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大学及其前身（1888-1949）---立案前后的金大（1927-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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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从1922年到1926年，在中国爆发了一场基督教运动及由此而引发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使在华基督教势力受到严重挑战，迫使教会学校在大发展以后进入了改革时期。金大的历史也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发生非基督教运动有其政治与思想方面的原因。经过“五四”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洗礼，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认识到只有将帝国主义及其帮凶赶出中国，国家才有独立和富强的希望。同时，自辛亥革命以来，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传入中国，冲击了中国旧有思想、理论和制度，并影响到对中国整个文化的估计，其中包括对宗教的再认识。当时“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的《少年中国》出版了《宗教问题专号》，集中火力抨击宗教。《新青年》也就宗教问题展开讨论，结论是新的中国不需要任何宗教。在这个时期，西方也正在开展对宗教的批判。当时在中国作巡讲演的美国学者杜威和英国学者罗素，都对宗教持否定态度。而将这场对宗教的批判引发为非基督教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教会无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教情绪，鼓吹成立“世界基督教学生运动”，并决定1922年4月22日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第11届年会。消息传出后，首先引起清华学校非教徒学生的反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针对基督教的挑战，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于3月9日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该宣言指出，“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为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的产物”。这一宣言得到了全国的支持。上海、广州等地纷纷通电声援清华学生。于是一场对宗教的批判便发展为反对基督教的运动。随之各地发生了捕捉牧师、游行示众、占领教会机关、停办教会学校的事件。


1923年，基督教会出了一本名为《基督教育在中国》的书。该书针对当前基督教育在中国面临的情况，提出了所谓改革基督教育的措施。这些措施概括成一句口号，即“教会教育必须更有效率、更加基督化、更加中国化”。书中还说：“现在是加强在华教会学校的时机，以便将来毕业于教会学校的男男女女，会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基督化的国家。”（［美国］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第211页。）这些话，激怒了中国人民，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更大威胁与挑战。首先起来发难的是《中华教育界》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教会教育问题》的文章，率先提出“收回教育权”的口号，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这期间先后在《新青年》及《新教育》杂志发表了《以美育代替宗教》、《教育独立议》等文章，发生广泛影响。1924年4月，广州圣三一中学（教会学校）学生发表宣言，要求收回教育权，与校方发生冲突，于是学校关闭，一些学生被开除，学生进行了抗议斗争，要求政府接管学校，把外国人驱逐出境。全国重要城市为此纷纷举行游行示威、罢课等抗议活动。《中国青年》、《觉悟》等杂志也发表大量文章表示声援。廖仲凯在广州接见学生，发表讲话，鼓励学生的斗争精神。各教育团体采取会议决议和发表文章的方式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颁布政策法令，收回教育权，制订出教会学校立案注册条例。总之当时无论何种党派团体几乎都认为教育权应当收回。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会长刘廷芳及基督教教徒中一些先觉者也承认“凡是中国国民不能否认收回教育权的合理性”。但是，也有人认为现在收回教育权固然很好，却是不现实的。中国没有能力来接办这些学校。


鉴于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汹涌澎湃，广州国民政府于1925年11月发表公告第16号，规定了认可教会学校的6条办法。但一经公布遭到教育界非议，认为办法过宽。1926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会议又通过私立学校规程和私立学校立案规程。这些办法、规程归纳起来，要点有三：


第一，教会学校必须向政府立案，取得合法地位，学校行政权操于中国人之手，由中国人当校长，学校所设董事会中国董事的名额须过半数，在行政上须接受中国政府的监督与指导；


第二，学校不得以传播宗教为宗旨，须按照部定课程标准办理，不得设宗教系，不得以宗教课目列为必修科目，宗教仪式不得强迫学生参加；


第三，学校的设立与停办须经教育机关核准，购置地产须用学校名义，经所在省市政府批准。学校停办，其财产须由政府派员会同办理。


此时，教会处于几面夹攻之中，不得不认真对待以应付局面。许多教会学校开始酝酿担任学校行政领导工作的人选。当时，教会对由中国人管理学校固然不高兴，但最不能接受的还是“不得以传播宗教为宗旨”这一条。认为这有悖于教会学校的初衷，不符合信仰自由的规定，说什么“学生报考教会学校时就知道要上宗教课的，不能说是强迫”。甚至有些中国教徒也对此有疑义，认为“是否与人民信仰自由的国法相违背”，“政府应顾及宗教的特殊功用”等。为此，教会要求政府修改这一规定，而迟迟不办理注册立案手续。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教会内部识时务者愈来愈多，认识到注册立案已是大势所趋，表示愿意接受。于是教会学校才陆续开始了同北京政府或广州政府的谈判。


在这场迁延近五年之久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南京基督教的遭遇虽比之处在风暴中心的城市要好些，但也受到一定打击。尤其被称为南京“四大金刚”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神学院、金陵女子神学院首当其冲。在这一时期中，金大的基督徒胆颤心惊，祈祷会等宗教活动不得不偷偷在凌晨或黑夜进行，参加礼拜的人数愈来愈少，不及过去的十分之一。出刊了十几年的《金陵光》从13卷1期（1923年）起，便不再刊登宗教活动的消息和论述宗教的文章。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时，在宁的外侨住宅遭到抢劫，金大有五幢住宅被烧毁，文怀恩副校长在住宅遭劫时，被流弹打中殒命。（编者按：据查，抢劫作案者系北洋军阀之溃兵）校内及鼓楼医院均驻军。西籍教职员仓惶逃离回国，学生也离校返家，全校仅留一百人左右，学校停课。同年7月，金大一部分基督徒参加了在金女大召开的南京青年基督教退修会，会上正式成立了“南京基督徒团契”。所谓团契，是燕大教授刘廷芳博士翻译英语“Fellowship”一词而来的，这一词的来源已有二千年历史。在基督教历史上产生过不少团契，有公开的，有秘密的，秘密团契一般是在基督教遭受打击时组织的。当时南京的基督徒团契也是在秘密状态下活动的，无一定的形式和地点，或纯粹灵修，或开会讨论，地点选择在偏僻山林、寺庙、湖畔等处。后来时局转为平稳，驻军也退出学校后，便由各校自行组织小团契活动。金陵大学于1928年成立团契，虽仍未公开，但宗教活动逐渐从受挫中恢复过来，采取新的方式开展活动，基督徒的数目也逐步上升。据1935年统计，基督徒学生达到174名，约为全体学生的三分之一，基督徒教员也超过半数，达到130多名。该团契直到1942年才公开。


在金大工作的美国传教士属于比较开明的教派。在时局动荡时，校长包文即表示外国人当中国大学的校长已不合时宜，主动提出辞职请求。他指定四位中国教师：过探先（农林科科长）、陈裕光（文理科科长）、刘国钧（图书馆馆长）、刘靖夫（附中校长）组成一临时委员会，应付时局变动。后来该委员会又补充了五名成员，组成九人委员会，并推举过探先为临时负责人，主持学校工作。1927年4月14日金大理事会召开第23次会议，包文以“老病告退”，正式选举过探先、陈裕光、刘国钧、陈中凡、陈嵘、李德毅、李汉生等七位教授组成校务委员会，过探先为该委员会主席。负责管理金大。该委员会在时局变动时，在维持学校工作中发挥了不少作用。


过探先，江苏无锡人，1986年生，24岁时入南洋大学，旋即赴美，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专习农学。归国后，任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校长，并负责筹备省区第一林场（即今中山陵园）。1921年，任东南大学教授。1924年，改任金陵大学农林科科长。1927年被推为金陵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29年逝世，年仅43岁，是我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家。（谢家声：《过探先传略》，《金陵大学史料集》第35页。）


金大附中及鼓楼医院也各自成立校(院)务委员会，分别筹备立案事宜。


二、改组与立案经过
1927年7月，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10月，采用法国大学区制，设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和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公布了私立学校立案的具体办法。于是，金大加快了立案工作的步伐。同年11月10日，金大理事会在上海开会，讨论校长人选。文理科科长陈裕光博士众望所归，认为“他出身金大，与金大渊源较深，学识经验均受人钦佩，对教会情况也比较了解”。一致公推陈裕光为金大校长。新校长选举产生后，金大学生自治会当即发表宣言，庆贺收回教育权。学校举行了新校长就职仪式。1928年3月，美国托事部打来贺电，表示认可。于是陈裕光就任金大第一任中国校长。他也是国内任教会大学校长的第一位中国人。


陈裕光，字景唐，1893年生，祖籍浙江宁波，基督徒家庭。191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16年赴美国留学，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学位。1922年获博士学位。同年，他怀着“教育救国”的抱负返回祖国。受到当时教育总长范源濂先生的器重，就聘于北京师范大学，历任物化系主任兼教务长、学校评议会主席及代理校长等职。他热心科学事业，是中国化学会发起人之一（后来被选为中国化学会第一任会长，并连任四届）。有机会与蔡元培、范源濂、马叙伦、陶行知等知名教育家交往，颇受教育界重视。1925年秋回金大执教，1926年任文理科科长，1927年就任金大校长。


陈裕光校长努力维护民族尊严与教育主权。他一上任就宣布“立案之事，当刻不容缓”。在他的积极筹划下，原金大理事会即改组为创设人会，另成立校董会作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制订新的校董会章程。1928年5月，金大即向大学院呈报立案申请书。同年8月6日，大学院核准金大校董会的设立，同时批准其立案。接着大学院派员到金大实地调查学校概况。是年9月20日，大学院以668号训令，批准金陵大学立案。（《金陵周刊》18期，1928年10月15日。）金大成为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最先呈请立案并获批准的教会大学。继金陵大学之后，其他教会大学也陆续向政府立案，金大起了推动作用。


经大学院核准的金大校董会章程提出如下办学宗旨：“校董会在南京设立的这所由基督教教会主办的，信仰完全自由的私立高等学校，旨在按最高教育效率来促进社会福利事业，提高公民的崇高理想，培养高尚人格和服务社会的能力，以期按本校的基督精神造就人才。”为了实现这一宗旨，章程规定：“校董会有权批准学校系科及课程设置；选举校长、司库，及任命各级行政管理人员及教学人员；决定除由创设人会支付工资人员外的其他教职工的工资待遇；提供必要的校舍和教学设备；根据学校的财政预算决定学费的数额及学费使用计划以及负有为学校提供足够数额的师资、办学经费和执行有利于提高学校管理效率的其他职责。”可见，立案后的金大，其办学宗旨虽不提以传教为目的但仍保持了教会学校的特征。


经大学院批准的金大校董会由30人组成，其中中国基督教教会代表11人，外国布道使团代表8人，校友会代表4人，增补公推校董5人，金大校长及校长的外籍助理为当然董事。这样，中国董事在校董会成员中约占2／3。校董会主席为吴东初。


金大立案后，陈裕光校长不遗余力地继续推进校务的改革。打破金大原来只招男生的惯例，招收少数女生入学。1928年秋季学期入学女生有20人。自此金大实行男女同校。这时，因1927年时局变动时西籍教职员离校未归，使教学工作受到影响，学校便陆续聘请了一批中国教师，其中有些是刚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如物理学教授魏学仁、动物学教授陈纳逊就是那时来金大的归国留学生。一时金大教师队伍中的中国教师比重上升；同时，在一年前，金大仅在科一级中有中方负责人，其余职务几乎全为外国人包揽。立案后，各系主任及各级行政管理职务也逐步改由中国人担任。宗教方面的改革，遇到了来自教会方面的阻力，尤其对取消宗教系，抵制很大，由于陈裕光从中斡旋和师生对改革的支持，最终也还是完成了这方面的改革，停办了宗教系。宗教课程由必修改为选修，宗教仪式改为自由参加。这在教会大学中开了风气之先。


由于教会学校立案在当时被看成为收回教育权的标志。因此，金陵大学在1928年秋季学期开始时，学生数增加到583人，其中本科生459人，研究生7人，专修科117人。比1927年秋季学期增加70人，超过历史上最高学生数。


三、立案后的学校行政
立案前的金陵大学，从行政到教学很少与中国政府发生关系，而立案后，其主管机关是国家教育部，因此学校的行政组织、教学课程等均需按照政府所颁布的教育法令办理。教会虽处于创设者的地位，却是不能随意干预的。自1929年以后的几年内，金大在行政组织和教育制度方面有较大变动。


1929年7月，大学院公布《大学组织法》，施行学院制，规定每大学至少须有三学院方能成立。于是金大即将文理科分建为文、理两学院，将农林科改建为农学院。每院设院长一人，商承校长综理全院事务，由校长在教授中聘任。院以下设系，系主任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之，由校长任命。行政管理机构改设：注册处（后改教务处）、事务处、工程处、校产管理处和会计室，各设主任一人，由校长任命。改组工作于1930年完竣。


根据《大学组织法》，金大成立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各院院长、各行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学校教员会选出的代表（4名）组成。其职权为：（1）编造学校预决算及决定其他财政事务；（2）审核学系及课程之设置和废止；（3）审议有关学校建设和添置设备之提议；（4）决定制定或废除学校内部之规章制度；（5）处理学校内部其他重要事务。各学院相应设立院务委员会，由院长、系主任及教授代表组成，计划审议本院教学事宜。各学院及各部门均应召集教员会议和职员会议报告和讨论本院、本部门工作。此外，为方便处理学校的日常事务，还设有各项专门委员会，如纪律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社交委员会、娱乐委员会、宗教事务委员会、图书管理委员会、出版委员会、早晨集会和大课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对于临时出现的问题，则组织特别委员会来处理。校董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关，因而学校作出的任何重要决定，包括校务委员会所作出的决议，均需经校董会批准后实施。


金大行政组织系统表4－2。




    表４－２ 金陵大学行政组织表(1934年编制)


    （《金陵大学组织及编制》，见《1934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


1929年1月，大学院公布了《高等学校教师条例》。金大于同年3月召开校董会第2次会议，按照条例规定，并参照金大的经济条件及传统，制订了《金陵大学教职员职称分类及薪水等级条例》（于同年9月1日生效），将教师按资格、经验、勤务和成绩划分为四个等级：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职员中的非教学人员也按教师的等级分类，但增加第五级助理一级，即学历低于助教水平者为助理，助理分两种：技术助理和文书助理。对教职员一律实行聘任制，聘期两年。新教职员聘任前，由校长指定的聘任委员会进行审查，聘任后，须得董事会认可。教职员职称之晋升，每一年在董事会开会前由校长指定的晋级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材料（包括研究成绩、教授学程及内容、担任职务及课外活动、工作缺席及告假情况、著作及社会工作成绩等），由校长交董事会议决。为鼓励教师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条例规定对那些在自己从事研究领域作出成绩并显示出有前途者，给以休假年，进行学术研究或旅行访问，或给予特殊奖励。但这需在学校财政状况许可时方有效。助教允许每学期免费选读不超过5学分之课程。教职员的工资每档分五等，教授最高数为290－300元，等差为20元；副教授最高数为200元，讲师为150元，助教为100元，它们的等差均为10元。技术助理为25－60元，文书助理为20－40元。当时陈裕光校长的薪水定为300元，文理科长刘国钧为220元，农林科长过探先为260元。鉴于当时教职员在校外兼课兼职的风气盛行，学校实行专任教员制度。1930年6月修订的《教职员服务规程》规定，专任教授讲授每周最多为16小时，最少为12小时，实验时间按讲授时间增加1／2，即最多为24小时，最少为18小时。教员在校内兼任职员者，可酌量减少教授时间。专任教职员非经学校批准，一律不得在校内外兼任有碍其本职工作之事。


金大立案后的经费来源，仍依赖美国教会。创设人会负担65％，校董会负担35％（包括学费收入及各种捐款）。学校的基金由创设人会保管，每年息金由创设人会按期汇拨，由学校会计室发放，用于指定的方面。学校的预决算均需由创设人会的法定会计稽核。


表4－3 1932年学校收支情况


收 入 状 况        支 出 状 况
款 项        数 额（元）        款 项        数 额（元）
学生缴费        63060        俸给费        201297
利 息        117692        办公费        27475
捐助款        111894        设备费        55337
杂项收入        396608        特别费        405145
合 计        689254        合 计        689254
金大的财务主管人由教会指派。长期在金大坐这把交椅的是美国人毕律斯特小姐，她是一位精明能干有献身精神的女教士。她在金大一直工作到1950年底。


由于教会掌握学校的经济命脉，因此，也就操纵了学校的大部分实权（主要是经济与人事权）。校董会与创设人会订有协议书，议定校董会章程是创设人会与校董会协议书的一部分，须经创设人会批准后才能生效；金陵大学的财产，是由创设人会租借给校董会的，名义租金为一美元的中国货币。但这一租借是有条件的，即校董会必须按创设人会的意图办理，学校如有违反，或者校董会不再是学校的管理者时，创设人会便有权取消这一租借。因此校董会不过是创设人会的经纪人，必须完全听命于创设人会。对于学校来说，创设人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校董会是如此，作为一校之长的陈裕光，当然就更无多大实权。陈裕光曾说：“我名义上是中国人当校长，而实权尤其是经济权依然操纵在美国教会手中，我这个中国校长几乎无权过问。”（陈裕光《回忆南京金陵大学》，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154页。）而且他一当上校长，就给他配了个外籍助理，这个助理也是校董会的当然董事，在校董会上与校长并起并坐，这更使他感到难以独立行事。尤其涉及外籍教师的事，处理上感到棘手。那时，金大外语系有位美籍女老师，由于她上课夸夸其谈，离题千里，引起学生反感，告到校长室。陈裕光只得将她调离金大，结果引起美籍教师的不满。后来陈裕光校长为了不得罪于传教士，便聘请前校长包文当他的顾问。由此可见，教会学校即使有了中国人占多数的校董会，由中国人当校长，在中国政府注册立案，这仅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教育主权与民族尊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主权问题。从总体上说，教会学校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旧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尚未改变之前，要彻底解决教育主权问题是不可能的。


四、各学院（所）教学科研概况
1930年，金大按《大学组织法》成立文、理、农三学院。三院分别设于北大楼、科学馆和农林馆（名裴以理楼）。同年，又成立与三院并列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设于陶园。从此，金大直属的教学科研机构就一直保持了这“三院一所”的格局。


从各院成立到1937年抗战前夕，学校规模逐年有所扩大。据1934年统计，在校学生总数达到675人，教职员214人。各院系科设置日臻充实，设备也进一步改善，教学科研工作均取得明显成绩。


这个时期的教学工作，基本上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共同课程标准及《学分制划一办法》实施。同时也参照原来传统。强调学生必须具备全面知识和扎实基础，规定文科学生必须学习基础科学知识，理农科学生必须学习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目的是使学生有宽广的知识面，以便将来继续深造和适应社会的广泛需要。为此，文、理、农科学生的入学考试科目基本相同，都必须考国文、史地、数学（含高等代数、几何、三角）、理化、生物、英文、公民及智力测验。所不同者，文、农科的数学考试，几何考平面几何，而理科则要考解析几何。此外，在改革宗教课程的同时，强化了党化教育，三民主义、公民、伦理学等课程列为全校必修课程。在学分制方面，按当时《学分制的划一办法》，一般学生毕业总学分为147学分，工科学生（包括化学工程、电机工程）则为157学分。正课学习时间为8－9小时。学生学习无畸重畸轻现象，有充裕时间开展各种课余活动。因此，校园内名目繁多的学生社团或由学生与教职工共建的社团蓬勃发展（包括宗教的、非宗教的）。据1936年的统计，全校各种社团有57个。大多数为“砥砺学行”而建，校园内学术空气十分活跃。这个时期，学校暨各省政府、各公私机关为鼓励抚恤清寒有志学生，设置了各种奖学金供学生申请。据1936年的统计，全校共有130余额，约占全体学生的六分之一。除此，学校还设有多种奖学贷金，借贷者可以毕业后偿还。奖学金和奖学贷金的设置使许多有志学习而经济困难的学生更加奋发向上，在这学费昂贵的金陵大学得以完成其学业。


这个时期的科研工作进一步得到重视和加强。各院均将科研列为本院的基本事业之一。尽管这一时期因受世界经济衰落的影响，教育经费短绌，但学校对科研经费尽力保证。同时，各院设立研究委员会，实行科研计划审查制度，以期做到合理使用经费。学校对教师从事科研采取鼓励政策，在职称晋升及休假进修等问题上重视教师的科研成绩，促使教师在授课之余都能致力于学术研究。加上南京成为首都后，政府与社会团体委托金大举办的事业日益增加，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各院研究和推广事业的发展。1935年，教育部颁布了大学研究所、院暂行组织规程，金大各院便积极筹备建立研究所，并陆续开始招收研究生，使科研力量进一步增强。


现将各院（所）成立以来的教学科研概况和成就分述如下：


文学院


设国文、英文、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哲学、教育等8个系及国文专修科。建院时学生206人。首任院长刘国钧。全院主要教授有：刘继萱、刘祟本、刘乃敬、吴世瑞、贝德士（美籍）、陈恭禄、吴景超、章文新、芳卫廉（美籍）、柯象峰、马博厂、徐益棠等。


该院的教学目标是培植国文、外文、历史等方面的中学师资和专门研究与社会工作之人才。1933年起，实行新教学计划，将4年学制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个阶段为前三个学期，进行语言（英语、汉语）方面的充分训练（入学时如英语或国文不及格，须补修预科中的中、英文1－2个学期，不计学分）。语文课程除读范文外，每星期作文一次，一学期中还须作长作文1－2次，教师要认真批改，以提高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同时，每个学生须修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如生物学、数学、自然科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以及思想方法论等课程，以获得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洞察力；第二阶段，即后五个学期，进行专业训练，学习主修课与选修课。同时，为适应未来求职的需要，还要学习必要的技术学科。


1934年，鉴于社会上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声浪澎湃，华东基督教会希望金大能致力于中国文史方面高级人才的培养。同时，金大文科毕业生数十人也联名提出此类请求。文学院遂成立国学研究班，招收国内各大学文史哲专业毕业、有志于从事国学研究者入学。学制二年。聘请著名国学家胡小石、胡翔冬、黄季刚、吴梅等为指导教师。研究方法除上课外，主要自学，学生各认专题，导师给予指导。学生所定专题，经、史、子、集各门皆有，研究成果分小学、史学、文学汇编成刊。该研究班举办两期，毕业生有30人，古典词学家沈祖盞、语言学家殷孟伦、博物馆学家曾昭遹等都是该班毕业生。该班在学术界产生良好影响，实为东南各大学培养研究生之首创。1935年，文学院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研究所、院暂行组织规程，在国学研究班的基础上，筹备成立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及中国文学部。1936年，教育部核准成立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文科研究所所长由院长兼任，史学部主任为李小缘。因抗战爆发，至1940年才招收研究生。


文学院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和社会服务事业。有鉴于当时边疆问题严重以及边疆问题研究机构的缺乏，1934年，该院社会学系由徐益棠教授主持开展边疆问题的调查研究，并亲自深入边疆地区收集民物标本。此项研究得到教育部资助。同年，由政治系马博厂教授主持，开展对中国县政制度的调查研究，获得美国巨商胡佛的资助。调查了中国江浙两省十几个县的县政情况，同时从历史上进行研究，写出了《仁都地方自治之实现及研究》、《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及《秦汉地方政府制度的研究》等论文。在社会调查与社会服务方面，有南京缎业调查、南京大王府巷贫民调查、孝陵卫乡村人口家庭工业及经济状况调查等，并根据调查结果开展社会服务，如南京十余万人赖以为生的缎业，因外资掠夺，工人失业者甚多。于是社会系与农专配合试办毛织手工业，改进原有木机，改织哗吱毛呢，受到社会欢迎。后来得到南京市政府的赞助与合作，成立毛织训练所，培养毛织人才，并帮助组织合作社推销产品。又如南京市的人力车夫占全市人口的1／15，生活极端困难。该院发起组织人力车夫合作社，以期帮助他们改善生活。类似这样的服务还有多种。


此外，文学院的教师根据各自所长，开展专题研究。这个时期有多种著作出版，如刘继萱的《南洋拓殖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日本史》，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等，均风行全国。


文学院的设备有足供师生教学研究之图书30000册，常期订阅的中西文杂志400余种。此外，还藏有殷墟甲骨百余片、殷墟文字书籍若干，以及心理学实验仪器、模型、挂图、显微镜等百余件。


理学院


始设数学、化学、物理、动物学（由原生物系分设为动物与植物两系，植物系在行政上属农学院）、工业化学科（凡自然科学学科称系，凡应用科学学科称科）及医学先修科。建院时，学生总数70余人。首任院长魏学仁。他毕业于金大，192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物理学博士。同年回国任金大物理学教授兼注册处主任。该院的主要教授有：陈裕光、魏学仁、潘澄侯、裘家奎、戴安邦、李方训、吴汝麟、陈纳逊、范谦衷、唐美森（美籍）、杨简初（兼）等。当时，王应睐、李卓皓在该院化学系任助教。


理学院建院后，各项事业有较快发展。1931年建电机工程科，聘请中央大学教授杨简初兼职筹备。1932年成立化学研究所，以造就高级化学人才，由戴安邦教授任主任。1936年，经教育部批准，化学研究所改建为理科研究所化学部。1934年停办医学先修科，在动物学系增设医学动物组以替代。由于系科设置的发展，到1935年时，全院学生由70人增至212人。年经费也由6万元增至11万元。同时，由于应用学科的发展，理学院发起募捐，筹集大笔款项，建应用科学馆一座（即今之东北楼）。


理学院的电教事业在全国开展较早，在1922年就拉开序幕。那时是农科为了选育、驯化、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曾采用电教手段配合推广工作。到30年代，理学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电教事业。1930年起，陆续引进理科若干专业教学电影，在院长魏学仁的倡导与支持下，联合各系教授成立电影教育委员会，在理科教学中首先广泛应用理科教学电影，并把它推广到中学。1932年7月，魏学仁与中国教育界、电影界人士接受国际电影协会的倡议，在南京成立教育电影协会。该协会从1934年开始便与金大理学院合作，制作本国教育电影。1936年，魏学仁亲自参加我国日全蚀观察团赴日本北海道观察拍摄彩色电影，拍摄了当时世界上第一部日全蚀彩色电影。也是世界唯一的一部。同时，当电化教育的名词刚在国内流行，理学院便接受委托，为全国代办了一期电化教育人员的训练班。1936年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一事业，理学院成立电影教育部（后改称影育部），承担起电影教育的制作、放映流通以及为支持电影和电教的教学与各方面的研究服务工作，对我国电教事业的发展作出有益贡献。魏学仁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也是我国电影事业和电化教育事业的先驱者之一。


理学院的科学研究在这个时期也有一定进展。物理系进行了无线电真空管之光电效应、紫光射线强度之硫化锌测定法等项的研究；数学系有关于某一代数方程式之Abelian积分之研究、微分方程式F（D）y＝P（x）Sinax之解法等项研究；化学系有桐油、乙醚溶液中葛氏剂之分解电压、铂之电镀、木材蒸馏、国产染料等项的研究；动物系有人体染色体、人体寄生原生动物、南京鸟蚁类等项研究，均取得一定成果。此外，理学院教师在工作之余，以其知识为社会服务。如鉴定各种农工商品，解决化工设计，经修各种电机，代为设计各种电机工程，经修并制造无线电机，出租仪器及培训中学师资等工作。


理学院的仪器、标本、模型、图表等设备逐步增加，质与量均有进步。总计值236589元（国外购进之设备以1美元折合国币2元计算），其中公用设备如煤气厂为各系科、部及附属医院提供煤气；蒸气机日产蒸馏水百余加仑，除自供外，首都电厂、首都电话局、中央研究院之心理研究所及金女院所需之蒸馏水均由该院供应。金工厂除供学生实习、自制及修理仪器外，并兼代社会服务。此外，理学院教育电影部备有放映机、摄影机等设备。


农学院


设农业经济、农艺、植物、园艺、森林、蚕桑、乡村教育等七系及农业专修科和农业推广部。建院时学生总数为170人左右。首任院长谢家声。他1914年毕业于金大，后留学美国密西根大学，获硕士学位。归国后，任金大农林科副主任兼东南大学农业推广部主任。1929年就任金大农学院院长。1935年调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建院后，在农学院任教的主要教授有：郝钦铭、沈宗瀚、王绶、卜凯（美籍）、陈嵘、吴伟夫（美籍）、钱天鹤、史德蔚（美籍）等。


农学院创办宗旨，“在于授予青年以科学知识和研究技能，并谋求我国农业作物之改良，农业经营之促进，与农夫生活程度之提高。”与这一宗旨相适应，该院实行教学科研推广三合而一，而以科研事业为中心。因为“教授事业非俟研究事业发达之后，决不能得到完满结果，举行推广事业之先，尤不可不事先研究，决非空谈鼓吹所能促进。”为此，该院经费以一半用于科学实验事业。


30年代初，国民政府出于控制农村的需要，提出了一项建设农村的计划。随之各地建设农村的机构和团体便应运而生。美国洛氏基金会过去一向把基金重点放在医疗事业，现在重新确定援助计划，决定把大部分资金转向乡村建设。于是教会大学的农科，尤其是享有声誉的金大农学院便成了许多农业机关合作的伙伴。在这段时间，与金大农学院合作的国内外教育、科研、建设机构约40余个，合作的范围除合办农场、改良会、种子区外，并有农业调查、师资培训、标本交换、教学科研等等。


为适应这一趋势，农学院各系科内部分工趋于精细。农业经济系下设农业经济、农场管理、乡村社会及农业历史四组；农艺系下设农艺、农具及土壤三组；植物系下设植物、植物病虫害、经济昆虫三组；园艺系下设果树园艺、蔬菜园艺、园艺利用、欣赏园艺四组；蚕桑系增设女子蚕桑职业班。1935年，农学院选择师资、设备条件均较充实的农业经济系，率先成立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学部。由孙文郁任主任。


农学院这个时期的科研工作取得突出成果。农艺系开展改进作物品种的研究，即改进育种方法，生产出质量兼优品种。取得的成果相当可观，计小麦有“金大2905”、“金大26”、“金大泾阳兰芒小麦”等13个品种。“金大2905”是其中最有价值的成果；棉花有“金大脱字棉”、“爱字棉”、“百万棉”等7个品种；水稻有“金大1386号”；大豆有“金大332号”；小米有“金大－燕京811号”、“金大南宿州33号”等6个；高梁有“金大开封2912号”等3个；大麦有“金大99号裸麦”、“金大南宿州1963号大麦”等4个；玉米有“铭贤金皇后”。蚕桑系制成无毒蚕种。森林系、园艺系也分别进行了有关育苗、改良品种、人工授粉、贮藏方法、果树分类等方面的研究。植物系植物病虫害学组开展了大麦、小麦、水稻、蚕豆等作物病虫害防治的研究。并且各项研究成果均及时推广。


在调查研究方面，农业经济系教授卜凯、孙文郁、乔启明等主持了多项调查研究工作。1929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委托该系调查中国土地的利用问题，并附人口调查及食物消费调查两项研究。该会每年资助一万美元。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美国纽约密氏纪念基金团、迈安密大学、康奈尔大学都派来了专家学者对调查工作进行协助指导，写成了《中国土地利用》一书（注：该书共3册，1册为文字说明，1册为统计表，1册为地图）。1931年，该系又接受政府委托，进行江淮水灾调查，足迹遍及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江苏等省共90个县，参加调查人员有239人，各类调查表格有14400份，为政府救济工作提供了依据。此外还有沪淞兵灾调查。通过此项调查，研究“一二八”日军犯沪后战区农民所受各种损失等等。


在推广事业方面，农学院推广部自1923年至1934年共计推广棉种162622斤、小麦149988斤、玉米21092斤、蚕种194107张、碳酸铜粉6000磅。推广工作分布于9省100多个县。1930年农学院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合作，创设了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成为全部农业教育的集中地，除改良农事外，还有经济、教育、卫生、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工作，对农村进行综合改良，以期达到改造农村社会的目的。1933年为适应该实验区的工作，将原推广部改组为农业推广委员会，吸收该院各系人员参加这一工作。这一实验工作，虽然收到一些效果，但从根本上说，单靠教育技术来改造社会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综观农学院的推广事业，在1927年前为宣传提倡阶段，而1927年到1937年则为示范推广阶段。


农业教育是一项实验科学，不可照搬别国经验，要因地制宜。农场就是农学院的实验室。这个时期，农场的建设继续得到重视。金大农科开办时，仅汉口路一处农场。经过20余年的经营，陆续在太平门外的武家庄、黑墨营、盖家湾及蒋王庙等地收购土地。到1937年前，农学院直属农场的总面积已达1900多亩，分别建成农艺、园艺、森林、植物病虫害等试验场及桑园苗圃等，以应各系进行特殊研究的需要。同时还设有分场四所、合作农场十所、区域合作试验所五所以及种子中心区四所。农场总面积达4000余亩。此外，农学院还有收藏丰富的标本室，收集有7000余种32000余份的植物标本。并与国内外植物院、所交换标本2500份。昆虫组还收集有多种昆虫标本。该院的仪器设备价值约12000元。


中国文化研究所


该所是1930年由美国巨富霍尔（Hall）资助的。他组织哈佛－燕京学社，以其财产一部分资助中国部分教会大学作为研究中国文化之用。金大得捐助60万美元的基金，以其中30万元设立中国文化研究所。宗旨是研究并发扬中国文化，培养研究中国文化之专门人才。由著名学者徐养秋主持所务。他是金大校友，当时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司任职，又在中央大学任教。因他事务繁重，故聘图书馆学专家李小缘襄助所务。李小缘任该所专任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后，陆续聘请专任、兼任研究员共10余人，有：商承祚、徐益棠、陈登原、黄云眉、贝德士、刘国钧、刘继萱、王钟麟、于登、黄玉瑜等。还聘有特约研究员吕凤子、汪采白、杭立武。他们分别从事史学、哲学、目录学、艺术学方面的研究。可谓人文荟萃、风云际会。适时，前汇文书院首任院长、当时任金大校董的福开森将其收藏的古文物之一部分（近千件）捐赠金大（暂存北京故宫文华殿），作为教学科研之用。这批文物品种多，数量大，其中不乏精品，铜器中如周克鼎，书画中如宋贤手札、王齐瀚挑耳图，碑帖中如宋拓、王右军大观帖、欧阳率更草书等皆为至宝。这批文物为该所开展考古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30年代初，考古学家、文字学家商承祚教授应聘金大，他以主要精力投入福开森所赠彝品、铭文和拓片的整理和研究，出版了《福氏所藏甲骨文》、《殷墟佚存》等著作。并对福氏编写的《历代著录画目》一书作了校订。此外，还出版了他在其他方面的著作，如《十二家吉金图录》、《浑源彝器图》等，均系珂?精印（即制版），为我国甲骨文和金文研究家们所推崇。这期间，该所对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也取得较好成绩。有黄云眉的《邵二云先生年谱》、《古今伪书考补证》、陈登原的《天一阁藏书考》、《颜习斋哲学思想述》、贝德士的《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等著述的出版，亦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李小缘潜心编著的《云南书目》也脱稿于此时，因抗战爆发而未能问世。


该所于1930年创办《金陵学报》，李小缘任主编，从创办至1940年停办为止，共出刊11卷（每卷2期）。自3卷起，分《文史专号》、《理科专号》、《农林专号》出版。该刊并刊登校外来稿。当时国内外著名学者如王重民、向达、闻一多、常任侠、陈梦家等都有文章在《金陵学报》发表。《金陵学报》向以编辑严谨、印刷精致、采用横排等特点而闻名于学术界。且每期论文均用英文写成提要，对外介绍，达到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目的。


中国文化研究所与文学院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上密切配合，人员互相兼职。文化研究所的人员都兼搞教学工作，文学院有些教师也兼任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当时文化研究所的专任或兼任研究员是以承担任务的时间来划定的）。


图书馆


除“三院一所”而外，还有金陵大学图书馆。它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直属行政单位之一。在这里，也作一简要介绍。


金大图书馆肇基于19世纪末的汇文书院时期，那时设于干河沿旧址的青年会楼上，设备简陋，书籍仅三千本。后来规模逐步扩充，便在新校址科学馆三楼开辟阅览室及书库。1920年北大楼建成，遂将分藏之图书迁至该楼之三楼，占屋四间。自此，不遗余力地添置设备及图书，事业日见进步。1922年图书馆便晋升为大学行政单位之一。先后主持馆务的有刘靖夫、恒谟（美籍）、克乃文（美籍）、刘国钧、李小缘、陈长伟等人。1930年后，刘国钧复任。1929年时，鉴于图书馆用房紧张，政府拨款30万元建造金陵大学图书馆（即今称为的老馆），于1935年落成。该馆华构嵯峨，蔚为大观，所用钢铁书架，均从国外订购。图书馆建成后，有人建议命名为文怀恩图书馆，并竖立文怀恩铜像，以纪念在1927年动乱时期殒命的文怀恩副校长。后来，校方考虑到当前师生的反帝爱国情绪，便既未命名，也未竖铜像。（陈裕光《回忆南京金陵大学》，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金大图书馆的藏书，据1935年的统计：


中文书籍除经史子集千余册外，以地志及丛书为大宗，约有地志2500余部共24000册，居当时全国图书馆中藏地志者的第二位；丛书300余部17000册；类书也不弱，主要种类均略备。各种版本广为罗致,不足的部分，则不惜功本借抄，以求充实。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后，收集益富，虽因经费所限，不能广置善本，但元明刻本、清代殿本、家刻精本以及日本本、高丽本等也略备置。


西文书，以农林、生物、理化、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见长，而尤具价值者则是各学术团体的刊物。如：1．迦尼基国际和平基金刊物（关于国际法及政治、法律、经济等）；2．华


盛顿迦尼基学社刊物（关于自然科学）；3．华盛顿斯密斯孙学院刊物（关于自然科学）；4．国际联盟刊物等。此皆为专门研究之著述，对于教学科研甚有裨益。此类刊物一般都不轻易馈赠别人，因金大图书馆是被以上各学术团体选为中国国内有数的馈赠单位之一，才得此待遇。此外，还有百科全书及其他成套大部书多种。


特藏，计有数种：1．中山纪念藏；2．甲骨文藏；3．美国国会图书馆所印卡片式之目录（该目录于1915年陈列于旧金山巴拿马博览会，共有二套，一套依字排列，展后赠法国巴黎图书馆学校；另一套分类排列，赠金大图书馆）。该目原编至1914年。1914年后，由金大图书馆编目插入。全世界各种学术书目荟萃于此（可借此卡片及甲骨文均于抗战时期丢失）。


截至1935年止，中文书籍数为103569册，西文书籍为23501册，小册63643册，藏书总数近20万册；中文杂志有千余种，西文杂志有600余种，合计约13万册，数量可观。这是金大的一笔宝贵财富。


由于这一时期金大教育和科研事业取得的进展以及金大留学生在国外优异的学习成绩，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1911年金大初创时，曾在美国纽约州大学院立案，获得该院及纽约大学的暂时认可，金大毕业文凭改由纽约大学校董会签发，从而使得金大毕业生留学获得国际各大学间的同等待遇。1934年11月，美国纽约州大学院鉴于金大近几年取得的办学成就，向金大颁赠毕业学位的永久认可（Absolute Charter）公文。（《金陵大学校刊》139号，1934年11月19日。）此后，便毋需介绍手续，即可由金大直接授予国际认可的证书或学位。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亦已取得该大学院此项永久认可公文。因此，金大的学术地位便与国际间各大学相平衡。当时，国内各私立大学亦曾为此作过努力，而金大实为先声。


五、金大校风
30年代的金陵大学，不仅在学术上享有声誉，而且以优良校风称著。金大的校风是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精神或传统，金大人称之为“金陵精神”或“金陵传统”。


优美而整洁的校园，是金大文明校风的窗口，它给人以名不虚传的著名高等学府的感受。这里校址宽广，地势高爽，校舍布局合理，建筑雄伟而典雅。园内道路纵横，花木扶疏，绿草如茵。整个校园，宁静而幽雅。大至巍然屹立、身披“绿装”的北大楼，小至每个建筑物门前装置的刮鞋泥器，都会给人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学生们在校园内往来游息，行必由径，一片片绿油油的草坪，从来无人践踏。大礼堂集会，人们鱼贯而入，鱼贯而出，秩序井然。图书馆、教室、实验室等公共场所，不放痰盂、纸篓，没有人随地吐痰，乱抛杂物，出入轻步慢行。学生的宿舍也窗明几净，常闻笑语声，弦歌声，很少喧哗或粗声争吵。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都能礼貌自重，团结友爱。使大家感到“生活其中，从感情上到行为上，无不给人以一种精神文明的感染与教育作用”。


严格科学的管理，使金大以办事的高效率称著京华，并培育了金大良好的校风。金大只设一位校长，几个处的处长手下也只有几名工作人员，各院系则仅有一名专职或兼职的助理人员处理日常事务。机构可谓精简。然而全校各项工作却以最高效率、有条不紊地运转着，办事有板有眼，从不拖泥带水。金大教务处的职员不过四五人，却掌管着全校学生的成绩、缺席以及其他繁琐的教学行政事务。这些工作在他们手中快速而精密地进行处理，很少出现差错。凡开学、注册、考试、放假等都有确定日期，逾期即不予办理，无通融余地。大礼堂集会虽未见有人点名，但教务处对缺席者了如指掌，事后一一按规定作扣除学分处罚。假期前后的无故缺席，要双倍计算。因此，金大延迟注册或无故缺席的学生极少。对于这种严格的管理，初入学的金大学生往往认为“金大官腔太重”。但不久后，他们就会发现正是这种严格而科学的管理，创造了金大的高效率，也培养了学生遵纪守法的观念，形成了金大良好的校风。那时金大的行政人员，往往成为其他大学征聘对象，许多大学还上门来请教管理工作的秘诀。其实所谓秘诀，就是依靠一整套严明、完整的规章制度和办事人员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尽心尽力、依法行事的服务精神，持之以恒，形成传统和风气。


严谨朴实的学风，是金大人才辈出的源泉。金大向“以校友治校”，教师大多来源于毕业的校友。他们在金大不计待遇、报酬和任务繁重，就以“金陵为家”，安心乐意地埋头苦干，甚至终生献身母校教育事业。金大的优良学风，就是通过他们代代相传，蔚成风气。教授们大多知识渊博，学有所长，且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不论讲课或指导实验、实习，不论讲授基础必修课还是高班专修课，一样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要求，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品德上也一向从严。注重学习成绩的优劣，既重视培养优等生，对学习成绩差的也不遗余力地进行课内外帮助。对考试测验十分严格，金大的校训是“诚真勤仁”，诚实地学习（Honest Systen）是金大首要倡导的学风，对于学生中的互相抄袭、作弊行为绝不容许，这种歪风在金大没有市场。考试成绩差的须补考，不及格者须留班重读，读满规定学分才能毕业，少一分也不能通过。曾有一位达官的子弟因国文成绩很差，留班两次补读，推迟两年才毕业。学校对教师的教学工作坚决支持，凡教师要求学生完成的学习任务，学校不任意改变。如每学期开学学生未交学期论文者，不经任课教师签字证明业已补交，便不予注册。金大采用的等级记分法，固然不够科学，过于严厉，但它对造就有用人才，也不无可取之处。教师对学生既严格要求，也和蔼可亲，彼此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情谊，尤其许多教师埋头工作、助人为乐、诲人不倦的精神，受到学生的敬重和爱戴，成为学生表率。在这种严谨朴实学风的熏陶下，学生们大都能珍惜大好时光，勤奋学习，校园充满孜孜不息的求知气氛。每天晚上图书馆灯火通明，座无虚席；宿舍里熄灯后，秉烛读者也大有人在。因此凡在学校踏踏实实地读毕了规定课程的人，都能成为熟练地掌握基础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有用人才。金大的毕业生向来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很少有人找不到工作而失业的。金大虽为私立大学，学费较昂贵，但由于学风严谨端正，不少家长都喜欢送子弟到金大上学。


此外，金大重视发扬民族精神。在国内教会大学中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有成就并在国内外有影响者，除燕京大学而外，就是金陵大学。福开森其人，且不论其于中国的是非如何，对中国文化却赞赏备至。他在1929年6月对学生的一次讲演中说：“中国自秦统一文字，文化事业代有进步，单就研究书画之书籍一端而言，合英美法德所有者，也不及中国一国之多，其他更无待论。”（《金大校刊》，1929年6月25日。）他告诫学生：“不要重蹈过去重英语而轻国文的覆辙，要以英语水准高而国文水准低为耻。”立案后的金陵大学，在陈裕光校长主持下，更注意维护民族尊严和弘扬民族文化，不遗余力地提高学生的国文水准。金大学生不仅常在英文演说辩论会上得奖，也屡在中文演说比赛中夺标。而且，金大学生到了英文的演说会上，往往长袍马褂，满口流利英语。与其他教会大学的代表一律西装革履截然不同。作为民族文化的表率与民族精神的体现，金大很多教职员平时也常穿中式服装。陈裕光校长在金大长校20余年，平时也穿布衫或长衫，或长袍马褂。金大有首很好的校歌，也充分体现这种精神，歌词是：“大江滔滔东入海，我居江东，石城虎踞山蟠龙，我当其中，三院嵯峨，艺术之宫，文理与农林，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气势磅礴，朗朗上口，每当师生们高歌时，充满了爱国爱校的自豪情怀。


这一时期（1928～1937）金大毕业生中有成就者也不乏其人，如：杨显东（农学家）、戴松恩（小麦遗传育种专家）、汪猷（化学家）、李卓皓（生物化学家）、王应睐（生物化学家）、魏荣爵（声学家）、裘维藩（植物病理学家）、马大浦（林学家）、汪菊渊（园艺学家）、程千帆（古典文学家）、樊庆笙（生物学家）等。


由于这一时期金大教育和科研事业取得的进展以及金大留学生在国外优异的学习成绩，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1911年金大初创时，曾在美国纽约州大学院立案，获得该院及纽约大学的暂时认可，金大毕业文凭改由纽约大学校董会签发，从而使得金大毕业生留学获得国际各大学间的同等待遇。1934年11月，美国纽约州大学院鉴于金大近几年取得的办学成就，向金大颁赠毕业学位的永久认可（Absolute Charter）公文。（《金陵大学校刊》139号，1934年11月19日。）此后，便毋需介绍手续，即可由金大直接授予国际认可的证书或学位。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亦已取得该大学院此项永久认可公文。因此，金大的学术地位便与国际间各大学相平衡。当时，国内各私立大学亦曾为此作过努力，而金大实为先声。


六、师生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
“四一二”政变后，国民政府所在地的南京，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南京暨金大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在上级党的领导下，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并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开展抗日民主斗争。


1928年初，北伐军继续胜利进军。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北伐军北进，竟然出兵山东，侵占济南，断截津浦铁路，并于5月3日在济南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酿成震惊全国的“五三”惨案。全国人民义愤填膺。金大学生奋起参加了全市大中学生反对日帝的游行示威，举 行了为时一周的罢课，并组织反日暴行国际宣讲会，与金大教职员反日暴行国际宣传部合作，发表声明及宣言，陈述济南惨案之真相，批评和纠正西方报纸歪曲事实的报导，以英文起草，译成法、德、日、印度、朝鲜及世界语等文字向各国散发。还电日内瓦国际联盟秘书处，请求主持公道。在这场全市声讨“济南惨案”的斗争中，中共南京市委发挥了组织领导作用。


面对高涨的抗日爱国运动，国民党当局非但不予支持，反而严加禁止。但是学生们并没有因受到威胁而停止斗争。1929年为寻找真理从辽宁来到南京的青年陈景星考入金大预科，他在接触了马列著作后眼界大开，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不久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30年，他按照上级指示，在金大成立了“金大争取自由大同盟”（姜伟：《陈景星烈士事迹》（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烈士史料提供）。），并发展了同学石璞（王昭全：《石璞烈士事迹》（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烈士史料提供）。）、李林泮等人入党，在金大恢复建立党支部，陈景星任党支部书记。从此，金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又有了核心力量。


1930年3月，金大发生“影片事件”。起因是金大青年会于3月22日晚举行会员联欢会，放映由美籍教师雪佛尔自备的几部在中国摄制的录像片，其中有侮辱中国的镜头及文字说明，当场引起学生不满，蜂涌至校长室交涉，终于使校务会议作出决定，责令青年会负责人辞职，雪佛尔公开道歉，删节影片内容。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学生的爱国热情。4月，在党支部的组织下，金大学生又到下关和记洋行支援工人的罢工斗争。


但在此时，党内左倾盲动错误路线抬头，南京党组织不顾主客观条件，决定在五月组织“五罢”斗争（罢工、罢课、罢市、罢商、罢操）。遭到失败后，又筹划南京暴动。结果暴动未成，陈景星、石璞等先后被捕，他们在狱中备受酷刑，坚贞不屈。最后陈景星、石璞、李林泮等8位同志英勇就义。此后革命活动进入低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武装进攻。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中国大片锦绣河山沦丧敌手。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号召“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在党的发动与组织下，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汹涌澎湃。9月25日后，各地学生纷纷涌进南京，向政府请愿，要求抗日。当局却声称“攘外必先安内”，千方百计瓦解学生运动。但这一切阻挡不住抗日洪流。9月28日，金大、中大与复旦大学赴宁请愿团汇合，赴国府请愿。金大学生提出条件是：“1．下令东北长官死守未失土地，请求政府驱逐日本出境；2．日本侵犯东三省不得认为地方问题，应归中央办理；3．要求政府无论形势如何严重，不得缔结辱国条约；4．严办外交不力的专员。”各校提出条件大同小异。于右任和蒋介石先后接见请愿学生，表示接受学生要求。


从“九一八”事变而爆发的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一味妥协退让助长了日帝的嚣张气焰。它在得手东北之后，又将魔爪伸向华北地区并狂妄地宣称它是亚洲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面对民族的危亡，金大师生满腔怒火。1934年秋，与金大毗邻的日本领事馆竖起了一座旗杆，高与北大楼齐。全校师生“入门翘首，仇旗高张，触目惊心，忿而共慨”，一致要求在校园里竖立起一座更高的旗杆，以扬国威。由朱恕、沈乃森、黄贻孙、朱联标、郑乃涛、蔡哲博、赵士贤、郑槐等数十位同学发起，并贴出“从速竖立旗杆启事”，立即得到全校响应，人人踊跃捐款，筹建旗杆，校方也十分支持。次年10月，一座入土15尺，高121尺的钢管式旗杆便在大礼堂南侧拔地而起，高出北大楼10尺。在每天举 行升旗仪式时，全校人员一律停止工作、学习和其他活动，自动立正。大家目视国旗徐徐升起，凌空飘扬，无不感到扬眉吐气。（注：1964年5月，南京大学因建造教学大楼，将旗杆迁植于大操场南侧，并刻石以资纪念）


在民族危亡日益加深的形势下，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爱国学生喊出了“打倒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消息传到南京，中大、金大等10余所学校的学生联合举行了“要求抗日，保障爱国运动”的请愿大游行。国民政府下令戒严，禁止游行，并以“格杀勿论”相威胁。因中大学生被包围在校内，北平来人只得与金大联系，在金大礼堂作北平学生被镇压的报告，要求声援。报告结束，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响应北平学生呼吁，立即行动起来。但因当时中共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后尚未恢复，缺乏中坚力量，金大学生会又为反动学生所把持，因而未能取得任何结果。在这困难的情形下，经过少数幸存下来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的秘密联系，逐步把力量集结起来。1936年春，金大学生祁式潜、李庚、胡笃弘（胡叔度）等人与中大联系，筹建“南京学生界救国会”。同年8月，在该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南京秘密学联”，祁式潜、李庚、胡笃弘、胡笃仲（胡畏）等人为该组织领导成员（胡畏等：《金大师生爱国民主传统》。载《金陵大学史料集》第294页。）。由于当局禁止抗日团体的存在，该组织只能是少数先进分子的秘密组织。金大参加“秘密学联”的成员有10余人，以他们为骨干，金大建立了“群体社”，有60多人参加。以这个公开社团为掩护，把更多的同学团结在秘密学联的周围，开展各种形式的救亡宣传活动。1937年5月，李庚、胡笃弘被捕（经营救释放），但组织未遭到破坏，学生们抗日救亡活动继续进行。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祁式潜等人以“南京秘密学联”为基础，建立公开合法的全市性组织——南京学生暑期抗敌救援会，在南京的下关、夫子庙等处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开办救护训练班等。不久，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成立，中共南京市委又重新建立和恢复活动，秘密学联的主要成员祁式潜、李庚、胡笃弘等人均被吸收入党。后来秘密学联成员和它所培养的一批干部分散到武汉、延安、重庆等地以及敌后解放区工作。


在这一时期内，金大学生创办了特刊《国难》，金大校刊也辟有《反日专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口诛笔伐。同时，为走上抗日前线作准备，将军训列为全校学生的必修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