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1949-）教育革命中的曲折发展（1957-1966）---新时期南京大学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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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风反右”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
1956 年1月中央会议上对知识分子地位的新的估计和“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曾使知识分子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政治热情都空前激发，南京大学也因而出现了一派全校上下气顺心齐人和的形势。然而，随之而来的1957 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却使形势发生了逆转。


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1957年2、3月间，相继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强调指出，在我国所有制的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基于这一指导思想，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以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


南京大学从5月13日起，校党委和校行政先后14次召开帮助党整风的鸣放座谈会，共邀请全校207名教授、副教授，100名讲师、助教参加座谈。与会者响应党的号召，本着知无不言地鸣和放的精神，揭露了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等方面的问题，诸如学习苏联生搬硬套，不结合实际；党政不分，学校各级行政领导有职无权；师资培养工作上的宗派主义倾向；党群关系、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关系的矛盾与隔阂；学校某些领导人严重脱离群众的作风问题等等。当时党外的一些著名教授陈中凡、韩儒林、范存忠、何如、蒋孟引、郑集、耿以礼、陈义、李学清、李海晨、戴文赛、莫绍揆、曾远荣、戴安邦、朱炳海等都应邀在座谈会上发言。与此同时，党委还号召全校教职员工都来帮助党整风。


5月18日，南京大学校刊以“春风已吹到南大”为题，报导了学校鸣放情况。下旬，所谓“北方初夏的暖流”频频南下，传来了北方高校鸣放的消息。于是学生们鸣放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5月30日，中文系两名学生率先在北园校门口贴出大字报。这样继北京大学之后，出现了南京大学的“民主墙”。这一天就贴出大字报500多张，有论文、杂文、漫画、诗歌等，开始出现群众性的自发的鸣放热潮。以后几天，大字报越贴越多，从北园到南园以至校门外的大路两旁，满墙皆是，看大字报的人川流不息。由于《新华日报》没有刊登南大鸣放的消息，有些学生把大字报贴到报社门口。这些“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大字报有提意见的，也有“对意见的意见”。许多大字报的鸣放内容是善意的。但也出现了一些并无事实根据、无中生有、乱扣帽子、不符合社会主义利益的大字报。为了让更多学生有自由发言的机会，学生会还开辟了民主讲坛。


然而，整风运动很快转变为反右运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就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提出，“党外知识分子中，中间派占70%左右；左派占20%左右；右派占1-10%。”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于是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反击右派的斗争。6月19日，南大工会发布告全体会员书，号召会员积极行动起来，打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26日，学生会作出决定，要求同学们积极参加驳斥右派言论的斗争，学校各民主党派也纷纷集会，表示决心投入反击右派的斗争。全校师生员工于20日开始，重新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强调要明辨是非，划清界限。6月24日，召开全校大会，由孙叔平副校长代表党委作反击右派的动员报告。其后，全校师生展开了对鸣放中错误言论的批判。这些错误言论，许多是同当时全国出现的错误思潮相联系的。如认为产生“三大主义”（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不单是个人思想作风问题，而与制度的缺陷有关；“学校以教师为长”，应实行“教授治校”，历次政治运动是侵犯人权，应予澄清；马列主义课程应当列为选修课等。此外，也有南大自己的特殊问题，如认为院系调整害了南京大学，“把一个好端端的南大，打得五老七伤，断腿残足，人走楼空。”


7月上旬，全校掀起反右斗争高潮，至7月14日，斗争暂告一段落。暑假进行休整。从10月10日开始，又分“两路（校、系）进军”，继续斗争；至11月14日，宣告反右斗争结束，历时约2个月。在反右斗争开始时，虽然中央曾强调要严格区分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的界线，并提出划分右派分子的五条标准，但由于当时自上而下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因而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如1957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所批转的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高校整风和反右斗争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的报告》中就曾提到，在32所高校中共发现右派分子4874人，占总人数4.3%；其中极右派1115人，占右派总数23%。南京大学在反右斗争中，也导致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不幸后果，错误地将一批由于对个别党员不满、提的意见比较尖锐激烈的人以及对某些重大政治问题发表了某些不同看法的人，都视为是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把他们错划为右派分子。一些党员因被认为在整风反右斗争中犯有严重右倾错误，在党内受到程度不同的批判。当时的党委书记陈毅人也被错误地当作严重右倾的代表，成为南大整风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


陈毅人，1953年从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教育科调进南大，始任党委副书记兼政治辅导处主任；1956年初升任党委书记；1957年兼任校长助理。在南京大学整风鸣放运动开始后，他“深怕运动搞过火”，整日忧心忡忡；他认为“56年的急进已经造成很大困难，57年再来一个急进，就更有严重危险”。1957年6月6日，当鸣放进入高潮之际，他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关心，给党委的其他两位同志孙叔平和陆子敏写信，表明自己的看法与建议。他在信中说：“与其打烂了摊子再来收拾，不如接受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争取主动，针对弱点，首先采取措施，使自己健壮起来”；“很可能鸣放后，各地闹事，相互呼应，而蔓延到牵动全盘，以至动摇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他“越想越为党担心，夜不成眠”，以为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怕忧天者无人”。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这次运动要采取这样的部署与做法”，便借病退出运动。


陈毅人的这封信由江苏省委转至中央，被认为是在这场运动中从右的方面来干扰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代表人物，因而被“靠边”处理并受到批判。江苏省委派出省委常委、副省长周一峰到南京大学领导反右斗争。1958年2月21日至3月1日，南大党委召开党支部委员以上党员干部会议，揭发批判陈毅人所谓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组织上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陈毅人在会上作了检讨，但未能通过，被认为“检讨是肤浅的”。1958年10月19日，陈毅人被下放参加生产劳动。1959年1月，江苏省委批复，给予陈毅人同志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委书记和校长助理职务的处分，工资级别下降一级，调离南大。十年浩劫开始后，面临来势更加汹涌的“四大”，陈毅人越发不能理解，终于在1967年1月被迫害致死。


40余年过去了，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当时的鸣放结果，虽然并未出现如陈毅人所估计的那种局面，但他当时的这种考虑也非完全“杞人忧天”，大鸣大放和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对国家和对教育事业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和影响是不容低估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作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过积极作用。”（见《邓小平文选》第22页）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1957年的反右斗争作出了符合实际的结论。陈毅人同志的问题也于1986年11月29日得到彻底平反。南大许多与陈毅人同志共过事的同志为此感到欣慰，纷纷撰文怀念这位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爱护知识分子的党委书记。


在整风反右中，南京大学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潘菽校长于1957年5月调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实现了其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宿愿；因党委书记陈毅人被“靠边”审查，1957年9月，原云南省省长郭影秋来南京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


郭影秋，江苏铜山县人，1909年生，1928年肄业于无锡国专，1932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投笔从戎，驰骋战场，曾先后出任冀鲁豫湖西军分区政委、司令员，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区党委敌工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前夕，随刘邓大军南下，转战于华东、中南和西南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川南行署主任和云南省政府主席、省长兼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他热爱教育事业。1957年党中央号召加强教育战线，他即写信给党中央，主动要求到教育第一线工作。中央批准了他的要求，派他到南京大学。9月7日，他即来上任，此时正值南京大学反右斗争的后期。


在反右斗争告一段落后，因反右而暂时中断的党内整风运动便转入大整大改、边整边改的阶段。从1957年10月15日起，南京大学开展了紧缩机构、下放干部的运动。学校行政机构由原来的1室5处12科，紧缩为1室5科：保留原秘书室；撤销教务处，合并教学科研科与调度统计科成立教务科；撤销人事处，合并干部科与学生科，成立人事科；撤销总务处及所属基建工务科，成立总务科、教学设备科和财务科。行政工作人员由558人减少到354人；原有处、科级干部27人精简为科级干部13人。接着，又下放干部先后三批共393人，包括下乡参加生产劳动，退职、退休等；加上属于下乡接受强迫劳动的人员（右派、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受处分人员）51人，下放人员共达444人，占全校教职工总数的30．1％。


紧接其后，1958年初，根据上级指示，南京大学又开展了以勤工俭学为主题、从反浪费入手的竞赛活动，后来逐步发展为办好社会主义大学，支援工农业生产，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社会主义竞赛活动。活动中，南京大学曾向江苏省内各高校发出竞赛倡议，即为支援国家建设而缩减学校经费预算。原定缩减100万元，后因南京工学院由原来减少130万元上升为200万元，南大也随之加码到150万元；并提出通过挖掘校舍潜力，放弃原来准备建造物理楼的计划，校内许多系也纷纷让出一些用房。这里强调的艰苦办学精神虽然有值得肯定之处，在当时也是大势所趋，但是后来却由于房屋紧张，使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受到了一定影响。


同年3月，中央号召开展以反浪费、反保守为内容的“双反”运动，猛轰“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五气”（官气、阔气、暮气、娇气、骄气），全校再次掀起鸣放高潮，贴出大字报145万张，全面揭发学校的浪费现象。在这次运动中，开始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带头“引火烧身”；后来运动的发展落脚到“学校的最大浪费是培养人才上的不负责任，最大的保守是办学思想上的抱残守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观点在教育思想上的表现”。其后，便又在“兴无灭资”的口号下，开展了“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向党交心”和“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把教师埋头钻研业务也错误地当作走“白专”道路来批判。最后，在对所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深批透的基础上，落实到人人制订红专规划。这场运动在当时被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一次深刻的自我革命”。


1958年8月15日，中共南京大学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郭影秋代表党委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一年多来整风运动的总结报告，并同时宣布整风运动结束。


整风运动虽然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某些工作的改进，但整风反右中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不仅严重地伤害了许多知识分子，挫伤了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削弱了教师队伍，也完全否定了原来对知识分子阶级地位的正确估计，导致了“左”的倾向在学校工作中的进一步发展。


二、从“教育大革命”到“高教六十条”
（一） “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


1958年是我国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进行“大跃进”和教育大革命的一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号召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并提出将“以15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


1958年初，南京大学在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中，曾提出“雨后春笋，遍地生芽”的口号，全校很快成立起各种勤工俭学小组。不久，又总结出通过勤工俭学，贯彻生产劳动、教学和科研三结合方针的三条途径，即：文科办农场、工厂，以从事工农业生产为主，接触实际，体验生活，配合中心，进行社会工作；理科结合专业特点，利用实验设备与工矿企业协作，大办工厂，进行工业生产；地学密切结合专业，进行野外勘探、测量及资源调查工作。于是，在全校掀起大办工厂、农场的热潮，据当时的统计数字，理科办起了大小工厂26个；文科在栖霞山开垦荒地240亩，建成一个综合性农场（后扩大到1000余亩）；地学在云南亚热带地区、西北柴达木盆地及东南沿海地区建立了劳动基地，接受国家任务。这样，勤工俭学活动便从临时性、服务性的劳动转变为经常性的、在一定程度上与专业结合的劳动。


理科在大办工厂中，也带动了科学研究的开展，在短短几个月中，试制成功一些新产品，其中如物理系试制的微电流保险丝，数天系试制的中国第一架马克托苏夫式摄影望远镜、8.5寸的返光望远镜镜头，化学系试制的橡胶促进剂、CZ等，均已达到较高技术水平；地质系在野外工作中也找到多处矿点，完成地质填图面积28?600平方公里以上。1958年上半年，全校勤工俭学的产值达到25?340元。


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南京大学的一批新专业迅速上马，先后筹建了计算数学、生物化学和放射地质等专业，增设了新闻专修科、技术物理专修科（招收初中生，学制5年），将汉语言文学专业分设为文学专业和语言专业。1956年时，全校本科专业曾调整为16个；至1958年下半年，全校10个系已设有23个专业、47个专门化和2个专修科。但与此同时，在办学中一种急于求成、不切实际、甚至浮夸的倾向也开始露头。全校科研选题骤然翻了几番，一下子达到2753个。而且认为如果下半年原料能保证供应，工厂生产产值指望达到148-200万元。


此后，南京大学进而提出了“大学既是学校，又是工厂，又是研究所”的口号，设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学校自己建立起工农业生产体系，学生实行半工半读，依靠学校工农业生产的收入，除工资和基建而外，可实现部分经费自给；在此基础上，筹建南京大学公社，办万人大学，吃饭不要钱；甚至提出在三五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大学。为建成工业生产体系，南京大学正式成立化学试剂厂、综合电子仪器厂、光学仪器厂、半导体厂、高空探测仪器厂、生物标本厂、综合机械厂等11龉こВ⒁笊舛瞬贰?958年上半年，南大参加勤工俭学活动的学生人数达到3896人，占全校学生总人数的94．6％，劳动总时数达122万个小时，平均每人劳动313个小时左右（《光明日报》1958年8月23日报道），其中包括参加大石头水库劳动、乌龙潭挖河泥劳动等校外义务劳动等。而到了同年7、8月间，学校除了大办工厂、农场，大搞科研而外，还大办体育、大除四害、大办民兵、大炼钢铁、大写文章等等，什么都大操大办，于是，学校出现了“万马奔腾”的局面。那时上下左右，任何部门（包括所属居委会）动辄都可以向学校下达任务，让学校停课劳动，教学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师生们经常日以继夜，连续苦战，不上课，不放假，弄得疲惫不堪。


1958年下半年，为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南京大学开展了以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教材为重点的教学改革活动。在教学改革中，强调要“政治挂帅，理论与实际结合，厚今薄古，古为今用”。修订后的教学计划，一是将劳动正式列入教学计划，并增加了政治学习的比重。规定文科学生一年中4个月劳动，1个月假期，7个月业务学习；理科学生3-4个月劳动，但其中应有1-2个月下乡参加体力劳动，接触工农。政治课5年的总时数从原计划5年的315-544学时增加到480-600学时，占总学时数3036-4528的15．7-21．07％。另外还规定每学期要有一周时间进行整风式鉴定。二是削减课程。由于政治学习和劳动时间的增加，专业课和基础课学习时间相对减少，最高为3?000学时，占总学时的75％（如物理系），最低为1?500学时，占总学时数的50-60％（如历史系）。并相应地压缩课程设置，其一是大刀阔斧地合并被认为是重复的课程，如数学、天文专业分别将七门基础课合并为一门“高等数学基础课”和“天文学基础课”，当时称之为“七合一”课程；其二是为体现“厚今薄古”，取消被认为是不必要的课程，如中文系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系的“中国历史文选”等课程均被取消。同时也增设了一些反映当代最新科技成就及政治斗争和学术斗争的课程，如化学系的“放射化学”，物理系的“固体物理”、“核子物理”，中文系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历史系的“资产阶级历史学批判”等课程。这次课程改革，全校总共取消23门课程，有61门课程合并为25门，新设课程24门。有得有失，“失”在一些基础理论课被削弱，“得”在一些新增课程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尖端的学科。改革前后变化较大的是数学专业和物理专业，数学专业的专业课程由20门减少到11门，物理专业由20门减少到12门。


编写教材的工作则采取党组织、教师和学生三结合的方法进行，有师生合作编写，有学生单独编写，总的是以学生为主。有的课程学生尚未学过也参加这门课的编写工作，而且竟在短时间内全校就完成了25种教材。这次教材编写工作从批判旧教材入手，以致又成为一次学术批判运动，再一次挫伤了一些教师著书立说的积极性，如有些老教师就感到“写了书的倒霉”。


在这场教学改革中，形形色色的教学方法，如抛纲教学，单课独进，通过尖端科研项目研制边做边学，以编教材带动教学，野外实习与生产劳动结合，实验教学与生产劳动结合等都应运而生。生物系被下放农场，以田间为课堂，以生产作实验，边劳动边学习。这些探索在当时实际上都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注意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一面，却排斥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忽视了系统的课堂教学以及基础理论学习对于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性。


经过近一年“教育革命”运动的折腾，南京大学许多师生对于生产劳动过多，政治、社会活动过多，不上课，不放假，妨碍正常教学秩序的做法开始厌倦和不满。1958年11月，学校开展教育方针的学习和鸣放，师生贴出大字报，对大跃进和教育革命提出许多意见，特别是对生产劳动过多意见较大。这些意见多数是正确的，但结果有一部分人却因此受到错误的批判。


1958年底，中央注意到教育革命中出现的问题；12月22日，在中共中央批转的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问题的几个建议》中指出：“必须注意教育革命中出现的劳动过多、忽视教学质量的现象。”195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对1958年的教育革命进行了总结，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针对劳动过多，没有很好上课，学术批判打击面太大，教育质量有所下降等问题，提出1959学年的教育工作“主要是巩固、调整和提高，并在这个基础上重点发展”。


为贯彻中央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南京大学在1958～1959学年第二学期的工作计划中，提出了“积极贯彻教育方针，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以教学为中心，做好两个三结合，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要求。与此同时，学校在具体工作上也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步骤：（1）在继续执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方针时，强调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对教学科研生产作出全面安排。为此，学校制定出“三道防线”，规定三者各占多少时间，不得相互侵占。当时规定生产劳动时间半年不得超过一个月，有些班级缺课太多，需要补课悴辉侔才爬投员Ｖぱ?年学习计划的完成。这一学期，还制定了《南京大学学生学习成绩检查、劳动考核及学年鉴定的暂行规定》。（2）成立教学检查组，对在1958年教学改革中所作的各种试验进行检查调整，纠正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精简过多的倾向，理科加强了基础理论课的教学，文科在古与今、史与论、文与道等内容的安排上作了调整；纠正了若干干扰教学正常秩序、影响教学效果的教学方式，如单课独进、抛纲教学、以生产劳动取代教学实习等；并纠正强调教师下寝室辅导、集体学习、集体优秀等不恰当的提法；同时，加强了教学过程中的某些薄弱环节，如严格成绩考查制度等。（3）组织学习毛泽东主席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材料上所作的“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教育服务”的批示，在党内进行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扭转“宁左毋右”的思想，正确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而且按上级指示，把已经取消的教师学衔又恢复起来，以调动老教师的积极性，但不再授新学衔。


采取以上措施后，生产劳动时间得到有效控制，教学秩序日趋稳定，读书空气也渐渐浓厚起来，教学质量稳步回升。


此外，从发展尖端学科及适应生产实际需要出发，又调整和增设了一些专业。新设的专业是：无线电电子学、核子物理、放射化学、生物物理、大气物理；原地质专业分设为区域地质、水文与工程地质、放射性矿产地质、地质测量找矿与勘探等专业；中文系的汉语言专业和文学专业仍合并为汉语言文学专业。这样，南京大学的专业数达到30个，比院系调整时增加了二分之一，在校学生达到5?400余人。为了适应开展工作需要，学校行政机构设置也再度调整，恢复建立了教务处、人事处、总务处，教学设备科和生产劳动办公室合并为生产教学设备处。


（二） 反“右倾”下的持续跃进


正当学校各方面工作在调整的基础上稳步发展时，岂料风云又变，1959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连续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接着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反右倾的指示”，强调“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了工作中的主要危险”，把前一阶段为纠正左的错误所作的努力称之为“倒退”和“反复”。于是，在全党开展了所谓保卫“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南京大学从1959年8月22日起，以一个月的时间，在党内组织学习八届八中全会的文件和反右倾的有关文件，接着便在党员干部中开展反右倾的整风运动。全校参加整风运动的党员干部和教师有429人。在历时4个多月的整风运动中，主要批判否定“三面红旗”、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思想”和“严重的个人主义”，而实际是批了一些坚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和刻苦钻研业务的党员干部和教师，其中有些人还受到不应有的处分。这次整风的结果，严重地破坏了党内民主，导致“左”的倾向继续发展。


在进行整风的同时，南大党委在1959年下半年的工作计划中，也提出“以八届八中全会为纲，反右倾、鼓干劲”的要求，强调科研工作要猛攻“高、精、尖”，“搞大兵团作战”，号召在七八年内赶超英国剑桥大学。同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来校视察工作，他鼓励师生“拼命也要赶上去”。为了调动师生继续跃进的积极性，学校于1960年1月9日，召开科学研究跃进大会，号召“大闹科学研究”，并给全校教职工发放了共3万元的跃进奖金，得奖面达93％。于是，从1959年下半年起，学校各方面工作又出现了“继续跃进”的形势。


1960年初，在“持续跃进”的口号下，南京大学又提出“以教学为主，突出科研”、“以实际行动迎接学校、省、全国三级群英会的召开”，号召全校大搞科研献礼，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写文章，大搞总结，大搞文艺，体育陡升三级，学校再度又出现了那种“齐头并进”的“跃进”形势。所幸的是由于1958年时“大跃进”的教训还记忆优新，因而没有出现那种“万马乱奔、无法驾驭”的局面。据当时统计，全校经过一番努力，完成了721个选题的研究，参加校内外技术革新活动完成的项目有614项。虽然其中有浮夸成分，但也确实取得了一些尖端的或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得到了省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关注。5月4日，国家检察长张鼎臣来校参观技术革命的成果之一——遥控拖拉机。6月16日，刘伯承元帅又来参观南大向全国群英会献礼的礼品展览馆。他们赞扬了师生们的创造精神。5月22日在江苏省召开的文教群英会上，南大有5个单位和9人分别被评为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在6月召开的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上，南大被评为全国高校的先进单位之一。


同时，教学改革活动也在全校继续开展。教学改革中，要求文科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学术批判活动，将文科各系建设成为各个学术领域思想革命的学校；要求理科以技术革命为动力，把理科各系建设成为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学校；并强调改革等工作要“点面结合，学术研究与批判结合，大改与小改结合，发展与巩固结合，教学与教改结合，坚持教学、教改两不误。”在课程改革上则要求：公共基础课必须贯彻“高、深、宽”的原则，专业基础课必须贯彻“一专多能”的“多能”二字，专门化课必须与科研相结合。在“高、深、宽”的指导思想下，各系都增加了数理化基础课和专门化课的比重。


当时，为加强党对教学改革和科研工作的领导，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南大党委先后增设了教学科研部和统一战线工作部。


在“持续跃进”的指导思想下，1960年初，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正式通过了赶超剑桥的《南京大学1960～1962年三年规划纲要》。该规划提出：力争在三年内，把南京大学建成为全国综合性大学中规模最大、质量最高、一切工作最先进的大学之一。具体目标是专业设置要从现在的30个专业、35个专门组发展到1962年的46个专业、60个专门组，主要发展尖端、边缘学科；科研工作要向“高、精、尖”发展，三年内筹建23个研究室或科学研究点，建设45个科学实验室，补充283名专职科研人员；校办工厂要办成生产尖端产品的基地；学校规模扩大到万人以上，其中本科生8805人，研究生312人，进修生300人，大学部教师从709人（与学生比例为1∶7.6）增加到1119人（与学生比例为1∶8．3）。


这显然是一个目标过高的规划，但在当时在促进学校发展上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根据这一规划，学校规模急剧扩大，当年便增设了哲学（同时建立政治系）、计算技术、力学、数理逻辑、声学、高分子化学、固体电子学、无线电工程、人体及动物生理、植物生理、高层大气物理、射电天文学等一批新专业；并将原化学专业分设为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4个专业，将地质系放射地质专业分设为铀矿地质和地球化学2个专业；同时，还筹建了附属气象学院，下设天气与动力气象、大气物理、气象学和农业气象等4个专业；当年招生1624人，在校本专科生总数达到7032人。除此以外，还接受了一批越南留学生，学校为此专门成立了外国留学生工作部。当年，南京市第11中学也划为南京大学附属中学。196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定》。南京大学被列为国家直属的重点高校之一。


但这种迅速发展“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由于我们自身在“大跃进”等工作上的失误和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中苏合同，加上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从1959年下半年起，我国国民经济便开始出现了严重困难。因而，从1960年年底开始，根据教育部关于“缩短战线，保证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南京大学各项事业开始收缩，全校科研选题压缩到129个；师资力量优先安排到教学工作方面；《学报》、《校刊》因经费不足而停刊。至此，持续三年之久的教育大革命运动便告结束。


从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教育大革命，是试图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一次尝试。三年的实践，交织着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挫折与发展。一方面，由于在摆脱“一穷二白”的经济、文化落后面貌上操之过急，加上对教育战线基本状况尤其是知识分子队伍状况缺乏正确的估计，以致在教育革命的指导思想上产生了严重的“左”的失误；在具体实践中，又出现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做法，违背了教育本身的规律，破坏了教学工作的正常秩序，从而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下降。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肯定，广大师生响应党的号召，投身教育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热情和创造精神是极其可贵的；同时，也不能否认，三年的教育大革命也促进学校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得到了较快发展。


南京大学自1958年以来的三年中，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在校学生由1958年时的4230人增加到7032人，教师人数由876人增加到1173人。同时从无到有地建成了一批反映最新科学成就的新专业，全校专业设置由1957年时的20个专业17个专门化发展到1960年的44个专业67个专门化。正是这些新专业奠定了南大尖端学科发展的基础。有些专业设置时条件较差，力量薄弱，但经过几年建设，后来也建成为南大有成就的重要学科，如原子核物理、声学、无线电、高分子、数理逻辑、计算数学、计算技术、大气物理、地球化学等等。同时，在这一时期内，全校增设了171门课程，其中基础课52门，专门化课119门，占课程总数的49％。对原有的246门课程，也作了不同程度的精简、更新和提高。科研工作在这几年中迅速发展，科研队伍迅速成长，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据当时统计，在1959年以来的两年中，全校在基础理论、国民经济中重大问题及技术革新三方面进行了859项（其中文科291项、理科568项）选题的研究，完成了其中556项，占64．4％，完成专题报告494篇、科学论文427篇、研究成果437件，新编和修改教材376种，有43种被推荐为全国通用教材。“太阳塔”的研究设计、“可见语言仪”的制造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科研果。还有在60年代中期被有关部门誉为南大“五朵金花”的部分科研项目，如化学系物化教研室的“分子筛研究”、物理系冯端教授领导的“金属缺陷的研究”、地质系徐克勤教授领导的“华南花岗岩及其成矿关系的研究”等，都是在这一时期起步并打下基础的。到1960年，全校实验室达到137个，比1958年时增加了89个；实验设备三年共添置5454件，价值366万元；图书资料添置58万8千册；新建和扩建了7个工厂，开垦了一个综合农场，工厂农场总产值达到290万元，盈利37万元，其他劳动收入53万元；此外建成了东大楼、声学楼、上海路宿舍、学生食堂（二幢）、学生宿舍（二幢）、南大新校门以及收发室、传达室、银行、邮局等附属用房，学校建筑面积增加到12．9万平方米，比1958年增加20％。当然，由于事业发展太快，尽管学校建筑面积有所增加，但无论教学用房，还是生活用房都更加紧张。


从1958年至1960年三年间，学校领导班子也作了调整。1958年3月，范存忠教授被任命为副校长。1959年1月王大林调入南京大学任副书记兼副校长；原副校长孙叔平于1959年10月调任《江海学刊》主编。经过整风反右和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全校党员达1212人，占全校总人数的14．14％；教师中的党员占教师总数的26％。


（三） 执行《高校工作条例》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简称“八字方针”）。此后，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央各部门相继分别制订了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10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工作条例》，惯称“高教六十条”）。


南京大学党委在贯彻“八字方针”和《高校工作条例》过程中，认为必须加强思想教育，本着整风精神，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不过分强调学校的特殊性，在具体工作中，也不限制师生的创造性，核心问题是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总结三年工作的经验”。为此，专门建立了调查研究室，通过摸清情况，制订了《南京大学关于执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的规划》（草案）。该规划以调整为中心，内容分：努力目标、专业建设、教学工作、科研工作、生产劳动、教师和学生、总务工作、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制度与行政组织、党的工作和党的组织等10个方面，共50条。具体实施分两步：在三五年内做好调整工作；七至十年，把南京大学建成为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建成完整体系、教学研究工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某些方面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社会主义大学。调整工作从以下4个方面入手：


1． 调整规模和专业设置，提高教学质量


1961年1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重点高校工作会议，着重研究贯彻“八字方针”，对全国高校实行“四定”即定规模、定任务、定方向、定专业，并强调通过建立完善的教学秩序，大力提高教学质量。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审查全国重点高校发展规模和专业设置》的报告，其中提出了全国高校发展规模的原则意见。南京大学根据国家需要和本身条件，从“缩短战线，合理安排，保证重点，形成特色”的要求出发，把学校的规模从一万人压缩为6300人（包括进修生、研究生300人）。当时在校学生已达7100余人（不包括气象学院的学生），多出的学生数计划在1964年处理完毕。对于全校已经建立和正在筹建中的44个专业，按照保持学校原有基础和特长，适应国家科技发展方向以及适当放宽专业口径等要求，调整为33个专业55个专门化。同时，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复将数天系分设为数学系和天文系。调整结果，全校共设12个系和33个专业：


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历史学系：历史学专业；


政治学系：哲学、政治经济学（暂不招生）专业；


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俄语、德语、法语专业；


数学系：数学、计算数学、计算技术、力学、数理逻辑专业；


天文学系：天文学专业（射电天文专业并入）；


物理学系；物理学（固体电子学专业并入）、原子核物理、声学、无线电（无线电工程专业并入）专业；


化学系：化学（由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专业合并而成）、高分子、原子能化学专业；


生物学系：动物及动物生理（由动物学和人体及动物生理合并）、植物及植物生理（由植物学和植物生理合并）、生物化学、生物物理专业；


地理学系：经济地理、自然地理（地貌学并入）、地图学专业；


气象学系：气象学（气候学专业并入）、大气物理（高层大气物理专业并入）专业；


地质学系：区域地质（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并入）、地球化学、放射性矿产地质专业。


1962年，根据专业建设要进一步强调普遍提高、保证重点的要求，又将全校专业设置由33个调整为28个。将政治经济学、力学、原子能化学、生物物理等专业合并于其他有关专业。同时，学校的附属机构也作了调整，南京大学附属工农高中与南京工学院附属工农高中、苏北农学院附属工农高中合并成立江苏省工农高中，归省教育厅直接领导；南京大学附属中学仍划归南京市领导，恢复第十一中学校名；次年5月，南京大学气象学院独立建校，改名南京气象学院；7月，撤销栖霞山农场；校办工厂的大部分都于1961年下马，仅保留了综合机械厂和印刷厂（1962年综合机械厂恢复仪器厂原名）。


在调整专业的同时，为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还采取了下列措施：


（1）修订教学计划。根据教育部文理科教材会议精神和部颁若干专业的教学计划，本着加强基础，确保主干，删减次要课程门类的精神，适当提高基础课学时的比重，延长其学习年限，相应地压缩专门组课程门类和学时比重，控制总学时和周学时，并对不同年级作合理安排，保证各类基础课的规格和要求，克服以往过多地强调结合专业而削弱课程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现象。同时鉴于当时生活问题比较突出，在教学计划中相应地减少了劳动时间。


（2）加强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严格对学生的要求。在明确各专业必须具有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要求的前提下，陆续审查了50多门基础课的教学大纲，审定了教材和讲义，对各课程的目的、任务和教学要求也都作出明确规定，并派有水平有经验的教师担任授课任务，对习题、实验、实习等教学环节也制定了规格化、制度化的要求，且严格实行考核和检查。


（3）抓紧师资培养。制定了教师培养规划，做到“三定”（定方向、定任务、定指导协作关系）、“四落实”（落实今后四年教学任务、科研任务、补课任务、提高任务）。并采取普遍提高和重点培养相结合的办法，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和提倡“能者为师”，组织教师有计划地和踏踏实实地进修提高。尤其是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提高，除采取外语补课等措施外，强调把他们赶上教学第一线，让他们“在实战中成长”。这段时间内，根据国务院1960年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进行了教师职务的确定与评审工作，99名助教提升为讲师，16名讲师提升为副教授，4名副教授提升为教授。另有12名教员，其中3名确定为副教授，9名确定为讲师。


（4）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审订和增订了《南京大学暂行学则》、《教学工作暂行规程》、《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进修教师管理培养办法》、《教师工作量计算办法》以及《学生劳动考核办法》等规章制度。


此外，还进行了教材和教学设备的建设，对教学、科研和生产劳动也进一步作了合理安排。


2． 调整科研工作，提高学术水平


根据“缩短战线、突出重点、打歼灭战”的原则，1961年全校科研选题定为129个，以其中教育部下达的47个选题为重点。这些选题的确定，一是服务于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二是全面安排尖端、国民经济问题和基础理论等三方面的研究；三是选定一部分已有相当工作基础，经过努力即可获成果的选题。在确定选题后，又进一步从组织、设备条件、工作制度等方面加以落实。1962年，在迎接南大60周年校庆时，《南京大学学报》复刊，分人文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人文科学版为季刊，自然科学版分8版出刊：数学、生物、气象、地质版为半年刊，天文、物理、化学、地理为季刊。并在这次校庆时，宣布每年5月20日为学术活动节。


在调整科研工作中，科研机构建设也被提上议事日程。1963年1月，教育部召开直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会议，讨论直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简则和1963年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安排。会议确定在11所高校中建立科学研究机构。经教育部批准，南京大学成立声学研究室和络合物研究室。这是建国以来南京大学首批建立的科学研究机构。1963年3月，根据国家各学科科研规划任务和要求，南京大学结合学校现有基础和条件（当时全校66个学科中有31个重点学科，其中文科6个，理科25个，有专职科研人员130人，实验室157个，其中专门实验室78个，综合实验室79个），制定了《南京大学十年科学研究事业规划》。该规划提出，再建6个研究室和1个天文台，专职人员发展到600人，其中研究人员327人，并扩建一批实验室。


随着科研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学校学术空气日渐浓厚，著书立说活动也日趋活跃。


3． 调整人际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自1957年反右斗争后，南京大学在“双反”、“交心”、“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教学改革以及“反右倾”、“新三反”等运动中，又批判、处分了一些教师、干部和学生，在党内关系、党群关系上结下了许多疙瘩，妨碍了党内外的正常的民主生活。有些人长期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心情压抑，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1961年下半年，中央、省委相继下达了有关甄别工作的正式文件。南大党委即于1961年底对甄别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宣布：“从1958年起，凡在这个时期受到批判处分的教师、干部、学生和党员都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完全错了的，要改正过来；部分错了的，就改正其错误部分。”1962年3月，郭影秋、高济宇等人参加了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简称广州会议），在这次会上，周总理发表重要讲话，指出12年来，我国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很大进步，并肯定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要对他们实行“脱帽加冕”，从而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对知识分子所作出的正确估价。会后，南大对这次会议精神作了认真的传达贯彻。同年5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指示》，指出“对于批判处分完全错了或基本错了的党员采取简便办法认真迅速地加以平反”。南京大学在经过甄别工作后，对全校被错误地批判处分的党员、教师和干部进行了公开平反；对于受批判伤了感情的也赔礼道歉，解除疙瘩。对受批判处分的学生也进行了甄别工作。此外，还给一部分“右派分子”摘掉帽子或减轻处分。由此，党内外关系得到明显改善。


4． 调整领导体制，发挥行政组织作用


自1958年后，南京大学先后在校一级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在系一级试行党总支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负责制，在一部分教研室试行了党支部起核心作用的制度。这便是当时所说的“一杆子到底”的领导体制。这种体制对在高等学校树立党的领导权威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这种“一杆子到底”的领导，又造成各级党组织包揽行政事务过多，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有所削弱，而行政组织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因而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弊端。根据《高校工作条例》的规定，南京大学从1961年10月起调整了学校领导体制，校一级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系一级党总支对系行政发挥保证监督作用；教研室党支部发挥保证作用。同时，相应地调整和加强行政职能部门，将总务方面三个处改建为行政管理、生活管理、教学设备、生产劳动四个处，财务作为一个科属行政管理处；党委组织部与人事处、党委办公室与校长办公室分署办公；党委的教学科研部撤销，由行政设立科研处。在系一级，系行政增设副主任，并确定一位副主任协助系主任负责总务行政方面的工作，规模大的系设专职副主任；建立系办公室，设办公室主任；恢复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同时，注意调整和明确各方面的关系，疏通工作渠道，订立有关规章制度，逐步建立起适应新的领导体制的新秩序，使行政组织的作用得以较好发挥。


在1961年～1963年的调整时期，学校领导人选又有变化。1961年4月，王大林调离南大，胡畏接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64年1月改任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62年8月2日，著名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学部委员李方训副校长病逝。1963年5月，接中央通知，郭影秋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出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四） 调整后的新发展


1963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在克服三年困难之后，开始全面好转的一年。这一年高等教育事业在调整的整础上，全面贯彻《高校工作条例》精神，朝着有计划地提高教育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的方向前进。教育部先后召开了有关教学、科研、研究生和师资培养等工作会议，对高等教育的各项事业进行全面和长远的规划。196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决定，高等学校试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办法。


经过郭影秋校长在任期间对各方面工作的努力调整，在匡亚明任校长后，南京大学也在新的基础上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匡亚明，江苏丹阳人，1906年生，20年代中期就读于上海大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沪西区委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中共徐海蚌特委宣传部长。1927年曾参加与领导宜兴秋收起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山东分局《大众日报》社社长兼主编、中共中央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建国后，先后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等职。


匡亚明上任后，先是调查研究，接着，便一手抓制定基本建设规划，并派专人持所订的规划赴京，争取教育部批准规划和求拨基建经费，以便尽快地把基建搞上去，改善办学条件；另一手则筹备召开南京大学党代表大会，以期统一思想认识，继往开来，推进学校各项事业。


1963年8月2日，中共南京大学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党委第二书记胡畏代表上届党委作工作报告。匡亚明同志作大会总结发言，他在长篇讲话中阐述了办好学校的十大问题：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红与专问题，教学与科学研究问题，勤俭办学与改善办学条件问题，党和行政关系问题，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的问题，发挥党支部和党员的作用问题，正确对待历史传统与树立新的优良校风问题以及改进作风提高工作效率问题。这篇讲话，阐述了他对办好南京大学的主张，也是他十余年来办学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在这次大会上，经匡亚明提议，破例地通过了一项《关于切实办好学报，提高学报质量的决议》，该决议提出学报是一个学校科学和学术水平的标志，强调通过办好学报，促进科学研究的开展和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并要求全体党员、全体教师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优异的科研成果支持学报。


为贯彻教育部有关会议精神，从1963年5月到11月之间，南京大学先后制定并颁布了《南京大学1963～1972年科学研究事业规划纲要》、《南京大学1963～1972年培养研究生规划》、《南京大学10年师资培养提高规划》和《南京大学培养提高师资暂行办法》。其中的《南京大学1963～1972年科学研究事业规划纲要》中提出，在选题上必须根据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学校自身力量和教学情况有所取舍；教学与科研力量要协调统一安排；力求将科研工作和教师培养提高相结合，将教师的科研工作与指导研究生、大学生毕业论文的任务结合起来，将教学实验室与科研实验室的建设结合起来；同时注意“全面安排，保证重点，发展特色”，明确主攻方向，以集中力量，抓好重点，保证条件做出显著成绩；并提出争取在10年内新建成和扩建理科重大实验室29个，文科实验室10个。


为加强科研工作，当年，成立了“南京大学自然科学学术委员会”（23人组成）和“南京大学人文科学学术委员会”（13人组成），分别由副校长、有机化学家高济宇教授和副校长、英国语言文学家范存忠教授担任其主任委员。并制定了学术委员会的工作细则，规定其职责为：审议全校科学研究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并检查科学研究计划（特别是重点项目的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研究与讨论科学研究和学术工作方面的重大问题，并向校长和校务委员会提出建议；组织全校性的科学报告会、讲座会及进行校际学术交流等活动；组织《南京大学学报》的出版；定期审查和评定校内重要的科研成果；对准备提升为教授、副教授、讲师的教师的学术水平进行评审，并向校务委员会提出评审意见；处理校长和校委会委托的其他有关学术性工作。


为了鼓励广大教师学术研究和搞好教学的积极性，1964年5月，南京大学破例提升了104名讲师，并在建校62周年的校庆典礼上宣布了提升名单，还规定每年校庆期间，都要提升教师职称，使教师受到极大鼓舞。


在改善办学条件上也作了极大努力。虽然后来因为筹建湖南分校，占用了学校基建经费，致使校本部的基建规划未能得以按计划实施。但短短几年内，基建方面还是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建成了教学大楼、低温楼、配电房、15舍、16舍，修建了围墙、马路、游泳池、浴室。学校党委还将校部机关搬出三幢楼房，到新建的三排简易平房中办公，以缓解教学用房的矛盾，


这些举措，在调整的基础上把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进一步引上了有计划地提高与发展的轨道，使全校出现了蒸蒸日上之势。


在人才培养上，从1963年到1965年，虽然在校生有所减少（1962年在校生为6070人，1965年为5895人），但招生数却比前两年有所增长，从1958年～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南京大学招收的本专科生分别为1447人、1457人、1624人，1960年～1963年的三年调整时期，各年的招生数分别为977人、950人、1187人，1964年和1965年则增加到1335人。同时，新增了西班牙语、半导体物理、陆地水文、古生物地层等专业，原来的物理、化学等专业也重新分成几个专业。1965年，全校专业数增加到43个。


在科研工作上，1963～1964年间，经教育部批准，南京大学相继建立了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欧美文化研究室、非洲经济地理研究室，以加强对外国经济文化问题的研究；此外，还成立了花岗岩成矿规律研究室。这样南京大学文理科共建有6个研究室。同时，受教育部委托，先后主持召开了直属高校校际“计算技术与计算数学”学术会议、“地貌学”学术会议、“晶体缺陷与金属强度”学术报告会以及“区域地质与大地构造地质”学术会议，使南京大学的学术地位日益提高。1963年，还受教育部委托，主办《高等教育自然科学学报》地质、地理、气象版。该学报主要选载全国高校师生和研究人员公开发表的论文和文章，分8个学科出版。主办其他版的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吉林大学。此刊出版两期后因故停刊。


由于学校加强了对科研工作的计划和组织领导，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显著的科研成绩。1965年，在高教部举办的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会上，南京大学有20多项成果参加展出。其中“偶联剂”、“103计算机”、“射电望远镜”等成果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103计算机是当时全国高校中研制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分子筛”、“华南花岗岩”，“金属缺陷”、“内蒙古草原综合考察”以及“大米草引种与利用”等五项研究成果更令人瞩目，被誉为南京大学科学研究的“五朵金花”。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参观南京大学的展品时，兴致勃勃地听了南大工作人员的汇报，给予了鼓励和赞扬。


同时，教师队伍得到进一步加强，从1963年至1966年，全校教职工从1984人增加到2631人，其中专任教师从原来的1026人增加到1117人，科研人员从1963年的134人，增加至1965年的302人。实验室、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也有了一定增长，到1966年，全校校舍总建筑面积达到14万平方米，有实验室160个，仪器设备11823件（台），价值1039.58万元。


三、“阶级斗争为纲”主导下的教育革命
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强调阶级斗争问题，并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9月24日至27日，毛泽东在主持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时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会公报中根据毛泽东的观点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导致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和阶级斗争扩大化不断发展，南京大学在其后一段时间的办学中也不能不深深地被打上这种烙印。


（一） 开展“五反”与参加“四清”


1963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简称“五反”运动），这被认为是一场大规模的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向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此后在全国即开展起大规模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建议》；其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先后联合发表被称为“九评”的《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等编辑部文章。随着中苏两党的公开争论，“反修防修”的斗争被提上日程。


现实形势的发展，使南京大学的各项工作也不可避免地要转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学校党委在1963年8月召开的党代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对今后的工作任务明确提出，要“继续贯彻十中全会精神，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五反’运动为中心，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认为“当前学校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最严重和尖锐的”，“尤其是人们头脑中的阶级斗争更加复杂"；“今后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弄清学校中的阶级斗争的实际和它的表现形式，抓紧阶级斗争教育，团结大多数人，打击极少数人，要抓经常性的活的思想教育，不断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这次大会上，还印发了一份《我校阶级斗争的一些情况》的文件，列举了阶级斗争在南京大学的8个方面的表现，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些事实也扩大为阶级矛盾。因此这次会议以后，“左”的错误倾向在校内也逐步扩大和发展。


1964年上半年，按照上级部署，南京大学开展了“五反”运动。首先从学校领导开始，接着是各级干部层层“洗澡下楼”，以后便推向全校，搞“人人放包袱”、“公物还家”、“思想归队”等活动，同时检举揭发学校中的浪费现象，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的斗争。全校共揭发出积压浪费物资价值共1?490?972元，其中物资积压达913?433元，占浪费总数的61.26%，并查出一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最后，进行了管理制度的建设。整个运动历时半年。虽然反对贪污浪费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在“左”的倾向下却搞成了人人过关。


在校内开展“五反”的同时，1963年南京大学就有部分干部和教师被江苏省委抽调去参加徐州、太仓等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1964年7月5日，毛泽东在同毛远新（其侄子）谈话时，提到教育问题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哈军工）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随后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指出：“这次谈话是极其重要的，对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推动高等学校师生自觉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促进教育革命，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通知中指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脱离实际的倾向十分严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影响相当普遍，有些单位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不少资产阶级专家正在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应当“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正在全国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进行世界观改造。”于是，1964年10月，南京大学便组织文科高年级学生及部分教师和机关干部共470人，在匡亚明校长带领下，赴江苏南通地区海安县参加为期10个月的“四清”运动。196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理工科学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洗笥窒群笥?965年8月和1966年3月组织第二批（1400多人）和第三批（2272人）师生赴南通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第三批师生直至1966年底方才返校。参加“四清”运动的师生，接触到农村实际，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炼，固然有所收获，但却牺牲了大量教学科研的时间。而“四清”运动本身，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的一场运动，它使许多农村干部和群众都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尤其是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制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中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左”的观点后，更使运动发生了严重的“左”的偏差。后来在北京大学等院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时，也采取了农村社教的做法，以致这种左的偏差也影响到整个教育战线。


（二） “突出政治”和贯彻“七三”指示


1964年初，毛泽东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接着，毛泽东又在春节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批评了现行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教育部于3月18日至4月11日，召开了直属高校领导干部会议（扩大），学习贯彻毛主席关于学习解放军和对教育工作的指示，着重讨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并作出了在高等学校成立政治部的决定。会后，南京大学立即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大庆、学习解放军的热潮，组织各级干部到解放军军事院校参观学习其突出政治、改革教学的工作经验；在校内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搞比武表演；在教学工作中，大力宣传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政治理论课也作了改革，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教材，开设形势与任务、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四门课；并经教育部批准，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政治部，由党委第二书记胡畏任政治部主任，各系设政治副主任，并确定外文系为系成立政治处的试点；同时，大力充实政工队伍，各系各年级都配备了专职政工人员。


1964年6月，毛泽东对文艺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责文联所属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成为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随后，文艺界和学术界即开展了对一大批文艺作品如影片《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红日》、《北国江南》、《逆风千里》，京剧《谢瑶环》等以及“时代精神汇合论”、“合二而一论”、“中间人物论”等学术观点及代表人物的批判。相应地，南京大学也在文科几个系开展了学习和批判活动，有些教师因为写了有关文章也受到错误的批判。


随着文艺界和学术界批判活动的展开，教学改革又被提上议事日程。高教部于1964年9月发出了《关于积极进行教学改革的意见》。该意见提出小、中、大三类教改方案，并强调循序渐进，防止一哄而上，搞乱教学秩序：普遍进行小改，即在学习年限、专业划分和教学计划大框框不变的前提下，在各门课程、各个教学环节的教学中，进一步精选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并对少量课程的学时进行调整；有重点地进行中改的试验，须报部备案；进一步研究大改的方案，须报部批准。根据高教部的这一意见，南京大学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小改。各系本着少而精的原则，普遍修改教学大纲，全校精简合并了80多门课程，有100多门课程减少了学时，而学制、专业、教学计划等均未变动，保持了稳定的教学秩序。


1965年7月，毛泽东在看了《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的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的材料后，给中宣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这在以后被简称为“七三”指示。同年8月，高教部召开直属高校政治工作扩大会议贯彻“七三”指示。此后《人民日报》便开展了怎样才能生动活泼地和主动地进行学习的讨论，宣传生动活泼和主动学习的典型。南京大学为了贯彻“七三”指示，很快制订了《关于合理安排课内外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意见》，当时简称“12条”，其中规定学生每周活动总量不得超过52小时，包括课内学习46小时（包括每周六下午2小时形势学习），课外集体活动（包括各种会议、文体活动、民兵训练、公益劳动）6小时。而对46小时的安排必须留有余地，以保证学生每天有8小时用于学习，9小时用于睡眠，其他7小时，除1小时为集体活动时间外，其余时间均为学生自由支配时间。该意见还指出，减轻学生负担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进一步促进学校的革命化。另外，还把化学系三年级学生温元凯树立为主动和生动活泼学习的标兵。


（三） “三线建设”和半工半读


1964年7月，高教部根据中央《关于平战结合，加空秸勰詈图忧咳呓ㄉ璧闹甘尽?，提出了《关于调整第一线和集中力量加强三线建设的报告》。该报告确定向三线迁建部分高校。经中央批准，除上海机械学院等3所院校搬迁外，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等7所院校迁出部分专业至三线地区建校，要求三年迁建完成。1965年3月，高教部正式下达了基本建设任务书和中央批准建立分校的通知。5月16日，按高教部通知，南京大学分校定名中南分校，在湖南省桃源县罗家冲建校。这项工程代号为654工程，建筑面积82000平方米，总投资为1019．65万元（后实际基建投资为580万元）。中南分校于1965年6月动工兴建。计划设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生物五个系11个专业，均系尖端学科。学校规模定为1700人（本科生1500人，研究生进修教师200人），教职工750人。预定在1967年招生。党委先后派第二书记胡畏和副书记戈平坐镇湖南，主持分校的基建工作。有关系的师生也分批去湖南参加建校劳动。工程进展很快，至1966年，基本框架已经建成，开始安装设备，如无意外，即可如期招生。但由于发生文化大革命，中南分校的建设中途停辍。1970年4月，中南分校所有房屋、仪器、设备均无偿移交给湖南省，原来赴分校参加筹建的人员除少数留下外，其余都调回学校。


1964年10月，高教部召开的直属高校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提出试办半工（农）半读试点班，作为教学改革措施之一；接着于11月中共中央又转发了江苏省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的规划（草案）。南京大学即于1965年2月组织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到市郊晓庄林场进行半农半读的试点。1965年2月，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讨论文科改革的路子时指出：“要改造文科大学，学生要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高教部为贯彻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于同年12月5日召开全国半工（农）半读高等教育会议，讨论全日制高校的改革问题，强调半工（农）半读，实行两种教育制度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之一，要求全日制学校以“决心要大、步子要稳”的精神认真改革，包括进行半工（农）半读试点。同时，要求相应调整专业和教学内容，贯彻“少而精”，进一步缩短学制等。


南京大学为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决定整个文科实行半工（农）半读的改革。在江苏省委的支持下，选择江苏省溧阳县果园作为南大“小三线”建设基地，在那里筹办文科分校，定名溧阳分校。并决定将中文、历史、政治三个系打通合并，办大文科，实行半农半读，学制改为四年。在这四年中，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通读毛主席著作为主，辅以其他文化课程以及马列主义著作；第二阶段，实行因材施教，分设哲学、文学、历史、军事等各种专门化，学习专门知识。认为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既能当工人，又能当农民，既能当干部，又能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学习组织形式则借鉴抗大，既是学习队，又是生产队。分校规模定为300-400人，1966年招生；由匡亚明校长兼任分校校长，溧阳县委书记兼任副校长。1966年2月，文科三系师生自背行李，晓行夜宿，步行至溧阳果园（有二百里路程）。匡亚明校长也以花甲之年与师生们一起步行了60里。到达果园后，立即开始了建校劳动。但几个月后，便发生文化大革命，师生们陆续回到南京。此分校也无形中停办。70年代，这个文科分校实际上又成为学校的农场。1982年1月，其所属土地、果树、房屋、化工厂和其他财产都无偿移交给溧阳县人民政府。


由于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办学中“左”的倾向日益发展，原来为贯彻《高校工作条例》而对人际关系所作的调整也受到破坏。学校进行的教学改革和教育革命，虽然在某些方面也获得一定成效，但又出现战线过长、四面出击的局面，以致正常的教学秩序又遭到破坏。


四、郭影秋、匡亚明的办学思想
自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到1966年，“左”的倾向在高等学校中不断蔓延和发展。在这段时间内先后担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郭影秋和匡亚明，都是从革命家而转向教育家的，他们也都兼有“是老革命，亦大学者”的那种双重气度，在从事领导工作的同时又勤学不辍，笔耕不已，“走入书斋是真正的学者，走出书斋是社会活动家。”正由于此，在“左”的倾向占统治地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虽然作为党的干部，他们必须忠实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但他们并没有囿于当时“左”的思想束缚，长期革命实践的锻炼和考验，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的全面理解，对现实问题深刻的独立思考，使他们在办学中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远见卓识和魄力勇气，也使他们自觉地对某些“左”的倾向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的抵制。


（一） 依靠知识分子办学


在高等学校的办学中究竟应该依靠谁？作为大学校长，应该如何处理与教师的关系？这是高等学校领导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郭影秋和匡亚明在学校领导工作中都十分明确地提出必须依靠知识分子办学；尽管我们的知识分子政策曾经历过多少回阴晴圆缺，而“左”的倾向一直未摆脱，而且愈演愈烈；但郭影秋和匡亚明在学校领导工作中却始终岢至苏庋陌?学思想。


郭影秋就任南京大学校长之初，正值反右斗争后期，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在反右斗争中都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大多数高校教师头上也被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但郭影秋在实际工作中却一直强调对教师特别是学有专长的著名学者的尊重和爱护。如1957年11月，反右刚结束，郭影秋校长便在家中设宴祝贺中文系“三老”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的七十寿辰，以表彰他们数十年辛勤执教作出的卓越贡献，曾在教师中传为佳话。1958年召开学校党代会，经郭影秋同志提议，又破例地选举两位教授新党员担任了党委委员。


1961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提出后，5月，在郭影秋主持下，南京大学党委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的12项意见”，提出要提倡学术上不同风格、不同学术见解的自由讨论，实行“三不”主义：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1961年暑假召开的全校党员大会上，郭影秋又提出要“调整关系，处理好遗留问题”。以后，在他的主持下，对自反右以后在大跃进、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待遇的干部和师生进行了甄别工作，在甄别工作中，他主动找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谈心，承担责任，表示歉意，从而改善了学校中的人际关系。


1962年5月，南京大学60周年校庆之时，学校给在教育战线上工作满20年的老教职工授予奖状，郭影秋校长特地在奖状上题诗：


廿年培养费艰难，桃李盈门露未乾。
浩荡东风凭借力，好花栽与后人看。


广大教职工深受鼓舞，全校上下又洋溢着一派融洽气氛。


匡亚明曾经明确提出：“高等学校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地方，高等学校应当依靠高级知识分子。”1963年5月11日，匡亚明到校视事。到职后，便先后登门拜访了20多位老教师，广泛听取教师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要求。为发挥教师在学校决策和管理上的作用，他上任后，很快组织成立了各学科领域的专家组成的“南京大学自然科学学术委员会”和“南京大学人文科学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校学术工作的决策和参谋机构。为了更好地依靠教师办学，他十分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与提高。一到南京大学，他就提出要尽快制订教师培养规划。当年，他就主持制定了《南京大学十年师资培养提高计划》；次年，在1964年5月20日南京大学建校62周年校庆典礼上，他代表学校党政领导宣布破例提拔讲师104人，并强调以后每年校庆都要提升教师职称。他希望扭转多少年来高校中忽视职称工作，以致妨碍青年教师成长的那种偏向，因为这种情况的持续会造成“缺乏中间继承者”的状况，而“后继无人是可叹的，要尽力避免”。而当年他破格晋升的一批青年讲师，在文革结束后都挑起了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重担，其中不少人在科技界和教育界都作出卓著成绩，如担任科学院院士和任南京大学校长十余年之久的曲钦岳，国家材料科学研究领域的首席科学家、科学院院士闵乃本等。


（二）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一直是郭影秋和匡亚明办学中所贯穿的思想。


郭影秋到南京大学上任不久，便逢大跃进和教育大革命的热潮，以后又是“反右倾”下的持续跃进，但在其间曾有一段短暂的“坐下来，钻进去”的调整时期。1958～1959学年的第二学期，即1959年春夏，在郭影秋主持下，曾针对当时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过多、劳动过多和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调整。1959年3月，郭影秋在全校体育运动会上发表讲话，向全体师生提出“收心鼓劲”，“坐下来、钻进去”，“认真读书”，“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等口号，并要求学生“不只做运动场上的英雄，而且要做课堂上的英雄”。这些口号，在师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使南大师生一度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逐步转向“认真读书、认真教学”的轨道。


匡亚明则特别强调要又红又专。刚到南京大学，1963年6月，匡亚明在一次讲话中就强调“为了办好我们的学校，首先必须注意到又红又专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又多次论述了红与专的辩证关系。在他当时所写的一篇题为《认真解决减轻学生的负担问题》的文章中，他曾提出：“要培养又红又专又健康”的人才，使学生“思想先进、知识丰富、体魄健康，三者具备”。而在当时全国上下到处是“政治第一”的口号。为反对“空头政治”，他还曾特别强调“只有离开红的独立的专没有离开专的红”，作为学生，“红”必须体现在努力掌握现代科学知识上。同时，他还提出“光读红的书不能成为马列主义者，红黄蓝白黑的书都要读”，因此，“不要束缚学生”，应该让学生“自由地看”，博览群书，以掌握全人类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提出高等学校要有“高度的政治空气，高度的学术空气，高度的社会主义文明空气，高度的体育文娱空气”，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 面向现代化的求索


匡亚明曾把他的一本论文集取名为《求索集》。作为从革命家转向教育家的郭影秋和匡亚明，都始终保持着一种对教育事业和教育规律的笏餍奶巧钪魏稳瞬换崾翘焐?教育家，新的工作需要新的开拓、新的求索。


这种求索精神使他们在办学中总是保持了一种注重从实际出发，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笃实风格。1960年冬季，由于生活问题日益突出，郭影秋一方面大力抓生活、抓治病、抓劳逸结合；另一方面，大力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团结师生员工，振奋精神，战胜困难。并提出了“以教学为主，以生活为中心”的口号，同时强调，在较长时间内，工作的重点都是“抓生活、抓教学、抓思想，抓两头是为了保中间”。匡亚明就任南京大学校长后，为了办好学校学报，促进学校科研工作，他在学报编辑委员会上宣布将稿费提高20%，并强调：“要大力改进学报，这是‘衣领’，是‘网纲’，抓住它是有用的。”


这种求索精神使他们一直追求着建设现代化大学的办学目标。郭影秋任期内，南京大学在三年教育革命中的某些突进式的发展，固然主要源于“左”的影响，但与郭影秋等学校领导者对建设现代化大学的急切追求也不无关系；而以后的取得明显成效的调整，也正来自其从失误中总结出的对于建设现代化大学的正确认识。匡亚明刚调任南京大学时，由于对现代化办学目标的追求，使他对当时学校的办学条件现状深感不满。在6月份的一次会议上，他特地提出，虽然“勤俭办学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长远方针”，但这“绝不意味着教学科研设备上可以满足于落后”，“凡能因陋就简的要因陋就简，凡需要高度条件的也应该满足”。“要教学，要科研，就要有房子、器材、实验室，当用的钱要用，不要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在匡亚明推动下，几年间，南京大学的教学大楼、物理楼都相继投入建设，学校面貌有了较大改观。


这种求索精神使他们在不能不执行某些当时占踞主流地位的“左”的做法时，有时不能不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之中。大跃进和教育大革命开始之时，当时的郭影秋就曾有种种疑虑，“学校总得上课，学校毕竟应以教学为主。假如学校不上课，还要学校干什么？”但他又认为这既是一场革命，是新生事物，就应热情支持，在汹涌奔腾的革命大潮流中，只能带领群众上，而不能退，用他的话说：“如果南大在运动中被挂上了黑旗，无疑是给群众脸上抹黑，这在当时群众也是通不过的。”但这种顺应潮流总是出于对教育事业和学校利益的考虑，一旦他们认为这种潮流有损教育事业和学校利益时，就会不惜个人的得失进退而加以抵制，如大炼钢铁时，郭影秋曾冒着被开除党籍的压力，顶住了要砸掉正在使用的铁床、钢门来炼钢的错误指示。


这种求索精神使他们在学校领导工作中从不文过饰非，而总是严于律己和注意不断纠正工作中的失误。郭影秋在总结南京大学三年教育革命经验教训时就坦诚地说：“在1958～1960年间，我们有浮夸风”，提出的一些口号“只是凭一股热情，有盲目性，当然也就无法兑现。这个教训使我们更加体会到对人民负责的严重意义。对人民负责要负责在前，对重大问题事先作周密考虑，不能光是敢于承担错误的责任。从这方面检查，我们的群众观点是很薄弱的。”在他任期内，南京大学曾发生一起意外的严重事故。1959年7月10日凌晨5时，化学系实验室所在地东大楼突然发生火灾，经过全校师生奋力抢救，虽然贵重仪器及化学药品多数被抢出，但房屋烧毁，东大楼成了一片废墟。为迎接国庆十周年，校党委决定立即按原貌重建东大楼。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国庆节前基本竣工。新落成的东大楼比原来还加高一层，总面积达4000平方米。在扑灭大火时，师生中多人受伤，中文系一年级学生陈万里（侨生）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学校党委鉴于他生前的一贯表现和愿望，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安葬在雨花台，郭影秋亲自为之撰写碑文。对此事故，一向严于律己的郭影秋校长心情十分沉重，引为己咎，主动要求上级给予处分，并表示要加倍工作来补偿损失。他在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带病忘我工作，与群众同甘苦，受到师生们的爱戴与敬重。


郭影秋和匡亚明在学校领导工作实践中所反映出的办学思想，当然还远不限于上述几方面。例如，匡亚明还十分强调因材施教的原则，强调要打破传统教学中缺乏弹性和一律化要求的方式，允许和鼓励学生在学习上冒尖和给学生自由选择和自由发展的天地。并十分强调通才与专才的统一，希求纠正我们所培养的人才知识面过于狭窄的弊端，培养出具有丰富广博的学识和多方面能力的通才，希求打破传统的的专业划分过细和只是坐而论道、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的传统的文科人才培养模式，创立一种能够打通“文史哲”并密切结合实际的“大文科”办学模式。


然而，由于占踞统治地位的“左”的思潮的严重干扰，郭影秋和匡亚明当时提出的许多可贵的办学思想却未能贯彻始终，如匡亚明1964年破格晋升一批青年助教为讲师时曾提出要使教师职称晋升正常化，但谁料这却是“文革”前最后一次教师职称晋升，此后停止职称晋升竟达15年之久。而“左”的倾向的发展，最终便导致了从文教阵地开刀的文化大革命，酿成了十年内乱。南京大学则在这场内乱中遭到空敖倌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