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历史--三江、两江的中日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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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聘请日本教习渐成风尚


如前所述，清末的教育变革，很大程度上师法甚至模仿明治维新后渐趋完备的日本教育体制。这种学习与借鉴，通常循着两条路径进行，即“派出去”和“请进来”。光绪二十九年颁布的《奏定任用教员章程》规定：大学堂、高等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和高等实业学堂的正教员和大学堂的副教员“暂时除延访有各科学程度相当之华员充选外，余均择聘外国教师充选”。（《奏定任用教员章程》，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344～34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事实上，1902年前后，新办学堂往往从日本聘请教习，渐成风尚。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指出：“日本人到中国当教师，从明治三十年代（1897-1907）开始流行，其盛衰与中国学生负笈日本留学盛衰之势成正比。”（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日本文部省教育研究所的阿部洋根据有关档案资料统计了1903年至1918年间在华日本教习、顾问人数，其中1903年在华日本教习和教育顾问有99人，1904年为163人，1909年则达到424人之多。（转引自汪向荣著：《日本教习》，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0页。）


（二） 三江时期的日本教习


由于张之洞是“中体西用”、“借材异域”思想的倡导者，也是最早聘请日本教习和派员留学东瀛的清廷重臣。他在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之际，自然而然就把聘请日本教习作为提高三江师范学堂办学层次和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在他的催促和推动下，三江和日本东亚同文会达成了聘请11名日本教习的协议。这批日本教习1903年6月10日前全部来到三江，聘期三年。他们的基本情况见下表：


三江师范学堂1903年聘请的日本教习


名 字        资 历        职务或课程        月薪（龙洋）
菊池谦二郎        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士        总教习        400元
菅沼虎雄        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士        伦理、教育        300元
志田胜民        法学士        法制和经济        300元
大森千藏        理学士        博物        300元
安藤安        农学士        农科        300元
                                                                                             续 表


名 字        资 历        职务或课程        月薪（龙洋)
松原俊造        理学士        物理、化学        300元
岸廉一        医学士        生理及生物        300元
那部武二        日清商品陈列所所员        通译        250元
柳原又熊        湖北自强学堂教习        通译        250元
杉田稔        工学士        手工        200元
亘理宽之助        仙台陆军学校教员        图画        200元
资料来源：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苏云峰：《三江(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



三江首批聘请的日本教习有较高的学历，11人中有8位学士，而且分布于文、理、工、农、医、法、教育等多个学科领域。其中有些还有相当的资历和实际经验，如总教习菊池谦二郎曾任日本第二高等学校校长，菅沼虎雄曾任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教授，他们两人都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


三江对日本教习的待遇相当优渥。总教习月薪400元，教育、法制、经济、农博、理化与生理卫生等学科的教习则月薪300元，通译250元，手工、图画教习200元。另外每人还提供往返川资600元，聘期任满回国时加发两月薪水。而三江的中国教习，前两批招聘的50人月薪一般为50元，后来续招的预备教习“暂无薪资”（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大公报》。）。即便与同期在华任教的其他日本教习相比，三江给日本教习的待遇也居前列。如任职于京师法政学堂的6位日本教习，除总教习600元、2人360元外，其余3人月薪为180元；而任职于北洋师范学堂的9位日本教习，除总教习月薪350元外，其余8人月薪均低于200元，有的只有150元。（汪向荣：《日本教习》，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38页。）


首批聘请的日本教习，聘期应至1906年5、6月间。但由于菅沼虎雄等10名教习与菊池谦二郎总教习因课程安排、教学管理等问题产生分歧，后来演变成严重的意气之争。1905年11月，冲突公开化，菅沼虎雄与其他9名日本教习联名状告菊池谦二郎，要求东亚同文会解除其总教习职务。同文会的调解未果，矛盾进一步恶化。张謇遂以江苏教育总会会长名义，要求两江总督周馥将日本教习全部解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等也为之震惊，出面斡旋。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亘理宽之助、杉田稔二人续聘，其余全部解聘。


（三） 两江时期的日本教习


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在处理这场风波的过程中领悟到：应当提高选聘日本教习的标准，应当加强对日本教习的监督管理。他在新的日本教习延聘合同中特别增加了两条，其一，明确合同为“私人契约”，不受日本政府干涉 ；其二，表示今后不再希望日本教习参与学堂的教育行政工作。


1906年3月，李瑞清带着修改后的聘约章程亲赴日本，通过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聘请了总教习松本孝次郎和另外4名教习。松本总教习4月抵达两江后，又增聘小野等3位日本教习，加上留任的2人，改制后的两江师范学堂聘请10名日本教习。其中松本总教习聘期三年，其余均为二年。（荫山雅博：《清末教育近代化过程と日本人教习》，转引自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第25～33页。）


然而一年之后，由于总教习松本孝次郎力主强化理化、农学博物和手工等实科课程，而遭到其他日本教习的非议；松本的态度生硬、傲慢也引起其他日本教习的普遍反感，日本教习与其总教习之间再一次产生矛盾和冲突，风波持续多时。李瑞清支持松本，在1907年6、7月间解聘了早濑完二等6名反对松本的日本教习。9月，李瑞清新聘的小川邦人等7人（聘期缩短为一年）到达南京，三江师范学堂的日本教习仍有11人。


苏云峰根据他所见到的资料统计，从1903年至1911年，三江、两江先后聘请日本教习32人次，分为三、四个批次；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两江的日本教习仍有8名之多（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第39页。）。但1910年冬刊印的《两江师范学堂同学录》，则载有当时仍在两江的12名日本教习和曾在三江、两江任教的18位日本教习名单，共计30名。


（四） 三江时期的中国教习


1.1903年四次选聘70人。张之洞的《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原计划选聘“举贡廪增出身之中学教习50名”。1903年三江开办前后，曾经四次选聘中国教习，实际招聘了70名。第一次是在张之洞离开两江之前，通过初试、复试和面试，于3月16日录取了20名。魏光焘接任两江总督之后，农历四、六月间的两次招考，共选聘了30名。第四次选聘在农历十一月初九（1903年12月27日）举行，又录取了20名。共计70名。


2.1904年选送21名教习赴日留学。由于中国教习都是举贡廪增出身，他们熟悉旧学却与“新学”即近代教育生疏、隔膜。因此，根据张之洞的统筹安排，三江开办后的第一年并未招生，而让中日教习“互换知识”，以练习教员分科教授之法。然而，1904年招生开学之后，江苏巡抚端方到三江师范视察，却发现一些教习的程度“尚未能遽底完全”，教法失当，引起学生不满。端方一方面委派精于学务的缪荃孙、方履中、陈三立到三江师范“专司整顿课程之责”（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九《大公报》。）；另一方面，从70名中国教习中遴选21人“咨送出洋，俾令再加学习，精益求精，回华之日分任教员，当更益臻美备”。（端方：《奏请选派教员和学生留洋片》，《端忠敏公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4册第47页。）这21人的治装川资及在日费用，以其薪水抵充，由三江师范学堂经费项下拨支，学成后需仍返回三江。这是提高中国教习水准的重要举措。这21名教习由三江新任总办徐乃昌送赴日本宏文学院留学。


3.1903～1905年间的中国教习。尽管四次选聘了70名中国教习，但由于教习流动性甚大，如1904年底派出21名留学日本，有的考中举人或进士后另有高就，有的转到在大石桥东新设的师范传习所任教，因此，1903～1905实际在三江师范任教的中国教习只有26人。他们是：经学教习王益霖，修身教习杨邦彦、程麟、宝紁，文学教习隋勤礼，历史教习盛平章、黎承福、柳诒徵，算学教习吴荣萃、徐德培，舆地教习刘承玮、陈贞瑞、武同举，英文教习陈国徵、邓瑗，体操教习陈振、池涵光、赵均腾、赵廷玺，编译员蒋邦彦，日语译员赵连璧、魏光镛、范恩溥、沈鸿、张铠、王祥麟。


（五） 两江时期的中国教习


1906年正值三江更名和改制为两江的变动时期，而派往日本留学的教习也陆续回到学堂，产生了人浮于事、重复领薪等现象。学堂监督李瑞清着手整顿人事，裁减冗员，仅1907年4月即裁去教习、副教习16人；凡暂无课程教学任务者停发薪水；实际留堂教习和译员22人。（光绪三十三年三月《江宁学务杂志》一册，第48页。）1908年因停办初级师范本科，专办优级师范，增设分类科，因而增补了教习和译员8人，使中国教习到达30人，加上10名日本教习，共有40名教习。1911年初，两江师范有中外教习36人，其中日本教习8人，西洋教习3人；中国教习35人（内含日语翻译11人，编译1人）。（《江苏咨议局调查两江师范学堂报告》，《教育杂志》第三年第3期第31～35页。宣统三年三月十日。）


根据有关资料，有7位中国教习是从1903年三江开办起，到1911年两江停办止，始终在学堂任教者。他们是：崇朴（修身、经学）、卢重庆（历史）、陆长康（历史）、顾厚辉（算学）、赵尔枚（日文）、都鸿藻（日文）和徐绍瑞（译员）。这七人都是三江第一批选聘的教习。除崇朴外，其余六人均在1904年被派赴日本留学，后又回三江任教。


（六） 三江、两江中国教习中的著名学者


三江、两江时期的中国教习中，有以下德识才学知名于清末民初的学者：


王益霖（1856～1913），字春如，江西南昌人。三江师范经学教习。擅长旧学而又能求新求变，对西学亦有研究。1903年应聘为三江师范教习，当年中进士后，仍回三江任教。1907年转任河南高等学堂教习兼斋务长。


姚明辉，字孟项，上海人。两江师范学堂舆地及国学教习。是李瑞清恭请江苏提学使樊恭煦引荐，派专人前往嘉定礼聘而来。其在舆地学和国学方面的学识渊博，功底深厚，且教学得法，最为学生所称道。两江停办之后，姚历任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校长、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代理校长，后又成为南高师和东南大学的著名教授。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江苏镇江人。求学于钟山、南箐书院缪荃孙门下。后为江楚编译书局编辑。1903年随缪荃孙等赴日本考察教育两个多月，后在三江师范任历史科教习，（苏云峰根据有些柳诒徵的传记，认为柳诒徵1904年至1905年“读三江师范速成科”，但《两江师范学堂同学录》的最速成科和速成科学生名录中，却未见柳诒徵的名字；而苏云峰之《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第120页，则将柳诒徵列入1903～1905年间三江教习名单。）1905年秋任江宁高等学堂教习。1908年4月被李瑞清聘为两江师范学堂历史教习。1909年他任镇江府中学堂监督。1914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后，柳诒徵返任历史学教授，直至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时期，柳诒徵一直是学校的知名教授。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江苏扬州人。1909年由江苏咨议局议员陈庆年推荐，到两江师范学堂任历史教习。不久，因从事反清活动受通缉而亡命日本。世人皆知在北京大学任教和作为反对袁世凯的“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而不了解时年26岁的刘师培曾在两江师范学堂任教。殊为可惜的是，除了《两江师范学堂同学录》在两江以往教习名单中载有其姓名外，我们未能收集到刘师培在两江师范的其他资料。