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的南京中央大学（1940-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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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概述
（一） 开办经过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万民墨面，遭遇日寇的血腥屠杀和铁蹄蹂躏。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出“艳电”，向重庆国民党当局建议“和平”（即劝降），公开投敌，成了汉奸。1940年3月30日，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在南京成立。


汪伪国民政府接受其“教育部长”赵正平的建议——恢复中央大学。1940年4月，伪行政院通过在南京设立中央大学案，着手成立“复校筹备委员会”，命赵正平兼筹备会主任，并饬教育部拨发学校临时经费40万元，经常经费68万元，开始紧锣密鼓的“复校”工作。7月，成立招生委员会，分别在沦陷区的南京、北平、上海、苏州、杭州、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招生。当年有三千多人报考，经入学考试，录取新生674人。8月底开学。校址初设于南京建邺路红纸廊（原中央政治学校内），校舍简陋，图书、仪器设备奇缺。


1942年8月，迁至天津路金陵大学原址（1937年11月金陵大学迁至四川成都），复利用金陵大学未及搬走的图书、仪器设备等，办学条件较前有了极大的改善。建邺路房舍则改为附属实验中小学校舍。


（二） 学校行政机构


     追随汪精卫，摇笔鼓舌，先后出任南京中央大学(1940～1945)首任校长、“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发表读史随笔，借史为汉奸行径辩护，并译有日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潮论》。）、钱慰忠为正副校长。但钱慰忠到职后3个月便辞职，以后也没有再设副校长。1943年6月，校长樊仲云被解职，暂由“教育部长”李圣五兼任，继而正式任命文学院院长陈柱为校长。1944年春，陈柱调离，由陈昌祖接手。短短5年间，校长一职走马换人更迭四届。


校长下设教导长、秘书长各一人。教导长负责全校教学工作，下辖教务、训育两处；秘书长负责全校行政事务，下辖秘书、总务两处。


1941年6月，撤销教导长和秘书长，改设教务、训育、秘书、总务四处，直接置于校长管辖之下。教务处设文书、编印课；总务处设庶务、卫生课。又将学校图书馆、农场管理处、实验中、小学校等，直接由校长管辖。


（三） 学制、学生和教师


一般院系本科学制为4年，医学院为5年(最后一年为临床实习)，专修科为2年。


学生主要来自于沦陷区，绝大部分家境清寒，生活贫困，只身在宁，失去生活来源，只有靠在外面兼职当教员，甚至拉黄包车糊口。因此学校对正式录取的学生，一律免收学费、杂费及住宿费，教育学院和农学院农业专修科学生还免收膳食费等。这些作法很有吸引力，曾一度使入学人数达到千余人。此外，学校还设有奖学金。凡学生学业、操行、体育三项成绩均在80分以上者，可获得甲等奖学金；其中两项在80分以上，一项在70分以上者，可获得乙等奖学金；其中一项在80分以上，两项在70分以上者，可获丙等奖学金。又规定：家境特困的学生，可以申请清寒补助金或工读生。凡申请者可免交膳食费和实验费，工读生每月还可获取生活补助费10元，但有名额限制，获补助金者全校仅50名，工读生仅为学生总数的1%，还必须遵守学校统一安排的服务时间。尽管如此，战争年代社会动荡，流亡学生无依无靠，转学或辍学现象严重，平均每学年的流失率高达10-15%。


1944学年全校学生总数为940人，其中文学院70人，法商学院290人，教育学院75人，理工学院205人，农学院150人，医学院150人。（《国立中央大学复校第一届毕业纪念刊》，见插页国立中央大学各院系学生人数统计表。）1944年暑假，第一届本科生189人、专修科42人毕业；1945年暑假，第二届本科生227人、专修科11人毕业，两届本专科毕业生总共469人（据《国立中央大学复校第二届及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纪念刊》“本校概况”摘录。）。在校期间，他们身受或目睹了日伪的种种侮辱和迫害，满腔悲愤，勤学苦练，期待学成以后，报效社会。后来，这些在忧患中成长起来的学生，离校后服务于海内外各地，在不同的岗位上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有的在学术上颇有建树，成为科学家、院士，有的成为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企业家，多数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国家、为社会默默地作出贡献。


师资严重不足，一直是困扰学校的难题。学校因此到处招聘人才。教授、副教授（包括兼任）人数扩充到110人，讲师（包括兼任）39人，日籍教员15人，并增聘德籍教员1人。其中如文学院的龙沐勋、钱仲联，农学院的陈嵘、邵德馨，理工学院的陈善晃，教育学院的钱仁康等，也都学有专长，比较知名。然而，各学院教师甚至院长都极为不稳定，频繁进进出出，教学和科研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医学院院长一职，5年中十易其人；教育学院院长是七易其人。


二、院系设置和教学
（一） 院系简介


学校分设文、法、商、教育、理工、农、医、药8个学院，后法、商两院合并为法商学院，药学院并入医学院，这样全校共设有6个学院。至于系科设置，因每学年都有增减、合并，其最完备时，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历史、外国语文3系；法商学院设政经、法律、商学3系；教育学院设教育学系和师范专修科、艺术专修科；理工学院设土木、化工、数理、机械电工4系；农学院设农艺、园艺、生物、农业经济4系；医学院设医学系。并设有实验中学和小学。


（二） 课程、教学及学术研究


根据学校课程总则规定，各院系学生所学课程分为校共同必修课、院共同必修课、系主修课及选修课四类。入学第一学年，不分系，以院为教学单位，开设校院共同必修课。除体育和军训课外，共同必修课有基本国文、基本英文、基本日文、中国通史、伦理学（文、法商、教育学院必修，理工、农、医选修）、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商学院必修两门，其他学院选修一门）、数学、物理、生物（文、法商、教育学院选修一门，理工、农学选修两门、农学院必修生物，医学院三门必修）。


从第二学年开始，学生分入各系学习系主修课及选修课。所学各课，皆以学分计算。按规定文、法商、教育学院学生，必须修满144学分；理工、农、医学院学生，必须修满156学分，方准予毕业，授予学士学位。全年必修课的授课时数约为976课时（包括实验课），选修课约为1?074?课时。


开办初期，学校为追求设置齐全，院系铺得过大，而师资却甚为匮乏，全校仅有教授、副教授23人（含兼任）。仓促之中，决定全校第一学年不分院系，只开设共同必修的基础课；同时大张旗鼓地招聘教师，准备二年级各院系课程的开设；再则进行系科调整归并，全校由初设8个学院缩减为6个。后来，师资得到不断补充，文学院将文史系扩展为中文、历史两系；农学院的农学系和生物系扩展为农艺、园艺、生物和农业经济四系，还开办3个专修科。在校学生数不断增加。


各院系在教学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比如法律系除课堂教学外，组织学生参加“高等法院”、“地方法院”的开庭，并把“特区地方法院”、“特区地方检察署”、“特区高等法院”当作实习场所，让学生担任审判官、推事、检查官、书记官等。在财力、物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学校为理工学院筹建了20个实验室，初步满足了学生的实验需要，下工厂及野外实习，也是教学内容不可缺的。又如医学院的基础课和临床各科课程，多聘请医院院长、防疫站站长、主任授课。教学方法多为边教习，边实习。这种教学方式使学生对所学内容易理解、易记忆，明显增强学生的诊断与治疗能力。


学校提倡学术研究，促进教学科研能力的提高。师生们虽身处逆境，研究之风却很盛行，各院系普遍成立研究会，如文学院的“文史联会”；法学院的“政治学会”和“法学研究会”；教育学院的“教育研究会”；农学院创办《农衡》月刊，其所设农场，皆分为实习、标本及研究三区，而研究区专供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或教师作科学研究。理工学院土木系毕业班同学，在教师的组织带领下，参加编译土木工程丛书，无论在专业知识还是外语运用能力上，都获得很大提高。龙沐勋任文学院院长时，还在图书馆内辟一研究室，将部分馆藏图书及其个人藏书的一部分陈列研究室内，供全院师生阅读参考，经常举办学术报告会、座谈会，还规定“文史联会”的成员必须参加专题研究，研究之风十分活跃。






二、院系设置和教学
（一） 院系简介


学校分设文、法、商、教育、理工、农、医、药8个学院，后法、商两院合并为法商学院，药学院并入医学院，这样全校共设有6个学院。至于系科设置，因每学年都有增减、合并，其最完备时，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历史、外国语文3系；法商学院设政经、法律、商学3系；教育学院设教育学系和师范专修科、艺术专修科；理工学院设土木、化工、数理、机械电工4系；农学院设农艺、园艺、生物、农业经济4系；医学院设医学系。并设有实验中学和小学。


（二） 课程、教学及学术研究


根据学校课程总则规定，各院系学生所学课程分为校共同必修课、院共同必修课、系主修课及选修课四类。入学第一学年，不分系，以院为教学单位，开设校院共同必修课。除体育和军训课外，共同必修课有基本国文、基本英文、基本日文、中国通史、伦理学（文、法商、教育学院必修，理工、农、医选修）、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商学院必修两门，其他学院选修一门）、数学、物理、生物（文、法商、教育学院选修一门，理工、农学选修两门、农学院必修生物，医学院三门必修）。


从第二学年开始，学生分入各系学习系主修课及选修课。所学各课，皆以学分计算。按规定文、法商、教育学院学生，必须修满144学分；理工、农、医学院学生，必须修满156学分，方准予毕业，授予学士学位。全年必修课的授课时数约为976课时（包括实验课），选修课约为1?074?课时。


开办初期，学校为追求设置齐全，院系铺得过大，而师资却甚为匮乏，全校仅有教授、副教授23人（含兼任）。仓促之中，决定全校第一学年不分院系，只开设共同必修的基础课；同时大张旗鼓地招聘教师，准备二年级各院系课程的开设；再则进行系科调整归并，全校由初设8个学院缩减为6个。后来，师资得到不断补充，文学院将文史系扩展为中文、历史两系；农学院的农学系和生物系扩展为农艺、园艺、生物和农业经济四系，还开办3个专修科。在校学生数不断增加。


各院系在教学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比如法律系除课堂教学外，组织学生参加“高等法院”、“地方法院”的开庭，并把“特区地方法院”、“特区地方检察署”、“特区高等法院”当作实习场所，让学生担任审判官、推事、检查官、书记官等。在财力、物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学校为理工学院筹建了20个实验室，初步满足了学生的实验需要，下工厂及野外实习，也是教学内容不可缺的。又如医学院的基础课和临床各科课程，多聘请医院院长、防疫站站长、主任授课。教学方法多为边教习，边实习。这种教学方式使学生对所学内容易理解、易记忆，明显增强学生的诊断与治疗能力。


学校提倡学术研究，促进教学科研能力的提高。师生们虽身处逆境，研究之风却很盛行，各院系普遍成立研究会，如文学院的“文史联会”；法学院的“政治学会”和“法学研究会”；教育学院的“教育研究会”；农学院创办《农衡》月刊，其所设农场，皆分为实习、标本及研究三区，而研究区专供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或教师作科学研究。理工学院土木系毕业班同学，在教师的组织带领下，参加编译土木工程丛书，无论在专业知识还是外语运用能力上，都获得很大提高。龙沐勋任文学院院长时，还在图书馆内辟一研究室，将部分馆藏图书及其个人藏书的一部分陈列研究室内，供全院师生阅读参考，经常举办学术报告会、座谈会，还规定“文史联会”的成员必须参加专题研究，研究之风十分活跃。


三、反日爱国运动
（一） 铁蹄下的抗争


沦陷后的南京，在经历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以后，又成了汪伪政府的巢穴，侵华日军的指挥中心所在地，身处铁蹄下的南京中央大学师生，不甘心当亡国奴，采取各种办法与敌伪统治者作斗争。


学校图书馆大门口有一幅汪精卫的大相片，才悬挂几天，便有人将墨水涂在相片上，这是一种无声的鄙视和嘲弄。汪伪当局为了灌输“和平救国”的谰言，曾编印散发一首“和平进行曲”，其中有“大地涌起了和平的呼声……”一段，有人便将歌词改为“大地涌起抗日的呼声，激起了抗战的大胜利，中华民族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暗中传唱，更增加了大家团结抗日的信心。理工学院一位学生，专门抄收重庆电台广播的抗战捷报，刊登在《正言报》上，印成传单，秘密散发。


南京中大的教师，有的是迫于生计应聘任教，有的则肩负使命，来到学校，大多数教师都“身处逆境，心向祖国”。范贤本教授是1926年的老共产党员，受上级指示来宁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并出任训育主任，长期收集日军情报，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法商学院院长胡道维思想进步，早在1931年执糖寤笱本拖颉肮毙葱牛挂槿湛芮终嘉夜薄＠茨暇┲醒?大学不久，便受到排挤，被校方辞退。为了养家糊口，只得在皖南一带做贩运生意，结识了新四军的贸易干部。从此，他不但为解放区运送必要的物资，还联络、输送南京中央大学进步学生到解放区参加革命。


（二） 中共领导下的秘密反日团体


师生们的反日爱国活动，起初都带有自发性质，活动较为分散，也缺乏号召力。后来，共产党地下组织进入学校，与各爱国社团联系，利用公开合法组织，隐蔽开展抗日进步活动，才进行得有声有色。


学生中最早成立的秘密反日团体是“群社”，它是1940年8月由理工学院、农学院部分学生组织的。后经发起人理工学院学生朱为捐（女，中共党员）与南京党的外围组织“青年互助会”联系开展活动。1941年9月，在“群社”的基础上，扩展成立“团结救国社”（简称团救社），他们以团结反日为宗旨，创办《萤光》半月刊，到社会上秘密散发，影响较大。由于活动过于暴露，1942年2月《萤光》被查抄，朱为捐被迫离开学校，转移到苏南抗日根据地，“团救社”停止了活动。


1941年秋，理工学院土木系秘密成立“青年救国社”（简称“青救社”），并积极在其他院系发展社员。在党组织的秘密领导下，多次组织进步学生与日伪作斗争，发挥了核心作用，王嘉谟、厉恩虞等就是青救社的骨干成员。教育学院和文学院学生组织成立“民社”，公开以“以诗会友”为宗旨，团结群众，传播进步思想。“民社”虽以女学生为主，但在后来的“驱樊”与“清毒”运动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中共地下党要求党员学生“勤学、勤业、广交朋友”，各个系统之间不发生横向的联系，只是开展活动时默契地配合。但在实践中，学生们体会到分散的小群体式的行动受到诸多限制，不利于反日斗争的深入发展，他们要寻求一条更为直接的斗争道路。


汪伪政府为了笼络青年学生，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让“南京市市长”周佛海和“宣传部部长”林伯生牵头,于1942年秋和1943年底先后成立“学生互助会”和“干字运动实践会”，这是南京市学生的两个公开合法组织。不久，南京中大的进步社团纷纷加入，“青救社”、“民社”的骨干分子慢慢地控制了这两个组织的活动权。他们巧妙利用合法身份广交朋友，发展会员，开展活动，积蓄力量，比如利用寒暑假举办“讲习会”和“活动营”的方式，组织各种演讲、座谈、辩论等，引导青年学生走出狭小的生活圈子，投入救国救民的广阔天地。


“学生互助会”办有《学生》、《女青年》两种刊物。主要是中大的爱国青年负责编辑。“干字运动实践会”，办有《干字月刊》，也是由中大学生负责编辑。它们常以客观的方式报导国际时事，用含蓄的笔法撰写文章，给读者鼓励和启示，从而达到振奋精神，唤起民族意识的目的。


“学生互助会”和“干字运动实践会”还办过图书馆，书籍由学生提供，每人5本。不定期地组织名著讨论会等，如讨论过高尔基的《母亲》、屠格涅夫的《罗亭》等。暗中也传阅进步书刊，如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它们为青年指引方向，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极大。


每逢寒假或暑假，中大部分学生利用“学生互助会”的名义，到社会上举办过多次补习班和妇女文化夜校；“干字运动实践会”还在中央商场和太平商场等地开办职工补习学校，一面帮助职工学习文化知识；一面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从中培植进步势力，为后来开展职工解放运动播下了火种。


青年学生的活动也曾引起汉奸和日本宪兵队的注意。有一次，他们从《学生》月刊上看见一篇题为“风潮”的文章，认为有煽动学潮之嫌，便停止了主编的工作；还有一次，一位进步学生在讲习会上提出要开展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位汪伪官员马上逼问：“从何处学到这名目的？”那位学生巧妙地回答：“在教会中学读书时听说的。”汪伪官员才缓和了口气说：“只有教会和共产党才搞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后不准再提。”一场风波才算过去。


南京中大进步学生利用“学生互助会”和“干字运动实践会”的合法身份，广泛联络、团结全市青年学生，为“驱樊学潮”和沦陷区的“清毒运动”能一呼百应号召数千学生集体行动打击烟毒势力奠定了群众基础。


（三） 驱樊学潮


“驱樊”——驱逐校长樊仲云。这是以樊仲云为首的校方卖力推行奴化教育弊端丛生，引起师生不满而爆发的一场学生运动。1943年春天，校长樊仲云暗中勾结私商，贪污学生的伙食费，把伙食办得一团糟，从而引起公愤。“青救社”因势利导，决定发动全校同学罢课请愿，要求撤换校长樊仲云，这一行动得到部分教师和广大学生的积极支持。5月31日凌晨，近千名学生在食堂集合，整队到汪精卫住所请愿。为防止请愿途中发生意外，学生们还说通了一位日籍学生，由他和途中的日本驻军、宪兵队等打好招呼，免遭不测；同时派学生先将宿舍主任看管起来，以防其通风报信。第二天便进行罢课，并成立了由11名学生组成的临时校务委员会代行校长职务。最后，出于无奈的汪伪政府被迫撤了樊仲云的职，任命文学院院长陈柱为校长。学生的伙食得到了改善，正义的行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在这场驱樊学潮中，“青救社”团结广大学生和其他进步力量，充分表现出组织领导的才能，为保证斗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 清毒运动


抗战期间，日寇为了亡我中华，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行“毒化”政策，不仅在沦陷区大量种植罂粟（鸦片），还设立“宏济善堂”特货公司，负责毒品的产、供、销，将毒品源源输入沦陷区。那时的南京城内大小烟馆林立，到处乌烟瘴气，汪伪政府不但不禁毒，反而为毒品的高额利润和税收发生分赃矛盾。汪伪政府的“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南京市市长”，他与日寇“宏济善堂” 特货公司相勾结，利用职权侵吞毒品的利润和税收，引起陈璧君（汪精卫妻）和林柏生（时任“宣传部长”）的嫉妒。林柏生也想用自己兼任的“新国民运动促进会”秘书长职务之便，倡导戒烟，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日寇毒化政策的切齿痛恨，搞点清毒宣传，打砸几处烟馆，造点舆论，乘机打击一下周佛海的势力，出出心中的闷气，同时也可在青年学生中表现一下自己。


于是1943年冬，林柏生派自己的亲信和中央大学驱樊学潮中的积极组织者厉恩虞和王嘉谟等七八位同学联系，“动员”学生搞一次反烟毒宣传，并表示一定保护游行人员的安全。厉恩虞和王嘉谟及时向中共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南京工委的同志认为，可以利用汪伪和日寇之间的矛盾，揭露敌人毒害人民亡国灭种的阴谋，激励广大群众与烟毒斗争，更是团结与发展进步力量的好机会。并指出应以“青救社”为核心，联合其他方面进步力量共同行动。在具体做法上，既要用林柏生作掩护，又要不为其所制约。


12月7日，当林柏生再次派人来商谈行动步骤时，厉恩虞、王嘉谟等主动出击，表示应立即发动学生上街进行反烟毒宣传，来人为表示“诚意”，不得不答应当天晚上就行动。10点左右，青救社迅速动员100多名中大学生整队出发了，其中就有一位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江泽民（时为理工学院物理电工系二年级学生）。宣传队途经一所中学时，又动员了该校一部分住校生，总共200多人，到夫子庙打砸了几家烟馆，收缴了毒品、烟具，学生的行动得到了沿途群众的称赞。


第二天，在多方面爱国反日力量的支持配合下，一场更大规模的反烟毒运动开始了。各校学生在国民大会堂门口整队出发，沿途不断有群众自动加入到队伍中来，清毒斗争人数增加到3?000多人。50多年后，江泽民同志在《忆厉恩虞同志》一文中回忆道：“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我们几千学生高呼禁毒口号，游行到夫子庙一带，冲砸了所有的鸦片烟馆，把醉生梦死的吸毒者揪了出来，其中不少是敌伪官员，还抄出了大量鸦片、毒品和烟具。我们在国民大会堂广场前焚烧收缴的鸦片、毒品和烟具，同学们围着熊熊的篝火，齐声高唱《毕业歌》……。在我们后面，日本宪兵队持枪列队，虎视眈眈地对着我们。大家悲愤满腔，情绪激昂，毫无畏惧。其情其景，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唤起了群众的觉醒。那个时刻，我不禁想起了鸦片战争的历史，想起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想起了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心情十分激动。”（江泽民：《忆厉恩虞同志》，《新华日报》1998年9月16日。）


就在那个寒冷的晚上，成立了“首都学生清毒总会”，推选厉恩虞和王嘉谟为正副会长。“清毒”这一深得民心的运动很快波及无锡、苏州、上海、北平，这些地区也掀起了“清毒运动”。有一天，日本宪兵队特高课找厉恩虞和王嘉谟谈话，他们巧妙地将责任全部推到林柏生的身上，特高课一时也无可奈何。


学校放寒假后，南京成立了“清毒运动寒假工作团”。1944年元月底，寒假工作团又邀约“干字运动实践会寒假生活营”两支队伍100多人，打抄了“白面大王”曹玉成家，从他家暗室里抄出大量海洛因，并将曹玉成绑至新街口广场，强迫他跪在孙中山铜像前，学生慷慨陈词，向围观的群众宣布曹玉成的罪行，焚毁了海洛因。并迫使汪伪政府枪毙了曹玉成。后来，南京的大中学生600多人又集体查抄了伪官员经常出入的中央饭店，抄出的烟土、烟具当场焚毁。“清毒运动”历时4个多月，其声势之大，影响之广，在当时的南京，甚至在整个沦陷区都是空前的。


在清毒运动中，组织者始终以林柏生为挡箭牌，但又不为其所制约。为此，日寇对汪伪政府施加压力，并开具黑名单，要逮捕清毒运动中的骨干分子。为了有理、有利、有节地打击敌人，清毒总会决定及时收兵，运动告一段落。在当时条件下，虽然不可能公开提出抗日的口号，但人们深知“打了烟馆，痛在日寇身上”；清除烟毒，符合人民大众抗日的要求。


四、关于临时大学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汪伪政府也随之垮台。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于同年9月下旬下令解散南京中央大学。同时，颁布《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毕业生甄审办法》，该办法规定：在收复区（即沦陷区）专科以上学校包括已经毕业及尚在校学习之学生，必须通过甄审，始承认其学籍。（《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高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总第571页。）10月中旬，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四地设立临时大学补习班，令在校学生通过补习，进行甄别考试；已毕业学生须补交学科论文及蒋介石《中国之命运》阅读心得报告各一篇，经审查合格，由教育部颁发《审查合格证书》。


这一办法公布后，学生们认为是对沦陷区学生的歧视，为此进行了反甄审斗争。南京专科以上学校组织了游行集会和请愿等活动，提出“学校无伪”、“学术无伪”、“学生无伪”的口号，反对歧视，反对甄审。认为学校不同于政府，不能把当时沦陷区的学校称作“伪学校”，更不能把学生称作“伪学生”。如有所谓“伪学校”，岂不也要有“伪医院”、“伪工厂”、“伪商店”吗？这显然是不恰当的。由于学生们的强烈反对，当局作了某些改动，取消了甄别考试，改由学生自己按原来年级程序，选择相应的院系到临时大学就读，并将“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名称去掉“补习班”三个字，改为南京临时大学。


南京临时大学设在金陵大学内。南京中央大学的文、法商、教育、理工学院一、二年级，农学院及医学院学生按原在班级，分配到南京临时大学各院系学习。理工学院三、四年级学生，以南京师资不足为由，分配到上海临时大学，在交通大学学习。医学院高年级与上海东南医学院高年级合并，在军政部第一临时医院（南京四牌楼中央大学校址）上课。


1946年6月，临时大学撤销，应届毕业生修业期满者，发给毕业证书，并授予学士学位。南京临时大学未毕业的学生则按其所学院系与地区，分配到中央大学、安徽大学、交通大学、江苏医学院等校继续学习。在上海临时大学未毕业的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土木系和机电系学生大都留在交通大学，少数转入中央大学；化工系学生则分散到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和中央大学。这样，由临时大学分发到中央大学的南京中大各院系的学生，就成为复员后中央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