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1949-）探索中的前进与反思（1953-1956）---新时期南京大学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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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院系调整后的事业发展
（一） 人才培养规模的逐步扩大和学制变化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南京大学设有13个系。1955年下半年，根据高教部的指示，天文系与数学系合并，改称数学天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与西方语言文学系合并为外国语言文学系，心理学系并入生物系，在生物系下设心理学教研组。这样，至1956年9月，南京大学设有10个系。院系调整初，因学习苏联模式而设置专业，在13个系设置了20个本科专业，包括中文、历史学、考古学、英语、德语、法语、俄罗斯语、数学、物理、有机化学、胶体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心理学、地理学、气象学、气候学；另外还设立了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金属非金属矿产地质、矿物分析、气象等4个专修科。在1952年至1955年间，为了适应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求，曾先后增设了植物生理学、人体及动物生理、地质学、地球化学、经济地理、地形学、地图学等本科专业，原来所设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地质专修科也发展为本科专业，而考古专业则并入历史学专业。这样，1955年，全校本科专业发展到28个。随着专业数的增加，学校办学规模逐步扩大。从1952年至1956年，全校在校学生从1 680?人增至3 829人，其中历史学系从55人增至253人，外文系从195人增至443人，数学系从124人增至395人，物理学系从97人增至507人，化学系从185人增至543人，气象学系从153人增至618人；全校专任教师则从249人增至523人；教职工总数从486人增加到1 297人。1956年时全校教职工中有教授81人，副教授36人，讲师92人，助教314人；行政人员323人，教辅人员160人，工勤人员291人。


本科生学制根据高教部的意见，1956年秋季入学的新生的修业年限由4年改为5年。


一度中止的研究生教育也开始恢复。1956年，南京大学正式招收副博士研究生，学制4年。其培养规格为：具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本门科学方面坚实的基础、有关国家建设的实际知识，并能独立进行专业的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工作，具有独立的教学工作的能力。南大原计划招收75名副博士研究生（其中2年制7名，4年制68名），实际人学为42人，分别攻读25个专业方向，由胡小石、孙光远、魏荣爵、戴安邦等42名教授担任导师。


（二） 校舍扩充与《十二年远景规划纲要》


院系调整后，南京大学移设座落在鼓楼以西的金陵大学旧址，原有土地635．74亩，各种房舍3万平方米，空间狭小，且公私房地交错，甚为零乱。搬迁之后，基本建设百事待举，学校首先进行了基建平面设计。当时综合考虑了南大周围的实际情况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并报经华东文教委员会及南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同意，以天津路以西、上海路以东、渊声巷以南、广州路以北为南京大学发展范围，共有土地1 400亩。约定在此范围内的私人房地，由南大分批购买；公有房地，则视建设发展需要逐步拨给。学校规模暂以学生6 000人计，考虑日后发展，则以8 000～10 000学生的规模进行总体平面设计。设计分为三大块：（1）校本部：以东至天津路、西至金银街，南至汉口路，北至二条巷为范围，建立校本部；（2）学生宿舍区：以汉口路以南、广州路以北、小粉桥以西、青岛路以东的范围，为第一学生宿舍区，预计住学生4 000至5 000人；以南秀村以北、二条巷以南、金银街以西、上海路以东之范围，为第二学生宿舍区，预计住学生2 000至3 000人；同时为今后扩展留有余地。（3）教职员工宿舍区：以南秀村以南、广州路以北、上海路以东、青岛路以西为第一教工宿舍区，以二条巷以北、渊声巷以南、鼓楼街以西、北阴阳营以东之范围为第二教工宿舍区，以学校西边上海路两侧约55亩范围为第三教工宿舍区。


这是搬迁新址后南京大学绘制的第一个基建蓝图，如能付诸实现则可为学校事业的发展提供较广阔的空间和较有利的物质条件。1952年秋至1953年，学校曾先后购进房屋47幢、土地64．3亩，使校本部与小粉桥一线联成一片，便利了南园学生宿舍建设。但以后的购房买地却日益困难，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这份基建蓝图未能成为现实，造成了以后办学用地的窘迫和遗憾。


尽管如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学校基本建设仍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1952年至1953年，先后建成了南园学生宿舍5幢、教职工宿舍3幢、食堂1幢。1954年7月，东南大楼竣工，1956年，又先后建成天文台和气象观测站等教学科研设施。从1952年到1955年，3年间全校建筑面积由3.80万平方米增加到10.05万平方米。


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上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决定一切的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在此精神鼓舞下，高教部提出了《高等教育十二年规划（草案）》。1956年4月，根据这一规划精神，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讨论制定了《南京大学十二年（1956～1967）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其中虽然未从总体上对南京大学的办学目标、发展水平做出预测或界定，却相当具体地列出了学校发展的分类目标，其要点如下：


1.事业规划。计划在1960年以前增设土壤学、自然地理学等专业。1957年夏在校专科生毕业后，专科人才培养任务即告结束；本科招生逐年增加，1960年后固定招新生1 390人，1965年，在校本科学生达到6 950人；计划在12年内招收研究生1 704人,毕业研究生1 085人,1967年在校研究生达到646人。此外，还将在数学和自然地理两个专业招收函授生，1967年在读函授生达1 650人。


2. 支援新建院校。拟分别抽调教师支援兰州大学、内蒙古大学、水文气象学院，并协助筹建合肥大学，负责培养输送教授、讲师、助教共250人，以及该校行政科长以上行政干部三分之一。


3. 科学研究。在12年内使所有教研组成为“该门学科的研究据点，在学术上能掌握世界科学的最新成果”，其中的一部分将成为“全国性的科学研究据点”。要求95％的教授、副教授，85％的讲师和70％的助教都能参加科学研究。


4． 师资补充与培养。12年内补充新的师资483人，至1967年全校师资总数为910人。对派遣出国讲学、进修的教师也有量的规定。


5． 基本建设。12年内新建各类校舍14．35万平方米，做到每4个学生住一间寝室，并适当解决讲师以上教员的读书备课室。


这一远景规划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明显的指令性计划性质，很大程度上仅是当时高教部的《高等教育十二年规划（草案）》在南京大学的细化，而南京大学本身的办学特色和风格基本上没有得到反映。由于规划本身的这种缺陷，加上后来运动频仍、经济困难等客观影响，这一南京大学有史以来所制定的第一个中期发展规划很快就被束之高阁。


二、苏联模式的移植与教学改革
1952年12月31日，根据中央提出的“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的指导思想，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提出“今后全校工作应以学习苏联先进科学和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为中心”。为全面移植苏联高等学校的办学模式，其后，南京大学即在五个方面展开了教学改革：


1． 加强政治理论教育


从1953年起，南京大学开始全面系统地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学校正式成立了马列主义教研室，开设了“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等政治理论课程。同时，在校部设政治辅导处，各系设政治辅导员，以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和管理，帮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论。


2． 参照苏联模式，普遍设置专业


苏联高校与英美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的显著差异是，后者注重“通才”，而前者注重“专才”。为学习苏联，当时，南京大学特地组织全校教师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讨论研究：（1）实际工作需要与学科科学体系的关系；(2)“专才”与“通才”的异同；（3）国家需要与教师个人特长的关系。通过比较分析，强调设置专业对于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专门人才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强调应在比较广博深厚的专业知识基础上培养专门化人才，即专业教育既非旧式的只培养具有一般知识而缺少专门知识的通才的通才教育，也非旧式的培养知识领域非常狭窄的专才的专才教育。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南京大学根据中央教育部《综合性大学专业系科设置参考资料》和《教学计划草稿》，斟酌国家需要的轻重缓急，估计本校、本地可资利用的师资、设备条件考虑和其他系科专业、专门化的配合，本着既发挥现有力量又相对集中的原则，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和反复的科学论证，在13个系设置了如前所述的20个本科专业和4个专修科。


3． 修订各专业教学计划


1952年底，教育部下达试行全国统一教学计划的通知，指出：“为了配合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到来，有计划地培养各种建设人才，彻底改革旧教育，制定全国高等学校各专业统一的教学计划，就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中心环节之一。”南京大学在修订教学计划中，强调“要用心领会中央、苏联教学计划的精神实质，反对将新比旧的保守态度，也反对盲目服从”。各系、各专业在修订专业教学计划时，着眼于：（1）整个教学计划的目的性；（2）所设课程在整个计划中的地位与作用；（3）各课进度的组织性（先行、后行，还是并行？相互的衔接与各自的侧重等等）；（4）各课时的分配及各种教学形式（讲授、实验、实习及课堂讨论等）的运用。至1953年春，各专业教学计划先后确定，普遍加强了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础技能的传授与训练，健全了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如讲课、讨论、习题课、实验、实习、学年论文及毕业论文等），基本纠正了因人设课、有课不开，或者信马由缰、开而不毕等流弊，增强了本、专科教学的系统性、科学性，使教学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4. 调整或重建教研室、教学小组


根据195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定》，南京大学各院系曾经建立了一批教学研究指导小组。但当时由于院系众多，课杂人少，教师习惯于凭个人理解及兴趣教学，忽视对教学内容与方法的集体性探讨，因此，这些教学研究指导小组往往形同虚设。设置了专业和确定了专业教学计划后，原来分散、杂乱、互不通气的教学开始一改旧观，为“发挥教学组织的作用”，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按照“由同一课程或性质相近的课程教师组成教学组织”，以及“每一教员最多参加两个教学组织”的原则，全校调整、重建了43个教学组织，包括18个教研组和25个教学小组；在此同时，还健全了各教学组织的活动制度。


5. 学习本学科苏联的先进科学理论，翻译苏联教材及参考书


如文科各系重点学习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生物系研究米丘林学说，心理系钻研巴甫洛夫学说，气象系探讨“平流动力理论”等等。各系还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了一批苏联教材和参考资料。1953年2月，专业俄文速成学习班开学，各系教师及行政人员150余人参加，一些年过半百的老教授也欣然报名。许多人经过短期的刻苦学习，基本掌握了俄语的读、写，能够阅读俄文资料，有的还参加了教材翻译。


在这一时期，还一度采用了苏联高校的“六小时一贯制”、开卷考试、口试、四级记分法等具体做法。全校停开公共英语课，改设公共俄语课，并为各系学生开设了苏联教育理论家凯洛夫的《教育学》课程。


三、科学研究的复苏与活跃
（一） 从蛰伏到活跃的科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基本上处于蛰伏状态。一方面，旧型的、脱离实际的研究基本停止；另一方面，学校的工作重点在于对旧教育的改造和院系调整，同时“认为教学改革是当务之急，科学研究的条件尚不成熟”，因而对科学研究既未作出统一的部署，也未提出新的明确的要求。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人们对科学研究在高校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高校科学研究在国家科技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不断深化。1953年9月，高等教育部召开全国综合大学会议，明确指出：“综合大学主要是高等教育机构，但也是科学研究机构”，并要求“综合大学应特别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以提高教育质量，提高水平，并与各研究机构和业务部门取得密切合作，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生的各种重要的理论与实际问题”。1954年3月，中共中央对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全国各高等学校集中了大量的科学研究人员，为发挥这一部分力量，为提高高等学校教学的科学水平，必须在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门会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各个高等学校中的科研力量，占全国科学力量的绝大部分，必须在全国科学发展计划的指导之下，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大量地培养合乎现代化水平的科学和技术的新生力量。”


随着国家对高校科研工作的日益重视，南京大学的科学研究也从蛰伏中复苏，并迅速活跃起来。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1． 复苏阶段（1953～1954）


南京大学根据全国综合大学关于“综合大学是国家科学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的精神，从1953年便开始提出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当时十分强调“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先进科学为开展科学研究的起点”。从1953年到1954年，学校组织教师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结合本门学科理解唯物论、辩证法的精髓。心理教研组在潘菽校长带动下，精读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数天、物理、化学等系很多教授则通读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的哲学部分；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则系统地自学《马恩文选》、《列宁文选》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促进许多教师自觉地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教学与科研。如外文系范存忠教授开设“英国史”和“英国文学史”这两门课程的任务，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著作，力求弄通它，掌握它，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改造自己的业务”。（引自范存忠《我的自述》）他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批判唯心主义学术观点，先后编成了我国解放后第一部为英语专业学生使用的《英国史提纲》和《英国文学史提纲》。


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理论时，一般是以系或教研组为单位和选择专题而学的。这种集体的专题的学习，后来发展成为以教研组或系为单位进行的小型科学研讨会或学术思想批判会。仅1954年，全校各系就先后举行这种研讨会213次。其中，如有机化学教研组的“共振论”批判、地理系的“地缘政治批判”、气象系的“平流动力理论”报告，以及物理系的“能量与质量”的研讨会等，都开得内容扎实、气氛活跃。


在此同时，一部分教师也开始进行某些专题学术研究，其中包括少数与经济建设关系密切的科研选题。如地理系接受有关部门委托，对某大型水库选址进行调查研究；地质系教师与华东某矿区合作进行课题研究。但这类课题在当时还是寥若晨星，大多数教师尚在作科研起步的“准备工作”。


2． 由复苏转入活跃期（1955～1956）


强调马列主义理论及苏联先进科学的学习是必要的、有益的，但过分强调科研的“准备工作”，甚至将学习与研究机械地分成两段，无形中也束缚了教师的手脚。从1955年开始，南京大学校领导在意识到并检讨了领导科研工作中的保守思想后，向全校教师发出了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号召，南京大学的科学研究也由复苏转而活跃，其标志有三——


第一，首次制定了全校科学研究工作计划，列入计划的科研项目有196个，参加研究的教师达113人，占全校教师的34％，其中教授42人，占教授总数的一半。


第二，结合五二○校庆，举行了第一届科学讨论会。1954年6月16日举行的校务委员会曾通过两个重要决议，其一，确定南京大学校史“自三江师范学堂建立算起（1902一）”；其二，“确定五二○斗争日为校庆日”。1955年“五二○”校庆期间，南京大学首届科学讨论会隆重举行。讨论会分9个分会进行，共宣读学术论文37篇。这种以学术交流、讨论争鸣欢度校庆的方式，得到了全校师生的认可和赞许；学校也决定，今后每年校庆期间都要举行全校性学术报告会，以交流和检阅科学研究成果。除全校性的科学讨论会以外，1955年全校各系、各教研组还先后召开了200余次小型科学研讨会，在全校形成了较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


第三，创办学术性刊物《南京大学学报》，以提供学术争鸣和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1954年4月召开的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决定，出版一定期的学术刊物，由高济宇、范存忠、方光焘、施士元、石延汉、胡小石、陈旭、欧阳翥、曾远荣等9人组成编辑委员会，高济宇、范存忠为正、副主任委员。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南京大学学报》创刊号于1955年1月2日正式出版，并向华东地区及全国发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创办最早的高校学报之一。


1955年5月，校长潘菽，副校长李方训赴京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会议。李方训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委员。李方训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化学家，在化学溶液理论方面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曾在其所著《科学史前言》一书中指出：“物理化学博士李方训教授是杰出的科学家，他在离子熵、离子体积和水化作用方面的研究工作是中外驰名的。”李方训当选为学部委员，对南京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起了激励、推动作用。


1956年，在中央发出的“向科学进军”号召的鼓舞下，南京大学广大教师情绪高涨，科研活动更加频繁。列入当年学校科研计划的项目共215项，其中理科141项，文科74项，文理科比例约为1：2。参加研究的教师有236人，占全校教师总数的60.8％，其中教授65人，占当时教授总数的75．6％。1956年举行的第二届科学讨论会比首届科学讨论会规模更大、水平更高，前后延续两周时间，先后有1400多位来宾参加，分成12个分会，报告了128篇学术论文。其中孙叔平副校长的“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方光焘教授的“汉语词类研究中的几个根本问题”、戴安邦教授的“矽酸胶凝的速度和机制”、徐克勤教授的“矽嘎岩型钨矿床及其矿物共生组合”，以及物理系青年教师在魏荣爵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论文“几种国产吸声材料的初步测定和评价”等，都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或实用价值，引起学术界或有关部门的重视。南京土木建筑所所长听了戴安邦教授的学术报告后，认为他对基建中加固地址的处理提出了新见解，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主动提出拨给价值约2万卢布的X光机一架，支持这一课题的后续研究。


（二） 科研起步中的新趋势


从总体上看，院系调整以后的4年中，南京大学的科学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其特点是：


（1）主要以老教师的学术专长为基础，个人自选课题，选题比较分散。


（2）大多数的研究结合教学的需要进行，如为开设专门化新课而编写教材、讲义，同时进行与之有关的专题研究；也有的是根据指导学生教学实习中积累的资料，进行专题分析研究。


（3）随着科研的逐步开展，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发展趋势。其一，结合国民经济发展中提出的实际问题进行的研究逐渐增多：1956年的科研计划中，这类选题有42项，接近总数的20％。其二，科研上的合作逐渐增多。如1955年，青年教师和老教授合作进行的课题67个，占总数的38．4％。至1956年，这类课题上升到119个，占当年全校科研课题总数的55．5％。同厂矿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研究也逐渐增多，1956年就有25项与校外合作的科研项目。其三，大型的科研攻关项目逐增多。如气象系与中央气象局合作，在1955～1957年间进行关于“中国雨量的长期预告”及“中国的寒潮”两项研究；天文系与紫金山天文台合作，进行“恒星天文”、“太阳物理”、“地极移动”等6方面的科研；物理系魏荣爵教授等接受华东军区政治部的委托，设计远距离扬声器；化学系戴安邦教授接受南京江南汽车公司委托，研究“柴油的净化问题”等。1956年4月，高教部批复同意将南京大学“温度控制器”、“全国气象区域的划分”、“全国煤系地层的沉积学的研究”等17项研究立项，有6个课题与其他高校合作。《1956～1967国家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划》中，由南京大学牵头或主持的课题共有6项，分别是：（1）全国各大流域气候资料的分析研究；（2）高温蠕变机制的研究；（3）钛及钛合金变过程研究；（4）掌握并改进钛合金的热处理方法；（5）带熔法理论研究；（6）钨及钼的多酸的研究。此外，南京大学还参与了其他12项重大项目的研究。这些科研项目虽然为数不多，但已经显示了高校科研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科研部门相结合的发展趋势，并开始形成南京大学科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和特色。


（三） 蓬勃发展的学生科研活动


早在1954年，南大学生便组织了若干科学研究小组。至1956年，学生科研小组发展到68个，参加科研活动的学生达610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8%。一年级学生的科研小组多为辅助学习性质。二三年级的科研小组，如生物系动物专业54级玄武湖鱼类调查研究小组、气象系53级测云科学小组、中文系53级汉语语言研究小组等，则开始在教师指导下，进行一些初步的、比较正规的研究，其研究内容一般为与所学专业相结合，从课程学习中找课题，通过研究，加深对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还有一些学生科研小组将自己的研究课题与教师的研究结合起来，如地理系53级地形专业学生科研小组的研究课题“滁县和眘笽山地貌图与地貌发育史”，就是该系地形教研室承担的中科院十二年规划研究项目“苏、皖、浙北的地貌发育史”的一个子课题；生物系53级动物专业的学生科研小组则参加了该系教研室的“盐蒿油的食物性研究”。


这些科研小组的活动，激发了青年学生“向科学进军”的热情和信心，培养了独立思考，深入钻研、自由争论的精神和能力。1956年校庆期间，南京大学组织了第一次学生科学讨论会，历时一周，先后交流了74篇研究心得和小型论文。当时，还成立了学生科学研究协会，以组织领导学生的科学活动，交流学生科研工作的经验，在学好正课的基础上加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以及从事科研的兴趣，使学生获得在将来的实际工作中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1956年11月，校学生科研协会奉命撤销，以减轻学生的负担，学生的科研小组改属各系有关教研室领导。


四、对外学术交流的开展
院系调整后南京大学的对外学术交流也逐步有所发展。限于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学术交流的对象国主要是苏联以及东欧、亚洲的人民民主国家，其中与苏联的交往最为密切。自1953年起，南京大学就开始在一年级大学生中选拔留苏预备生，并陆续选派青年教师和大学生去苏联进修、留学。苏联的一些专家教授，先后来南大参观访问，或者作学术报告，其中有莫斯科大学校长彼得罗夫斯基院士，有当时分别担任我国国务院副总顾问和高教部首席顾问的苏联专家马里采夫和列别捷夫等。1956年9月，高教部聘请苏联动力地质学家彼得·米·麦尔库洛夫为南京大学校长顾问，另有苏联专家先后到物理系、数天系担任教学科研工作。为适应这一新形势，学校专门成立了外国专家工作室，由教务处处长杨世杰兼任主任。


在此期间先后来南大访问的，还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的文化代表团，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英国教授贝尔纳，民主德国文学史家甘托洛威茨教授，突尼斯代表团，日本和平代表团，亚洲国家在华留学生访问团等。南京大学的教授、学生代表也开始出国访问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其中有1955年10月，数天系教授戴文赛赴日内瓦参加国际天文协会第九届大会；1955年12月，地理系52级学生王颖赴印度参加国际地理学科会议；1956年9月，外文系系主任商承祖教授受高教部委派，赴柏林参加民主德国国庆典礼；10月，物理系副教授程开甲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成员赴苏联进行专业考察；11月，历史系系主任韩儒林教授前往蒙古参加中、苏、蒙三国关于合作编写蒙古史的工作会议等。虽然当时这些人员互访和学术交流的规模与范围在今天看来都还相当有限，但是，却为学校的建设及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信息，同时也显示了南京大学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教育合作的强烈愿望与潜在能力。


1955年9月，有5名越南留学生来南大气象系学习，这是南京大学接受的首批外国留学生。同年10月5日，南京大学与民主德国卡尔·马克思大学建立校际联系，这是南京大学首次与外国高等院校建立正式的校际关系。这两个"首次"，使南京大学对外学术交流走上新的起点。


五、党的建设与知识分子工作
早在20年代初期，在南大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就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下组织活动。1949年4月南京解放以后，党的组织由地下状态转为公开。9月，成立了中共南京大学总支委员会，由李慕唐任总支书记。1953年5月，总支改为党委会，成立了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由孙叔平、陈毅人、杨世杰、吴中、吴衍庆、曹沛然、戈平等7人组成，孙叔平和陈毅人分别担任党委正、副书记。新成立的党委会作出了关于调整支部一级党组织的决定，强调党支部的建立应尽可能以行政单位划分。到1956年，全校共有43个支部，其中教职员支部12个，学生支部12个，工农速中支部19个；党员共568人。1956年3月，南京大学党委改选，陈毅人任党委书记，戈平任副书记。同年9月，由陈毅人、戈平、索毅然、杨世杰、陈子英、陈炳湘、斯维华、马瑞、曹琳和姚鹤年等10人组成新一届党委会，陈毅人、戈平分任正、副书记。


当时，南京大学党委在领导思想改造运动和政治理论学习，以保证教学、科研和行政任务的贯彻落实方面，尤其是在联系和团结知识分子，宣传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足和教训。在院系调整之初，学校师生员工来自各方，思想、习惯、作风很不一致，团结成为当时的主要问题之一。当时的总支委员会将"力求团结"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党群关系、青老关系一度曾经比较紧张，其中的主要问题，是教师中一些年轻的党、团员存在着轻视高级知识分子的情绪，低估了老教师的作用和社会主义积极性，对他们要求过高、过急，在做法上有些简单化。党委会认识到要办好高等学校，必须正确地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努力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因而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并采取措施调整党群关系、青老关系。但是仍然存在工作流于一般号召，缺乏与知识分子的直接接触和推心置腹的思想交流等问题。


1955年11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和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先后来南京大学检查工作，对如何抓好学校建设，尤其是对进一步做好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等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整个科学文化的领导问题时，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并首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性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求“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南大党委通过学习，对学校知识分子工作进行重新估计，作了自我检讨。党委书记孙叔平深入群众进行调研，在1956年1月下旬，先后邀请全校所有的教授、副教授，分别举行了8次座谈会，邀请了部分讲师、助教和职员，举行了两次座谈会，认真听取中高级知识分子对党的工作、学校教改工作和行政工作的意见。孙叔平书记亲自主持座谈会并认真做好记录，他郑重指出：“从这些意见中可以看出，我们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进步的要求是估计不足的，对他们的工作能力是估计不足的，对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更是关心不够的。”事后，南大党委将10个座谈会的记录整理铅印，发至各支部，要求认真讨论，对照检查党委和行政的工作。在其“前言”中还特别指出：“从党委到支部到每个同志，都必须就他们提出的意见进行检查，从而得出结论，达到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教改政策的正确认识，为即将进行的十二年远景规划作好思想准备。应该指出，他们的意见，除了极其个别的以外，并没有什么言过其实之处，尤其没有什么恶意。假如他们所举的个别事例和事实有些出入的话，那也不应当以词害意。”


这10个座谈会的召开以及党内进行的讨论，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南大党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制定了《知识分子工作规划》，提出要“关心知识分子的进步要求，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加强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信任，使其放下历史包袱，充分发挥积极性”，“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专长”，改善其工作条件，特别是配备足够的助手，保证业务工作时间等等。同时，民主党派的工作也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一系列的举措如同春风化雨，使得全校上下，党内党外，气顺心齐，知识分子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政治热情被激发出来，更加信任和靠拢党组织。1956年3月31日，校长潘菽、教务长高济宇、中文系系主任方光焘、外文系副主任陈嘉、地质系系主任徐克勤、副主任张祖还、教授李学清等7位高级知识分子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追求人类人生的真理，历经磨难，百折不回，终于站到党的旗帜下庄严地举手宣誓，找到了政治上的归宿。这对全校师生，尤其是对奋发向上、崇尚真理的青年知识分子，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和无形的鞭策。


六、具有历史意义的反思
院系调整中及其后对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移植，在当时对于肃清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影响，端正人才培养方向，增强教学的系统性和实用性，提高师资水准和教学质量，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教育理论上“一边倒”，从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材教法乃至课时分配等具体环节上，都套用苏联高校的现成模式，而忽略结合中国实际和学校实际，也产生了某些不良影响。南京大学的领导和教职员工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这种偏颇和不当，曾采取一定措施予以弥补。1953年9月，学校在总结工作教训时就曾提出：“第一，教学改革一定要学习苏联，又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有长期打算，又一定要稳步前进。这一年的教学工作成绩，十之八九都得之于学习苏联；这一年教学工作上的忙乱、矛盾，又基本上是由于学习苏联未从实际出发。”“第二个教训是，学校领导一定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没有一定的思想水平，就不会有正确的学习苏联的态度；没有一定的业务水平，也办不到从实际出发，因为‘苏联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标准又应该是什么？在面对着具体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时候，就拿不稳。”应该说，这些反思和总结在当时是较为清醒和难能可贵的。


从1956年开始，在中央关于“要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精神鼓舞下，全国高校开始纠正全面学习苏联中出现的偏颇，南京大学也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努力贯彻“学少一点，学好一点”的精神，减少学时，精简教材，减轻学生负担，重视人才的全面发展。而在实践上纠偏的同时，如何改造旧的高等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如何科学地认识解放区教育经验和苏联模式？切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是什么？……这些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理论上的反思。特别是当时担任南京大学领导工作的孙叔平，把对历史的总结回顾、对未来的展望和预测结合起来，在中国和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广阔背景上，从相当的思想高度上进行了这种反思和审视。


孙叔平自始至终参与并实际领导了新中国建国初期南京大学的发展与改革。最初是作为南京军管会文教委员会高教处副处长兼任国立南京大学军代表，不久即出任南京大学副校长。投身革命前他曾在武昌大学读书，40年代又先后主持过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华中建设大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科学校的教育行政领导工作。丰富的教育工作实践，使他的思考与探索具有坚实的基础和正确的指向。即使40多年过去，岁月的流逝和历史的回旋不仅难以掩盖，反而更凸显出这些思考中蕴藏的智慧之光。


1956年8月，孙叔平参加了高等教育部召开的高等学校院校长、教务长座谈会，感受极深。回校后整理思绪，写成题为《1956～1957学年应该是完成教学改革的未了工作并展开创造性的建设工作的一个学年（草稿）》的文章，提出他“对于过去四年的教学改革工作和今后高等教育建设工作的意见”。孙叔平的反思与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 对院系调整以来教学改革的基本估计


孙叔平认为，实践证明“学习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实践”的方针是正确的。“我们进行了院系调整，建立了很多新型的高等学校，实行了专业教学计划，制定了各科教学大纲，改变了学校的组织制度，组织了教学过程，运用了各种教学方式，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独立工作相结合的教学原则初步见诸实际。此外，我们又进行了马列主义理论和苏联先进科学的学习，绝大多数同仁在倾向上已经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孙叔平充分肯定了这些带根本性的改革，认为“经过这些改革，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高等教育在实质上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而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优越性已经充分显示出来，孙叔平指出，新中国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无论是政治质量，道德品质，还是健康状况，较之解放以前都是提高了的。”“即便是业务知识和技术，从所学东西的广度和深度、系统性和完整性来说，较之解放以前也是提高了的。至于学生数量之大，则更不是解放前所能比拟的。”“所有这些成绩给我们以这样的信念：实行在较广博的知识基础上专门化的专业教育，培养足够数量和相当质量的业务、政治、体格全面发展的专门人才，以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2． 对教学改革中缺点与偏颇的剖析


（1）在学习苏联经验时，有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现象


孙叔平首先分析了向苏联学习的必要性。他认为，“在1952～1953学年，针对着当时多数教师在教育上和学术上仍然醉心欧美的倾向，强调学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十分必要的。又鉴于当时领导干部和多数教师对苏联高等教育缺少了解，强调‘全面学习’也是必要的。这些口号并没有错，我们也确实从这口号中获益。”问题在于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出现了某些盲目学习而不作独立思考，照搬照抄而脱离中国实际的现象。孙叔平列举了当时存在的诸多流弊：


1）在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时，存在不照顾中国师资、生源、设备、修业年限的特点，不考虑中国高等教育的经验，“对苏联资料照抄不误”的现象。


2）在使用苏联教材和讲稿时，有照本宣科的现象。如理科教材没有照顾中国学生的程度，加以适当精简；文科教材则没有根据中国的情况加以适当剪裁；政治教材也没有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融汇贯通，结果这些教材往往不合中国学生的程度和口味。


3）在学习苏联高校教学过程的组织和各种教学方式的运用时，有忽视其精神实质，而仅仅模仿其细节的现象。


4）在学习苏联高校的各种教学制度（如口试、教师工作日与教学工作量制度等）时，也有机械搬用而不灵活变通的现象。


所以出现这些现象，孙叔平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能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苏联经验，认识它的精神实质，同时估计它的与时俱变以及某些必不可免的缺陷，而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学习。”


（2）没有完全正确地对待旧有的中国高等教育


孙叔平将1949年革命胜利前的中国教育分为两类：一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另一类是解放区的革命干部教育。他认为，对前者，我们“否定了它的反动的指导思想、庞杂的院系制度、支离破碎的教学计划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我们否定这些应当否定的东西的时候，却没有足够注意：旧的中国高等教育的某些经验，特别是不少老教师所有的丰富的教学经验，还是十分有用的，不惟不应一概否定，而且应在新的思想指导下，加以充分的发挥。”对解放区的革命干部教育，孙叔平的评价是：“它的基本精神今天我们还应当发扬，它的具体作法今天我们就不应当照样采取。”解放区干部教育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孙叔平把它概括为“在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革命战略方针指导之下，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当时所能有的教师，利用当时所能有的条件，运用当时最有效的方法，来教当时所能有的学生，没有以欧美的成规来束缚自己，也没有以苏联的成规来束缚自己”。孙叔平突出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办教育，不受成规（不管这成规是欧美模式的，还是苏联模式的）束缚这一本质特点，确实是独具慧眼、不落窠臼之见。


孙叔平还十分尖锐地指出：“在四年来的教学改革实践中，我们的做法恰好颠倒了！”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实际出发的创造精神逐步“钝化”了，而当年解放区干部教育中某些已经不适用的具体做法，却又被生硬地套用。例如，以局限性很大的重点速成教育来代替正规的高等教育，以抓机关工作或搞运动的作风来抓高等教育，“幻想本来需要细水长流、日积月累的工作在短时期内出现奇迹”等等。


（3）没有注意学习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没有批判吸收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的有用经验。


孙叔平认为，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在学习苏联，发展自己的高等教育，他们是如何走过来的？有什么经验值得我们汲取？有什么教训可作我们的借鉴？应当很好地研究分析。对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制度及腐朽作风，应当坚决摒弃；但他们的某些具体经验，“也未尝没有长处可供我们学习”。孙叔平认为在这方面采取绝对否定和关门主义的态度，并无好处。他进一步指出：“某些优良东西，在他们那里，并不改变他们的高等教育的资本主义本质；吸收到我们这里，也不影响我们的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在本质上是全新的，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是和旧的高等教育没有联系。”


3． 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方针”的阐述


孙叔平认为，教学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应当进入“创造性的建设工作阶段”。他对今后的高等教育建设作了三方面的前瞻——


其一，“我们仍然应当虚心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因为它是世界上最成熟、最完整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经验。但应当注意深入地学习，并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学习，道听途说、生搬硬套的现象应努力避免”。


其二，“我们应当学习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并且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我们需要多开几个窗户，多找一些借鉴，不要孤陋寡闻，封闭自己”。


其三，“更重要的，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中国旧有的高等教育的有用经验，并发扬中国革命干部教育的优良传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先进教育理论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创造自己的经验”。


孙叔平将以上三点归结为两句话：我们的高等教育，在性质上和苏联的高等教育一样，是社会主义的，但在许多方面，它应当是中国的，应当具有中国的特点。这样，孙叔平就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命题。他对这一命题的内涵和特征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应当具有——


（1）自己的学制。“学生学习期限的长短，首先应看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才规格，其次也该看不同的师资和学生条件”。三、四、五年制可以同时存在，且有一个恰当的比例，“学制不应多变，也不是绝对不变”。


（2）自己的专业划分。专业划分范围的广狭和程度深浅，“应根据中国的建设需要和师生条件”来确定。


（3）自己的教学计划。制订或修改教学计划，应照顾中国专业人才的培养规格和学生条件，坚持“在比较广博的知识基础上专门化”、“理论联系实际”、“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独立工作相结合”等指导原则。


（4）自己的教学大纲。应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扼要规定课程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并体现“百家争鸣”的学术工作方针，使各个学派的观点都能得到介绍，使教师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换句话说，教学大纲应“成为指导教师发挥创造性的文件”。


（5）自己的教材。教材除介绍世界科学的成就外，还应注意介绍中国科学的成就和中国学者的创见，教材的份量应适合中国学生的程度，教材的形式应力求“中国化”，即为中国学生所喜闻乐见。


（6）自己的学风。“这个学风是严谨的，大家自觉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又是自由的，‘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精神，在教学上与研究上，都能生动地得到体现”。


孙叔平的思考，显然已经超出了对院系调整以后南京大学四年教改实践的总结，它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指导思想及有关原则的全面而深刻的思考。当然，这样思考与探素，是在全党上下开始摆脱苏联模式束缚，寻求自己的强国之路的大背景下进行的。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路。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正展现了党在这一思路下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而进行多方面探索并取得良好开端的生动景象。但是，在其后一段时间内的历史发展，还是出现了曲折和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