包括任命大学行政管理人员，起草学校年度预算报托事部批准，任免中国教职员，批准学校开设的课程等等。起初，董事会所有董事（包括校长、副校长以及行政管理人员）都是外国人，并且都是基督徒。后来（日期不详），修改董事会章程，增加了同学会（校友会）的代表，于是便有了中国董事。如任驻德公使的黄荣良、任绥远省实业厅长的韩安、任东南大学教授的陶行知均以校友身份担任金大董事会的董事。

金大的行政管理人员除校长、副校长外，有司库（会计）、校长秘书、房屋和场地总管、学监等等，他们分别负责学校各方面的行政事务，学校的教学行政单位为科。金大初创时，仅设文科，数理化等科附设文科，均授文学士学位。包文兼任文科科长。

学校的经费，1910年经各联合教会协议，由每个差会交付相当于4万美元的土地、房屋、设备、现金，提供3名教师，每年出捐助费0.24万美金。后来，在此基础上有所增加，到1922年时，提供教师数增加为5名，年捐款数增加为0.4万美金。

金陵大学在完成其行政管理组织以后，作为一所完备大学，尚需得到政府认可，这样学校才有其地位，否则作为一所完全大学还是不完善的。当时，教会学校在行政上与中国政府毫无关系。清政府一向认为外国教会在中国设立的学校，是以外国人的资格和条约上的权利为依据而设立的，非国内教育事业，因此采取不干预的态度，不考虑学校办理立案之类的手续，当时也无立案的明文规定。这样教会学校便不认为对中国负有什么责任。因此，金陵大学成立后，并未想到要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而是立即向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申请立案。1911年4月，金陵大学便接到美国纽约州教育局局长和纽约大学校长签署的特别许可证，正式同意金陵大学在美国纽约教育局立案，并承认金陵大学为一完全大学，得以享受“泰西凡大学应享之权利”。（《金陵光》1913年4月第1期。）自此，金陵大学的毕业文凭就改由纽约大学校董会签发，然后转致金陵大学堂监发毕业生。毕业生持此文凭便可不经考试直接升入国外有关大学研究院深造，并获得学位。关于中国教会大学在美国立案，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在1900年中华教育会第六届会议上曾坦白地承认：“立案后的中国大学便变成为中国土地上的美国附属学校。”这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治外治权原则的扩充。

与金陵大学同在美国纽约州立案的教会大学有：华西协合大学、华南女子大学以及在1913年成立的金陵女子大学等。

金陵大学初创，无论课堂宿舍、图书设备以及师资力量均简陋缺乏，不敷使用。而大学开办后，学生人数岁有增加，校务呈蒸蒸日上之势。因此，无论校舍之扩大，师资之补充，设备之改善均十分紧迫。包文校长制定了宏大的建校规划。规划的第一步便是购置土地，重建校舍。虽然“经济窘困，人为之忧”，可他毫不犹豫顾忌，胸有成竹。他派员携其手订之计划，回美国赴托事部以募捐及增添教师为请。他与文怀恩副校长也多次亲自回美筹划经费，请求捐款。当时美国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景气时期，募捐比较容易，慷慨解囊之富商不少。历数年之苦心经营，终于获得巨额资金，使金大重建校舍的计划得以实施。这是包、文两校长为金大日后的发展所建立的首功。

1910年，金大在鼓楼之西南坡购得大片土地作为新校址。这地方名曰“西山”，是南京古时战场，死者就地埋葬，久而久之，这里便成为义冢地。后来成为当地居民的坟地，荒丘垒垒，乱坟无数。教会用极低廉的价格买下后，将丘铲平，挖掉墓坟。为此曾“争讼数年，案盈几尺”，最后还是金大打赢了这场官司，占有了这片坟地。随即便从美国请来测绘师和建筑师规划、设计校舍建筑。全部工程由美国芝加哥一家公司承包，建筑材料除屋顶的琉璃瓦及基本土木外，也大都从国外进口。新校舍从1911年开始设计，1915年科学馆落成，至1921年便全部竣工。校舍基地面积达2300余亩，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建成的校舍，规模宏大，计有行政楼、科学馆、医科诊室、礼堂、课堂宿舍等共有大楼11座。1924年得美国洛氏基金社中国医学委员会与美国仕女的赞助，又建农林馆一座，名“裴以理楼”。这些楼房中西合璧，宏伟壮丽，与鼓楼平峙，为当时南京最高大的建筑。

金陵大学自1916年起，便陆续迁入新校舍。干河沿旧址改设附属中学。

1911年，金陵大学又以4万美元购置了与金大校园相毗联的旧宅一座。该宅名陶园（或桃园）（《金陵光》1913年4月第1期。），是清朝一位俞姓贵族的住宅，三层楼房，屋宇精美，地址宽阔，风景优美，适合儿童课余游息。同年秋，便将设在城南户部街的小学移设于此。后来在三层楼下，“深凿其底，建筑底层”，建成地下室，作为学生的习艺场所。

西山本是南京阴森可怕之坟地，金大购之建成环境幽美的高等学府；陶园当时被视为凶宅，无人问津，转手金大，又成为传播知识的摇篮。这在20世纪初期风气尚很闭塞的年代，金大此举倒是起了破除“风水邪说”的先锋作用。

学校初办，教师数量少，且“其学术水平高下不齐，难以传授高深学问”。包文向美托事部请求增聘教师。学校组织了聘任委员会，审查教师资格。于是，文理农医等各方面专家学者来校者日众，学校气象逐渐更新。

三、系科的演变与发展
辛亥革命后，中国长期处于政治分裂、内战四起的局面。当时的执政府为笼络人心，均标榜“教育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因而在这一时期国立学校的数量和质量得到一定的发展与提高。加上那时归国留学生就教于国立大学者居多，也增强了国立大学的优势。学校之间的竞争，再一次给教会学校带来加强合作的紧迫感。教会教育的全国性组织——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便顺应形势进行改组，加强教派之间的协作，加强对各类教会学校的统一管理。同时，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对教会学校的办学经费等也开始给予可能的支持。这样，使得教会学校不仅加强了教学的计划性，而且扩大了经费来源，得以在书院合并的基础上，迅速进入发展和提高阶段。

金陵大学开办时，学生仅数十人，基本上是书院模式的文科大学。经过十余年的经营，学校规模达500余人，并且发展成为文、理、农、工、医等多学科综合的大学。

从1912年至1927年，金陵大学系科演变与发展的情况如下：

1912年，金大与北浸礼会合作，成立师范专科（二年），培养小学师资。由蒲克洛（外籍）任该科科长。1917年，师范专科分设为优级师范三年和初级师范二年，分别培养中小学教师。附属中学和小学作为师范生的实习场所（1923年，师范专科并入教育系）。

同年，成立华言科，为来华的西籍传教士学习华语而设。科长为钦嘉乐（外籍）。该科前身是由27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华言学堂。

1913年，恢复医科。（《金陵大学医科之过去与将来》，载《金陵光》1914年第2卷第1期。）该医科的前身是1911年由7个教会在南京创办的中国东方医科大学。创办人是史尔德（Dr R Shields）。他带领七八个学生从苏州流亡到南京，寄住在汉西门金陵神学院。得到该院教授司徒雷登等人的同情和支持，在该院办学，定名中国东方医科大学。包文校长认为大学医学教育至为重要，便将该校迁入金陵大学，行政上仍属中华基督教医学理事部管理。1913年该理事部便正式将该医科大学移归金大，取消原来校名，成为金大本科之一，由史尔德任科长。当年招生，定为预科二年，正科五年授医学博士学位。此实为我国七年制医学教育之嚆矢。同时，金大以2.7万美金购进鼓楼附近的基督医院，更名为金陵大学鼓楼医院，作为医科学生的实习医院。至1917年，金大接受基督教医博会关于调整医学教育的办法，将医科移交齐鲁大学。另设医学先修科，附设于文科，鼓楼医院仍为金大的附属单位。1918年，创办金陵大学鼓楼医院护士学校，又称金陵护士职业学校，由美国人王列尔女士（Wavner）任校长。

1914年，金大创办农科，为中国四年制大学农业教育之先河。创办人是金大数学教授裴以理（Joseph Bailie）（《金陵大学校刊》1943年2月。）。裴氏于1890年来华始供职于长老会。1910年应聘金大任教。他是一个抱有“救世拯民”宏愿的传教士。其时，中国经过连年战争，又遭长江大水之灾，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裴以理与地方缙绅张謇等人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义农会，又称华洋义赈会，招选贫民，开垦荒地，以工代赈。此举得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元培、伍廷芳、唐绍仪、熊希龄、黎元洪、袁世凯等人的赞助，孙中山并领衔在义农会呼吁书上签名，盛赞“此办法甚善”，并愿“竭力襄助，速观厥成”（《金陵大学校刊》第110号，1933年12月4日。）。政府批准拨给紫金山官荒土地4000亩，作为垦殖造林之用。现在紫金山麓林木森森，就是那时造林打下的基础。后人曾把这一地段称为“裴以理谷”。裴氏亲自指导林木种植。因以工代赈事业扩大，深感人才缺乏，金大遂创办农科，以造就农事指导人才。裴以理任科长。翌年，因北京农商部所属之森林传习所及青岛林业学校停办，有学生转来金大，便又成立林科。1916年，农科与林科合并成立农林科，下设生物、农艺、林学等系，裴以理任科长。同年，裴以理辞职专事以工代赈事业，由农艺学教授芮思娄（美籍）接任科长。这一年春，裴氏因事赴沪，见扫墓者多植树墓旁，为之心动，便函请农商部总长张謇，定清明节为植树节。此为中国之有植树节之肇端。

同年（1914年），金大改组文科。金大开办时的文科，除开设文科应授之科目外，附设若干数理方面的科目。1914年，将文科所属科目分列成四组，每组以系名之。有语言学系、社会学系、数理学系、宗教学系。语言学系包括国文、英文等科目，社会学系包括历史、哲学、心理、教育、政治、经济、宗教等科目，数理学系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矿质等科目。后来，教育部视察金大时，认为“文科内容既欠充实，组织复多凌乱”，“各组中所有科目如国文、英文等，均应改为系”（《教育部视察金大报告》，金大历史档案（未编号）。）。于是金大遂撤销四组，改科目为系。设国文、英文、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系。数理学科仍附设在文科。1915年，夏伟思（美籍）继包文任文科科长。

1918年，农林科筹设蚕桑系和蚕桑特科。聘请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昆虫系教授吴伟夫博士主持系务。

1919年，美国农商部派专家来我国考察植棉事业，曾来金大参观，提倡植棉和改良棉种。同时引进了美国棉种。于是金大农林科设棉作改良部，而后成立棉作系。由郭仁凤（美籍）任主任。

1921年，鉴于文科附设之数理方面科目日臻充实，便改文科为文理科。理科部分设化学、数理两系及工业化学科和医学先修科，增授理学士学位。夏伟思任文理科科长。

同年，得金大同学会和美国波斯顿大学宁友社之赞助，金大添设商业专科，文科的经济系并入（1923年，商科停办，恢复经济系）。并在这一年，农林科建农业经济系，由卜凯（美籍）任主任。

1922年，为造就农业实用人才，金大开办农业专修科，修业期限为三个学期。由章之汶任科长。

1923年，农经系成立农业图书研究部，由万国鼎先生主持。他从事此项研究后，数十载如一日，成绩卓著，为我国农业遗产研究工作的奠基人。

1924年，农林科成立乡村师范科，另在南京五条巷建筑校舍，开设示范小学三处，为学生实习及教师研究之用。同年，成立农业推广部，在安徽和县乌江镇建立改良美棉推广区，这为以后扩大成立乌江农业推广区打下基础。这一年，农林科教授过探先与芮思娄分任农林科中、美方科长。

1926年，文理科增设国文专修科。文理科科长夏伟思返美，由陈裕光接任文理科科长。

1927年，农林科成立园艺系，由胡昌炽任主任。同年将棉作系并入农艺系。

至此，金陵大学系科充实，规模扩大，文理、农林两科共设有18个系（科）和3个专修科。

文理科 国文、英文、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学、哲学、教育、宗教、数学、物理、化学、工业化学等系（科）以及国文专修科、医学先修科。

农林科 农艺、林学、生物、农业经济、园艺、乡村教育（后改称农业教育）等系以及农业专修科和农业推广部。

此外，金陵大学还附设中、小学和培训中小学教师、牧师、农业工人等的暑期学校。并曾举办过培训塾师的特别班。

纵观这一个时期（1910～1927）金大系科的发展，主要是理科和农林科的发展，尤其是农科成绩斐然，令人瞩目。从裴以理招用难民在紫金山造林，建立农科开始，不过10年左右时间，便从无到有地建成为金大一个有特色、有成绩的系科。不仅金大由此而声誉鹊起，而且使南京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农业教育和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中心。稍后于金大建立的燕京大学和岭南大学农科，均比金大农科逊色。

金大农科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一是切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中国以农立国，但农业技术落后，农民生活贫困。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政府已逐渐认识到改良农业的迫切性。因此金大创办农科得到孙中山先生及社会各界名流的支持。1917年裴以理辞农林科科长职务后，金大董事会开会时，有人提议停办农科。此议立即遭到中国董事张彭春（张伯苓之弟，代表其兄出席董事会）的反对。经过一番争议，遂决定续办农科。于是才有农科后来的发展。有人赞誉说：“张彭春之争议，关系中国农业大事，诚可谓一言九鼎矣！”（《沈宗瀚自述》二部，《中年自述》。）同时，金大农林科社会服务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也日益引起各省区、各有关单位的注意。苏、皖、鲁、豫、晋、滇、黔等省纷纷资送官费生入学，有的省资送官费生长达十余年。上海纱厂工会、中国纱厂联合会为建立棉花原料的可靠来源，也都资助金大的植棉事业。金大为适应社会的需求，专门成立农业专修科和农业推广部进行改良和推广棉种以及植棉试验，并培养人才。

二是有比较充裕的经费来源，主要是获得国外的巨额资助。1923年，美对华赈款委员会拨给金大农林科的赈款余额约75万美金的基金，作为培养人才研究防灾之用。金大以其中一部分款项在南京、安徽宿县、河南开封等地购置土地，开辟农场；在鼓楼附近开办农事试验园，培育新品种，为发展农业教育创造了良好条件。1924年，又得美国洛氏基金社之中国医学委员会对华赈款委员会和美国友人之资助，建造了农林馆。该馆以科学方法设计，朴素实用，农林科得此设施使教学科研工作的进行如虎添翼。除此而外，农林科的各项研究事业得到国内外许多机关和单位的密切合作，所得赞助颇多。如1922年与美国丝业工会合作研究蚕桑改良，该工会捐助巨款作为建筑蚕桑馆之用。接着，无锡丝商朱寿颐又捐款建造了第二蚕桑馆和冷藏库。万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又约定每年订购大宗蚕种。这样使得农林科的经费源源而来，事业的基础日臻巩固。据估计，金大农科获得了大约100万美元的基金。（《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之概论》，见《教育季刊》2卷9期。）

三是有得力的科务主持人和力量雄厚的师资队伍。裴以理创办了农科，而发展农科者是其继承人芮思娄。芮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耶鲁大学文学士，康奈尔大学博士，农艺学教授。1916年主持金大农林科后，他除了多方筹款，大力发展与国内外的交流合作事业而外，还致力于广聘教师，延揽名流。不仅从国外请来了桑蚕学家吴伟夫、农业经济学家卜凯、棉作学家郭仁凤等专家，而且广为罗致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优秀的中国留学生来校任教。如著名农学家邹树文（美国伊利诺大学研究院硕士）、邹秉文（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硕士）、谢家声（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等等。一时农学专家荟萃金大。此外，金大农林科还与国际教育会和康奈尔大学建立了协作关系，康奈尔大学同意从植物与育种系每年派出一位教师到金大进行六个月的作物改良工作。特别是世界著名作物育种专家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洛夫（H.H.Love）受国际教育会的派遣，1925年在金大担任特约教授一年，使农林科的作物育种改良研究工作得益非浅。农林科正是有了这支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教学科研工作便蒸蒸日上，人才辈出，成果累累。芮思娄在金大工作10年，于1925年返美，任美国农业基金会秘书长。中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给芮思娄的《回美赠言》中称赞他“竭虑尽智以谋扩充，其毅力更有足令人起敬者”，“其热心公益，不问彼此，亦吾人所感谢者”。

20年代初，教育部派员到金大视察，独赞誉农科之成就，认为该科“所授功课均系按照美国农科大学程度，当无躐等降格之弊”，“教授中多为高材之士，此为该科发达之最大原因”。由此，教育部在1921年率先核准农科立案。

著名农学家、金大农林科科长过探先教授在《金陵大学农林科之发展及其贡献》一文中，总结金大农科之所以“事业日隆，贡献日多”时，他归结为五句话，即“裴以理之苦心缔造”，“芮思娄之锐意经营”，“教职工之协力同心”、“教实两界钜子之热诚赞助”，“社会官厅之认真督促”。

四、学制及教学科研工作
金陵大学开办初期，所设文科和农林科均依美国纽约大学所订章程，定学制为四年，另设高等学（又称高等科），相当于大学预科。医科成立时，则仿效美国大学医学教育制度，订本科学制五年，预科二年，毕业后，授医学博士学位。1917年教育部颁布新学制，改设本科预科二部，规定本科“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为宗旨”，定修业年限三年；预科“以培养学生深造之基础”，定修业年限二年。金大按照教育部规定，修订学制，并同时改组附设之中小学。1921年，教育部又颁布新学制，改大学本科四年，取消预科制度，改中学为六年。金大为使旧制中学的毕业生能顺利地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暂设预科一年（即新学制中学的第六年级）作为过渡。

在课程方面，创办时期，实行规定科目制。1915年以后，即以主修、选修科目制取代了规定科目制。同时，对学生成绩的考核改用学分制的办法。所谓学分制，即要求每个学生每学期一般应修读规定的学分数。所谓学分，简言之，即学生学习时间的计算单位。当时每个学分值相当于校内50小时或校外75小时之工作。换言之，约值普通学生每周3小时学习工作量（高材生合二小时半，“低能生”合三小时半），包括上课、自修、实验、实习、完成课外作业等使用的时间，历一学期者为一学分。预科学分之值相当于本科学分的4/5。由于主修课程的学时高于选修课程的学时，因此主修课程的学分高于选修课程的学分。1917年时，金大规定学生须读满115-120学分才得毕业，而其中的65学分必须为主修课程的学分，50学分为选修课程学分。而且规定选修课程中的10个学分必须从一门科目中选读。这个规定，成为后来主辅修系制的先河。由于教学工作上语言的隔阂（用英语教学），一般授课时间便相对增加，于是到1925年时，即改定150-160学分为学生毕业的限度。而当时美国大学大都采用120学分制。

1924年起，金大实行主辅系制度。所谓主辅系，即凡在一系内读毕本科一年以上课程有30-40学分者，该系即为其主系，读毕此项学分有15-20学分者，该系即为其辅系。（各科规定主辅系的学分数是根据各系的教学计划而定的，因而不尽相同）两辅系可以合并成为一主系，但两辅系之性质须密切联系；也允许学生只修读主系，而不修读辅系。不过多数学生出于毕业后谋求职业的需要，或者为了扩大知识面，以利于今后深造，大都选读与主系有关之辅系。此外，还允许学生除修读主系与辅系之课程的学分外，从二年级开始，在课程时间不冲突的情况下，选读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作为选修学分。

同时，在这一时期的教学管理工作中，任金大教务主任兼文理科长的夏伟思从美国教学制度中引进一种称为等级记分法的制度，即凡是学生上课在两周以上者，将其学程成绩列入等级。各学程成绩分为：1、2、3、4、5等，在普通情况下，每等人数均有一定，规定1等5等人数各占5%，2等、4等人数各占20%，3等人数占50%。凡列入五等的学生须作开除处理，列等人数的确定见表4-1。

该等级记分法明确规定，若教授所定成绩报告与此不符，便宣布无效。实施等级记分法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这种等级淘汰制，培养出合格人才。实施中遭到学生们的强烈反对，很多学生因此不来上学了。教授们也意见纷纷。著名哲学家刘伯明教授，竭力反对这种不科学的硬性规定。加上他看不惯有些传教士自以为是的专断作风，便愤而辞去金大职务（陈裕光《回忆南京金陵大学》，见《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152页。）。尽管师生们反对，学校却继续执行。1942年《金陵大学教务简则》中仍保留着这一等级记分法。

    表4-1 等级记分法


每班人数        等级分配        每班人数        等级分配        每班人数        等级分配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1        1        1        1        1        8        1        2        4        2        1        15        1        3        7        3        1
2        1        1        1        1        1        9        1        2        4        2        1        16        1        3        8        3        1
3        1        1        2        1        1        10        1        2        5        2        1        17        1        3        9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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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1        3        1        1        12        1        2        6        2        1        19        1        4        9        4        1
6        1        1        3        2        1        13        1        2        6        3        1        20        1        4        10        4        1
7        1        2        3        2        1        14        1        3        6        3        1        21        1        4        10        4        2


金大的办学宗旨是造就具有基督化人格的人才，因而，必然要推行基督化教育。在汇文书院时期，全校设有较重的宗教课程和宗教仪式，圣道馆为学校的主要系科。建成大学后，一如既往。当时，规定的宗教课程有七八门之多，如：《圣经的意义》、《教堂的起源与发展》、《宗教与人性》、《摩根与耶稣生活观比较》等等。并规定每周有宗教集会三次（每次15分钟），星期日有大礼拜，全校教职员和学生人人必须参加，以培养灵修生活。在金大成立后到20年代初期，世界宗教领袖穆德艾迪、丁立美、史比耳（Robert.E. Speer），诚敬一、都春圃、司徒雷登、马相柏、余日章等都先后来金大作讲演或布道。每次讲演，礼堂内座无虚席。在1913年，艾迪博士的一次布道讲演之后，当场就有60位学生认基督为救主，而且其中大多数人就受了洗，表示志愿担任个人布道工作。学校里成立了数个立志布道团。此外，还有青年会组织的各种宗教活动，单查经班就有十余个，专门研究《圣经》，有诸如“宗教生活”、“耶稣对社会的教训”、“宗教与社会进步”、“旧约的性质”等等专题。因此学校内充满浓厚的宗教气氛。那时，在金大的学则中，还有一项规定叫学点制，是为鼓励学生参加有价值的课外活动而设。该制度规定凡欲得1学点，至少须有10小时之相当工作。每个学生每读本科4学分，须有1学点之必修数。而学生参加课外活动要接受学点制委员会的指导。当缺席达到一定次数便要扣减其学点。当时实行的规定学点扣减办法是：1. 星期一至星期五通常不赴朝会者每学期扣3学点；2. 星期六通常不赴朝会者，每学期扣2学点；3. 星期日通常不赴礼拜者，每学期扣2学点。可见实行学点制的目的之一是迫使学生参加宗教礼拜，以期通过宗教活动的熏陶，接受宗教教义。

重视英语教学也是教会学校的特征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会内部曾展开过英语与汉语何者重要的争论，当然双方都是出于何者最有利于传播宗教这一基本目的。争论的结果，以英语重要取胜而暂告结束。这个结论对教会学校毕业生的前途和教会学校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金大一向偏重英语，不仅在课程配置上占有较大比重，而且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时期，英语入学考试要通过听力、读力、作文、语法、字量五道大关。在各系科的教学工作中，除国文、中国经史等课程采用中文教本外，其余课程一律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并用英语讲授，连助教指导实习或者在体育场上的用语等也无例外。不仅文科学生要读英国文学、英国史和英语修辞学，理科学生也在必读之列。因此金大的毕业生英语水准高出其他教会大学一等。在华东教会大学一年一度的英语辩论会上或者参加全国出国奖学金考试，金大往往名列前茅。在1910～1925年间，国内成千上万的学生渴望去欧美留学，由于英语是奖学金考试的重要内容，因此教会大学成为青年报考大学的选择对象。金陵大学因向以英语水准高而闻名遐迩，就更受到青年们的青睐。

与英语教学的情况相反，中国经史典籍的课程虽在金大也列为必修课程，占有较多学时，但教学质量不高。这是因为在教会学校中，中国教师的待遇低于西籍教师，未出过洋的中国教师又低于出过洋的中国教师。而教国文的中国教师大都没有出过洋，因而他们在学校中的地位和待遇最低。这样就难以聘到有名的学者。当时国文教师滥竽充数者居多。因此学生的国文水平比之国立大学也普遍较低。教育部派员视察金大时，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便当场出题测试学生的写作水平，题为“对于南京之感想”，限30分钟交卷，结果参加测试的170人中，“文理通顺者固不乏其人，然则误字劣文者占其大半”（《教育部视察金陵大学报告》（约在1921年）。）。教育部颇为不满。在1921年核准农科立案时，未批准文科立案。为此国文系主任向校董会提出了扩建国文系的建议，该建议提出“中国基督化需要传教士、医生、农业科学家，同时也需要有同样多的作家、翻译家、报人以及称职的中学国文教师。这样，金大就必须有一个师资力量雄厚的国文系。”（《扩建本校文理科国文系之建议》（《金大历史档案》）。）于是董事会作出决定高薪聘请国内著名的文学家陈中凡教授为国文系主任，同时延聘胡小石等名师来校任教。使金大国文系逐步充实，教学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

金大的教学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采用启发与自学相结合的教授方法，它区别于中国传统教育惯用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教师上课时，多用问答方式，并常常进行各种小测验（Quiz），课后布置作业和参考书，指导学生自学，以期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而且采用这种教学法，学生上课时注意力集中，精神很充足。

二是教学工作注重实用，强调学以致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重视科学实验与调查研究，力求理论结合实际。这在农科尤为明显。农林科科长芮思娄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引进教学、科研、推广三合一制度，简称“三一制”，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并须落实到推广应用。为此，金大十分重视实验室和试验农场的建设。在20年代，金大就拥有较完善的化学实验室，有充足的生物学设备和符合当时标准的物理学设备。1926年，美国有关单位曾按美国小型大学公认的设备标准对中国教会大学进行调查，结果表明，金大和齐鲁、沪江、圣约翰、东吴等大学是当时设备最好的五所教会大学，尤以金大为佳。在1930年以前农林科便拥有面积可观的农场，其中在太平门外的总场已达1400余亩；还有分布在河南、安徽、江苏等省的多处分场。在农场里，开办有农事试验园，以培育作物新品种。同时，将通过试验获得的具有较好效果的改良作物和改良种植方法派人赴各地，通过举办展览会、实地试验及短期教育等方式推广应用。仅1924、1925两年，金大农林科曾先后派员到全国962个县开展宣传推广活动，很受农民欢迎。通过这些试验、实习、调查、推广等活动，使理论与实际得到密切结合，真正达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的目的。

教会学校也是引进西方体育运动的先锋。早在20世纪初期，许多教会学校便开展了诸如田径、棒球、足球等体育运动。开始学生不乐意参加，认为“举止不高雅”，后来在实践中感到它有助于身体健康，改变了弯腰驼背的形象，便渐渐为学生接受了。金大不仅体育运动开展较早，而且最早开出体育课。1913年，体育专家马克罗（Macley）在金大华言科学习汉语，被金大聘为师范专科体育教授，每周授课两次，“教授木马、竹球等运动”，培养大、中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与公共卫生的教师和组织者。由此，体育运动便普及全校，无论是群众性的体育活动还是各类体育代表队的训练、竞赛都搞得很有生气。尤其是金大足球队，堪称上乘。在金大历史上最早的一场足球比赛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南京小营与向中国投降的德国潜艇水兵队的一场比赛，全城约有2万人观看，盛况空前。比赛结果，金大以3：2获胜。1913年金大学生卢颂恩、胡宏华赴菲律宾参加东亚运动会，得到2分。金大迁至新校址后，由于没有运动场，开展体育活动要去干河沿旧址，很不方便。1925年，学生自筹经费，自编自演“一元钱”的文明戏，卖门票得款数千元，同学自己参加劳动，在新校址修建了运动场，使体育活动的开展如鱼得水，更为活跃。1927年，金大又与沪江、东吴、圣约翰等大学成立体育联谊会，组织联赛活动，更促进体育运动蓬勃开展。

金大自建校起，就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1914年，学校作出明确规定：“凡运动员其学程绩分数在75分以下者，不得代表本校与任何学校比赛。”认为如果“体育称健，而德智薄弱，实非学校造育完全人才之本意，以之代表本校比赛，殊为本校之大辱。”（《金陵大学1922年同学录》，《金陵大学史料集》第286页。）这一规定虽导致一些运动员离开了金大，金大也在所不惜。

1925年修订的《金陵大学普通规则》不仅对运动员参加校外体育竞赛者的资格有规定，而且对于学生参加团体组织及各项竞赛的资格也作出具体规定，即学习成绩总均必须在4等或3.5等以上者方有资格参加社团组织和各种竞赛。以保证体育运动和其他活动不妨碍正常学习。

为养成学生的自治能力，金大早在1914年就仿效欧美大学建立学生自治会。这在全国大学中或为先声。自治会不用会长制，设议事部与执行部（后改为监事部与理事部）。议事部设评议部正副部长、中英文书记兼书启、部员（共9人）；执行部设出版、艺术、交际、体育、卫生五科（各科5人）。议事部部员须经预选、初选、复选、决选等严密手续选举产生，每学期改选1/3。而执行部各科人员则由议事部提名经全体部员决选产生。任何选举都采用记名投票法表决。学生自治会在促进学术交流、开展文体活动、增进相互友谊以及学校与学生的联系、发展生活自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那时，凡是以学生名义发行的杂志刊物（如《金陵光》、《金陵周刊》等）、学生社团活动、各种演出会、辩论会、庆祝会、纪念会等都由学生自治会组织和管理。体育竞赛活动、清洁卫生工作（如体格检查、监厨、支配工友打扫宿舍、浴室等）则通常由教员会与学生会配合进行。

在这一时期（1910～1927）由于金大较少受到战乱影响，教学秩序稳定，经费有保证，教授又得法，因此教学质量不断提高。这个时期，金大共毕业学生550多人。其中涌现出不少优秀人才。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化学家陈裕光、李方训、戴安邦，物理学家魏学仁，医学权威戚寿南、侯宝璋，农学家谢家声、陈祯、王绶、孙文郁、章之汶、郝钦铭、乔启明、戴芳澜、秦仁昌等，都是这一时期毕业生中的精英。

192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誉志久野教授根据中国教会大学所授课程、设备、学制，特别是在美国留学生的成绩记录，综合统计表明：1925年后的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为教会大学中的甲级或乙级（1925年前的燕京大学尚属丙级）。也就是说，这两所学校的毕业生完全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研究院。（［美国］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第186页。）按照这个标准，当时国内则有七所国立大学被列为甲级或乙级。而那时的圣约翰、华中、沪江、齐鲁、岭南等教会大学以及金陵女子大学都只能列丙级。

五、师生的爱国反帝斗争
金陵大学为外国教会所办，学校在传播宗教和西方科学文化的同时，也传来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新思潮。在金大图书馆里公开陈列并允许借阅马列主义书籍，客观上为渴求进步的青年提供了学习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教会学校毕竟办在中国土地上，并不与世隔绝，仍然受到中华民族爱国传统的熏陶。因此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灾难，广大师生同样具有较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并积极投入全国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

早在20世纪初期，在全国兴起抗议帝俄霸占我东三省的“拒俄”运动中，汇文书院那些专事灵修的青年，也开始觉醒，冲破学校的种种清规戒律，加入全市爱国学生“拒俄”运动的行列。1903年秋，参加在北极阁的集会，听章士钊等人“抨击沙俄”的演说。1904年1月，全院百余学生，又在校内成美馆集会，学生们慷慨陈词，声讨沙俄的侵略行径，阐明中国所处的危险地位，倡议“练习兵操”，以为将来上前线作准备。会上并推举一学生卢某为领袖。次日便开始操练，到场者有五六十人。（章士钊：《赵伯先事略》，《碑传集补》卷五七《拒俄运动》第230，231页。）汇文书院此举产生一定影响，并揭开了金陵大学爱国反帝斗争的序幕。

辛亥革命以后，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年的满清王朝。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金大校园气氛活跃。这时，青年陶行知正在这个学校学习。他原名陶文浚，因信奉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而改名陶知行（后又改名陶行知）。安徽歙县人。年幼时，因家境清贫，免费入该县基督教内地会设立的崇一学堂读书。后获得资助，进入浙江杭州的广济学堂继续学业。因对该校规定不信教者不能享受免费实习的待遇感到气愤而退学。1910年，入金陵大学文科。在校期间，品学兼优，智慧过人，眼光敏锐，忧国忧民，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当时，他组织新剧团、演说会，宣传民族民主思想。他对于演说会只用英语，学生出版的刊物《金陵光》只出英文版，很为不满，便和同学倡议演说会要“中英语并用，尤重国语”；《金陵光》要增刊中文版，陶知行亲自担任《金陵光》的编辑和中文主笔。

《金陵光》创刊于1909年，那时风气尚很闭塞，出版物殊不多见。改版后的《金陵光》，于1913年3月出版第1期。该期在《增刊中文版缘起》（《金陵光》1期，1913年3月。）一文中，针对当时文化思想领域鄙弃国文、“醉心欧化”的倾向，开宗明义地声明，增刊中文版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保存国粹”。认为“自西学中渐，西派便醉心于欧化，蔑视国文也久矣！殊不知腐儒鄙弃西学，固属偏见，而新进蔑视国文尤为忘本”，“增刊中文版，以磨练作国文之材，而唤起爱国文之心”。对当时文化思想界的两种倾向：但知国故，否定西方文化；但知欧化，蔑视中国传统文化都进行了批评。同时，也强调了“本刊借西学之长以济己短的灌输学术”的方针。这在当时“但知西方文明”的教会学校中，是很难得的爱国思想。这一期，还发表了陶知行亲自撰写的《金陵光宣言》。宣言说道：“对于金陵光便怀有盛世、黎明、嬉游于光天化日之感。由感立志，有志生奋，由奋而扦国，而御侮戮力同心，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则《金陵光》之责尽，始无愧于光之名矣嬉。”（《金陵光》4期，1913年4月。）陶知行在改版后的一年时间里，发表文章20余篇，抨击社会时弊，抒发其爱国情怀。使《金陵光》在教会学校这一特殊的环境里，闪耀出爱国之光。

辛亥革命失败，历史又进入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统治时期。1919年1月，由于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投降，导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怒不可遏。同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全国纷纷响应。这次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第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它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五四”运动的烈火点燃了金陵大学校园，广大爱国师生冲出校门，走向社会，参加了5月9日南京大中学校召开的国耻纪念会。当时在南高师任教务主任的陶行知等人在会上作了“国耻史”的报告。（胡畏等：《金大师生爱国民主传统》，见《金陵大学史料集》第291页。）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并到督军和省公署请愿，提出五项要求：1．力争青岛；2．宣布及废除中日密约；3．尊重我专使在巴黎和会上的地位与尊严；4．要求维持北京大学并释放被捕学生；5．督促南北和会，速行解决各种重大问题。游行结束后，筹备成立南京学界联合会，选举金大教员应尚德为会长。5月16日，北京大中学生举行总罢课，南京学生为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进一步打击北洋军阀，经金大邀请各校代表会议议决，于5月20日举行罢课。因学界联合会对这场斗争领导不力，重新组成南京学生联合会。6月2日，全市学生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宣誓仪式，誓词为“拥护国权，发扬民意，协力同心，生死与之”。6月3日与4日，北京爱国学生运动遭到反动军阀的镇压，有千余人被捕。为声援北京学生，于6月7日，南京各校学生上街动员商人罢市。金大许多学生被殴打，陈昌盛等4人被捕（关押数天后释放）。6月8日，商界一律罢市，并举行了全市万人集会游行，把南京的爱国运动推向高潮。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北伐战争。就在这一年，中共南京地委正式成立，从此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有了核心力量。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金大师生参加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组织的各界人民悼念孙中山的活动。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金大学生立即发出通电，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表示“誓联合南京各界为后盾，不达目的不止”。6月3日，金大学生自治会组成沪案后援委员会办理后援事宜。并于3、4两日全校罢课，参加南京市民的示威游行，沿途散发传单，唤起民众。并在中共南京地下组织的统一安排下，金大学生到英商和记洋行开展募捐及抵制英、日货活动。

在上海各界抗议“五卅”惨案期间，上海圣约翰大学爱国学生对该校校长卜舫济（传教士）污辱中国国旗、解散学生团体、抑制学生爱国运动提出抗议，并在义愤之余，签字发表声明永远离开学校。这一行动，曾得到包括金陵大学在内的许多教会大学爱国师生的支持，并发生广泛影响。（《金陵光》15卷1期，1926年1月。）

经过“五卅”斗争，南京共产党组织有了较快发展。1925年9月，金大学生陈赓平和陈韶奏经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生林炯介绍，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即转为共产党员。他们是金大最早的共产党员。后来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国民党右派加紧了反对革命的阴谋活动，企图消灭左派力量。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左派团结进步学生在1926年3月举行的孙中山陵墓奠基典礼上以及在同年5月召开的“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活动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捣乱与破坏进行了揭露和斗争，使国民党右派组织的一部分同学转向左派。就在这一年暑假，金大学生秦元邦、熊士杰作为国民党（左派）南京市党部的代表专程赴广州要求国民党政府早日出师北伐。

1926年7月，中共南京地委认为教会学校便于隐蔽，决定以金大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据点。当时任国民党（左派）市党部青年部长的金大学生陶恒盞组织一批左派学生做工人、学生的工作。并在斗争中发展了一批左派学生杨德翘、方干清、杨济民、丁廷洧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成立中共金大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为胡华熙。（胡畏等：《金大师生爱国民主传统》，见《金陵大学史料集》第292页。）

“四一二”政变后，国共正式分裂，全国出现了追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金大未能幸免。国民党军警二次闯进校园抓人，第一次抓走了陶恒盞等三位同学，第二次又逮捕了丁廷洧、张克祥、于铭之等5位同学，因无证据，经校方营救后获释。从此革命进入低潮。金大部分党员秦元邦、熊士杰、于铭之等人被迫离校转移到其他地区从事革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