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1949-）在拨乱反正中振兴（1977-1984）---新时期南京大学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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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拨乱反正初见成效
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果断地作出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决策，从而使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南京大学也通过拨乱反正和整顿恢复，重新获得了发展的活力，并开始教育改革的探索，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

一、拨乱反正初见成效


1977年10月，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周林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兼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学校由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章德主持工作。同年11月，根据中央的通知，驻南大工宣队撤回原单位。1978年5月，匡亚明校长复出，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章德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校党委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团结广大师生员工，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恢复整顿、拨乱反正工作，使南京大学迅速地由乱到治，安定团结，从而为实现学校工作重点的转移，为开展教育改革和推进学校事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一） 开展揭、批、查的群众运动


南京大学在“文革”期间首当其冲，是深受林彪、“四人帮”危害的重灾区之一。粉碎“四人帮”后，一个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即在南京大学掀起，历时两年有余。这个运动从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入手，联系学校实际，揭露学校中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使运动逐步深入。后来这一揭发批判活动发展为以“三大讲”（讲路线、讲党性、讲团结）和“路线对比”等为内容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师生员工以“国受其害、党受其害、身受其害”的大量事实和亲身体会，清算“四人帮”罪行，从路线上分清是非。


1977年9月，邓小平同志指出：“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要进行批判，‘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管教育的还背着个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南大把批判“两个估计”同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反革命路线结合起来，认识这“两个估计”是他们以往残酷迫害教育战线广大师生和干部的反革命实践在理论上的一个总结。结合批“两个估计”，同时批判“四人帮”在教育领域所鼓吹的种种谬论，广大师生终于摆脱了这个长期套在头上的“紧箍咒”而感到扬眉吐气，在精神上和政治上获得一大解放。在揭批查运动中，南大查清了学校内与“四人帮”阴谋篡权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全校受到审查的共计26人，其中定案处理的10人。


（二）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


1978年4月，南京大学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遵照中央“有错必纠”方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所产生的各种案件进行清查和审理。此后，又认真复查历史上的老案。经过复查，推倒了对干部、教师和职工的各种污蔑不实之词，逐一地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落实了有关政策。


在所谓的“清队”、“一打三反”等运动中，全校受到审查的有上百人。1975年，学校曾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处理“五·一六”问题的后期对这些问题进行过复查，但当时由于受“四人帮”的干扰，纠错并不彻底，复查后所作结论往往“留有尾巴”，当事人心中不满。这次重新进行复查，得到平反的冤假错案占全部案件的81.13%。学校分别在不同范围内宣布平反结论，恢复名誉。对于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迫害含冤而死的教师职工，学校为他们举行了追悼仪式，补发了抚恤金，对其家属生活上有困难者，均按政策规定予以照顾。这批冤假错案的形成，主要是受极左路线的影响，错误地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把政治问题扩大为敌我矛盾问题，把从海外回归者视为“特嫌”，把认识问题上升为“恶毒攻击”，甚至将逼供信的材料作为定案处理的依据。不是捕风捉影、老帐新算，便是无限上纲、乱扣帽子，致使许多好人蒙上了不白之冤，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因参加1976年“南京事件”而被捕的李西宁、秦峰和康育义，经省公安局平反，于1978年11月释放。校党委于同年11月28日作出了《关于南京大学1976年3月29日事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指出：“1976年3月29日师生员工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是革命的行动，当时作为反革命事件处理是错误的。”“授予同‘四人帮’作斗争的李西宁、秦峰、康育义‘英雄战士’称号。”同年12月26日，共青团南京大学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做出了授予“李西宁同志模范团干部”的称号。至此，南京大学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便基本结束。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学校认真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重点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首先是政治上给予信任，先后推荐了7名教授学者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另有28人担任省人大代表或省政协委员，有7人担任市人大代表，还有许多教师担任了全国、省的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凡在文革前担任校、系领导职务的，尊重他们的意愿，大都恢复职务；并选拔了一批教师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其中地市级干部1名，县处级干部40名，科级干部34名。南大民主党派民盟、九三、民革等支部在文革期间备受摧残，曾被诬为“黑组织”、“国民党残渣余孽”、“反革命俱乐部”等，许多成员遭到批斗。1980年，南大的民主党派大都恢复了组织活动，他们表示今后要继续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并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这几年中，还在教师中加强了党建工作，共发展了党员35名。其次，在生活上改善条件，使500多位教师的住房条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讲师以上的教师全部用上了液化气炉，解决了近百名教师的“两地分居问题”以及“身边无子女问题”。


此外，“文革”期间全校教职工中有132户被抄家，抄走的物件有书画、首饰、自行车、衣物等，学校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组织人力认真追查，有52户追回原物，其余追回一部分，未追回的物件，由学校折价赔偿。


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党委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匡亚明校长亲自批阅申诉案件，接待来访；主持落实政策工作的章德亲自处理大案要案，听取每个案件的汇报，逐个分析研究，甚至对复查结论作字斟句酌的修改，对要解决的问题都能及时果断地作出处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级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指示及落实政策工作的检查验收标准，先后四次对南大进行检查验收，一致认为：南大落实政策的工作速度快、质量高，基本上达到了中央的要求。1982年10月，学校宣布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同时，撤消落实政策办公室。


此后，按照中央指示，南大又本着有错必纠的精神，认真复查“文革”前的各类历史老案。将1957年错划的右派甄别改正，并作了安置善后处理；1959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的也一一恢复名誉；1959～1966年间被错误地作为“反动学生”处理的结论则被全部推倒，先后恢复名誉。


南大胜利完成落实政策工作，得到了全校师生员工的衷心拥护。事实证明：它对日后南大的安定团结和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调整、充实领导班子和组织机构


在揭、批、查运动的基础上，南大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整顿。首先将那些参与“四人帮”阴谋篡权活动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从校、系（处）的领导岗位上撤下来，纯洁各级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对有些干部作了必要调整。到1978年为止，调整的系（处）级以上干部共有17人。与此同时，把思想作风正派、有较强工作能力的同志选拔到各级重要岗位，充实领导力量。


1978年12月，经教育部批准，南京大学领导班子由匡亚明（党委书记兼校长）、章德（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徐福基（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高济宁（副校长）、钟世勤（副校长）、范存忠（副校长）等人组成。1979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任命丁光训（金陵神学院院长、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为副校长。


1978年10月，教育部通知试行《全国重点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依原高校60条修改而成），着重对领导体制作了变动，将原规定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系总支对行政工作发挥保证和监督作用”的领导体制，改为“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系一级实行系总支委员会（或分委会）领导下系主任分工负责制”，取消校务委员会，设立学术委员会。南大据此实施新的领导体制，恢复成立南京大学自然科学学术委员会和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由高济宁、范存忠分任这两个委员会的主任。同年11月，鉴于外事任务繁重，又成立外事顾问委员会，由范存忠任主任。


在组织机构上，党委机构恢复一室四部，即：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人武部；校行政设一室九处，即：校长办公室、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处、人事处、总务处、设备处、基建处、财务处和保卫处。1980年，经教育部批准，实行“两长”制，设总务长和教务长，协助分管校长管理有关总务后勤和教学科研方面的工作。又于1981年建立后勤分党委。至此，组织机构的整顿便告一段落，基本上适应学校各项工作开展的需要。


二、各项工作走上正轨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校努力按照教育工作本身的规律进行恢复整顿，使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常轨道，出现勃勃生机。


（一） 南大被确定为部属重点院校


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进行了统一的规划。1978年2月，国裨鹤ⅰ豆赜诨指春桶?好全国重点院校的报告》，确定第一批全国重点院校88所，占当时全国高校总数405所的22%。1979年底又公布了第二批重点院校名单，总数增加到97所。南京大学是首批确定的重点高校之一。按当时规定，部属重点院校实行双重领导，以教育部为主，目的在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使教学科研工作的恢复和发展早见成效。


（二）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稳定教学秩序


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工作意见》，重新规定：报考高等学校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优先保证重点院校。自此，高等学校以统一招考取代了“文革”后期“群众推荐”的招生办法。学制恢复为四年。


南大通过高考招生，录取1977级四年制本科生885名，于1978年1月入学。1978级实行“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南大录取本科生1?344名，后又扩招大专走读生730名，于1978年10月入学。这样，1978年共有1977、1978两届新生2959名入学。全校为普通班开课的教师达500多人，开出课程256门。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从1979年上半年起，恢复了期中教学检查制度和校系领导深入课堂听课的制度，制订了《学生成绩考核办法》和《考场纪律的几点规定》等。经过整顿，学校的教学秩序日趋稳定。


研究生的招生工作因情况复杂，根据教育部1978年1月《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将1977、1978年两年招收研究生工作合并进行，统称为1978级研究生。南大“文革”后首批招收45个专业的研究生158名，于1978年10月入学，他们大都来自各个岗位的在职人员，学制两年（实际用了两年半）。


1978年下半年，教育部下达关于恢复并扩大接受外国留学生的指示，南大经过积极筹备，文革后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19人于1979年3月入学，他们来自英、德、法、澳大利亚和越南等国。接受外国留学生的专业有中国文学、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国哲学史、政治经济学、气象学等6个专业。同年9月，开始接受外国研究学者和高级进修生。


（三） 整顿校风，重建思想政治工作


1. 匡亚明提出高校应有“四个空气”
       在“四人帮”横行时，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遭到践踏。因此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按新时期的要求重建思想政治工作。1978年5月，在南京大学纪念建校76周年的大会上，刚刚复职的匡亚明校长在讲话中指出，一个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空气，高度的学术空气，高度的文明空气，高度的文娱体育空气。”他说：“这是拨乱反正，提高教育质量，贯彻教育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样也是高等学府现代化的标志。”（《匡亚明教育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


2. 整顿校风初见成效


匡亚明校长亲自抓校风校纪建设，要求整顿校纪校风，做到“一年整顿、三年改变面貌、八年全面跃进”。在1978年11月、12月两个月中，全校开展了学习雷锋、整顿校纪校风的活动。1979年2月，学校先后发布了《关于整顿校纪校风，大力提倡文明空气的通告》（第一号）和《关于在全校造成卫生整洁和安静环境的通告》（第二号），要求全校师生员工讲理想、讲道德、讲礼貌，尊师爱生，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爱护公物，遵纪守法，使南大成为安定团结、温暖如春的集体；重申如有打人骂人等违纪行为，必须执行纪律处分和经济制裁。1979年3月，在中共南京大学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章德在代表学校党委所做的工作报告中，要求“从党委领导人到每一个党员都要带头讲理想、讲道德、讲情操、讲卫生，为整顿校纪校风，树立文明空气作群众的表率。”同年，全省高校开展了“三堂一馆一舍（课堂、礼堂、食堂、图书馆、宿舍）文明新风竞赛活动”，南大在这项竞赛活动中被评为先进单位之一。通过这些活动，在学生中开始形成“勤奋好学、遵纪守法”风尚，改变了过去有些宿舍内“灯长明”、“水长流”、“臭气满楼”的现象。整顿校风初见成效，人们说，“夜深还见灯光明，黎明又闻读书声”的情景在南大再现了。


3.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多渠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四项基本原则的确立，使南大思想政治工作和党风建设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在帮助师生员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倾向的同时，南京大学还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和各种教育渠道，激励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以及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渠道之一是学习目的性教育。如新生入学典礼上，学校领导同志都要和学生见面，勉励他们在思想上、学习上不断进步；许多系都要请知名教授和学生谈话，对学生提出希望和要求。同时，学校还通过三好生、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通过设立各种奖学金等，激励学生勤奋学习，立志成才。


渠道之二是革命传统教育。新生进校后各系都组织学生参观梅园新村中共中央代表团故址，祭扫雨花台烈士陵园。学校还经常请参加过当年“五二○”爱国民主运动的教师、干部和校友讲述学校的革命传统。1982年80周年校庆期间，由师生和校友们捐资，在北校园正中的草坪上建了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南京大学在各个历史时期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以后又在北园老图书馆前兴建了一座“五二○”纪念亭。通过这些教育，激励学生继承革命传统，当好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渠道之三是爱国主义教育。如地理学系、地质学系、历史系结合专业学习，多次举办反映祖国自然风貌和历史的摄影、图片展览；学校电教室也经常摄制和放映这类题材的教学电视片。1983年时，团委、学生会结合爱国主义教育，特地组织了“祖国颂”影展、“我爱祖国山河美”书画展和“爱祖国爱科学”百科知识竞赛。


渠道之四是通过先进典型人物的榜样示范作用，激励学生把自己的追求与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结合起来，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例如，1982年3月，学校党委授予中文系78级本科班“万里班”的称号，勉励学生向50年代为扑救火灾、抢救国家财产而英勇献身的学生陈万里学习。


经过几年的努力，南京大学在拨乱反正中得到复苏，而且开始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的目标迈进。1981年，以教育部副部长周林为首的教育部调查组到南京大学“蹲点”，曾评价当时的南京大学“历史久、基础厚、师资强、潜力较大”，“是高校中居重要地位的一所很好的学校”。


三、学校事业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尝试
通过拨乱反正，南京大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新的时期中，南京大学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办学方向，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潮流，为国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质量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积极开展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科研工作，增强学校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参与和服务能力，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综合大学的办学道路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


（一） 学科专业的调整与新建


1. 应用文科的发展


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南京大学在文科上只保留了中文、历史、西语、俄语等4个系、7个专业；以后西语系与俄语系合并为外文系，撤消了考古专业。1959年、1960年在中文系曾开设过新闻专修科。1960年成立了政治学系，设政治专业。1965年外文系增设西班牙语专业。这样，到“文革”前南京大学文科方面仍为4个系，专业数仅从7个增加到8个。而理科方面南京大学1952年时为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理、地质、气象9个系共13个专业；到1956年因心理学系停办减少为8个系，专业数却增加到35个。恢复高考制度的1977年，南京大学招生专业共51个，其中文科因恢复考古专业而增为9个专业，政治学系政治学专业随后改名为哲学系哲学专业；而理科专业却已增加到42个。因此，以总体上看，南京大学在学科上呈现出“文弱理强”的局面，就像有些教师所评述的那样，“一条腿粗，一条腿细”。


1978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强，以及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的趋势，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加强文科，特别是应用文科的发展，引起学校领导和广大教师、干部的重视。1978年上半年，在外文系增设了日语专业。下半年，恢复了经济学系，设立了经济学专业；并设立了图书馆学专修科。1980年，经济系经济学专业分为政治经济学专业和经济管理专业。1981年，恢复了法律学系，设立了法律学专业。这样，80年代初，南京大学的文科已有7个系、14个专业。


1981年上半年，学校召开了文科工作会议，着重研讨了如何克服“左”的影响，加强南京大学文科建设，以及如何形成和发挥学科优势的问题，会议形成了《中共南京大学党委如何加强文科建设的几点意见》，对进一步加快文科的发展做了相应的部署。


2. 理科专业的调整与新兴技术学科的建立


从1978年以来，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学科发展趋势和学校的实际出发，南京大学对理科专业进行调整，并将有选择地发展新兴技术学科作为重要的努力方向。


为拓宽专业口径,1979年将化学系原来的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催化化学、高分子化学、放射化学6个专业合并为化学、高分子化学两个专业；将物理学系的固体物理、磁学、晶体物理、半导体物理、低温物理、理论物理、声学、无线电物理等9个专业，调整为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固体物理、声学、无线电物理等5个专业；将地质学系的区域地质构造、矿物岩石学、矿床学、地球化学、古生物地层学、放射性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等7个专业，合并为构造地质及地球物理、矿物岩石和地球化学、古生物地层学、放射性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等5个专业。1980年将物理学系5个专业中的理论物理、固体物理专业合并为物理学专业。1982年气象学系气象学专业更名为天气动力学专业。1984年将天文学系的天体物理、天体测量、天体力学等3个专业合并为天文学专业。


为发展新兴技术学科，1978年，在原数学系计算机软件专业和物理系计算机硬件专业的基础上，成立了计算机科学系。1980年，化学系高分子专业更名为高分子合成材料专业，以后又更名为材料化学专业；在数学系恢复了数理逻辑专业，增设了情报检索自动化专业（后因部分教师转入图书馆学系而撤消）；计算机科学系原计算机硬件专业更名为计算机系统结构专业。1983年在地理学系试办自然资源专业。


（二） 本科教学的初步改革


1. 率先试行学分制


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大陆高校由于套用苏联办学模式，一直采取学年制。自1978年下半年开始，南京大学率先试行学分制，允许学生按规定通过考试免修部分课程，允许学生修满应修课程，达到毕业学分要求时提前毕业，以利于适应学生各自的基础、兴趣和不同特点，让“腿长的跑得快些，肚子大的吃得饱些”。 学分制的推行，较好地贯彻了因材施教的原则，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一般情况下，每学期全校跨系、跨专业互选课程和选读公共选修课的都达到五六千人次，每届新生中都有3-4%的学生经水平测验，免修部分必修课；在文科一些专业中，每年也都有一些学生因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提前修完教学计划规定课程而提前毕业。首届实行学分制的78级学生中，提前毕业的就达145人，其中59人提前毕业后与早半年进校的77级学生同时考取研究生。


    2. 加强基础课教学


在实行学分制的过程中，南京大学注意切实加强基础课教学。1978年，匡亚明校长在学校系主任等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基础课教学，各系都至少要安排一名教授或副教授上基础课。”1979～1980年第一学期，全校就有33名教授、副教授上基础课，其中包括好几位资深的教授学者，如地质学家徐克勤、元史专家韩儒林、古代史专家刘毓璜、英国文学史专家陈嘉、无线电学专家鲍家善等。名师授课，备受欢迎，他们的学识造诣、人品格调，都对入学新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3. 倡导开设“大学语文”必修课


针对当时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语文水平低的问题，匡亚明校长大声疾呼：大学有必要开设大学语文课。他曾经十分感慨地说：“试问连祖国语文这一基本武器都不能掌握，如何能理解科学知识和完善地表达科研成果呢？”（匡亚明：《大学语文序》，《匡亚明教育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页。）在他的倡导下，从1979年开始，南京大学在一年级新生中开设了中国语文课，选读中国古典名著，练习写作，以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学校把大学语文列为文理科各系学生的共同必修课之一，聘请一批有水平有经验的教师授课，匡亚明校长还亲自讲授过大学语文课。在匡亚明的大力倡导和南京大学的影响下，全国各类高等学校都陆续开设了大学语文课，出版了多种《大学语文》教材，不久，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也成立，匡亚明担任该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实践证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学开设语文课是完全必要的，它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准和分析思考能力，而且对陶冶思想情操、提高人文素养也有积极作用。


为利于拓宽学生知识面，促进学科交叉、文理渗透，学校还开设其他许多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通选课程，以及艺术教育方面的艺术欣赏和美学理论等课程。


    （三） 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1978年，南京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当年招收研究生158人。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决定在我国实行学位制度，研究生教育受到高校和社会各界的进一步重视。而同时，由于恢复高考制度后招收的本科大学生陆续毕业，为研究生教育提供了充足的生源；由于科研工作的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大，一批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迅速成长起来，为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较雄厚的师资力量；由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级专门人才的急切需求，特别是高校师资和科技人才的短缺，又亟需改变当时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层次结构上“中间大、两头小”，即本科生培养比重较大，而研究生、专科生培养比重偏小的状况。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南京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自1981年以后获得较快的发展。


1981年4月，南京大学设立了研究生处，专门负责研究生的招生、录取、学籍管理、教学组织、毕业分配等工作。1981年招收攻读硕士生数即从1980年的43人回升到171人。同年间，在国务院第一次学位授权专业评审中，南京大学获得24个专业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和53个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并有39人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随即开始了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的工作，当年招收10人。到1984年，南京大学招收的硕士研究生人数就增加到255人，并招收博士生67人，以及研究生班学生24人、代培研究生23人，实际招收研究生369人，在校研究生则增加到927人。从1978年至1984年的8年中，南京大学共招收研究生1204人，是1955年至1965年11年间招收研究生总数（276人）的4倍多。


（四） 科学研究成为学校工作的重点之一


1977年，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南京大学自觉地把科学研究作为学校工作的主要任务来抓。


1. 明确科研工作指导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南京大学就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学校实际情况，提出科研工作要“开拓特色，充实一般，注重基础，发展应用，加强边缘”。1981年4月，南京大学召开各系各学科教研室主任会议，传达教育部转发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有关文件，其中提到，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针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南京大学也相应提出了加强应用研究和与技术发展相关的基础研究的设想。1982年，南京大学又进一步把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归结为“加强应用，注重基础，发展边缘，促进联合”的十六字方针。


2. 注重应用研究


为了把学校科研工作积极组织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主战场上，南京大学把加强应用研究作为科研工作的重点，注意克服过去闭门搞科研和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发动全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出发，积极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和其他应用研究项目，努力解决生产实践中的课题。理科各系都积极承担了许多重大的应用研究课题，在精细化工、声学、激光、超微波电子学、最优化方法、计算机软件应用、石油催化剂、灾害性天气预报、寻找地下水等应用性研究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例如，生物系仲崇信教授主持的沿海滩涂开发及大米草生长规律、种植技术、综合利用的研究，地理学开展的“海洋动力地貌研究”等等，都取得了既有学术意义，又有重大应用前景和社会经济价值的成果。


3. 科研力量的组织和科研机构的增加


南京大学1977年时还仅有60年代成立的声学、络合物化学、海洋地貌、欧美文化、非洲地理、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等6个教育部批准的研究室。1978年以来，由于科研工作的广泛开展，科研机构迅速增加。文科方面：1979年在原来的欧美文化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外国文学研究所，并成立了宗教研究所、戏剧研究所。1982年成立了《全清词》编纂研究室、高等教育研究室。1983年，成立了古典文献研究所、中国思想家研究室、华东地方革命史研究室、社会学研究室、英国史研究室、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室、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1984年，成立了历史研究所、人口研究所。理科方面，1978年，原声学研究室、络合物化学研究室分别扩建为声学研究所、配位化学研究所；并成立了天体物理研究室、晶体物理研究室、分子生物学研究室、热带副热带天气研究室、数学研究所、环境科学研究所、花岗岩火山岩及成矿理论研究所、计算机软件研究所。1979年，成立了大米草及海滩开发研究所。1982年，海洋地貌研究室更名为海洋地貌与沉积学研究室。1984年，成立了应用化学研究所。


4. 实验室建设有所加强


在加强科研机构建设的同时，学校也注意切实加强科研实验基地的建设。1979年6月，南京大学建成了自行设计的我国第一座太阳塔，填补了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空白，促进了天文和太阳研究工作的发展。1983年成立了现代分析中心，以后又成立了计算中心。


1981年底到1982年间，曾对全校实验室进行整顿，根据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工作的实际需要，按校级中心实验室、系中心实验室、公共基础实验室、专业实验室等四种类型，将原有的171个实验室调整为120个;1983年后又相继制定了实验室人员岗位责任制、实验室守则、实验室工作条例等实验室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1984年后，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全校实验室进行全面改造、进一步调整布局、更新仪器设备的同时，注意重点抓好大型仪器和高、精、尖仪器的使用、管理，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较合理、科学的实验室工作和大型仪器使用、管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并定期组织专家进行评比，促进了实验室和大型仪器使用效率的提高。


5. 取得一批重要科研成果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揭开了全国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帷幕，为批判“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提出的，反映了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观点，一度十分流行。）的错误思想，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篇被人们称为“东风第一枝”、“早春第一雷”和“一颗彻底摧毁‘四人帮’思想基础的重磅炸弹”文章的主要作者，就是当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的胡福明。他在拨乱反正中敏感到“中国已经到了转折关头”，“只有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才能让思想冲破牢笼。” 1977年8月，胡福明完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初稿，四易其稿后投寄《光明日报》，引起中共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社负责人的高度重视。1978年1月至4月，他应《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等的要求，先后对文章作了多次修改。《光明日报》杨西光、王强华和中央党校的吴江、孙长江等同志也参加了后期的修改，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了这篇文章。今天人们普遍认为，与“五四运动”、“延安整风”并列为现代中国“三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光明日报》这篇文章所引发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记录了南京大学这位教师的历史性贡献：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共产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


“东风第一枝”最先绽放于南京大学校园，是南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理论贡献，也是全体南大人的骄傲。


随着思想解放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许多老一辈学术带头人改变了过去那种“述而不作”的传统治学范式，在70年末和80年代初撰写出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著。如哲学系孙叔平教授的《中国哲学史稿》、外文系范存忠教授的《英国文学史提纲》、陈嘉教授的《英国文学史》、中文系程千帆教授的《古诗考察》、陈瘦竹教授的《现代剧作家散记》、历史系韩儒林教授的《穹庐集》、王绳祖教授的《中英关系论丛》等。此外，中文系陈白尘教授创作的历史剧《大风歌》和话剧《阿Q正传》，也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丰硕成果。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邓小平同志在开幕式上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思想。正是在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上，南京大学共有54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6项与其他单位合作），获奖数在全国高校中名列第一。这就进一步激发了南大教师投身科研的热情，促进了学术研究。从1979年至1982年，先后有138项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其中1982年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就有6项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项成果获国家发明奖。由化学系戴安邦主持的“硅酸聚合作用理论”的研究、由物理学系冯端、王业宁、闵乃本等进行的“晶体缺陷的研究”，由地质学系徐克勤、郭令智等主持的“华南花岗岩的地质、地球化学及成矿规律的研究”均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化学系高鸿主持的“近代极谱分析基础理论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五） 尊重人才，师资队伍建设开创新局面


1. 确立依靠教师办学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郑重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南京大学的广大教师深受鼓舞。匡亚明校长也多次强调了“依靠教师办学”指导思想。1980年9月，他在全校大会上明确指出：“学校不是机关，有首长等等，学校的校长不能凌驾于教授之上。学校是搞学术的，学校的水平，学术水平和科学研究水平，主要取决于教授，而且将来越来越会如此，将来的校长都要从教授中选拔。”（《匡亚明教育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


明确了教师在办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甩掉了“臭老九”的帽子和许多思想包袱，一种新时代主人翁的意识，激发出南京大学广大教师崇高的责任感、奋发的热情和巨大的积极性。特别是那些饱经“文革”磨难的中老年教师，对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黄金时光倍加珍惜。生物系已80高龄的郑集教授，就赋诗自勉：“八十仍应问废兴，长征四化还需人。老夫誓立愚公志，要使祖国日月明。”著名元史专家、历史系教授韩儒林抱病工作，他说：“‘四人帮’粉碎后，对我来说是在研究元史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历程。”地理系年逾花甲的宋家泰教授也欣然填写《齐天乐》词云：“韶光我虽八八，永追随大众，青山攀踏。早出人才，快出成果，孜孜只争朝夕。”


2. 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但另一方面，由于十年“文革”使高校教师队伍青黄不接，随着学校中心工作转移到教学、科研工作上来以后，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教学改革的深入和学科的发展，教师队伍所存在的数量不足、结构失调和业务荒疏以致教学、科研工作水平落后于形势要求等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针对这种情况，南京大学采取了一系列补充、加强教师队伍和提高教师业务水平的措施。


一是通过各种渠道引进、延聘一批知名学者，并促成“文革”中外流到其他岗位的骨干教师“归队”。如著名戏剧家陈白尘在“文革”中深受迫害，1978年尚未完全平反和复职，匡亚明校长多次登门，把他聘为南大中文系主任。著名古典文学家程千帆教授原在武汉大学执教，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文革”中被下放劳动，“文革”结束后又很快被办理了退休手续。匡亚明校长从有关学者专家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随即派人专程去武汉联系，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将程千帆教授和另一位外国文艺理论专家张月超教授一起聘请到南京大学任教，成为中文系的学科带头人。天文系教授陆琰，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原在一所军事院校工作，“文革”中被“复员”到南京一家小工厂，1978年也被延聘到南京大学任教。一批知名学者的延聘和一批优秀教师的“归队”，使南京大学的师资队伍力量得到增强。


二是通过举办外语培训班、各种形式的研讨班，以及选派教师出国考察、进修学习、参加学术会议等，促进教师的知识更新，提高教师的外语和业务水平。


三是千方百计解决教师工作、生活上的各种实际困难，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在几年中，相继解决了全校120多名骨干教师的家属“农转非”问题和300多名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给一批年迈体弱的学者配备了工作上的助手；同时，还抓紧盖建教职工住房，努力缓解由于“文革”中学校基本建设长期停顿而造成的教职工生活住房极度短缺的困难；并于1981年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以解决教职工待业子女就业问题。


四是解决结构性短缺，促进新老教师结合。随着学校学科建设工作的深入和教学、科研等方面改革的开展，教师队伍中原来数量短缺的主要矛盾逐步被结构性短缺的问题所取代。1979年12月30日，《南京大学报》曾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把师资培养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一文，其中在分析南京大学教师队伍的现状时指出：“当前存在着一种畸形现象，一方面，队伍庞大，教师超编：另一方面，又业务荒疏，青黄不接。”“目前我校共有教师700多人，其中老年教师约占5％，中年教师约占80％，青年教师约占15％。教师队伍的结构，正常情况应该呈宝塔形，而现在则是‘两头小、中间粗’，畸形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南京大学提出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学校工作中“一项非常紧迫而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任务”。一方面，强调“老、中、青结合”，为老教师配备得力的助手，发挥他们的传、帮、带作用；对中年教师，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工作水平，使之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对青年教师，指定有经验的中、老年教师担任导师，帮助他们补好基础，得到提高。另一方面，从年富力强的副教授和讲师中，选拔具有扎实的业务基础，在教学上已经成熟，科研上做出高水平工作，在学术界已崭露头角的骨干教师，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把他们推上学术领导人的岗位。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副校长范存忠教授自1979年配备了助手后，坚持每周与助手讨论一次，在不长的时间内即撰写了10多万字的专著；陈嘉教授在配备了助手后，也完成了《英国文选》、《英国文学史》等专著的写作。


3. 恢复职称评审工作，破格提拔人才


1978年5月17日，江苏省破格提升一部分教授、副教授。南京大学天文系讲师曲钦岳、地质系讲师胡受奚被破格提升为教授，天文系教师刘林、数学系教师张福炎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当年，南京大学根据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确定和提升教师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以及1978年9月教育部召开的高等学校教师确定与提升职称工作座谈会的精神，恢复了教师职务评审和晋升工作，并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经过认真的评审，晋升25名教授、58名副教授，并有677名教师被评定为讲师职称。从1982年开始，提出职称称审工作正常化，于当年提升教授3人、副教授38人；第二年又提升教授9人、副教授104人。1983年，开始推行更全面的教师岗位责任制，并在化学系试点改革，试行聘任制。


    4. 八位教授增补为学部委员


1980年中国科学院增补学部委员，南京大学的魏荣爵、冯端、高济宇、戴安邦、高鸿、曲钦岳、徐克勤、任美锷等8位教授被增补为学部委员。其中时年45岁的曲钦岳教授是全国新增补的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1984年，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共有48人，博士生导师人数位居全国第三位。这批博士生导师中，有早已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老一辈学者和科学家，相当数量的则是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崭露头角正值年富力强的中年学术骨干。此外，第一批派出国学习进修的76名教师，回国后大部分都很快成为各学科的学术骨干。据80年代后期统计，他们中相继有17人担任了校系领导职务，39人成为博士生导师和学科带头人，5人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六） 对外学术交流日趋活跃


1. 派教师出国进修、研究和参加学术会议


南京大学在扩大对外学术交流方面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走出去”。即派遣人员出国学习进修、访问考察、合作科研和参加学术会议等。


1978年刚刚实行对外开放，初步打开国际学术交流渠道之时，南京大学开始派出一些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79年南京大学就派出魏荣爵、高鸿、冯端、王业宁、易照华、王志刚、朱大奎、张福炎、包紫薇等学者出国考察或参加学术会议。此外，还派出孙钟秀、朱德煦、王颖、陈懿等26名骨干教师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学习进修，到年底，派出人员就达87人。


1981年以前，派出国学习进修的人员中中年骨干教师占有相当比重，也有少量本科生，如1979年派出留学人员中，就有一名刚满16岁的78届数学系学生。1981年以后，派出国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逐渐增多，年轻教师所占比重也愈益增加。


不少教师在出国进修期间多有收获，如地理系王颖在加拿大贝德福海洋地质研究所进修期间，六次出远洋考察，三次到“百慕大魔鬼三角区”，并曾潜海至216米海底考察。物理系闵乃本因在美国犹他大学学术访问期间在晶体生长理论研究中成果卓著，1983年5月荣获“大力神奖”。


据统计，1978年到1984年，南京大学共先后派出160多人次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会议，不仅获得了新的科技信息，也扩大了南大和我国的国际学术影响。如，1980年11月，物理系主任魏荣爵教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美国声学第100届会议，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声学概况”的专题报告，介绍了中国古代声学的新发现和新中国现代声学研究的进展，引起了外国学者对中国声学的重视，特别是其中关于对西周编钟和汉语声律原理研究的理论和实验课题，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许多外国学者说：“中国的声学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迅速得多。”


2. 主办“花岗岩国际学术讨论会”


1982年10月，南京大学主办了“国际花岗岩地质和成矿关系学术讨论会”。与会的有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希腊、日本、法国、美国的地质界知名学者171人，共宣读58篇学术论文，涉及花岗岩地质学、岩石学、同位素地质学、地球化学、成矿理论等研究领域，这是南京大学主办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成功显示了南京大学在花岗岩研究上达到的国际学术水平，掀开了南京大学在国际学术活动中新的一页。


3. 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等建立交流合作关系


1978年8月20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家科委、外交部《关于邀请美国一些大学组团访华和建立校际交流关系的请示报告》，这一报告中提出：“根据我高等院校亟待提高教学科研水平的需要，尽快与各国著名大学建立校际交流关系，对促进我科技教育的发展是有益的。”并确定了数所大学先分别与美国一些著名大学建立校际关系，南京大学被确定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交流。


1979年2月，欧文·谢恩校长率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代表团一行17人来南京大学访问，和南京大学签订了校际交流协议，内容包括互派留学生、互派讲学人员、科研协作、相互邀请参加学术活动、交流资料和出版物等。当年，南京大学又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建立了校际协作关系。


4. 匡亚明率团考察日本、美国高等教育


受教育部委托，匡亚明校长先后于1978年和1979年两次率领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赴日本和美国考察高等教育。在日本访问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名古屋大学等十几所高校。在美国访问了威斯康星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州立大学等高校。南京大学副校长章德也参加了赴美考察。在访问考察、汲取国外高校可资借鉴的办学经验的同时，匡亚明、章德还与有关高校建立了科技、教育方面的联系，设法将南京大学推向国际教育与学术舞台。1979年11月，匡亚明、章德在访问霍普金斯大学时，曾与霍大校方形成了加强两校校际交流的意向。1980年5月，美籍华裔学者、霍普金斯大学物理学教授钱致榕受霍普金斯大学史蒂文·穆勒校长的委托专程来华，与南京大学商谈两校互派代表团之事。


5. 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筹建“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1981年9月21日，穆勒校长率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代表团共8人访问南京大学。访问期间，穆勒校长提议，为加强两校友好关系，建议在南京成立双方合作的教学和研究中心。9月28日，两校签订了创办“南大－霍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协议书及两校学术交流协议书。9月30日，在霍大代表团返回途经北京时，教育部长蒋南翔在北京全聚德饭店宴请霍大代表团，特别提到“中心”，说：“我相信这一中心是有远大发展前途的，双方应抓紧及早地办成此事。”10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霍大代表团全体成员，对此事也表示赞许：“只要是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事，我们都赞成。”


1982年3月，以徐福基为团长、王德滋为副团长的南京大学代表团一行7人访问霍普金斯大学；3月17日，美国副总统布什在白宫办公室会见了南大代表团全体成员，表示对此事的赞同。美国新闻界也马上报道了这一中心筹建的消息。


1982年4月26日，教育部向南京大学转发了经万里、方毅、姚依林、姬鹏飞等4位副总理圈阅的教育部、外交部关于筹建“中心”一事的联合报告的复印件。5月，钱致榕作为南京大学名誉教授来宁参加南京大学建校八十周年校庆活动时，又和南京大学进一步商谈了中心筹建的具体工作；南京大学也成立了“中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随后，即开始了“中心”的选址、征地和建筑委托设计等工作。


（七） 多种形式办学 ，发展成人教育


在普通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其它形式的高等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南京大学在办好全日制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同时，也积极开拓其他形式的办学渠道，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特别是1983年南京大学把多层次多种形式办学作为学校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后，专科层次的教育和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也在南京大学得到较快发展。


1. 兴办普通专修科和干部专修科，为国家和地方培养短缺人才


1978年，南京大学为地方扩招了730名专科学生；1982年，又开设了生物、历史、分析化学、图书馆等4个专修科，为江苏省化工局、南京市教育局和有关高校图书馆培养人才。1980年，南京大学受中共江苏省委委托，在经济系开办了经济管理专修科。以后又受国家计委等单位委托，继续开办经济管理、金融管理等干部专修科。


1983年10月，南京大学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合作举办哲学专科班，招收学员95人，学制二年，共开出24门课程，办学地点设在部队，哲学系选聘了37名教师定期去办学点上课。当时全国13家报纸报道了该班办学情况，称之为“军内大学”。从1980年到1988年，南京大学先后开办过经济管理、金融管理、哲学、中文、历史、法律、财会、政治理论等20个干部专修科，毕业生达到1?500?人。


2. 举办夜大学


1981年，南京大学即向教育部提出举办夜大学的申请，1983年，由物理系、化学系、法律系和马克思主义教研室招收第一届夜大学学生170名。


3. 主持江苏省有关专业自学考试


继教育部在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四个省、市试行自学考试制度后，江苏省也推行了江苏省自学考试制度。南京大学从1983年起即承担了江苏省自学考试部分专业的主考任务，在制定考试计划、编写教材、命题、阅卷、毕业生资格审查、社会办学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


4. 开展各种继续教育活动


南京大学一直为国家承担着培养、提高高校师资的任务，每年在校进修的国内各高校的进修教师都达到200余人。此外，为适应社会需要，南京大学还经常举办其它各种进修班、培训班。1980年，数学系、地理系、计算机科学系就分别举办过情报检索、水文地理、计算机应用等短训班。1981年，中文系举办了秘书进修班。1982年暑假，南京大学专门举办了中学教师培训班，免费为江苏省98所重点中学培训121名外语、生物和物理教师。


（八） 基本建设有所进展


1952年院系调整后，南京大学全校校舍建筑面积仅有3．8万平方米。从1952年至1966年间，先后在原校区建成建筑面积约为10.9万平方米的校舍。“文革”前两年基建投资主要用于在外地兴建分校，学校基本建设差不多处于停顿状态。因而，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和学校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用房矛盾日趋突出，成为学校发展的“瓶颈”。为了缓解这方面的矛盾，学校将抓好基建工作提上学校的重要议程，使校舍基建取得了较快的进展。从1978年到1979年两年间，就先后有两幢学生宿舍、一幢教学楼、14幢教职工宿舍开工兴建。1981年至1984年，分别建成了建筑面积为一万多平方米的新图书馆和建筑面积为5900平方米、容积为1．5万立方米的书库。高11层、建筑面积为两万多平方米，配有电梯、通风排气设备、暖气和煤气管道、局部空调的化学大楼也在这一期间开工兴建，并在1985年建成。


四、学校发展目标的选择与改革的酝酿
南京大学这段时期的发展始终和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随着国家经济、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随着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南京大学在新的改革形势面前，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急切需要和长远利益，从实际出发，不断调整自身的各项工作，提出新的努力目标，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校管理等方面都积极地、持续地和深入地推进着改革。从时间进程上说，南京大学这段时期的改革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改革的酝酿和初始阶段，办学目标的确立和改革动员阶段。


（一） 改革的酝酿和初始阶段


这一阶段,大体从1978年到1982年。


南京大学的改革基本上是与学校工作全面的拨乱反正一同起步的。恢复高考制度以后,随着学校中心工作转移到教材、科研上来，我国高等学校一方面面临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急切需求，另一方面又普遍存在着由于“文革”的影响而产生、加剧的某些教学内容陈旧、方法手段单一、科研工作落后的问题。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出和快出人才，南京大学首先在教学领域着手进行了一定的改革。1978年下半年，在匡亚明校长的倡导下，南京大学就开始推行学分制；以后又采取了拓宽专业口径，改革课程设置，推行主、辅修制等若干教学改革措施。同时，恢复了经济系、法律系，新建了计算机科学系。在管理上，实行教师工作量制度、建立各类人员考核制度、在后勤总务部门试行奖金与工作绩效挂钩等初步的改革。


这段时间中，由于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南京大学在发展目标上也曾几度调整。1978年上半年，曾提出要在不长的时间内把南京大学发展成为万人大学和国内外第一流的大学。1979年6月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中央提出，今后三年内，要认真搞好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1979年7月，南京大学召开第五届党委第三次会议，讨论学校发展规模。会上提出，根据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从南京大学当时只有650亩用地面积的实际情况出发，南京大学应当办成“小而有特色”的大学，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不能铺大摊子，求大求全。在近三五年内，工作重点应放在巩固提高现有专业上，专门科研机构也要力求精简，计划到1985年，在校学生总数不超过9000人。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逐步转好和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到1982年5月20日南京大学80周年校庆大会上，党委书记章德在讲话中又提出：“在今后数年内要积极创造条件，将南京大学办成万人规模的大学。”


由于办学规模问题上的不确定因素，南京大学在这一阶段的办学目标和定位也几度调整，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在如何提高办学水平问题上，逐步形成了共识。在讨论“六五”规划时，南京大学提出：“作为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必须办成一个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中心和科研中心”，“一是要发挥学科较齐全、专业较配套的优势 ；二是要使文理相互渗透，在渗透中发展边缘学科和综合性学科；三是要在天文、地学、计算机科学和环境科学方面形成特色，让一批单科性的重点学科进入教育部所组织的‘国家队’。”


（二） 办学目标制定和改革的动员阶段


这一阶段，大体从1983到1984年。


前一段时期，南京大学的改革一方面主要是在人才培养工作方面，另一方面，多数是单项性的和带有一定实验性的。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如何使高等学校的教育、科研工作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越来越成为高等学校办学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因而南京大学的改革也逐渐从教学领域拓展到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从单项性的改革进入到较系统的改革。1983年3月18日，南京大学举行党委常委和校长联席会议，章德书记等传达了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地区16所高校改革座谈会的精神和在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参观学习的情况。会议提出，“要全面地、系统地、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改革，从办学方向、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招生分配制度，一直到机构、体制，都要从学校实际出发进行改革，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以较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较好的办学效益，以把南京大学建成高水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


随后，学校成立了改革办公室，由待命就任的三位副校长袁相碗、冯致光、许廷官负责，在党委直接领导下，分教学科研、机构体制、后勤管理三条线进行调查研究，确立了在“七五”期间“在校学生比1980年的基数翻一番并达到一万人”的目标，并提出若干教学、科研上的改革措施，如调整更新专业设置，增加若干新兴、应用学科，按“三多三少”（即减少总学分、必修课学分和课堂讲授时间，增加选修课学分、自习时间和实践环节）的原则修订教学计划，建立三年主讲教师和实验室主任聘任制，制定《南京大学校内实行科研合同制的暂行条例办法》，确定重点学科，努力承担国家攻关项目，加强科技工作的横向联合，建立若干跨系、跨学科的研究中心等。在管理体制改革中，在教职工中进行了定编工作，执行了岗位责任制和实施了岗位津贴制度，制定了《教师工作规范》，调整和精简了少数机构，并开始推行系主任负责制，扩大了系一级在办学上的自主权。在后勤改革上，进行了政企分开的试点，在一些单位逐步实行企业化的管理办法，并筹建为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和教职工生活的各种服务机构，同时由原来的一级财务管理改为校系两级财务管理。在全面改革试点的化学系，制定了《关于校长领导下的系主任负责制》、《遴选主讲教师办法》等12项改革方案，在人员定编的基础上开始实行人员流动，并改变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试行工资和奖金分配的改革。


1984年4月28日，南京大学党委和行政召开了全校教职工大会，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凌雨轩作了关于加快改革步伐的动员报告，提出学校改革与形势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要加快改革步伐，以“三个面向”为指针，通过改革，把南京大学建成适应社会主义需要、具有自己特色、站在若干学科前列的多学科综合大学。接着，南京大学又颁发了《南京大学改革方案汇编》，其中包括人员定编、定岗、定任务，教职工考核、岗位职务津贴等暂行办法，教师工作规范，科研合同制实施办法及后勤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等18个改革方案；并在全校逐步推广化学系的试点经验，同时，开始讨论和制定学校在“七五”期间的发展规划。


（三） 学校领导的三度调整


1982年以后，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曾三度调整。1982年1月，匡亚明不再担任学校党委书记、校长之职，任名誉校长；由章德接任党委书记；钟世勤任党委副书记，免去原副校长职务；增加地质学教授郭令智任副校长。


章德，1921年出生于江苏海门，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在中共南通地区、苏北区党委、江苏省委组织部、省卫生厅工作。1965年初任常州市委书记，“文革”中受到极“左”路线迫害。1974年调南京大学工作，先后任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第二书记、副校长，是中共十二大代表。


1983年9月，党委书记章德不再兼任副校长职务，由凌雨轩、韩星臣任党委副书记；由郭令智任代理校长，丁光训(兼)、袁相碗、冯致光、许廷官任副校长，钟世勤改任顾问。


郭令智，1915年生，湖北安陆人。1938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地质系。曾任台湾大学副教授和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1949年由台湾赴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51年回国，在南京大学地质系工作。他是70年代初我国引进和发展地质板块构造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三等奖。


1983年10月，章德因病住院，由凌雨轩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


五、匡亚明等的“835建言”及建设“重中之重”
（一） 四位名誉校长提出“835建言”


1983年5月中旬，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与会的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和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大连工学院名誉院长屈伯川在听取教育部长何东昌《关于调整改革和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后，共同讨论并起草了一份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建议书。这份5月15日寄出的材料题为《关于将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议》（转引自《匡亚明教育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285页。这份建议书的要点曾以《建议加速建设一批重点大学》为名在1983年6月9日《中国教育报》发表。），其要点如下：


1. 坦诚批评政府对教育投资不足并指出它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


建议书指出：“目前我国教育经费太少，智力投资和经济建设投资不成比例，不相适应，使得高等学校多年来一直处于房屋少、条件差、教学科研活动和师生生活不够稳定的状态中，发展提高都有困难。”


2. 阐述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和增加教育投资的重要意义


匡亚明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指出，增加教育经费“不只是学校的事，而且是整个国家的事”。（1983年5月9日《中国教育报》。）在建议书中，四位名誉校长强调，重点建设的50所大学“不仅将是我国90年代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更将是我国在科技文化领域中赶超世界水平、加速社会主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骨干力量”。


3. 提出并论证“像抓重点经济建设那样，选定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入国家重点项目，集中投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匡亚明等分析了教育、科技和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建议“从全国七百余所高等院校中选出50所左右基础较好、师资力量较强、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较高……规模也较大的院校，作为高等教育建设的战略重点”，并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除正常的教育经费外，五年内每所高校另增加重点投资1个亿。建议书还进一步论证了这一后来被称为“建设‘重中之重’”的对策的理论和政策依据；一方面，这样做“符合国务院关于像抓重点经济建设项目一样抓教育建设的指示精神”；另一方面，“作为智力投资的总效益是长远的，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对若干高校的重点投资所创造的价值，“决不是任何一个重点经济建设项目所能比拟的”。


（二） 匡亚明专门上书小平同志


1983年5月19日，匡亚明在武汉专门给邓小平同志写信，再次建言献策：


小平同志：


    目前我国整个教育投资和经济建设投资不相适应，尤其是高等教育上不去，满足不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对科学技术力量，特别是高级科技骨干力量的需要。这种情况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加以解决，到90年代势必更为严重。因此，我和刘丹、李曙森、屈伯川等已退居二线的四个同志，经过共同研究，冒昧向中央提出像抓重点经济建设那样，选定顺应现代科学技术与高教发展趋势的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集中投资，争取1990年前建成为高水平的多科性、综合性大学的建议，从根本上改变现在各大学经常不安定状态，建立稳定的教学和科研秩序（即两个中心），以带动整个高教战线稳步发展，培养以后十年以至2001年后长期间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高级人材。


如有可取之处，恳请批示有关部门研究，我们将提供更具体的论证和设想。


癩此 敬祝康健


匡亚明
1983.5.19于武汉


（三） “835建言”影响了中央决策，七五开始建设“重中之重”


四位老教育家的建议和匡亚明的信引起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5月20日，他在匡亚明的信上明确批示：“请紫阳、依林同志考虑，提出意见，在书记处一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见《匡亚明教育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影印件。）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经过研究，采纳了四位老教育家的建议。1984年，国务院决定对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等5所高校重点投资，并列入国家“七五”重点建设项目。“努力办好一批重点大学”的设想转化为国家的战略性决策，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90年代付诸实施的“211工程”，以及1999年启动的重点建设“若干所国际一流大学”的“985工程”，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835建言”充分反映了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等老教育家的远见卓识和高度责任感，它最终为中央领导所采纳，又体现了小平同志及中央领导集思广益、民主决策的精神。“835建言”与王大珩等四位中科院学部委员倡议并得到邓小平同志支持的 “863计划”（1986年中科院学部委员王大珩、王淦昌、杨嘉辉、陈芳允等联名向中央提出《关于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的建议》。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3月5日作出批示，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科技研究发展纲要》，简称“863计划”。）一起，成为80年代教育家、科学家上书建言、影响高层决策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