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高、东大时期--活跃的学术研究（1914-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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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高、东大时期，学校的学术研究极为活跃，其中对学校的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同时也在社会上形成过极大影响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的科学研究


        中国科学社是以发展科学技术为职志的学术组织。1915年10月25日创办于美国，是由美国康乃尔大学等校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胡明复、邹秉文、赵元任、周仁、杨杏佛、过探先等创建的。1918年包括社长任鸿隽在内的“科学社”主要成员大多学成归国，将科学社迁入南高校园，正式设立办事处，更名为“中国科学社”。同时将原董事会改为理事会，并推竺可桢、胡明复、王琎、任鸿隽、丁文江、秦汾、杨杏佛、赵元任、孙洪芬、秉志和胡刚复等11人为理事。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南高的教授。次年，北洋政府将南高校园东侧的官房划拨给该社作社址，使得这一民间学术组织带上了些许官方的色彩，或说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由于“八股取士”等历史影响和清末“法政热”等现实因素的多种作用，重文轻理的现象在“五四”之前的我国并无多大改观；大学教育也并未完全冲破这一樊篱，加之科学人才匮乏，进行革新并非易事。而此时期的南高和东大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虽不能说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却实实在在地罗致了以中国科学社成员为骨干的一批新型的科学人才，这就使得理、工、农科坚挺起来，很快脱颖而出。由于受科学社的影响，南高、东大在学风上尤其注重学术研究和科学训练。譬如，中国科学社的生物研究所的绝大部分研究人员，都是由东大生物系的教授充任的。大学与科学社虽然是两个单位，却形同一家，人员相互兼职，密切合作；这对教学水平的提高和研究工作的开展都起到了互促、互补的作用；而学生可以不受限制地参加教学和研究的双重训练，这种实际是“校所联合培养”的教学模式，有力地促进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这种“用科学的精神办教育，用科学的方法育人才，教学科研相互促进，人才脱颖而出”的成功做法，成为南高、东大的一大特色，并使南高、东大作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而闻名遐迩。正是由此，而“展开了中国科学的奠基工作，使南高、东大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基地”。（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见《中央大学七十年》，第1985年版，第76页。）


        中国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长期独占鳌头，在近代中国各专业科学团体的孕育、成长过程中一直都充当着“母体”的作用。此后陆续成立的各种专门学会，如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等，无论在思潮流向、组织形态，还是学会人员的交叉组成方面，都与中国科学社有着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五四以后，东南大学成为归国留学生的主要去处之一。据20年代《国立东南大学教员履历》统计，在222名教员中，留学出身者有143人，占64%以上，其中理工科教员几乎全是归国留学生。所以，当北伐胜利以后，北平的几所著名大学便争相来东大聘请科学教授。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熊庆来、张子高、陈桢等人，都是由东大转往清华执教或由东大毕业后受聘清华的。清华大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系便是由熊庆来、叶企孙、张子高等人创建的。


        （二） 学衡派与《学衡》


        民初以来，西方思想大量输入，传统文化的权威受到质疑。五四以后，主张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的声音愈来愈响亮。此时，东南大学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抱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对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实验主义、白话文学等进行了一连串的抨击；他们同时认为大学应有一种具有批判性和代表性的综合刊物，《学衡》（The Critical Review）杂志便因应这一需要而创办。


        《学衡》主将如吴宓、梅光迪、汤用彤、刘伯明、柳诒徵、胡先骕等人对西学有着深刻的认识，主张对于西学要明其本源，察其流变，融会贯通，审慎选择，因此“学衡”始终不认同以北京为大本营的新文化运动，人称“学衡派”。


        被史学家称为“我国创刊最早的史学刊物”（方杰人：《民国以来的史学》，转引自重印《学衡杂志》弁言，见《学衡》第一期，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的《学衡》创刊于1922年1月1日，创办人均为东南大学教。《学衡》第一篇《简章》指出该刊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学衡编辑委员会：《学衡》第一期（1922年1月），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


        在新文化运动及各种西方思潮盛行之际，《学衡》的创刊宗旨，已表明此一刊物既不想过分守旧，亦不愿随俗偏激。梅光迪曾自述其创办《学衡》，旨在“以阐扬旧学，灌输新知为职志，对于一切流行偏激之主张，时施针砭”。在新旧交替之际，这种理念颇合中庸之道。


        《学衡》每期首页皆附有“弁言”，揭示《学衡》的出版目的系基于下列“四义”：“一、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二、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三、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四、平心而言不事谩骂以培俗。”由此“四义”即可知除昌明国粹与灌输新知外，不趋众好、追求真理，以期开启民智、转移风气，亦为《学衡》重要目标。


        从1922年1月创办至1933年7月停刊，《学衡》共出刊79期。设有通论、述学、书评、杂缀等栏目。“文苑”栏中所载，诗词小说戏曲等无所不包，时人所撰律诗刊于“诗录”者甚多，译介西洋韵诗、小说、戏剧者亦不少。“文苑”之外，以“述学”类所占篇数最多，“通论”类次之，涉及时事、哲学、文学、史学各方面之论述，可见《学衡》事实上是一份综合性的期刊。据统计，在所有79期《学衡》上，撰、译各类文章最多的是柳诒徵（49篇），其次是吴宓（35篇）、缪凤林（22篇）、王国维（20篇）和胡先骕（15篇），再次是汤用彤（7篇）、刘伯明（6篇）、梅光迪（5篇）等人。他们是《学衡》的中坚力量，其中“柳翼谋与吴雨僧致力尤多”。（罗佩秋：《柳翼谋先生及其学衡诸友》，转引自重印《学衡杂志》弁言，见《学衡》第一期，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柳翼谋即柳诒徵，吴雨僧即吴宓。）


        柳诒徵为《学衡》在国学方面的主将，做学问非常扎实，能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他放弃《中国文化史》的稿费，将全书各篇在《学衡》分期发表。他先是与汤用彤同为《学衡》干事，后又担任总干事。此外，《学衡》在国学方面的骨干，还有王国维、邵祖平、林损、徐养秋、黄节等人，每人都有极具分量的论学文章发表。诗词方面起初数期由胡先骕邀集，以汪辟疆、华焯、王晓湘为中心，一年以后增加曾重伯、朱古薇、赵尧生、周癸叔诸人。


        刘伯明主讲西洋哲学史，亦为《学衡》的精神领袖。他认为要了解西方，必须对构成西方文化的主要内容，如希腊哲学、罗马政法和基督教义先有清楚认识。他在学衡所发表的《共和国民之精神》、《杜威论中国思想》等文章，主要是就学者之精神立言，一方面是针对当时风气有感而发，另一方面则是对《学衡》同仁寄以期望，相互勉励，渴望中国早日步入现代化。他提出要以诚朴对浮嚣的观点，以避免浅尝辄止与不求甚解的盲从。


        梅光迪虽然在《学衡》发表文章不多，但却是《学衡》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第一篇文章《评提倡新文化者》中就以犀利的言辞对“提倡新文化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非创造家乃模仿家，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1922年第1期。）“梅光迪为人风流倜傥，不拘小节，多少具有名士气息。在全盘西化与打倒孔家店声中，他是此间维护传统的中流砥柱。”（吴思莹：《东南大学与“学衡派”》，《中大八十年》，中大八十年校庆特刊编辑委员会，1995年，第91页。）


        《学衡》的主编吴宓是著名诗人，在哈佛学习英国文学多年。他对英国文学和梅光迪走同一路线，受爱文、白璧德影响，对卢梭的浪漫主义发表过很多讨论文章。每期《学衡》几乎都可看到吴宓的手笔。从创刊到停刊，《学衡》总共刊行79期，都由他主编，学衡能得以维持，吴宓的功劳最大。与吴宓、陈寅恪一起被誉为“哈佛三杰”的汤用彤与胡先骕等人，（陈寅恪、汤用彤、吴宓被誉作“哈佛三杰”，孙尚扬编《汤用彤先生年谱简编》，见《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努力将文化、学术讨论引入科学的堂奥，汤用彤为此提出了“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探讨”这一命题。（孙尚扬、郭兰芳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代序)第11页。）


        由于《学衡》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抨击，遭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化运动人士的攻击而被指责为“复古派”杂志。事实上“学衡派”反对的只是对于西方文化仅作空泛介绍的“灌输观”和不作任何评判即进行接纳吸收的“全盘西化论”；所强调的是弘扬民族精神、沟通并融合中西文化的主旨。它明确主张“改造固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绪”。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学衡派认为“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吸取欧西文化，需要对两者进行深入的研究、评判，区别其精华与糟粕，明确其有用与无用，然后才能决定取舍，从而形成适应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新的文化”。（茅家琦：《梅光迪与学衡》，《高教研究与探索》1992年第2期。）可能正是基于对学衡派的这种认识，有学者才会对当年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的学衡派发出这样的赞叹：“学衡旗帜分明，阵容坚强，俨然负起中流砥柱的重任，影响所及，至为深远。”（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中央大学七十年》，1985年版，第76页。）也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95年汤一介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时，才会第一部便推出了二三十年代学衡派的论著，并冠以《国故新知论》。


        （三） 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在南高、东大众多的研究会当中，史地研究会是颇有代表性的一个。1919年秋，南高国文部改建为文史地部以后，便有人提出了建立“地学会”的建议，因为其他学科的研究会均已成立。10月1日，地学会成立。1920年5月13日 ，改地学会为“史地研究会”。该会 “以研究史学地学为宗旨”；“凡本校史学系、地学系或其他各科系同学有志研究史地者”以及“本校毕业同学愿入会者”，皆可为会员；会务分讨论、演讲、调查、编辑等项；该会会员在60至100人之间，龚励之、陈训慈、胡焕庸、诸葛麒、向达等先后担任总干事；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等人相继担任编辑主任或总编辑。竺可桢（世界地理方面指导员，下略）、柳诒徵（中国史）、徐养秋（西洋史）、曾膺联（地质学）、萧纯锦（经济史）以及来校讲学的梁启超（政治）、陈衡哲（历史）、白眉初（中国地理）等教授担任指导员。


        史地研究会十分活跃，在校内外影响颇大，尤其是其所组织的演讲等活动更是为人们所称道。许多史地大家、社会名流经常为会员作精彩演讲。像柳诒徵作的《人生地理学》、《史之性质与目的》、《正史之史料》，黄炎培作的《南洋风土状况》，竺可桢演讲并现场指导的《月蚀》以及配以幻灯演示的《美国之情形》，徐养秋作的《爱尔兰问题》，陈衡哲作的《中国与欧洲交通史大纲》，梁启超作的《历史统计学》，翁文灏作的《万国地质学会之略史》、《地质构造研究》，江亢虎作的《游俄杂谈》、《战后德俄之现状》，顾泰来作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演讲等，对于拓展学生的视野，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志趣，激发学生的研究欲望，乃至于提高学生的学养，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当然，最能反映史地研究会精神的还是它的会刊《史地学报》。从1921年7月开始，该学报先后以季刊和月刊（第2卷第2期以后为月刊）的形式，共出版了4年（4卷）数十期。《史地学报》一直设有20个栏目（门类），即评论、通论、史地教学、研究、古书新评、读书录、杂缀、世界新闻（时事纪述、地理新教材、中外大事记）、气象报告、书报绍介、史地界消息、调查、史地家传记、谈屑、专件、选录、书报目录、会务、通讯及卷首插图。其中，“评论”，刊发过柳诒徵的《论近人言诸子之学者之失》，陈训慈的《历史之社会的价值》等；“通论”刊发过缪凤林的《历史与哲学》，竺可桢的《我国地学家之责任》，张其昀译的《世界今日之重大问题》，白眉初的《少山多水之江苏利害谈》等；“史地教学”刊发过徐养秋的《历史教学上之设备》，陆维剑的《中学中国史编辑商例》；“研究”刊发过张其昀的《柏拉图理想国与周官》，向达的《朝鲜亡国原因与将来之推测》等；“读书录”刊发过胡焕庸的《各国历史所受地理之支配》等；“古书新评”刊发过梁启超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通讯”刊发过《章太炎先生致柳翼谋教授书》以及柳氏的复函等。尤其重要的是，梁启超在东大讲学期间脱稿的专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胡焕庸所翻译的《美国国民史》等重要著作，也是在《史地学报》上连续登载的。


        （四） 新教育共进社与《新教育》


        1918年12月，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中华职业教育社、暨南学校等单位联合发起组织的“中华新教育社”宣告成立，次年1月改称“中华新教育共进社”。该社以“直接输入东西洋学术，使吾国故有文化，受新潮之刺激而加速其进化率”为宗旨。参与单位的代表有南高的郭秉文、陶行知、朱进、刘伯明，江苏省教育会的沈恩孚、贾丰臻，以及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陶孟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余日章、顾树森。该会所创办的《新教育》杂志开始由蒋梦麟任编辑主干，但自第4卷第1期起，即由东大暨南高教务主任兼教育科主任陶行知担任编辑主干。自1922年2月开始，该刊成为中华新教育共进社的机关刊物。从1919年2月创刊，至1925年10月停刊，《新教育》共出11卷53期。《新教育》刊行的5年，正是在五四运动推动下我国教育改革高歌猛进的大好时期。该刊大容量地、及时地介绍了当时欧美流行的各种教育理论、学说、思潮和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教育发展的趋向，特别是系统地宣传介绍了培养了郭秉文、陶行知、蒋梦麟这“三大中国弟子”的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南高、东大的知名教授郭秉文、陶行知、刘伯明、陈鹤琴、汪懋祖、郑晓沧、孟宪承、韦悫、王伯秋、廖世承、俞子夷、邹秉文、陆志韦、张士一、秉志、徐养秋、过探先等人，都既是《新教育》的主要撰稿人，又分别是该杂志“普通教育问题”、“高等教育”、“教育哲学”、“教育行政”、“职业教育”、“师范教育”、“教育心理”、“教材教学法”、“女子教育”等栏目的主要编辑成员。《新教育》每期发行均在万份以上，风行全国。如果说20世纪初年由罗振玉、王国维创办的《教育世界》曾给中国教育界打开了一扇了解、学习日本教育的窗口；那么，20年代的《新教育》便可以说是为中国教育界开辟了一条研究、借鉴西方，特别是美国教育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