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大学及其前身（1888-1949）---书院的创办，汇文书院（1888-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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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大学的前身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于1888年在南京干河沿创办的汇文书院。它的创办同当时外国教会办的其他学校一样，是19世纪末期，在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背景下，外来文化冲击和中国社会内部变革双重作用的产物。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我侵略，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首开外国传教士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教的先例。从此，凭借条约的庇护，西方传教士、尤其是美国传教士便蜂拥而至。据不完全统计，1840年以前，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不过20人左右；到1889年便增加到1296人；20世纪初，又骤增至3445人。中国的府、州、县及乡镇几乎都建有教堂（《中华归主》1922年版。）。开始，他们的传教活动困难重重，为了站稳脚跟，扩大影响，传教士们便以办教育、办各种慈善事业来吸引传教的听众。于是，教会学校便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起来。初期的教会学校规模很小，一般设在传教士家中或附设在教堂内，免费吸收贫苦人家子弟入学，以宣讲《圣经》为主，也教以读写知识及算术字母等。这时，办学是传教的一种辅助手段，完全服从于传教的需要。


当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吏，为了救国救民，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他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当时政府一些掌有实权的官僚，也从战争的失败中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方“长技”，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于是，他们大力鼓吹并主持洋务事业，兴办工厂矿山，修筑铁路，举办邮电，制造新式枪炮，设立外交机构，创办新式学堂等等。1862年，清政府批准开办京师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后来扩大到数学、自然科学。这是我国最早办的一所新式学堂。著名传教士丁韪良被聘为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清政府开办的大的书院，也大都有传教士任职。教会学校的教科书，也被官办学校采用。面对中国官办学校的兴起和对西学兴趣的增长，教会教育的目标便渐渐突破原来从属于传教活动的地位，开始向着作为一种学术机构的方向发展。到19世纪末，教会学校迅速发展，全国通都大邑无不有教会学校的存在。当时，美国教会最热衷于办学，他们办的学校在各国教会中独占鳌头。许多著名的教会学校都是美国传教士办的。单就大学而言，著名的大学就有13所之多。金陵大学即是其中的一所。


南京是基督教输入较早的一个城市。早在明朝万历年间，著名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就来过南京。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开始在南京盛行起来。从19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基督教会的长老会、美以美会、基督会便先后派传教士来华，分别在南京的花市大街、估衣廊、兴中门及鼓楼等处建筑教堂，进行传教布道，并办医院、学校和各种慈善事业。（见《首都志》14卷，1934年版。）


1887年，在全国要求改革八股取士，建立新式学堂的呼声中，清政府下达了在科举考试中增设算学一科的诏谕。当时由于算学考试受条件限制，报考者极少。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美以美会的传教士傅罗（C.H.Fowler）便于1888年在南京创办了汇文书院（The Nanking University）。创办人的目的，“很明显地想利用1887年清政府关于在科举考试中增设算学一科的诏谕的机会来创办这所学校。因为美以美会华中差会1888年宣布说，（该书院）办学目的是教授高级科学课程，以便在中国知识界获得一席之地。”（《教务杂誌》19卷，590页。）


汇文书院是南京地区之有新式学堂的嚆矢，也是国内早期创办的高等学校之一。它比南京近代创立的三江师范学堂早14年。


二、汇文书院办学概况
汇文书院的首任院长是美以美会的传教士福开森（J.C.Ferguson）。他是加拿大安大略省人，生于1866年，毕业于美国波斯顿大学，获文学士学位（190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886年新婚后的福开森，携夫人来华，先在镇江习华语，次年来南京。起初为了传教方便，在自己家中（据说在估衣廊一带，那里建有美以美会教堂），设班课徒，学生数人，传授课程以《圣经》为主，英语、数学、国学为辅，主要由福开森夫妇授课，聘请中国教师授国文。当时的教会学校大都讲授这几门课。1887年，美国教会捐款发展基督教育事业，美以美会获得一笔捐赠，适值清政府下达科举考试增设算学一科诏书的时机，遂于1888年在南京干河沿创办汇文书院。福开森便当上了首任院长。


汇文书院最早建成的校舍为一幢三层楼洋房，又称钟楼，这是福开森建造的。在满清时代，南京房屋均为矮小平房，南京市民对这三层楼建筑，视为奇观。又因是洋人所建，故时人称之为“三层楼洋行”。如叫马车或人力车去汇文书院，反不为人所知，如说去三层楼洋行，则无论远近，无人不晓。以后数年内，汇文书院又陆续添建了礼拜堂、青年会堂、教室、宿舍等，全院主要建筑有六座。


汇文书院始设圣道馆、博物馆（即文理科）。1896年增设医学馆。并设有附中称成美馆。开办时，标榜传授高级科学课程，实际上并不具备大学水准。那时学生只有5人，以后逐年增加。至1906年时，在校学生达200人。中西教员数人，穆尔（西籍）为西文总教习，垣模（西籍）为西文教习；师图尔（西籍）为医科总教习，马林、比必医士（西籍）等为医学教习；南京名儒李自芳为中文总教习，周岐山、李鉴堂为中文教习，著名书法家骆寄海亦被聘来任教。


起初，清政府官员与教会学校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到20世纪初，由于风气的转变，上层人士对西学的兴趣渐渐浓厚起来，教会大学便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汇文书院也开始与地方官员有所接触。学校每年学生毕业，虽然人数寥寥，都要隆重举行毕业典礼。这时，地方官员应邀出席学校的毕业典礼或其他仪式，两江总督端方、张人骏以及大小文武官员都曾被邀请到场。这一日成为学校的一个盛大节日，戴大红顶子、水红顶子、蓝顶子、水晶顶子以及铜顶子的官员占满礼堂，双马马车、单马马车、轿子、仪仗马及开气袍子的官员挤满校园。学校及毕业生都感到荣耀。


1896年，福开森应清政府官吏盛宣怀之聘，出任南洋公学（即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院，辞去汇文书院院长职务。三年后，他先后在上海办《新闻报》、《英文时报》、《亚洲文荟》。后来，又充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顾问。北洋军阀时期，他与军阀官僚来往密切，任北洋政府的顾问，直接参与中国的政治活动。当时，像福开森那样从政的传教士很多，他们来中国传教的目的，就是试图“从更大的范围控制中国”。福开森离校后，一直与金陵大学保持密切联系，并担任校董会的董事。


继福开森之后，由汇文书院医科总教习师图尔（G.A.Stuart）（《金陵大学1922年同学录》，见《金陵大学史料集》第9页，1989年版。）接任院长职务（1896～1907）。


师图尔是美国东部马利兰人，出身于传教士家庭。他获得美国哈佛德大学医学博士后，于1888年携其夫人来华。始在南京任传教士。二年后去安徽传教，创办弋矶山医院。1896年应聘汇文书院。遂设医学馆。属美以美会董事会，是各教会合办的一个事业。师图尔任医学馆总教习。


19世纪末，在汇文书院创设医科之前，南京便有两处教会办的医院：一是基督医院，创办人是1886年受英国基督教派遣以基督会会友身份来华的传教士麦克林（William Eaward Maoklin）医士。（《南京史誌》1987年第1期。）他是多罗多大学医科学士，产外科会会员（相当于美国博士）。来华后自取中国名马林，在南京鼓楼附近创办基督医院，即今鼓楼医院的前身；一是金陵医院，创办者是比必博士（Rebert Case Beebe）。他是美国西北大学医科博士，1884年以美以美会会友身份来华，1885年在南京汉西门创办金陵医院（西名Phliander Smith Memorial Hospital）。他俩在“刀圭之余，招收门徒，设帐讲学”。师图尔在南京传教时，与他俩交往甚密。师图尔主持汇文书院医科后，便与马林、比必博士合作，共同培养医学人才，“集两门弟子于一炉共铸之”。医科的教学工作即由他们三人分担，再聘若干助教员。基督、金陵两医院便成为医科的实习医院。从1896～1909年，医科共培养毕业生13人。大都在苏南和皖南一带行医。


师图尔长院10年期间，致力于课程改革，聘请教师，扩充校舍，对学校发展作出一定贡献。他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在他主持下，宗教课程的设置很重，宗教仪式也很频繁，自己并在长老会兼职，每逢星期日必至教堂演讲。工作之余，他还努力从事《圣经》和医学方面的译著工作。一生译著甚多，最著者，如：《拍雷克利圣经之研究》、《解剖学名词表》、《医科学生之实习法》等等，皆风行一时。尤其他将李时珍的52卷《本草纲目》译成英文，被世视为珍本。


1907年，美国教会图谋南京书院之合并。而师图尔一向主张独立经营学校，对合并书院持有异议，便决意辞去院长职务，到上海任《兴华报》主撰。汇文书院医科随之停办。1911年7月师图尔在上海病逝。师图尔去职后，由美国传教士包文（A.G.Bowen）任汇文书院院长（1907～1927）。


汇文书院办学21年，大学部（1896～1909）共毕业学生80名，其中圣道馆11名，博物馆56人，医学馆13人（一说11人）。其中有成就者如：首届毕业生黄荣良，毕业后，留学美国培克大学，曾任澳洲总领事。韩安，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农科，归国后任农林部农业实验所所长、绥远省实业厅厅长等职。刘伯明，留学美国西北大学，获哲学博士，历任金陵大学、东南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副校长，学识渊博，载誉全国，当时有“南刘北胡”（胡适）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