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大学及其前身（1888-1949）---西迁与复校时期（1937-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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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校西迁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于是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就此开始。在硝烟弥漫之中，金大举校西迁，又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继“七七”事变之后，爆发了上海“八一三”事变，淞沪失守，日军长驱直入，首都岌岌可危。在此危急的形势下，金大和其他大学一样，无法正常上课，积极作内迁准备。最初，金大打算迁往四川万县，但考虑到万县校址分散，当地又无其他高校，消息闭塞，不利于教学科研工作，又改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接洽，获得同意，便初步定下迁校成都的计划。华西协合大学（简称华大）也是一所教会大学，校址在成都华西坝。该校创办于1910年，设文、理、医三个学院。1933年批准立案。


当时，金大在迁校问题上，内部意见不一。持否定态度的主要是美国传教士，他们对时局估计不足，抱无所谓态度，且认为南京即使失陷，有美国大使馆保护，不怕日本人来干扰，能照样开学上课。那时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和苏州的东吴大学也想依靠美国的治外法权，均不作内迁打算。加上当时教育部也认为公立大学内迁了，教会大学迁不迁无所谓，甚至认为眼前需要留几所大学撑撑场面。在此情况下，金大宣布于10月4日开学上课，教职员工均到校授课、工作，学生返校者也较多，精神均很振作。但在20天后，形势急转直下，南京告急，全城人心惶惶。教育部突然通知金大，立即闭校停课。此时，金大才正式决定西迁。但那时交通困难，教育部已无法帮助解决迁校必需的交通工具。金大只好依靠师生员工，群策群力，四出借车辆船只，运送人员及物资。全校500多人分三批西迁，第一批人数最多，于1937年11月25日仓促启程，乘长沙号轮溯江而上，由裘家奎教授和孙明经老师带队，共行驶12天才到达重庆。12月，南京沦陷，航运愈加紧张，后两批师生一路上备受艰难险阻。各批师生到达重庆时，都由陈裕光校长和王绶、马杰等教授会同重庆校友会负责接应，并解决去成都的交通工具。那时，重庆与成都之间只有公路，而且只能雇到少数烧木炭发动的汽车，行驶车速很慢，一般行程要3天，而乘马车及人力滑竿的，便要10天以上，旅途食宿十分困难，由于全校上下齐心协力，和衷共济，终于在1938年2月初全部到达成都华西坝。历时3月有余。由于华大的慷慨支援，金大于3月2日在华西坝开学。当时全校教职员145人，学生总数为310余人。理学院电机工程系以及后来设立的汽车专修科、电化教育专修科在重庆市求精中学开办，称理学院重庆分部（1944年因该校为美军总部所在地，又迁至重庆春森路）。附中则设在四川万县。


在迁校工作中，图书馆库藏图书的搬迁十分艰巨，装了一百多箱，也仅占总藏书量的十分之一。由于路途遥远，沿途押运起卸，均由图书馆工作人员躬亲其事，一路艰辛不言而喻。这批图书在八年内迁时期对于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金大同时迁华西坝的有：金女院、齐鲁大学，后来又有燕京大学的一部分加入，中央大学医学院和农学院兽医系也在抗战初期从重庆迁来华西坝。加上东道主华西大学，共有六所大学的师生济济一堂。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流离颠沛的生活之后，如今共处在风景秀丽的华大校园，在钟楼下，流水畔，学生们熙熙攘攘，显得十分融洽。被称之为“大后方的天堂”。


金大在华西坝开办时，除因陋就简地建筑了4幢学生宿舍和2幢教室外，借用了华大部分校舍，设置办公机构和实验室，暂时应付了开学的急需。但是，以华大一校之舍，供五六个大学使用，其困难程度当可想而知。金大学科多，人员多，一年后，又有增加，房屋就更为紧张。为此，金大专门成立了校舍委员会，筹划建房事宜。1939年，金大分别在成都的红瓦寺、桓侯巷、小天竺街等地借得地皮三处（有的原为坟地寺庙），建造教职员宿舍和学生宿舍。建成的房屋均为“草顶、灰壁、加上地板”的简易平房。学生宿舍每室设上下铺供8个学生住宿。这虽比不上在南京时的华堂美奂，但学生们感到在这“国难时期，借地为家，得此蜗居，亦洋洋大观矣”！


从新建宿舍到教室，相距有3－4里路，原为田间小道，每逢雨天，道路泥泞。尤其从红瓦寺住地到华西坝教室要走6里路，学生中午不回住地，由炊事人员送饭到华西坝，不管严冬酷暑，刮风下雨，从不间断。为了解决行路难的问题，决定在电台铁塔下修建大路，学校举行了开路典礼，典礼后，陈校长和三院院长都挥锄上阵，掘土动工。师生们在高唱“开路先锋”的歌声中挥汗劳动，筑成大路，命名“金陵路”。50多年过去了，现在成都市的地图上还印有“金陵路”路名。铁塔依然，而金陵大学的草房早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华西医大附属医院的高楼耸立。


金大和其他大学在战火纷飞中，实现了整个学校自东向西的大迁移，并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奋进，这是广大师生爱国主义精神和对于捍卫民族独立的责任感和自信心的表现。这在当时西方人的眼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壮举，并从而引起他们对中国人民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许多人士纷纷向中国救济董事会、远东学生服务基金会和教会大学全国紧急委员会捐款。




二、西迁后的校务概况
金大西迁后，按照教育部规定，调整学校行政机构的设置。1940年，学校行政部门改设为校长办公室和教务、训导、总务三处。教务处下设注册、学籍、成绩和招生4组；训导处下设体育卫生、生活管理、军事管理（后撤销）、奖学金及女生指导5组；总务处下设文书、人事及事务3组。图书馆及会计室仍为学校独立单位。那时，金大的校部机关均设于华大教育学院大楼内。同时，实行三长制，即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襄助校长分管这三方面的工作。教务长为柯象峰，训导长为袁柏樵，总务长为倪青原（后由陈裕光校长兼任），1944年时，聘之江大学教授顾琢人担任。各院长人选也有变动。文学院院长原为刘国钧，1944年，由蔡乐生接任；理学院院长魏学仁，因他主要在理学院重庆分部主持工作，1942年，即聘李方训任理学院副院长，在成都主持理学院的工作；农学院院长谢家声于1936年调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改由章之汶主持院务。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徐养秋因故不克赴成都，自1939年起，改由李小缘任所长。


处于非常时期的金大，经费不足，缺乏良好的办学条件，但全校人员本着竭诚为抗战服务的精神，同心协力，艰苦奋斗，推进了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1938年秋，理学院与教育部合办电化教育专修科。1939年，理学院又在重庆创办汽车专修科；同年秋，农学院园艺系增设园艺职业师资科。1940年，学校设社会服务部及社会行政福利研究部；农科研究所增设农艺学部；文学院增设图书馆学专修科，并合并哲学、心理、教育学等课程成立哲学心理学系，政治系与经济系合并成立政治经济学系，下设政治组与经济组；理学院创办电焊职业训练班。1941年，农科研究所增设园艺学部；农学院受中国银行的委托，创办农贷人员训练班；附属中学在成都开办分班。1942年，与华西协合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办英语专科。1943年，受教育部委托，举办建设人员训练班；理学院扩充电机工程系；农学院增设园艺专修科，将植物病理学组与昆虫组合并扩建为植物病虫害系。1945年文学院文科研究所增设社会学部，下设社会学组与行政福利组。


随着系科设置的发展和学校各方面秩序的日趋稳定，入学学生数逐步回升。1938年春季学期开始时，学生数为310人（其中研究生8人，本科生299人，专科生3人），以后逐年增加。到1945年时，学生数达到1114人（其中研究生31人，本科生981人，专科生102人），大大超过了战前在校学生总数。此后，金大也就基本上保持了这一规模。


当时，由于华西坝教会办的五大学均面临经济与师资缺乏的共同困难，因此，在办学上不断地扩大了校际的联系与合作。最先是课程上的合作，规定各校所开设课程允许五大学学生互相选课，各校承认其学分。以后渐渐发展为课程上的全面合作，规定各校相同系所开设的课程合二而一，有划一的课程表、各课名称及学分。这样便较好地解决了师资不足的问题。除了课程上的合作，还有联合办系科、联合办刊物、联合招生等等。行政工作上，在实行训导制度、制订校历、改善老师待遇、组织防务等方面，也都商定统一办法与步骤。宗教活动从1939年起，就扩大为五大学礼拜。学校之间联系与合作的决策机构是五校校长联席会议。各校系主任之间、部门之间也举行各种联席会议，但会议所作出的决定，需经校长联席会议认可。五大学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不仅促进了工作，而且增加了友谊。被认为是“教会大学之间团结得最美好的时期”。尽管这种联合不断加强与扩大，但各校都自始自终保持了独立的行政系统与师资队伍。


在抗战爆发前，美国教会曾试图调整在华教会大学。计划之一是把分布在江、浙两省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和金女院等六所大学合并成立规模宏大的华东大学（陈裕光：《回忆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8辑，第161页。）。酝酿了很久，开过若干次会，起草了建校章程。“七七”事变发生，这一计划就不了了之。未料“七七”事变后，金大却和金女院、齐鲁、燕大、华西等大学在成都华西坝实行合作办学。


三、战时教学与科研工作
西迁后的教学工作，除取消主辅系制度外，学制无大的变化。在课程设置上，根据战时和建设的需要，进行了修订。文学院加强战时知识与实用技能的教育，国文系增设公文程式课，历史系增设日本史、边疆问题概论、西南边疆等课，政治经济学系增设中国经济地理、交通经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所得税会计等课，哲学系增设战时哲学、军事心理、应用心理、人生通论等课，社会学系增设人口问题等课。理、农学院也从战时需要出发，结合四川省的实际，对课程作了修订。由于抗战时期，实验设备和试验场地的缺乏，基本依靠课堂教学和书本。同时，学生除了上课，还要参加军事训练，并经常深入城乡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这样，就不可能有战前那样完全正常稳定的教学秩序。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颁布《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以“实现三民主义为一切训练之最高原则，使全国青年皆有正确之观念及救国之决心”。并相应地推行导师制和“政教合一”的训导制度。金大据此制订了《金陵大学导师制暂行细则》，规定每个年级学生按5—7人分成若干组，每组设导师1人，由专任教授或讲师充任。学校设总导师1人，由教务长兼任，综理全校学生训导事宜。并成立了金大训导委员会，由校长、三院院长、总务长、教务长（总导师）及各组导师组成，校长任主席。以领导全校训导事宜。按当时教育部颁发的《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度纲要》的规定，导师对于学生之学业、思想和行为及身体状况应依照格式详密记载，每月及每学期终了，按期报告总导师，由总导师汇集报告训导处，再由训导处转教务处登记作为操行成绩，这项成绩将作为奖学金、荣誉奖、学生团体代表资格审查的依据。导师认为学生不堪训时，可予退训，如再经退训，则由学校除名。很明显，实行这种训导制度的目的，在于控制学生的思想行为。因此，它不仅遭到学生的反对，也为进步老师所抵制。在实施中，这种导师制度渐渐流于形式，名存实亡。


入川后，师生员工的生活一直处于艰难境地。由于学校经费支绌，不但不能给教职工加薪，反而以七折发给，后来虽改为全薪发放，亦因物价上涨、货币不断贬值而难以得到改善。为此，很多教职员不得不外出兼课兼职，赖以维持生活。许多学生因交通阻隔，经济来源断绝，更陷入了困境。当时，除靠教育部发放的贷金和救济品外，学校采用勤工俭学方式，让一些学生利用课余或假期，从事打字、管理图书、收发信件、接电话以及抄写文稿等工作，以获得微薄报酬。同时，学校也适当降低学费标准，使有困难的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度过难关，完成学业。此外，学校设置了奖学金，以鼓励学生奋发向上的精神。这个时期，师生们不仅物质生活艰苦，还常常遭到敌机骚扰，生活极不安定。1938年6月11日的一次轰炸，华西坝中了4弹，陈校长住宅被震毁，多人受伤；农学院植物病理系教师张益诚遇难。但尽管生活艰苦，教师仍一如既往，孜孜不倦地从事教学工作，学生们也安心刻苦地努力学习，校园中始终充满浓厚的学习气息，“警报频传而弦歌不断”。


1941年5月，教育部为奖励教师，给予机会进行考察研究，提高学术水平，特颁发了关于现任教授休假进修的训令（第18010号）。金大据此制订了《金陵大学现任教授休假进修暂行办法》。规定凡在本校连续任教授七年以上成绩卓著者得予以离校考察研究1－2年的机会。同时，相应建立教员休假进修遴选委员会，制订资格审查记分百分法，从四方面审查：一、品格，占30%（包括公正、忠职、合作、纯洁、热心各6%）；二、教学占35%（包括年资7%、勤勉5%，启发5%，课余6%，方法5%，质量7%）；三、研究占25%，著作（包括未发表）：书、研究论文、专门著作、进行中之研究发明；四、学校需要占10%。同时，参照该办法，制订了现任讲师以上教师初次休假及出国进修办法，规定必须具有学士学位且历年成绩在中等以上（或相当75分以上）、在本校任教满5年以上成绩卓著的教师得予以休假赴国外深造，时间1－3年。这个办法执行情况如何，未见有记载，但从办法本身而言，值得借鉴。对于教师来说，在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以后，有一段时间集中精力专门致力于考察和研究工作，是有必要的。这种资格审查的计量法，也不无可取之处。


从1937年到1945年间，金大有1057人毕业，其中本科生695人，硕士生52人，专科生310人。由于战时建设的急需，理学院的工科毕业生得到了充分施展其才能的机会，他们在汽车维修、发电厂建设、酒精制造等方面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如：在甘肃油田汽车维修站工作的汽车专修科毕业生，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保证了一辆辆卡车正常运行，得到了油田总指挥的赞扬。电机工程系的毕业生在大后方发电厂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在兰州的一座200千瓦水力发电厂的建设中，就有好几个电机工程系的毕业生在那里埋头苦干。化工系的毕业生承担和管理着属于陆军部的几家大酒精厂。毕业生们战时的工作成绩，为母校赢得了荣誉。教育部为此多次给理学院拨款和馈赠，总额达11600万元。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救灾联合会、重庆十团体、邮电通讯部等也给予理学院多方面的赞助。


西迁后的科研工作仍列为金大的一项主要任务。各学院为了加强对科研工作的领导，使研究工作能有计划地开展，分别制订了院研究委员会的组织大纲，明确规定其职责为：审查各系科学研究计划（有无经济或学术价值）；审查出版的科学论文和本院的出版物；审核学生的毕业论文。并规定未经研究委员会审查的科研项目，概不发给经费，使那时有限的经费得以合理使用。


各学院在西迁时期的科研工作，大都密切结合战时建设的需要和四川省的实际进行的。其中有许多项目得到了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人士的支持和合作。文学院采取因地制宜办法，侧重于边疆问题和考古方面的调查和研究；理学院在为战时建设服务方面，得到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农学院集中力量对四川省的主要作物开展研究。这个时期，科学研究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果有以下几方面：


在基础科学的研究方面，化学系李方训教授作出了突出贡献。西迁后，他在简陋的实验室里，继续致力于他在美国西北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时所开创的葛林试剂在非水溶液中一系列性质的研究工作。着重对溶液中离子性质这一物理化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问题有系统地进行深入研究，作出了创造性的成果。这期间，他先后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了有关离子的水合热、水化熵、离子的表面体积、等张比容、离子的极化和半径、离子的抗磁性化率等10余篇论文，得到了国内外的重视。美国西北大学特邀他赴美讲学。并为了表彰他在溶液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于1948年特授于他荣誉科学博士称号，赠予象征已打开智慧之门的金钥匙。世界著名生物学家、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他《科学前沿》一书中，盛赞李方训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1947年，李方训受中国化学会的委派，出席了英国化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会，同当时世界著名学者如鲍林等一起砌磋学术。李方训的成就是金大的骄傲。


在实用科技的研制方面，理学院也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如缩微胶卷工程，是中美合作研制的项目，用缩微胶卷进口美国科技杂志。理学院教师为阅读这种胶卷的影象研制成功一种新型阅读器，其清晰度同阅读一般图书一样。同时还设计成功简单的缩微胶卷复印机，为当时引进国外先进科技创造了条件。电化教育专修科与国家资源委员会合作，由该委出资150万元，合作拍摄战时工业电影6部：电力工业、机器制造业、重型金属工业、电力设备制造业、油田、汽车的各种代用品等。这批影片的完成，使金大电化教育专修科的名声大振。这个专修科在抗战时期还为各省市培训电教人员200多名。1943年11月，教育部肯定了金大电教工作，认为它是国内唯一用这种方式进行教学的一所学校。化工系的教师利用国产原料，制成多种化学药品，如防治黑穗病的碳酸铜、工业用的硫酸铵与氧化铵、照相印染及制革用的硫化硫酸钠等。中国化学会第九届年会对此成果曾授予奖状。化学系戴安邦、裘家奎教授从事汞色素的纯净芒硝蒸馏水的研制，解决了当时医药及防治植物病虫害的急需。此外，理学院的日蚀观测、风筒实验、木材干馏、干湿电池等项目，也取得了一定成果。1943年教育部颁布指令，嘉奖理学院，尤其是重庆分部的工作。该指令指出：“该院管理极有效率，教学科研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实验工厂很好地完成了国家急需的生产任务。”


在农业科学的研究和推广方面，农学院教师着重致力于四川省主要作物（稻、麦、棉）、特种作物（桐油、柑桔、茶、蚕桑）和畜产的研究与改进，以及农村经济、农业教育状况的调查和实验。研究工作的特点是由专题研究趋向于综合研究，即以某种事业为研究中心，有关系科的教师联合进行研究，以求该事业的全面改进，如从选种、栽培、防霉、加工、贮藏以至运输等问题。综合研究的课题有：稻、麦、棉、柑桔和烟草等。研究工作既重视实用，又探讨理论。据1942年统计，该院科研项目达114项 。1944年写成论文并出版各种研究丛刊达99种，发表在农经类《研究设计》的计有12项（大都为四川的农业方式、农场经营，改良土地分类、合作金库、生产与运销等方面内容）。这个时期的农业推广工作，由示范推广转入训练辅导为主阶段。该院推广部在仁寿、温江、新都等县建立农业推广区，设立农业推广学校、各种训练班、补习班，开展农业教育，并与农产促进委员会、中国银行管理处合办初高级推广人员训练班，为各县农业推广工作培训骨干。在人文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调查与研究方面，历史系从抗战开始，即着手收集史料，编纂《中日战争史料》。政治系继续进行县政制度的调研工作，尤其注重非常时期县政机构效率及乡村政治改善办法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以新都实验县为调查研究的重点。此外，文学院的教授在抗战时期，继续埋头著书立说，不断有新作问世。1944年前出版的有陈仲之的《发集注》、罗卓汉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高文的《汉碑集释》、程会昌的《目录学丛考》、张守义的《中国文学疏证》、孙望的《唐诗补遗》、沈祖盞的《双白词肌参》、刘道和的《方言疏证补》、王绳祖的《中国外交史》、陈恭禄的《西晋史》、柯象峰的《西康社会鸟瞰》、卫惠林的《中国边疆社会文化史》、倪惠元的《实用人事管理》、林蔚人的《财政学》、倪青原的《哲学概论》、蔡乐生的《汉字研究》等著作。此外还出版了胡翔冬所著诗草《白怡斋诗》及佘磊霞的遗著《珍卢诗集》。


中国文化研究所在考古方面获得新的进展。1938年初，商承祚教授在西迁途中，路过长沙，闻有古物出土的消息，便欣然前往长沙近郊，考察了汉楚墓葬制度，收集到该地出土文物计类五凡六十六品，如漆器、铜器、玉石器、陶土器、丝革等，均很精美，足以代表楚代文化。1940年，正值日寇围攻长沙之际，商教授再度赴长沙，冒着战火进行考察，又得类七计百五十五品，并将其装箱后安全运抵成都。经过整理和研究，写成了《长沙古物闻见记》一书及《长沙古器物图录》、《楚漆器集》等文，受到考古学界的重视。之后，商承祚等人又进行了四川汉墓的调查与发掘、汉阙的调查、邛窑的调查，足迹遍及四川省的新繁、新津、灌县、乐山、眉山、重庆等地。历经数年之考察，共得古物、金石、邛窑、汉画千余件，并整理成《四川新津汉崖墓砖墓考略》等文。商氏于1942年离开金大，未及整理的资料，由刘铭恕整理完成。此外，中国文化研究所还有史岩教授壁画之调查，徐益棠教授西康之考察及雷波小凉山之考察。抗战后期著名语言学家吕淑湘教授应聘该所，他开创了文法学的研究工作。


中国文化研究所在长沙、四川考古所得之古物，加上福开森的捐赠和1936年时何燧氏（立法委员）捐赠的百数十秦汉瓦当，使金大有较丰富的古文物收藏。今天南京大学古文物陈列室就是那时奠定的基础。商承祚教授为弘扬我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其献身于学术的精神，令人钦佩。


西迁时期，金大文学院和中国文化研究所办有定期刊物：1.《斯文》半月刊，发表教师短篇论文，1940年创办。2.《边疆研究通讯》月刊，由社会学系社会教育研究室编印，1942年创办。3.《史学论丛》，历史系创办 （因经费不足，未能续办）。4.《边疆研究论丛》，由徐益棠教授主编，共出三期。5.《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由金大、燕京、齐鲁、华大四大学的文化研究所或国学研究所联合创办，各校轮流担任主编。金大由李小缘任主编，1940年创刊，1950年停刊，共出八卷，是一份有影响的学术刊物。


四、复校前后
经过八年离乱，金大师生归心似箭，急切盼望返回南京，重建校园。可是由于交通拥挤，南京校园又待接收和整修，一时不能迁返。1946年9月，仍在华西坝开学上课。11月，金大遵照教育部的命令，成立金陵大学复校委员会，着手筹备复校事宜。12月，五大学校长联席会议作出决定，1945～1946学年第一学期及寒假缩短，第二学期提前开学。从1946年4月起，各校同时开始迁返。


抗战时期的南京校园，始由学校组成留守委员会负责看守，留校看守的外籍教师贝德士、史迈士、林查理等人发起组织国际救济委员会，并联合留京的其他教会学校的外籍教师及外国有关的热心人士，从事难民救济工作。当时，日军入城后，奸淫烧杀，无所不为，成千上万的难民无处躲藏。金大是外国教会办的学校，可以保护这些难民。于是他们便开放校舍、住宅、农场收容难民，并设立粥厂、补习学校等以资教养。但当难民一离开金大，立即就遭日寇枪杀而未能幸免。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被汪伪政府占领，留守人员才撤离学校。1942年，由汪伪政府开办的南京中央大学从建邺路原中央政治学校旧址迁入金大校舍。该大学设有文、法商、教育、理工、农、医6个学院。文、法商、教育3个学院设于北大楼，与此同时，北大楼改称中大楼，农学院设于农林馆，理工学院设于科学馆，医学院设于东北角新落成的应用科学馆，戴氏祈祷室（即小礼堂）为教育学院的钢琴室。男生宿舍设在校内宿舍楼，女生宿舍设在陶园。学校的图书、设备皆由该校使用。与此同时，金大附设之鼓楼医院也被日寇占领，改名为同仁医院南京分院，附设的金陵高级护士学校也于1942年由日本人接办。


日寇投降后，金大即派贝德士教授和事务组顾俊人于1945年10月离成都赴南京，会同其他留京人员接收校舍；请史德慰教授（美籍）接收鼓楼医院，并暂任该院院长（复员后由谭和敦任院长）。贝德士抵京后，先后与中央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接洽，商定南京中大的土木工程系、医学院、音乐系、美术系等院系的仪器设备归中央大学接收，其他图书杂志及各院系之设备，由金大接收。当时教育部为处置收复区的专科以上学校失学的学生，在平、津、京、沪四地筹设临时大学补习班。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借用金大部分校舍（北大楼、科学馆、甲乙丙丁宿舍、体育馆、大礼堂、陶园）举办，商定至迟于1946年5月前归还，保证金大按期开学。陈裕光校长于1945年底返回南京，对接收工作感到满意。此时，金大校舍从表面上看完好如初，三楼依然嵯峨，内部则损坏严重，家俱图书散失无数，仪器设备损失严重，珍贵标本则荡然无存。重建校园刻不容缓。


从1946年4月起，金大开始陆续迁返南京，大部分教职员和学生由陆路乘卡车出广元到宝鸡，然后改乘火车，经陕、豫、苏三省回到南京；其余由水路自重庆乘江轮先后抵南京。水陆两路师生一路备受艰辛，但均平安抵达。图书仪器设备于1946年10月方到。附属中学也同时从万县迁回。1946年9月均在南京原址开学了。虽然这时房屋设备尚未整修完峻，工作生活条件不尽人意，但因为终于把陷中国人民于苦难深渊的日寇赶出了中国，大家又能重返故地，还是感到无比欣慰。这一年的7月29日，金大史学教授贝德士（外籍）作为日军在南京暴行的见证人，应邀在东京国际战犯法庭作证。他以大量亲眼目睹的事实，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种种奸淫、屠杀和掠夺的罪行。（成都《新新新闻》报，1946年7月30日。）


为了支持教会大学重建校园，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联合会募得捐款计国币90亿元，政府拨款60亿元。金大分得31亿元，在中国的13所教会大学中列第二位。金大获得此项捐款，使校舍修复及设备添置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学校迅速恢复昔日“花木扶疏绿荫深，楼宇环抱碧草坪”的情景，国旗重又在校园内高高飘扬。


复校以后，金大行政机构又进行了调整。1947年6月，金大校董会举行复员后的第一次会议，改组校董会，推举陈光甫（上海银行创办人、总经理）、杭立武（金大校友、教育部次长）为正副董事长；校董会的财政执行委员会改由陈光甫、杭立武担任正副主席；校董会的校友代表也进行了改选，杭立武、乔启明、马保之、戚寿南等4人当选。在复员后的二年内，各院院长人选也有变动。1946年，文学院院长蔡乐生辞职，陈裕光校长兼任，后由倪青原继任；理学院院长魏学仁因代表中国赴美出席世界原子能会议，并当选为世界原子能管制委员会委员，其院长职务便由副院长李方训接任；农学院院长章之汶于1948年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工作，改由孙文郁教授担任院长。总务长一职，因顾琢人去世，由朱庸章继任。贝德士继曹祖彬就任图书馆馆长，不久由李小缘兼任。


抗战胜利后，内战烽火即起，国统区政治腐败，百业萧条，通货膨胀，又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教育事业得不到重视，教育经费短缺。金大虽能获得美国救济总署的一些捐赠，仍不敷开支，教学科研经费不得不紧缩，事业难以发展。在战后数年中，除农学院于1948年增设农业工程组（1949年改建为系）外，系科设置基本维持现状。科研机构，按照教育部1947年修订颁布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进行改组，撤销原来文、理、农科研究所所设各学部名称，系所合一，研究所均以系名称之，系主任及所有教师均为研究所人员，不另支薪，但也不得因此减少教师教课时数。金大改组的结果，设立史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农业经济学研究所、农艺学研究所及园艺学研究所，分别属文、理、农三学院领导。这虽可解决过去“叠床架屋”之弊，有利于节省经费，但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并无实质上的区别。改组后的研究所，因社会动荡，人心浮动，经费不足，研究事业未能得到振兴。复员后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因经费缺乏，人员星散，已形同虚设。就连农学院创办了十几年的《农林新报》，在复员后，也因经费无着，始终未能复刊。


截至1948年底止，金大文理农三院设22个系、4个专修科、7个研究所；教职员150余人，在校学生总数1100人。


文学院     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哲学心理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社会福利行政组、国文专修科、图书馆学专修科以及史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福利行政研究组。另设中国文化研究所。


理学院      数学系、化学系、物理系、动物学系、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电化教育专修科以及化学研究所。


农学院      农艺系、森林系、农业经济系、园艺系、植物病虫害系、植物系、蚕桑系、农业教育系、农业工程组、农业专修科以及农艺研究所、园艺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


从1938年到1949年这十年间，金大文理农三院毕业生中又涌现了一批有成就的学者，如吴中伦（林学家）、左天觉（烟草专家）、卢良恕（小麦育种专家）、陈彪（天体物理学家）、沈彬康（化学工业实业家）、方仲达（植物病理学家）、庄巧生（生物育种专家）、阳含熙（生态学家）、陆熙炎（有机化学家）、程时（高分子化学家）等。还有曾任新加坡驻泰国大使、驻比利时兼共同市场大使、联合国驻欧洲代表的何日华等人。


1948年11月12日，是金大建校60周年纪念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典礼。参加庆祝典礼的有：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代表杭立武次长、南京市市长沈怡、总主教于斌、校董会董事长陈光甫、美国在华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代表芳卫廉、美国华盛顿大学商学院院长波来斯登、中大校长、金女院院长等中外来宾及校友共千余人。陈裕光校长在庆典上发表讲话，陈述了金大60年的发展历史和成就。


在金大校庆期间，英美两国电台举办了庆祝金大60周年校庆的广播节目。中国教会大学在美联合托事部主任樊徒生、美国国务院教育处长约翰司登和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等分别在美、英两国的电台作讲演。金大进行了转播，盛况空前。


但那时，国民党政权已频临覆灭的前夜，学校前途未卜，因此于热烈的气氛中也就不免笼罩上一层阴影。在为已故前校长福开森和包文（福、包二氏分别于1945年和1944年在美病逝）举行的纪念礼拜上，当时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讲话，他在祈祷福、包二氏的功绩“永垂千古”、祝愿陈裕光校长“继往开来”以后，不无凄凉的说：“虽以荆棘丛生，困难多端，仍盼金陵大学福寿无疆。”（《本校60周年纪念专号》，《金陵大学校刊》第376号，1948年11月30日。）


就在这一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南京的政府机关开始疏散，作逃遁之计。大专学校也接到命令需作搬迁的准备。各校迁校与返迁校的斗争十分激烈。金大同样面临迁校问题上的抉择。当时主迁者不乏其人，当然其中多数是出于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所致。但许多教师，以戈福鼎、王绳祖、余光?、高觉敷、吴祯等教授为代表，据理力争，反对迁校台湾。经过多次召集全体教职员会议和校务委员会讨论，终于作出了不迁校的决定。陈裕光校长在1949年1月正式复函在台校友，告以“经费无法筹措，新旧校址亦不易有妥善办法，决定不迁，仍举行招收新生”的决定（金大档案699号，第63卷。）。


1949年春，金大按期开学。虽有些学生因家庭召归或家庭迁徙而离校，但到校学生仍在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教师也都留校授课。学校为应付时局变动时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留校教职员与学生联合组成安全委员会，下设宿舍分配、交际、消防、医药、联络、防护、膳食七个组，各组均有一位教授担任组长，负责守护校舍，储备粮草，应付危急。自春季开学至国民党军队撤离南京，解放大军入城，全校照常上课。仅因军队撤离时沿途拉夫抓车，枪声四起，学校才停课两日?949年4月23日，金陵大学终于迎来了南京的解放和学校的新生。


五、陈裕光的办学思想与实践
陈裕光自1927年受聘为金陵大学校长起，连续任校长达20余年，他既是中国教会大学第一个华人校长，也是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被公认为我国教育界的元老之一。他在任职期间，以其渊博的知识、卓越的治校才能和献身教育的精神，为金大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建立了卓著业绩，使金大成为全国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并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他也因此而蜚声海内外，曾先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奖章和美国南加州大学名誉教育博士的称号。


陈裕光的办学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维护民族尊严和教育主权


陈裕光一向怀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抱负，早在美国留学期间，目睹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曾默默地写下了“热血横飞恨满腔，汉儿发愿建新邦”的诗句，抒发了他振兴国家、发奋自强的爱国情怀。


他在全国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高潮中出任金陵大学校长。他认为“在我国办学，理应尊重我国主权”（陈裕光:《回忆南京金陵大学》，见《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因此他到任后“刻不容缓”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按政府法令筹备立案。1928年立案获准后，就按规定着手改革行政管理机构，改文理、农林二科为文、理、农三学院，任命中国人担任各院系和各级机构的领导职务，改革宗教等等。进行这一系列的改革，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取消宗教系，遭到教会的竭力反对。但他在多数师生的支持下，终于完成了这些改革，在教会大学中开了风气之先。在那时，这确是个大胆的创举，没有民族精神是很难做到的。


立案后的金大，在行政管理方面，他重视发扬“共和精神”，提倡民主办校、学术自由和学生自治，使民主精神得到发扬。尽管经济、人事权仍在教会手中，他虽为校长也难有大的作为，但对于事关民族尊严的事，他还是要力争的。如教育系一个美籍教授一心想当作家，有一次他拍摄了一处不雅观的外景，拟寄回美国发表，被学生发觉，要他交出有辱于我国的胶卷，并赔礼道歉。陈裕光便设法辞退了这位教授。类似这样涉及外籍教师的事发生过数次，陈裕光都能从维护民族尊严出发，作出严肃处理。


在教学工作方面，陈裕光认为，金大首先是中国人的学校，学生要吸收西方的科学文化，但应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必须弘扬民族固有文化。他鉴于金大过去办学中重英语而轻国文，以致造成学生英语水平高而国文水平偏低的状况，便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国文系的建设，用重金聘请名师；首创国学研究班，培养研究生；又成立与三院并立的中国文化研究所。通过这些措施，不仅使学生的国文水平普遍提高，而且培养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国学研究人才，文史研究成果累累。金大首任院长福开森收藏有大批珍贵的中国古代书画、铜器和瓷器，陈裕光认为这批收藏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很有价值，便不时向他表示希望他有所捐赠的意图。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使金大得到了他一千多件文物的捐赠。金大在中国古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所以能名列全国教会大学的前茅，有陈裕光不可磨灭的功劳。同时，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体现，陈裕光在金大20多年，从不穿西装。在他的影响下，教授、学生中平时穿中装的也为数不少。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全国人民抗日爱国热情高涨。陈裕光始终满怀热情地支持金大师生的抗日爱国行动。尤其在1937年11月南京即将沦陷的危急情况下，他毫不犹豫地执行政府指示，冒着纷飞战火，举校西迁，跋涉三个多月到达成都，在华西坝艰苦办学，历经沧桑而矢志不渝，充分表现了他捍卫民族独立的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精神。


2. 以改革教育为己任


陈裕光重视教育应有的功能。他说：“教育是人类完满发展的工具”，是“我民族的建国工具”，应“以教育为第一大事”。“假使我国民众不能承受完满发展的教育，即不免走入偏跛畸形的程度，在今日世界民族中，就不免人家不尊重，我也无以自重。”（陈裕光：《民国20年》，《金陵大学史料集》第46页。）由此，他明确地提出“教会大学的出路在于行政管理和教育的改革”。（陈逸誉：《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科编）之陈裕光传略。）这表明他要改革金大教育，把金大办成为一个真正的高水准的教育、学术机构，成为“我民族之建国工具”。


为了办好教育，他曾先后四次出国考察欧美和东南亚的教育制度，吸取有益的办学经验。他认识到“教育本身并非仅以增加知识为已足，而在于作育人才，济世惠民，即所谓‘我非役人，乃役于人’，由小我推及大我，变利己的思想而为利他的思想。”（《金陵大学校刊》第376号，本校60周年纪念专号。）为此，他强调教育要面向社会，结合实际，服务人民。在他任职后的20多年中，他一方面大力发展应用学科，先后创设了机电工程系、汽车专修科、影音专修科、园艺专修科等十几个应用性强的学科；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教学改革。农林科芮思娄教授（外籍）接任科长后，从美国引进教学、科研、推广“三合一制”（简称三一制），旨在以研究为中心，通过科研，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推广事业，实施后成效显著。陈裕光把这一制度推广至文、理学院，以推动全校科研和服务工作的开展。由此，各学院都把科研作为本院基本任务之一，成立研究委员会加以指导；同时，要求文科学生参加社会调查，理科学生要体验生产实践，所有学生都要参加社会服务。由于金大的科研、推广事业面向社会，对社会有所裨益，因此，与金大合作的一些单位和商界人士便纷纷解囊资助金大科研事业，使得金大科研工作如虎添翼，更加繁荣。与此同时，陈裕光把教师的科研成果作为晋升职称和进修休假的依据之一，更提高了教师科研的积极性。后来金大在八年颠沛流离的岁月中，教师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作出了显著的成绩。立案后的金大，进行宗教方面的改革后，校园内的宗教气氛便日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日趋活跃而浓厚的学术空气。


陈裕光以改革教育为已任，经2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办学取得很大成功。而在他进行诸多改革中，办学方针的革新是根本的。这对发展教育事业起了关键作用。陈裕光在1948年11月举行的金大60周年校庆庆典上陈词说：“金大向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介绍西方新进科学为其自然特点，而文化亦因沟通而更加发扬。”又说“本人自办学以来，亦一向与本校同仁同学畅谈办学方针，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吾国固有之文化，更臻完备。”（《金陵大学校刊》第376号，本校60周年纪念专号。陈裕光在庆典上的讲话。）他的这番话，显然表明金大在60年进程中，特别是30年代以来，经过教育改革，逐步地实现了其办学目标由传播宗教为目的到以办教育为本的转变。虽然这种转变受到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但与陈裕光的个人作用也是分不开的。


3. 重视品格陶养，培育“金大精神”


陈裕光说：“教育二字，包括两种意思，一为教导学识，二为陶养品格，两者并重，不可或缺，若有学问而无品格，则于人于事无所裨益。”（转引自申晓云：《从金陵大学校训谈起》，《南大报》第733期，2001年5月30日。）又说：“办学要把整个人生作为教育目标。”因此他常鼓励学生不仅要“为学问而致力”，更“要为修养而淬励”。他对学生在品格上的要求，一向从严。


金大的校训是“诚、真、勤、仁”。这四个字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为金大人据以自豪的金大传统（或金大精神）。陈裕光积多年治校经验，曾深有感慨地称：金大灵魂之所在便是“诚、真、勤、仁，本校五十余年之校训也！”（《金陵大学校刊》第376号，1948年11月30日。）这四个字的含义，简言之：“诚”即诚心向学，以办教育为职志，为己任，为师者要诚心教学，不仅自己要有学问，还要潜心研究学问、传授学术，为学生者要诚心求学，不仅要会念书，而且要学会做学问。陈裕光曾以“卓越超群，非笃学不为功”的题词来勉励学生，被不少学生奉为座右铭；“真”即崇真尚实，是无论办学、治学、求学所一以贯之的科学目标、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通过训练这种对待科学一丝不苟、崇真尚实的精神，金大培养了不少优秀的科学家和学者，在学术上创造了国内的一流；“勤”即勤动手、勤用脑，以养成劳动习惯，训练服务能力，培养吃苦耐劳和务实的精神。为此，金大大力提倡勤工俭学活动和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很多在校学生在求学同时，利用课余时间从事学校图书管理、收发信件以及打字、打钟等工作。在成都华西坝建校时，师生都参加筑路、建房等劳动，陈裕光与三院院长也挥锄上阵；“仁”即爱心、服务和奉献。金大作为教会学校，在育人中，尤重视人格的教化和仁爱精神的熏陶。因此无论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校长与师生之间关系均很融洽，尊师爱生，助人为乐，蔚然成风。使人生活其中处处有温馨、宽容、仁慈的感受。不少人因此而终生得益。


金大所以素有“钟山之英”的美称，就是这“诚真勤仁”精神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金大人。陈裕光可谓是实践金大校训的典范，是“金大精神”的代表。他献身教育、言传身教的精神以及克己谦恭、和蔼真诚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全校师生的爱戴和敬重，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


陈裕光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科学家。他是我国1932年成立的中国化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该会的首任会长，并连任二、三、四届。堪称为我国化学界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


六、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从1938年迁校入川到1949年南京解放的十年时间里，金大师生继续发扬爱国民主传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民主，反对独裁进行了英勇斗争，为抗战胜利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贡献。


金大师生饮恨告别南京，来到大后方成都，面对祖国大片国土沦丧，热血沸腾，都想为抗日贡献力量。这时，金大的进步力量开始重新聚集。1938年11月，在中共川康特委的领导下，金大和金女大联合成立党支部。次年9月，金大单独成立支部，由缪鑫源任书记。在党组织推动下，金大学生和华大、金女院、齐鲁和中大医学院学生联合成立五大学联合防护队（定名国际救济委员会华西坝五大学联合防护大队），下设防空、宣传、救护、慰劳等组。该队成立后，举行了义演、义卖，为前方将士募捐寒衣、救护空袭后的被难同胞等活动；假期，组织乡村服务团，深入城郊附近8个县，开展教唱歌、写标语等抗日宣传活动。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白色恐怖笼罩大后方。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嫁祸于共产党，成都党组织因此遭到破坏。上级决定暂时撤销市委。金大已暴露的党员缪鑫源等人也奉命转移。于是公开的革命活动被迫停止，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暂时转入低潮。


1942年秋，金大留下的共产党员赵一鹤与华大的刘盛兴、燕大的刘克林等共产党员，发起组织校际秘密组织“蓉社”，并吸收进步学生参加，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1943年，蓉社改名为“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增至14人，党员占三分之二。同年底，又改名“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并与中共南方局取得联系，重新恢复了组织活动。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1939年11月，三民主主义青年团金陵大学分团筹备成立。1942年12月，国民党直属金大区党支部成立。同年，金大又设置了一个专门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管理的训导处。这“三位一体”的机构，对全校师生实行严密控制，在校内形成一股破坏抗日、反对民主的逆流。


1944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中国的解放区战场也开始对日寇局部反击，而国民党由于消极抗战的结果，却在湘桂前线节节败退。由此引起人民不满，并认识到中国没有民主政治，便不可能有抗战胜利。于是国内要求实行民主，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呼声便日趋高涨。金大师生关心时事政治的热情也随之增长起来。一些政治性社团：“狂狷社”、“时声社”、“活力社”、“敢社”、“草原社”、“菲芄社”（时称六社）在金大校园内相继成立。组织和领导这些社团的大都为共产党员。“六社”分别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讨论时事政治，研究学术，搞文艺创作，出版刊物，邀请著名人士作讲演，吸引了周围同学，使“六社”不仅在金大享有声望，而且在华西坝成为其他大学开展爱国民主活动的核心。同年，在中共成都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原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与各校进步社团联合成立成都大中学校校际秘密核心组织——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由金大学生王煜任该会主席。“民协”是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是党在成都学生工作中的得力助手。


1944年出现的学生运动，迅速发展为强大的民主运动，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也随之激烈起来。同年10月，由五大学的社团出面，在华西坝体育馆召开“国是座谈会”，到会的有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五大学师生约2000余人，张澜、潘光旦、罗隆基、章伯钧、吴耀宗、吴贻芳等著名人士以及金大教授陈中凡、沈志远、还有国际友人文幼章等出席了这次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大大鼓舞了青年的爱国热情，打破了大后方的沉闷局面。金大的“狂狷社”和《狂狷周刊》编辑组担任了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工作。《狂狷周刊》因报导了座谈会实况，被地方政府以“违反抗战言论”和“出版法”的罪名，被强行勒令停刊。1944年11月，在“民协”的组织下，金大等大中学校近万名学生举行了抗议当地政府打伤成都市立中学30名学生罪行的示威游行，迫使国民政府撤换了制造这一事端的祸首——成都市警察局局长。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发表，金大六社按“民协”的布置进行学习。同年5月4日，纪念“五四”运动26周年，“民协”组织了大型“五四”营火晚会和火炬游行，呼吁“实行民主政治，成立联合政府”。这次行动以后，中共南方局决定成立成都青年工作小组，统一全市青年工作。金大学生王煜任该组组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美国的扶植下，一手抢夺胜利果实，一手玩弄和平阴谋，准备发动内战。广大人民识破了这一阴谋，于是一个以阻止内战为目标的人民民主运动在成都兴起。金大六社举行了反内战座谈会，并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发表反内战宣言，呼吁“立即停止内战”。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当局对要求组织联合政府、停止内战的昆明学生进行了武装镇压，制造了“一二·一”惨案。消息传到成都，金大学生首先发出致昆明学生的慰问信，并会同各校进步社团利用报刊，传单、壁报、标语等公开揭露国民党当局镇压革命青年的罪行。金大六社联合五大学革命社团在华西坝广场举行追悼烈士大会，会后举行了声援昆明学生的大游行。1946年2月，金大学生又参加了华西坝大中学生抗议政府制造的另一起事件——重庆校场口事件的示威游行，要求严惩凶手，追究主使者。这一系列斗争教育了广大青年，鼓舞了斗志。由于人民群众的觉醒，使国民党在政治上愈来愈孤立。


复员南京后，由于内战扩大，物价飞涨，商品奇缺，民不聊生，使广大师生因抗战胜利而产生的喜悦与希望转眼成了泡影，心情压抑。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一女生事件。接着，北平爆发了“十二·三○”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这一斗争立即打破了金大校园的沉寂，被压抑的爱国激情又激荡起来。这时，在金大这所由美国人创办的校园里破天荒地贴满了“抗议美军暴行”、“美帝滚出中国去”的大幅标语。并由学生会出面，联合南京大专学校成立“抗暴联”，作为联合行动的指挥部。因当时中大系科代表大会为三青团所把持，未能通过游行决议。于是由金大挑起了组织一月二日游行示威的重任。金大学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游行队伍先后到国民政府和美国大使馆递交了请愿书和抗议书。这是国民政府还都后发生的首次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国外产生广泛影响。通过这场斗争，把反内战与反帝斗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金大在这场斗争中，检阅了进步力量，加强了内部团结。


这时，金大中共地下组织有16位党员，他们分属中共上海局、中共南京市委和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相互间虽没有组织关系，但并肩战斗，配合默契。


1946年6月以后，由于内战规模日益扩大，国民政府财政预算的80%充作内战经费，国统区经济陷入了严重危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日益恶化，教育事业也日趋凋零。不足5%的教育经费把广大师生推到了饥饿死亡线上。全国人民除了团结自救，奋起斗争，别无出路。于是，学生争取民主、争取生存的斗争浪潮再次汹涌澎湃起来。1947年的4、5月间，在中共上海局和南京市委的领导下，南京学生首先提出了“抢救教育危机”的口号，同时喊出了“拿饭来吃”、“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揭露饥饿的原因在于内战。把反饥饿与反内战联系在一起。5月13日，中大首先宣布罢课，要求教育部按物价指数增加公费。消息传到金大，立即得到响应。由学生会中的进步学生夏佛生、卢本植与中大等校联系，成立南京大专学校争取公费待遇联合会。16日，继中大之后，金大举行了700多人的反饥饿游行，到教育部、行政院请愿，要求增加教育经费。由于目的未达到，宣布全校继续罢课，并成立金大学生自治会公费请愿执行委员会，推举邓鸿举为主席，领导全校斗争。5月20日，是国民党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的一天，京、沪、苏、杭16所专科以上学校五千多名学生在南京举行游行。游行队伍公开打出“反饥饿、反内战”的旗号，把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这天，北平、天津等地的学生也举行了罢课游行。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


国民党当局决意高压手段对付学生运动。5月16日，公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命令各地政府“对于越级或10人以上的请愿和罢课、罢工、罢业及游行示威或其他扰乱社会治安事”，“采取紧急处置，作有效之制裁”。在5月20日南京等地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的一天，当局出动大批军警。清晨，金大校园便被军警封锁，阻止学生出校。于是整装待发的学生与军警在大门口对峙。突然，扛校旗的杨正本同学被军警的匕首刺伤。学生被激怒了，不顾军警的鸣枪威胁，如潮水般地冲出大门，与中大等游行队伍会合。队伍行进至珠江路时，遭到在那里严阵以待的军警特务的毒打和水龙头的冲击，当场被打伤流血的学生达百人，被捕28人，酿成著名的“五二〇”血案。


通过这场斗争，金大的进步力量在学校中占绝对优势，并掌握了学生会的领导权。同时，统一的金大党支部就在这时诞生了，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是李文癉，支委华擎甫、张一诚（胡畏等：《金大师生爱国民主传记》，见《金陵大学史料集》第298页。）。此后，金大的学生运动又有了坚强的核心力量。党支部通过组织各种生活性、学术性、友谊性以及带有宗教色彩和福利性质的各种社团、团契，开展读书、球赛、歌咏、舞蹈、野营、远足、办壁报、讨论时事等活动以及参加社会上的助学活动，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使越来越多的同学团结在党支部周围。


1948年，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经济上又面临崩溃，黎明与黑暗的斗争处于决战前夜，学生的爱国运动此起彼伏，高潮迭起。5月4日，南京大中学生在金大礼堂举行“五四”纪念会。5月20日，又在中大操场举行“五二○”周年晚会，不料遭到特务的破坏和袭击。在晚会结束后学生返校途中，金大进步学生靳亮和孙桂钧被特务抓进青年部。党支部连夜派人赴青年部要人，经过交涉后获释。面对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5月23日《中央日报》声称要不惜对学生“操刀一割”。暑假一开始，国民政府特种刑事法庭就下令传讯学生运动骨干，限三日到庭，过期逮捕。金大学生夏佛生、梁明贤、周明仲、谢键忠等12名学生被列入传讯名单。仅梁明贤一人被捕。党支部一面组织营救，一面设法帮助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和进步学生转移解放区。当时，全市被捕学生有50人。在社会舆论一致谴责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然而，在同年11月，却再次派出军警，包围南京各大学宿舍抓人，金大助教肖焘夫妇、学生庄瑞舫、陈大祯、曾宪洛、靳亮等人被捕。1949年1月，全市第三次大逮捕，金大又有吴玉美、蒋家骅等学生被逮捕。他们在狱中经受了考验，没有屈服。这两批被捕师生均于1949年2月交保释放。在大逮捕中，因陈大祯（支委）被捕，为保证党员的安全，金大党员全部撤离，仅留下刚入党的2名侯补党员。不久，上级派市委学委干部陆庆良（金大农艺系学生）担任金大党支部书记，重建党支部。这期间，党支部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和革命形势，广泛团结和发动群众，掌握了学生会的领导权，又与教授会、助教会、职工会取得联系，争取他们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同时，在各种活动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并及时吸收入党。至解放前夕，金大大党支部已有党员30人。1949年3月，还秘密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夺取决定性胜利的阶段。但国民党不甘心失败，于1949年初，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妄图赢得喘息时间，重新部署军事力量，阻止解放大军渡江。为了揭露这一阴谋，1949年4月1日，即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启程飞往北京的一天，南京大中学生又一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高呼“争生存、返迫害”、“要求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口号。金大许多学生参加了这次游行。在临行前，虽已接上级通知，指出当局已有准备，要各校停止游行，但当时群情激愤，中止游行已不可能，只得按原计划进行。就在游行结束时，遭到手持凶器特务的袭击，有三个牺牲（中大2人，政大1人），伤者无数，制造了“四一”惨案。事后，金大党支部组织了慰问受伤同学的活动。


革命形势的发展势如破竹，南京解放在即，为了迎接这胜利时刻的到来，金大党支部通过学生会派代表列席校方组织的应变会，参加学校各项应变事宜。学生会并与工友会配合，组织护校工作，防止敌特破坏。由于全校进步师生的共同努力，学校未发生任何破坏事故，校务会议作出了不迁校台湾的决定。金大终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解放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